| 标题 | 女性想像与都市想像的互为一体 |
| 范文 | 胡 璟 [摘要]海派狭邪小说首次把妓女与上海这两个形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文学模式。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成为上海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对妓女的想像就代表着对上海的想像。而时人对上海都市的邪恶想像，也使得海派狭邪小说对妓女作“溢恶”的夸张描写。女性想像与上海城市想像关系的另一种文学表达，就是海派狭邪小说中独特的妓女专用“吴语”表述。讲“苏白”的妓女和“上海”，在海派狭邪小说里奇妙地结合起来。女性想像与上海都市想像从某种意义而言，巳开始互为一体。 [关键词]海派；狭邪小说；上海；妓女；苏白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3—0081—05 现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已经成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其实早在近代海派狭邪小说中，上海都市的印记就无处不在。从1842年上海建立租界后，妓业在租界大为繁盛，妓女与上海，就开始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海派狭邪小说首次把上海和妓女这两个形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文学模式，并且在以后不断延续。 一、上海：洋场与欢场合一的想像空间 以前写妓女的小说，不管是故事发生地点是在哪里，地域并不重要。但是海派狭邪小说开始写上海，写上海的妓女时，从小说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是关于上海和上海妓女的小说。海派狭邪小说从《海上花列传》开始，就可以看出故事是发生在“上海”。到了后来《海上繁华梦》、《海天鸿雪记》、《九尾龟》、《九尾狐》中，上海更是成为小说的“特殊标签”。“海上繁华，甲于天下，则人之游海上者，其人无一非梦中人，其境即无一非梦中境。是故灯红酒绿，一梦幻也；车水马龙，一梦游也；张园愚园，戏馆书馆，一引人人梦之地也；长三书寓，么二野鸡，一留人寻梦之乡也。……”以冶游、贪欢之地为地域特质，海派狭邪中小说男女的情感故事，就在这繁华甲于天下的上海都市中展开。 上海，特别是租界建立以后的上海，在海派狭邪小说中并不仅仅是作为背景出现的，还是小说要表现的非常重要的主题。狭邪小说的作者注意到，没有“上海”这个城市，他们的故事就无从开展。“上海者，商贾之所会归，行旅之所来往，繁富够伙之状，罄竹难述”；“……洋场十里中，朝朝弦管，暮暮笙歌，赏不尽的是酒绿灯红，说不了的是酒醉金迷。……客里游人以及青年子弟，处此花花世界，难免不意乱心迷，小之則倾家荡产，大之则伤身害命”。小说试图表现：正是因为上海都市五光十色的诱惑力，才吸引得众多男子到此游历、沉沦。因而，狭邪小说故事的开展，可以说首先是对上海城市的想像，然后才是对妓女的想像。海派狭邪小说的主题或主要人物可以说是妓女，也可以说是上海，小说以妓女为线索来表现一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它的意识形态。 海派狭邪小说的这种特色，与前此繁盛一时的上海文人冶游笔记有一定的关系：王韬一人就著有很多：《瀛需杂志》、《淞滨琐话》中有关沪上青楼见闻非常详细；另外他专有《花国剧谈》、《海陬冶游录}七卷。专门记载上海妓女情况；其《艳史丛钞》也专记上海妓女，“备征曲海之烟花，足话沪滨之风月”。在这些笔记的叙述中，近代上海的风貌已逐渐显露，上海被“想像”成洋场与欢场的合体，繁华与堕落并存的空间。洋场是以“繁华”为其重要特质的，而“欢场”中最重要的主角无疑就是妓女。 《海天鸿雪记》对于上海作为洋场、欢场的性质认识相当有代表性： 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升月盛，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汽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匀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熏天，笙数匝地。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无过于征逐者。正是说不尽的标新炫异，醉纸迷金。 在作者的理解中，所谓上海都市的空间线索就被定位于“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外滩这一带的工商业、贸易、港口区域的洋场以及四马路(福州路)的欢场。在海派狭邪小说的描述中，在进入上海的异乡人的眼里中：上海应该就是由热闹十足的赛马场；五光十色的游园会；人头攒动的夜市；林立的歌楼酒馆；热闹的妓院赌场；优伶云集的剧院等等带有世俗想像色彩的商业、娱乐空间构筑而成。 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作为在上海这个洋场与欢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女性，她们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都与上海密切关联。狭邪小说中，游走在这个繁华都市空间的各个领域的主角就是妓女和她们的男伴。由于狭邪小说的男性主角往往是以外乡人的身份进入上海的，他们在都市中享乐、迷失；但最后，这些男性主角又往往会以回归乡土的方式离开上海，因此，上海都市的真正不变的“主人”仍是妓女。 由此，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俨然成为上海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对妓女的想像就代表着对上海的想像。《九尾龟》中扬州富家子弟方幼恽初到上海，便游张园，“真是目迷五色，银海生花”，令他“看的头晕”的不仅是张园喧嚣繁华的热闹场景，更重要的是“粉白黛绿”的一队队游园妓女令他“目眩心惊”；《海上繁华梦》里，钱守愚这个从苏州乡下到上海的土财主，也是在久安里初见颜如玉， 才领略到上海的迷人之处，起了留恋之心：“上海堂子里的妇女真是看……缓天必也得嫖上一嫖，始不负到上海一番。”欢场”与“洋场”、妓女与上海，在这些外乡游人眼中，互相浸润，俨然成为同义词。妓女在他们心中引发的感受，也代表着上海在他们心中的感觉。流连欢场之时，上海处处皆冶游、贪欢之地，一旦情场失意，整个城市也黯然无辉。因此，方幼恽被陆兰芬骗财后，经章秋谷提点，立刻回了常州，对上海没有半点留恋；另一方面，对城市的想像又替换了对妓女的想象。这种城市与人的共生关系，令有情者离开时往往生起“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叹，也不知是对人，还是对于这个城市。“……从今回转苏州，莫说不想再到上海，就是苏州有甚名妓，见了上海的市面，也不愿再在别处留恋的了。”这是《海上繁华梦》中的杜少牧在上海勾留一年，先迷巫楚云，后恋颜如玉，情场失意，终于预备回苏州衷心而发的感慨。 二、“溢恶”：上海与妓女的互为想像 后来海派狭邪小说的“溢恶”倾向显然也与上海城市和妓女的互为想像有着直接关联。近代上海，在高度发展的同时，几乎被东西方文化同时视作“罪恶的渊薮”。“Shanghai”一词，在英文里用作动词，意思就是“以(酒或者麻醉剂)使(某人)失去知觉，然后拐带至出航的船上作水手；骗(某人)人困境”；可见西人对上海的看法。而对当时国人而言，讲究排场，生活奢侈，是上海社会最早在道德方面遭人非议的地方。 有人在当时《申报》上归纳出七条《申江陋习》：一耻衣服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四耻狎次等的妓女，五耻吃便宜的饭菜，六耻身无 官服顶戴，七耻看戏坐价格最廉的末座。这些浮华的社会风习与传统的重义轻利、崇俭恶奢的道德完全相反。与世风奢靡联系在一起的，是传统的荣辱观念、贞操观念、等级观念的摇撼。在《点石斋画报》、《申报》上，人们常能看到关于良家女子以着妓女服饰为风尚、不孝子孙虐待亲长、无顶戴人冒充官绅的文字与画面。总之，烟、赌、毒、娼；坑、蒙、拐、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些字眼与近代上海道德形象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公众对上海共同的邪恶想像，在近代难计其数的以上海社会为题材或背景各种黑幕、揭秘、传奇、大观、繁华梦之类的小说中，可以看的非常清楚。时人所述上海道德形象就是三个字：“大染缸”，“上海是个大染缸，它曾把多少貌似年青有为的人拉到这个大染缸，使年青有为者也同流合污了”。当时公众对上海的邪恶想像已经确立并定型。因而，李伯元《文明小史》中写一家兄弟三个要到上海去，他家的老太太死也不愿意，理由是：“上海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虽没有到过，老一辈的人常常提起，少年子弟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海上繁华梦》中杜少牧游上海的举动，甚至以朋友谢幼安的梦谶开首。在多部狭邪小说中，上海之行就是男性走向堕落或邪恶的开端。上海，既然已经被想像成罪恶之地，以外乡人的“漫游”上海为开端的狭邪之游，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妓女，自然也被蒙上了“妖魔化”的外衣。从这个角度看海派狭邪小说，“妓女在文学中有点像向导或城市的线索，通过她们来表达对城市的感受，来表现上海既繁华又堕落，既诱人又黑暗的状态。她们不但代表了城市的矛盾，也代表了城市和妓女的一种互相的写照。” 鲁迅对海派狭邪小说有着精辟而深刻的论述：“……一到光绪末年，《九尾龟》之类出，则所写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极了无赖，与《海上花列传》又不同。这样，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并又故意夸张，谩骂起来；有几种还是诬蔑、讹诈的器具并且故意夸张，谩骂起来；有几种还是侮蔑，讹诈的器具。人情小说敌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归纳起来，鲁迅认为海派狭邪小说有几个代表陸特点：一是小说创作是以“妓女”为中心。二从艺术层面看，价值不高，视其为人情小说的末流；三此期小说创作，目的主要是为了揭发妓家的罪恶，而且为了吸引读者，小说对妓家恶行夸大其辞，故意罗织或编造。“溢恶”是小说作者故加造作的结果。 后期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形象的变化首先自然是来自男性作者对妓女的看法、态度。在时人对上海与妓院的“邪恶”想像的定位中：这些作者们一方面迎合大众口味；另一方面又借机推波助澜。他们都声称自己知道上海洋场的诱惑与陷阱，并了解妓女们谋财招数的狠毒，纷纷在狭邪小说中写妓女骗财害人之举。 近代影响最为广泛的长篇小说《九尾龟》，被认为最为详尽而集中地揭示妓院的黑暗之处。小说的写作初衷就是要描写上海妓女的心术狡诈，手段恶劣： 上海滩的倌人，覆雨翻云，朝张暮李，心术既坏，伎俩更多，将就些儿的人，入了他的迷魂阵，哪里跳的出来，没有一个不是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在下做这本书的本旨，原是要唤醒诸公，同登觉岸……所以在下的这部书中，把一班有名的倌人，一个个形容尽致，怎样将客人当作瘟生，如何敲客人的竹杠。 《海上繁华梦》、《海天鸿雪记》、《九尾龟》、《九尾狐》等小说的作者采取了一致的立场、态度，即以夸张的“溢恶“笔法来写上海的黑暗，写妓女的堕落。在这种自觉的、集体性的表达中，经男性书写者众口一词的“抹黑”，古典青楼妓女多情温柔的美好形象被颠覆了，上海妓女们被描写成十足的恶妇：不但公开逐利，还公开“逐欲”，贪财淫邪，融于一身。在上海妓院中没有别的，有的只是一个“假”字，一个“骗”字。为了说明自己所言非虚，这些小说更是列举了种种男性受骗实例以为印证，简直称得上是嫖客受骗大全。 海派狭邪小说描写妓女的所谓恶行，应该分几方面来看：首先这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表现与反映。受当时上海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的影响，在近代的上海妓院中，妓女们与古典青楼名妓的确不同，很多妓女的人生信条是唯金钱利益至上。其次，是作者为了实现小说“溢恶”的主旨故加造作。小说中极写妓女的种种丑态，以及她们种种无所不用其极的骗人伎俩，以表现上海都市的邪恶，并证实妓院实乃荆棘之场，陷溺良多，误人非浅。最后，对妓女们的“溢恶”想像表现出男性心态以及都市男女关系的微妙变化。由于近代上海的都市化、商业化，妓女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占据了主动权，她们与嫖客的地位已经移位，男性不但不可能再以强者的姿态凌驾于女性之上，反而常常受到妓女的摆布和作弄，愤恨之余，溢恶、诋毁在所难免。因此，海派狭邪小说中的“恶妓”形象，与其说是展现当时社会中妓女生活本相，不如说是小说对都市与女性的想像重构。 三、苏白：妓女与上海关系的 另一种表现 女性想像与上海城市想像互为一体的另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就是海派狭邪小说中独特的妓女专用“吴语”表述。狭邪小说中的“吴语”主要是指苏州话(苏白)。苏州话在明清之季本身就有很高的地位，苏白也是近代江南地区最流行的语言。由于江南地区自唐代开始就比较发达，从唐代到清代，苏州地区的状元占有所有状元的很大的比例，明清一度达到五分之一，上层社会的精英中较多的也是苏州籍。因而苏白在明代从江南的流行语言成为士大夫的流行语言。当时流行的越剧、昆曲、评弹都以苏白为标准音。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云：“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由此风气，明清以来上层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上层人物大多以讲苏州话为荣。甚至不同地区的人交流也有使用苏州话的。这种风习对当时女性生活影响极大。明清女性，上至后妃宫眷、官宦妻女，下至民间匹妇乃至江湖艺女，都以穿着苏式服装，学说苏白，能唱吴歌，引为骄傲。尤其对各式妓女来说，衣必吴妆，话必苏白，擅长吴歌，成为必备之技能，非如此不足以自抬身价。 在这样的一种风习之下，狭邪小说自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开始，以“吴语”——苏白作为小说中妓家专用语言。虽则韩邦庆以吴语写作的初衷雄心勃勃，有开风气之先，并与《红楼梦》相抗衡的宏愿：“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操吴语?”并说：“文人游戏三味，更何况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不论后人对《海上花列传》用吴语写作功过如何置评，但它显然影响了后来狭邪小说的写作，《海天鸿雪记》、《九尾龟》都沿袭此风。 海派狭邪小说中把妓女的语言专门设置为“苏白”，(如果不做妓女了，就改说官话。《九尾龟》中名妓陈文仙嫁章秋谷以后，就由讲苏白改为说官话)不仅是当时社会风习的体现。清末民初上海的高级妓女， 绝大部分来自苏州。“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卖淫业都分成若干个地域性的群体，苏南女子几乎始终处于上等的地位”，而在上海，“由苏州女子组成最大的群体，最终排挤掉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并主导了书寓界”。正因为苏州女子在上海妓业中所表现出的优势，甚至使来自其他地方的高级妓女也开始操苏白，因为一口甜糯绵软的苏白是在妓业中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由“苏白”开始，海派狭邪小说已经形成了对高级妓女完整的外在“想像”：说一口流利的苏白，外貌千娇百媚。而且，她们必定住在上海或来自上海。这里，苏白已形成一种有特殊内涵的文化符号，它代表着近代上海青楼女子所特有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乃至身段神情。 《九尾龟》中有一段描写，名妓陆兰芬硬把方幼恽两千两银子的汇票抢走： 兰芬……半真半假的将一张银票向自家衣袋一塞，向幼恽道：“方大少，耐银子未汇得来哉，倪格戒指铜钱好去还脱仔哉畹。”幼恽见陆兰芬将一张银票轻轻的袋了进去，出其不意，急得满头是汗，急忙赶过来夺时，已经不及，满心烦恼，又不好意思认真，只得勉强按住心神，向兰芬道：“不要取笑，你把票子还了我，那戒指的钱我替你付就是了。”兰芬见他急得不可开交，嗤的一笑道：“阿唷!耐放得定点嗫，吓得来格付神气，阿要难为情!”又伸出手来把幼恽拉着，坐在床上。轻轻把手去摩他的心口，道：“阿唷!急得皋!故歇心口里向还勒浪跳，阿要作孽?” 这就是苏白的魅力所在，——温柔妩媚，即使是抢掠钱财之时也宛转动听。这也许能够是许多男子即使深知妓院险恶也不由自主上当的缘由之一吧。 被称作“嫖界指南”的《九尾龟》中，这种由“吴语”带来的妓女与上海互为衬托的地域优势表现得更加明显。凡是在外地，操着流利的苏州话，声色俱佳的妓女，必定来自上海。上海，似乎已经在她们的身上留下了印记，不知是大都会的繁荣使上海妓女气质卓越，还是洋场历练使她们见识广博，别地的妓女相比就逊色许多。章秋谷在天津选“花榜”，专选来自苏州、上海的妓女，原因据他自述：“那班北班子里的人，虽然也有面目清秀些的，却眉目之间总带着一股犷气。南班子里的扬州人，虽然狠有几个面貌不差的，却神色之间总带着一股贱气。那里比得上苏州、上海人，一举一动别有一种温柔软媚的神情。所以……拣选花榜人才，非但北人不录，连扬州人也是一个不取。” 因此，就有外地妓女假冒苏州口音的，假充上海妓女的，以资招揽生意的。《九尾龟》中章秋谷初访天津妓院，见这几个妓女“一色的都穿着竹布衫裤。说话的声气，好像是镇江、扬州一带的口音。眉目口鼻都生得不大平正，脸上却搽着许多脂粉……嘻嘻哈哈、拉拉扯扯的，口中说着满口的扬州白直闯进来卜…秋谷便连忙把头别过去，不去看他，心上觉得十分惹厌。更兼听他们你言我语的，打着满口的江北乡谈，却口口声声的讲我们苏州怎么样、我们苏州那么样。”于是，章秋谷毫不客气地揭穿了他们冒充上海倌人的骗局。 讲“苏白”的妓女和“上海”，在海派狭邪小说里奇妙地结合起来。章秋谷作为小说所塑造的近代的“妓院英雄”，他对于上海妓女的态度，十分值得玩味：在不遗余力地揭穿上海“恶妓”的骗财伎俩的同时，又屡屡感叹别地妓女不如海上名花，还因为别地口音的妓女冒充上海的妓女讲苏白而大为恼火。其中流露出来的，是对这些丰韵非常，讲着一口娇俏流利苏白的上海妓女的赞赏、迷恋，其中就包含着对上海不由自主的留恋。 在海派狭邪小说中，女性想像与上海都市想像从某种意义而言，已开始互为一体。以“苏白“为妓女语言的文学叙事更是将狭邪小说的妓女形象与上海这个五光十色的都市融合在一起。这些吸引了来自四方浪子的都市女性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近代上海形象的一个侧面。因为海派狭邪小说对都市和女性关系的独特想像与构架，这类以道德“溢恶”为籍口的小说，矛盾而真实地表达了都市与女性对男性的诱惑；男性的疑虑与恐惧以及预言了全新的都市男女关系格局的产生。 海派狭邪小说在文学史当中地位并不突出，但它以妓女为主角，以妓院生活为窗口，从“男欢女爱”的叙事视角中反映了近代上海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交汇的巨大的社会变化。海派狭邪小说确实有其庸俗的一面，但正因其“俗”，反而提供了更为贴近当时上海都市生活的日常叙事文本，让读者在近代小说政治化、宏大化叙事的潮流下，能够窥见另外一种更为平民化、真实化的世俗表达。海派狭邪小说有关都市女性叙事琐屑、庸碌，但有饶有市井生活情味，为现代文学关于女性的叙事开创了另一种可能。海派狭邪小说偏离文学传统、主流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带有强烈地域意味的描写城市、女性生活的方式，至今天一直繁衍不息。 责任编辑马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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