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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敦煌隋朝经变画艺术
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对隋朝敦煌壁画中经变画的全面调查,试图对隋朝经变画在表现技法的发展等方面进行阐释。隋朝的经变画从表现形式上分为四类,1.长卷式构图;2.单幅结构;3.对称构图;4.以说法场面为中心的中轴对称构图。其中第四类成为唐代以后最流行的构图形式。这一形式在隋朝的最终形成,源于六朝以来山水画、建筑画的发展而带来的空间表现技法的成就,而经变画的发展也推动了后來大画面经变中空间表现的日益成熟。

    关键词:隋朝;敦煌;壁画;经变画;艺术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3-0001-08

    Abstrac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sutra illustrat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wall paintings at Dunhuang, this paper studies and explains the developments in expressive technique these paintings show. These illustr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of composition: 1)long scrolls with multiple scenes; 2)single pictures; 3)symmetrical compositions; and 4)symmetrical compositions focused around a central preaching scene. The fourth among these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in the Tang dynasty. This type took shape during the Sui dynasty and originated from spatial painting techniques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nd building pictures from the Six Dynasties, which combined with concurrent developments in sutra illustration to advance the spatial depictions of large-scale sutra illustrations for ages to come.

    Keywords: Sui dynasty; Dunhuang; mural; sutra illustration; art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经变画是隋唐时代及以后佛教艺术中十分流行的主题。广义的经变是指依据佛经而创作的绘画或雕塑作品。狭义的经变,则是指综合表现一部佛经主要思想,且具有一定规模,主次分明,首尾完整,人物众多,场面宏大的绘画(或雕塑){1}。目前学术界多采用狭义经变的概念,这样就容易区别于佛经故事画和单独的尊像画等内容。从文献记载看,早在东晋时代已出现经变画了,《法显传》记载法显曾见过睒子变的画面。《历代名画记》载南朝画家袁倩曾画维摩诘经变{1}。现存的经变,炳灵寺第169窟有维摩诘经变,按此窟虽有建弘元年(420)题记,窟内壁画时代却不一定都相同,但大体应在此前后。南方的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代造像中,也可看到弥勒经变与法华经变[1]。北齐响堂山石窟也可看到净土变的浮雕。到了唐代,经变画就非常普及了,不仅文献记载很多,而且现存的实物在各地均可看到。在经变画从南北朝萌芽到唐代成熟的发展过程中,隋朝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演变阶段。由于内地绘画资料的欠缺,无法在南北朝到唐代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点。敦煌隋朝壁画的大量遗存,可以使我们清楚地了解经变画发展演变的历程。

    隋朝莫高窟有19个洞窟绘有经变画,内容主要有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弥勒经变、药师经变、涅槃经变、福田经变等,详见下表:

    据上表的统计,隋代现存的经变画中,计有维摩诘经变11铺,法华经变7铺,弥勒经变5铺,药师经变4铺,涅槃经变2铺,无量寿经变1铺,金光明经变1铺,福田经变1铺。从经变的表现形式上看,主要有几种类型:(一)沿袭了北魏以来长卷式构图的形式表现的经变,主要有福田经变、金光明经变、法华经变。其中法华经变除了在第420窟窟顶画出情节极为丰富的画面外,大多数只是表现《观音普门品》的内容。也有的仅表现《见宝塔品》的画面。(二)以佛像为主周边表现不同人物动态和表情的画面,主要是涅槃经变。佛涅槃的形象已成为一个固定样式,涅槃经变只是在涅槃佛像的周围增加众多人物的表现,使画面情节更为丰富。(三)以两个画面对称表现的维摩诘经变。这一内容最早在炳灵寺石窟出现时就是画在佛像的两边,一边画维摩诘在病床上,另一侧画文殊菩萨。北魏以后,中国北方的石窟和造像碑中多有表现,均采用一方为维摩诘,一方为文殊菩萨的对称方式。隋代的敦煌壁画中也大体沿袭这一对称式格局。但在敦煌壁画中增加了很多细节,则是北朝时期未见的(详后)。(四)以佛说法场面为中心表现一个较大的空间,有众多人物的净土画面。这是唐代最为流行的净土图式经变画的基本形式,这一形式在隋代逐步地形成。以下分别就这四类经变形式做一说明。

    一 长卷式构图的经变画

    长卷式画面表现佛经故事,在北魏以来的壁画中就很流行,特别是到了北周时期,长卷式连环画已很成熟。隋代也有不少佛经故事画如须达拏本生故事、萨埵本生故事等,表现得比早期更为丰富。也正是由于故事画表现手法的成熟,经变画初期也自然地采用了故事画已有的手法,以长卷式连环画的形式来表现。福田经变在北周时期已经出现[2],如第296窟的窟顶,与善事太子入海求宝故事画相连接的位置,以长卷式的画面表现福田经变中的“广施七法”的内容。隋朝第302窟窟顶西披的福田经变也同样以长卷式画面连续表现,其形式基本上与北周第296窟一致。福田经变仅在北周至隋代石窟中出现,唐代以后不再出现。

    莫高窟第417窟人字披东披画萨埵本生故事,西披画流水长者子救鱼故事。过去把这两个画面都作为故事画看待。近来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两个故事在同一洞窟的窟顶两侧绘出是有关联的,都与《金光明经》有关,前者表现的是《金光明经》的《流水长者子品》,后者表现的是《舍身品》,因此,这一内容即可定为金光明经变[3]。此外,还有不少洞窟中画出《法华经·观音普门品》的内容(如第303窟窟顶),可看作是法华经变的内容。这一类经变画的出现,表明了经变画在最初阶段,从内容上看,多选取有情节的故事或有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现佛经中所讲到的事件。形式上则借用了长卷式连环画的形式逐步展开相关情节,尚未在大的结构上进行改变。

    第420窟窟顶的法华经变应该是画家开始探索比通常的长卷式画面容量更大[4]、场面更宏伟表现形式的尝试。本窟的窟顶四披描绘了《法华经》的《序品》《方便品》《见宝塔品》《化城喻品》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内容,这铺法华经变布满了整个窟顶四披,每一面披大体按三段长卷式的画面,连续表现佛经的内容,又在很多地方根据画面需要打破了三段的界限,如西披表现《譬喻品》中的火宅与三车、北披表现涅槃以及灵鹫山的场面占了较宽的画面,而其中以房屋建筑与山水树木为背景展开各个情节,可以说把北朝以来故事画所用的一切手法都应用在画面中了。从画面情节内容的丰富、结构的复杂等方面看,可以说是空前的。在一些画面中(如南披,图1),其建筑或山水的背景往往打破了横向三段式的划分,使全部画面浑然一体。这可能也是画家试图追求的一种大背景效果。当然,由于要把畫面分成一个个小的空间来表现相对具体的场景,从整体上看,壁画就显得十分琐碎和缺乏条理。观众甚至很难找到这铺经变画的开头和结尾,及其发展顺序。从这部佛经中相对丰富的内容来看,长于表现叙事性内容的长卷画在这里也显出了它的局限。

    与法华经变相关的主题,还有表现释迦多宝二佛并坐说法的场面,内容出自《法华经·见宝塔品》。敦煌北魏石窟中已出现了这一内容,如第259窟正壁龛内就塑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形象,同样的形象,在西魏第285窟北壁、北周第428窟西壁也以壁画的形式表现出来。隋朝壁画中,此类题材可见于第303窟北壁、第277窟北壁和第276窟窟顶西披,画面大体沿袭北魏以来的形式,没有太大的变化。

    二 单幅结构的经变画

    涅槃经变根据《大般涅槃经》绘制,主要表现释迦牟尼在双树林入般涅槃之时,众弟子及世俗信众举哀的场面[5]。这一题材最早出现于犍陀罗雕刻中,就是以横卧的佛像为中心,周围表现众弟子环绕举哀的场面。敦煌壁画中最早在北周第428窟出现涅槃图,隋代第280、295窟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只是人物、情节增加了不少,如第295窟窟顶西披的涅槃经变(图2),表现佛在两株娑罗树间侧身而卧,众天人、弟子等围绕佛像。大迦叶抚摩佛足,佛足前有一人坐于火中,表现的是佛弟子须跋陀罗先佛入灭。旁边又有密迹金刚因悲哀过度而倒地。在佛像头部之前,有一妇女坐在束腰座上,这是表现佛母摩耶夫人得知释迦牟尼即将涅槃急从天界赶来。虽然画面结构很简单,但所表现佛经的内容却很丰富。

    三 对称构图的经变画

    《维摩诘经》在中国十分流行,炳灵寺石窟公元420年前后建成的第169窟壁画中就画出了维摩诘与文殊菩萨的画面,画面中维摩诘躺在床上,与文殊菩萨相对,表现的就是《维摩诘经》中《问疾品》的内容。北朝时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等处都有维摩诘经变的雕刻或壁画,均表现为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对谈的场面,或在佛像的两侧,或在佛龛的两侧,对称布局,已成为维摩诘经变的模式。但莫高窟北朝期间一直没有出现维摩诘经变的内容,到了隋代,壁画中却出现了11铺维摩诘经变,表明其是在隋朝大一统的形势下由中原传入的[6]。从敦煌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表现形式来看,除了第423窟表现为一座殿堂中,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对谈的形式外,大部分画在佛龛两侧:一侧为维摩诘,一侧为文殊菩萨。比起北朝以来中原地区的维摩诘经变,莫高窟隋代壁画中所表现的内容十分丰富。如第420窟,在西壁佛龛两侧的上部以对称的形式表现维摩诘和文殊菩萨对谈的场面,两侧的画面中均表现出完整的殿堂建筑,北侧描绘维摩诘在殿堂中凭几而坐,周围听法的比丘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两旁,甚至窗户中也可看出拥挤的人头(图3、4)。殿堂外的台阶下也有听法者数人。房屋前还画出了水池,池中有莲花,还有水鸟嬉戏其间,屋后可见竹林。佛龛南侧,文殊菩萨坐在一座殿堂中,举手似做谈论状,周围也有众多听法的人物,堂前同样有水池,池中画出莲花和水鸟。屋后的树林之间还画出两身飞天。殿堂建筑成为画面中的主体,殿堂外描绘水池与莲花。这是隋代维摩诘经变较流行的形式。

    四 以说法场面为中心的经变画

    以说法场面为中心来营构一个较为宏大的空间,除了表现佛说法之外,还把与说法相关的场景加以表现,这是新型经变画的特色。这样的经变主要有弥勒经变、药师经变、无量寿经变。

    弥勒信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就已流行,敦煌北凉时期的洞窟中已出现了弥勒菩萨的造像,但内容丰富的弥勒经变则是在隋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有关弥勒的佛经有很多种,主要流行的有《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以下简称《弥勒上生经》)和《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隋代的弥勒经变多描绘弥勒在兜率天宫说法的情景,主要依据《弥勒上生经》来表现[7-8]。《弥勒上生经》主要讲弥勒降生于波罗奈国的婆罗门家,入灭后上生到兜率天,成为一生补处菩萨,在净土院为诸天说法。因此,经变画中重点在描绘宏伟的殿堂楼阁,象征弥勒所居的兜率天宫。如第423窟弥勒经变(图5):中央有一大殿,画弥勒菩萨交脚而坐,两侧各有二菩萨胁侍;大殿两侧还各画有三重楼阁,楼阁上有天人演奏乐器;殿外还有众多的听法菩萨。画面两侧又各有一菩萨(弥勒)作说法状,周围有众多听法菩萨。以殿堂楼阁为主的构成就是隋代弥勒经变的一个特征。而对殿堂建筑的表现,基本上采用汉代以来正面表现殿堂的方法,显得古朴而庄严。

    药师经变也是以说法图为中心的经变画,主要根据《药师如来本愿经》等经典绘成[9]。佛教认为药师佛能治病救人,凡“无救、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家”之人,只要供养药师佛,就可以得救。药师佛成为深受苦难的人民心目中的救星,于是药师崇拜也就盛行起来。隋代的药师经变不用殿堂建筑作背景,而是绘出药师佛在一个开阔的场地说法。其中有两个标志性的图像:一是在说法图的两侧绘有十二药叉神将护卫;一是画出神幡以及燃灯供养场面。燃灯是通过灯轮来表现的,灯轮为数重圆盘形,上部较小,下部较大,每一重灯轮上放置数盏油灯。汉代的出土文物中已有青铜制灯树,可知灯轮是中国传统形式(图6)。

    西方净土变是经变画的典型形式,但在隋代只出现了一例。隋唐以后,净土宗流行,净土宗崇奉三部经典,即《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称为“净土三经”。在绘画中,表现这三部经典的主题,基本上都是着重表现阿弥陀佛的世界——西方净土世界,因此,皆可称为西方净土变。但这三部佛经在具体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差异,学者们对于敦煌壁画中的净土变,已经可以明确分辨出无量寿经变、阿弥陀经变和观无量寿经变。隋朝第393窟西壁的西方净土变,为无量寿经变{1}。画面主体以净水池表现净土世界,池中有莲花,还有化生。表现人们进入阿弥陀世界将从莲花中化生,从而脱离轮回之苦。画面构图可看作唐代流行的净土变的雏形(图7)。

    上述弥勒经变、药师经变、无量寿经变均以佛说法场面为中心,在周围人物形象及背景等方面表现出与佛经记载相关的内容。而将这些众多的人物表现在一定的场景中,目的在于表现佛国世界的景象,让观众从中体会到佛经文字所描述的那些场景内容。这样的表现与北朝以来的说法图的区别,就在于传统的说法图通常只表现佛说法这件事,基本的模式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众多菩萨)等人物,按对称的形式排列出来,单从人物的形象无法与具体的某一部佛经对应。另外,说法图也会偶尔表现背景的树木或建筑,但也不跟具体某一部佛经相对应。而且北朝以来的说法图都没有刻意表现背景的空间深度。只是到了隋朝,在以说法场面为中心的經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家在努力营造空间,使景物体现出由近到远的一种深度。这一点正是经变画的重要特色所在。从绘画技法的层面来看,正是由于画面空间表现技法的突破,导致了隋唐时代大画面经变画的繁荣。

    五 隋朝经变画的空间表现

    随着时代的变迁,石窟壁画中的主题内容正从早期的以故事画为主转变为以经变画为主,从绘画技法上来说,就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为适应新的主题——经变画的表现,隋朝的画家们已经意识到要把为数众多的人物画在一个画面中,还要表现其中的房屋、树木、山水等等背景,那么,其中的远近关系的处理就显得十分重要。从敦煌隋朝的经变画中我们可以看出画家们在空间表现方面做了很多尝试。

    (一)建筑的空间表现

    维摩诘经变中,虽然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各在一座殿堂中,但这两座殿堂都采用半侧面表现的,可以看到建筑的正面及大门前的踏道,还有一面侧壁。这样表现建筑的形式在汉代已有,南北朝以来的墓葬壁画及线刻画中也常常可见,在莫高窟第285窟南壁的故事画中也可看到。侧面表现建筑就是为了体现一种空间感,使画面有一定的深度。维摩诘经变中对殿堂建筑作了较细腻的描绘,包括建筑的屋顶、斗拱、立柱、台阶等。在殿堂前面还通过水池来表现建筑周边的空间。但在隋朝的弥勒经变中,殿堂建筑始终只表现正面,而不采用维摩诘经变那样侧面的表现。主要还是要表现佛说法的正面效果,因为佛作正面形象的说法图几乎是不可改变的,那么,殿堂也不能采用侧面的形象。因此,弥勒经变的建筑表现,并不是技法的问题,而是一个主导思想的问题。画家自然也明白正面表现建筑会显得单调的问题,在有些洞窟中做了一些改变,如第419窟的窟顶所绘弥勒经变中,中央大殿与两侧的楼阁有意体现出前后关系,两侧的楼阁除了顶层外,下部几层都有一半被中央大殿遮挡。楼阁的旁边又露出一些树木,也就是说这些树木大部分被殿堂楼阁遮挡了。通过画面元素之间遮挡的方法,表现出建筑之间的空间距离。又如第433窟的窟顶,把弥勒经变与维摩诘经变结合起来表现,维摩与文殊所在的殿堂就作为两侧的配殿,对称地画在弥勒所居的正殿两旁。这样,就形成了中央一正殿,两侧对称二配殿的组合形式,这一形式正好体现出一种空间关系。

    (二)人物组合的空间表现

    通过人物的组合排列,形成一种空间关系,在汉代的传统绘画中也是十分常见的。敦煌西魏第285窟南壁的故事画中,也可看到画家通过斜向排列的人物,形成一种空间的纵深感。但总的来说,这样的表现手法在北朝壁画中还不是很普遍。隋代经变画中,第394窟药师经变在药师说法场面的两侧,分别画斜向排列的药叉形象,总的构图形成八字形对称排列形式(图8)。这一形式在有限的空间里表现出了纵深推进的三度空间感。

    (三)近大远小法则的运用

    在同一画面中,人物形象的大小象征着不同的身份与地位,这是宗教绘画的一个重要法则。说法图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佛像必然是最高大的,其次为两侧的胁侍菩萨,然后是外沿的天王力士或供养菩萨。而绘画空间的追求,则需要把近处的人物画得大一些,远处的人物画得小一些。当宗教需要与绘画需要出现矛盾时,宗教的需要便起着决定作用,远近关系就不重要了。北朝以来的壁画都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但随着经变画的产生和发展,这种现状开始改变。第393窟的无量寿经变就是试图以绘画空间来表现净土世界的尝试。画面中主尊佛像与两侧的胁侍菩萨形体较大,而在后部的四组说法图形象都很小,这样就表现出了近与远的关系。佛座所用的莲花也同样表现出近大远小的规律。于是观者从画面中可以感受到一个由近及远、空间较辽阔的净土世界场景。

    六 小 结

    敦煌隋朝壁画中经变画的数量并不算多,但由于正处在一个时代变化的阶段,经变画正在逐步改变洞窟中壁画布局的格局。隋代也是经变画表现形式较为多样的时代,画家们在努力探索经变画表现的各种可能。从沿用早期故事画形式,到以建筑或山水为主体表现佛国世界;从人物的排列组合,到建筑与山水树木的背景变化都做了很多尝试,为唐代最终确立经变画的基本构成形式奠定了基础。以殿堂建筑为中心的布局,显然较为适合表现佛教那种庄严与崇高的精神,唐代以后,以中轴对称的格局来表现人物众多的经变,最终成为了净土经变画的流行做法。从隋代壁画的例证来看,经变画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六朝以来山水画空间布局的成熟,以及汉代以来建筑空间表现技法的发展。同时,随着经变画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绘画对大画面构成复杂空间表现的追求,促成了唐代经变画的极度繁荣。

    参考文献:

    [1]赵声良.成都南朝浮雕弥勒经变与法华经变考论[J].敦煌研究,2001(1).

    [2]史苇湘.莫高窟中的福田经变[J].文物,1980(9):44-48.

    [3]施萍婷.敦煌经变画[J].敦煌研究,2011(5):1-13.

    [4]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法华经变[M]//敦煌石窟论稿.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135-244.

    [5]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涅槃经变[M]//敦煌石窟论稿.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283-342.

    [6]贺世哲.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J].敦煌研究,1982(试刊第2期).

    [7]李永宁,蔡伟堂.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C]//1987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247-272.

    [8]王静芬.弥勒信仰与敦煌弥勒变的起源[C]//1987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290-313.

    [9]王惠民.敦煌隋至唐前期药师图像考察[M]//艺术史研究:第2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29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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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21 18:0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