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同×同×”的社会前途无量等 |
| 范文 | 舒圣祥 这些天，“同×同×”这个句式被多次提及：在人大代表选举上农村人要和城镇人“同票同权”，在死亡赔偿事故上农村人要和城镇人“同命同权”，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临时工要和正式工“同工同酬”等等。这充分说明，我们的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已经敢于直面并且正在努力改善着我们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我们期待“同×同×”的公民平等能够继续扩展并且真正落实。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人们热爱平等就像热爱自由一样。如果将当前的社会现实与美好的未来图景分开，我们就会发现，平等正是沟通两者之间几座必有桥梁中的一座。 与美好的未来图景相比，我们的周遭充斥了太多的歧视与不平等。从出生到死亡，小到一个集体，大到整个世界，莫不如是。这其中，有一些属于可以接受的合乎自然法则的不平等，而更多的则属于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可接受的不平等，所有用“同×同×”句式概括的差不多皆属此类。总体来说，“同×”却“不同×”的原因大概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制度性羞辱”，另一种可称之为“特权型歧视”。 像原来选举法中的“四分之一条款”，像死亡事故中城乡户籍差异导致的赔偿金额悬殊，因为全都出自法律明确规定，所以当属“制度性羞辱”。“制度性羞辱”必须通过修改法律的形式重新扭回失衡的天平，而类似的条款潜伏在现有法律中的可能还有很多。法律不能羞辱自己的公民，这是法律的“合法性前提”。 白纸黑字的“制度性羞辱”之外，以潜规则面目出现的“特权型歧视”就更多了。比如高考加分，有权力有门路的各路能人已经将原本无暇的制度践踏得黑暗一片。比如广州市公开114个部门的财政预算，其中9个机关幼儿园每年得到高达6DOO万元的财政补贴，分摊到每个幼儿头上人均2万元。机关幼儿园谁能说不是特权的产物?凭什么“机关里的孩子”就有权独享平民无法享受到的幼儿教育?为何不能取缔机关幼儿园，实现“同幼同权”? 个人意义上的不平等是这样，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亦然。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如果前者享受的算“国民待遇”，后者则只能算“三等国民”了，中间还隔了一个外企。我们需要的“同权”法案实在太多，路当然要一步步走，只是希望能走的快些、更快些，至少跟得上学者和媒体发掘热点问题的步伐。 “同×同×”是一种善治理念，“同×同×”也是一种人类本能。虽然古往今来，平等永远只是相对的，不平等总是绝对的，向往平等却历来都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本能，同时也是人类先进于其它动物群体的重要表现。如何在绝对的不平等中创造出符合自然法则且公众乐于接受的相对平等，不仅是值得尊敬的伟大人物们毕生的抱负，同时也是所有值得憧憬的未来社会状态中必备的要素。 借用一个经典句式来表达我们心中的憧憬：“同×同×”的社会前途无量。 该不该相信文强的眼泪? 乔志峰 重庆打黑取得突破性进展，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招供了自己的罪行，表现为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并写下《悔过书》请求组织的原谅。 昔日不可一世的文强也哭了?这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不久前媒体报道还显示，面对专案组人员的审问，文强态度强硬，甚至向办案人员叫嚣：别想通过审问从我口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你们审问我的方法，都是我以前审问罪犯的方法! 从疯狂叫嚣到哭哭啼啼，文强的态度可谓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可想而知，负责审讯文强的办案人员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但是，当我们为此感到欣慰的同时，还是忍不住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该不该相信文强的眼泪? 也许，文强如今确实在为犯下的十恶不赦的罪行忏悔，流泪是发自内心的。然而，无数事实都告诉我们，贪官是最善于表演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忏悔很多时候并不一定完全可信。有人曾经说过：“在教堂里忏悔的是西方人，在审讯室里忏悔的是中国人。”这话说得十分精辟，对诸多的贪官尤为适用。我们见识过太多贪官在审讯室里的“忏悔”：满怀“深情”自称“农民的儿子”者有之，痛哭流涕骂自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者有之，一口气写下万言悔过书者有之，作揖下跪自扇耳光者亦有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贪官们此时的卖力表演，虽然不排除有忏悔的成分，但显然也不能排除他们怀有博取同情、获得轻判的意图，甚至有的贪官如此表演只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掩盖更大的罪行而已。 文强作恶多端，为重庆迄今最大的贪腐官员。几个月前当文强被重庆警方控制时，重庆市民闻讯纷纷燃放烟花爆竹庆祝“为民除害”。面对文强这样的巨贪大恶，我们且不可掉以轻心，不管他流的是忏悔之泪、还是鳄鱼之泪，我们都应该多留个心眼，以免为其假想所惑。奉劝文强：要真正忏悔罪行、痛改前非，光靠哭是不行的，还要一五一十地交代自己的罪行。同时，更要如实揭发其他犯罪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文强屹立重庆官场多年不倒，按常理推断，其背后必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甚至有更大的保护伞为其撑腰。他曾经叫嚣“别想从我口中获得更多东西”，也为上述推断提供了佐证。办案人员一定要拿出更有力的措施来与之斗智斗勇，以取得打黑行动的更大突破。 重庆打黑，一场前所未有的除恶风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以文强、彭长健、陈洪刚等为首的黑势力保护伞的相继被挖出，重庆打黑除恶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对黑势力保护伞的打击正在向纵深发展。文强已经哭了，谁人也已开始颤栗?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期待此次打黑风暴能够彻底铲除黑恶滋生的土壤，为人民群众带来真正的安宁! 周久耕写的不是小说而是官场的寂寞 刘义昆 “天价烟”局长周久耕要写小说了，这事在网上网下引起了热议。网友纷纷猜测，周久耕的小说到底是什么选题，是不是他所熟知的房地产领域。有网友对周久耕的小说充满了期待，认为周久耕纵横官场几十年，一定能写出一部精彩的小说；有好事网友甚至为周久耕拟好了小说标题，譬如《我的“九五至尊”生涯》、《一盒香烟引发的腐败》等等……标题虽有恶搞成分，却也颇为精彩。 说实话，我对周久耕的小说毫无期待。写小说，需要一定文学素养。即便他周久耕有较高的学历，也未必是正正经经读出来的；即便他周久耕发表了很多精彩的讲话，也未必是自己亲自操刀……即便身陷囹圄11年，一个从未写过小说的人，也未必能写出像样的小说。在我看来，与其说周久耕在写小说，不如说他在用写小说来消除寂寞。坐牢会寂寞吗?对曾经呼风唤雨的房管局长而言，当然会。 事实上，周久耕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史上最牛的小说”。这位声称要查处开发商降价亏本卖房、要“对老百姓负责”的局长，不仅被网友封为“史上最牛房管局长”，还遭到了网友的大范围搜索，抽的烟、戴的表都被网友搜索出来。 从现实到网络，从网络到现实，周久耕不仅丢了乌纱帽，也因腐败而走进了监狱，这样的故事何等“精彩”!我想，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抑或是吴敬梓再世，也未必能写出这样一部当代版的《官场现形记》。他周久耕若写自传体小说，能还原这份真实与荒诞吗?我看比登天还难。 虽然我对周久耕的小说毫无期待，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写得稍微精彩一些。毕竟，这次的牢狱之灾，是他人生最大的一次转折。这部小说的诞生，或许会给他“不堪回首”的人生，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钓钩”道歉为何难以“曲终人散” 童克震 几经波折，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终于有了结论，浦东新区政府承认存在“钓鱼执法”并公开道歉。然而并不是政府一鞠躬，就能得到网民的原谅。道明寺的一句经典台词被网民们多次引用，“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嘛?”(据10月27日《新快报》) 先是浦东新区政府不承认“钓鱼执法”，经网友愤起举证和“断指事件”的倒逼，大上海立刻“后院起火”；后是联合调查组和浦东新区政府“一个鼻孔出气”，引发各路媒体和各路法律英雄“奋起反击”。打虎英雄郝劲松发誓：“执法局如果对此不进行公正处理，我们将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维护孙中界的合法权益。”战火越烧越大，“逼”出上海市政府对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非常不满”，并责令“再次调查”，才有了“公开道歉”和承认“钓鱼执法”。“挤牙膏式”的行政干预折腾出敷衍公众的“吏治手笔”，很难不让人担心深藏一揽子违法乱纪的“钓鱼执法”，会以简单的“道歉”结尾。 可是，网民们却不答应：“鱼竿”乱舞的背后到底有多少推力?那些违法乱纪者要受到什么样的法律惩罚?5000万元“钓鱼罚款”怎么处理?受害者能不能“平反昭雪”?面对这些网民热切关注的焦点，上海市政府如果仅藏起“鱼竿”、收起“钓钩”，够吗? 稍有常识的入都知道，大面积钓鱼式执法原本就是政府行为，并不是交通执法部门“忽发奇想”，也不是个别执法人员见利忘本、无法无天。“钓罚5000万”背后隐藏的是当地政府、交通执法等部门长期“经营”的“执法经济”，只有斩断“执法经济”的幕后推手，才能化解民怨，使交通管理“雨过天晴”；反之，如果不对这些推手彻底问责，绳之以法，“执法经济”的乌云还会翻滚而来。 民众不需要遁责的道歉，需要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惟如此，“钓鱼执法”事件才能在符合民意的基础上“曲终人散”。 见义勇为与见义智为 朱建华 我们需要时代标杆，但我们不需要他人付出生命代价换来的标杆。在向长江大学舍身救人献出宝贵生命的3名大学生表示崇高敬意和哀悼的同时，在响应号召向这些被追授为“见义勇为优秀大学生”学习的同时，教给包括大学生在内所有的学生更多的生存和自救知识，则显得尤为重要。 或许是靠近长江的缘故，长江大学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学生水中见义勇为的壮举了。2007年1月，当时还是长江大学学生的赵传宇，在长江荆江段救起了不慎滑入江中的76岁的张多平老人。赵传宇的事迹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2007年9月，赵传宇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如今，长江大学又出现了一个大学生水中救人的英雄群体，真是可歌可泣! 这样的个体和群体出现多了，有时候可能是喜剧，有时候则可能是悲剧，更多的时候则可能是悲喜交加。3名大学生舍身救两名落水少年的壮举，除了留下了一段被后人整理出来的感人故事和一种被后人提炼出来的高尚精神外，他们实际上把最大的悲痛留给了他们的家庭。热赞过后，一切都将回归平静，但他们带给父母亲人的创伤不是时间就能抚平的。在独生子女居多的今天，一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的离去，是任何家庭都无法承受的痛。所以，在大力倡导这些大学生见义勇为精神的同时，更应该倡导的是“见义智为”。 曾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面对天津市教委要宣传大学生徐伟寒冬时节从冰冷的湖水中救出3名落水儿童的事迹时说，他推崇徐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救活了3个孩子，自己也安然无恙”。王旭明在他的新书《为了公开——我当新闻发言人》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见义不为、见义勇为和见义智为三者相比，最高境界是后者，用自己的智慧既抢救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这是应该大力提倡的。”王旭明的话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也就是说，宣扬见义勇为的大学生重要，宣扬见义智为的大学生则更有意义。 但现在的情况似乎是，见义勇为献出生命的大学生多，见义智为两全齐美的大学生则相对较少。可见，如何增强学生的生存和自救能力，如何尽量减少以付出生命代价救人于危难的情况，的确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生存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懂得了自救，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各种危险。 2008年秋季，云南省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三生教育”，范围涉及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和大学，“三生教育”是指关于生命、生存、生活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珍爱生命、学会生存、幸福生活的能力和价值观。“三生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教育的本真回归，有利于人的自然成长，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虽然现在还不能说云南的“三生教育”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长期坚持下去，类似长江中救人的悲喜交加的情况也许就会逐渐减少。 不造政绩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余人月 11月7日，履新7天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首次亮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表示将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新目标，并就“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警惕教育腐败”等网友最关注的五大教育问题作出了明确回应。(据11月8日《中国青年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驾鹤归去的钱学森晚年最关心的就是教育，“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新教育部部长刚好是在钱老去世期间就任的，如何落实钱老的遗愿，也不负全国人民的期待，是个课题。 袁贵仁说，对群众的疑问，教育管理者要“耐心听”，“然后把工作做到家”，就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我想，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顺应群众的呼声与要求，脚踏实地办实事，而不是想造个政绩给领导看，才是通向成功之途。 近年来的中国教育并非一无是处，但毫不讳言的是，看得见的“面子”工程多，看不见的里子政绩少。比如农村义务教育“普九”达标，乡镇基层被迫大造校舍，负债累累，却因生源减少，学校撤并，造成校舍空置浪费，一些学生上学不便后干脆缀学。211工程驱动下大学争相合并“做大”，教育产业化之下大学城四处开花，教育评估之下教学科研浮躁之风盛行。这些一哄而上的运动式发展看起来热闹，实际是虚假繁荣，虚火上身，还造成教育腐败，高校欠债，大学行政化，严重的官本位，学术不端等，挫伤了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 笔者注意到，网友的五大期待，无一不是“内功”，认真做好不易，就是做好了，也没有一条是看得见的形象工程，因为这些跟盖房子，喊口号都没有关系。诸如书包减轻了，教师素质提高了，地域教育差距缩小了，这些事谁看得见摸得着?要投身于这些隐性的工作，非要有甘为教育献身的强烈事业心不可。 教育跟科技一样，来不得半点虚伪与骄傲。教育最讲公平，最讲实事求是。所谓有教无类，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就是不能搞形式主义。不造显绩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对大学教育，摒弃之前的一些功利因素很重要，于义务教育而言，则希望能真正实现资源均衡配置，让孩子们就近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不是统计数字上的平均拥有多少师生之类的“被均衡”。 袁贵仁说，“我认真阅读了这些网民的意见和建议，非常受教育，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鼓舞。”希望袁部长真的读懂了这些期待，读懂了自己的职责，读懂了自己的使命，在新的岗位上重潜绩，轻显绩，不搞花架子，那样的教育才有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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