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倾向性报道方法
弱倾向性报道方法就新闻写作的艺术和方法而言，新闻作品的风格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多数作品倾向性鲜明，赞扬、支持或批评、反对某种社会现象，都很明确，但有时并不需要新闻报道表现十分鲜明的倾向性，或者根本不需要表现任何倾向性。这些不同的表现风格是由不同的报道内容决定的。
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或者根本看不出任何倾向性的报道，称为弱倾向性报道。这种报道，在我国首先是从国际报道中出现的。“文革”之后，我国新闻媒介开始摒弃那种“以我划线”的功利观念太强的报道方法。那种方法要求报道国际上发生的事，都有鲜明的立场，要么支持和肯定，要么批评和谴责。与我国关系好的国家，都报它们的好消息；与我国关系坏的国家，只报坏消息。结果，国际报道的路子越走越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兴起的新闻改革，广开了国际报道的路子。对于国际上的突发事件，都以客观报道的形式，及时予以报道。过去，一个国家发生政变，常常过了几天，搞清楚新上台的权力集团的对华态度，我国新闻媒介才报道（报道中自然表现出倾向性），现在是发生政变后立即作客观报道。若干年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大事，从美国伊朗人质纠纷到两伊战争，从东欧剧变到苏联解体，我国媒介都及时、全面地作了报道，受到受众的欢迎。这些报道都体现了客观、公正的原则，很少甚至没有表现出倾向性。
弱倾向性报道，不但能用于国际报道，也可用于某些国内报道。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有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需要调整和处理，建设和工作中有许多不同的方案和意见需要研究和协调，这些都少不了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但传媒是舆论的载体，不是司法机关和决策机关，对有些复杂的事物，不应当也不可能轻易裁决谁是谁非。如果把两个单位之间的复杂纠纷，写成简单批评一方的报道，就容易导致新闻纠纷。因而传媒所能做的就是将经过认真调查到的情况公诸社会，尽可能少带自己的倾向性。传媒这样做就主动，不这样做就被动。例如，1988年9月，沈阳发现一起特大邮寄外烟案，铁路、公安部门与邮电部门发生意见分歧，相互指责。一家大报发了一篇题为《邮袋里的污垢》的报道，专门批评邮电单位，甚至指责他们和烟贩子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该报道可谓旗帜鲜明，引起邮电部门的不满，差点诉诸法院。而中国青年报对此事作的两次报道，效果就大不一样。第一次是报道此案发生经过，并把铁路、公安部门和邮电部门陈述的理由及法律根据都加以报道，读者可以看出，邮电部门不及铁路、公安部门的理由充足。这可以说是一篇弱倾向性的报道。第二次报道，是记者走访五位法学家，从不同角度对此案进行了法律上的分析。法学家的判断更多地有利于铁路、公安部门，但报道仍没有明确指责邮电部门，而是借法学家们的话指出，有关法律规定“有明显漏洞”，如果法律规定更规范，更全面，两个部门就不会有大的分歧。这两篇报道所反映的倾向性虽不是很强，但效果却很好，邮电部门受到触动，同时反应平静，没有引起纠纷。
弱倾向性报道，在舆论监督上颇能发挥作用。特别是能够有助于对那些有一定争议的事物作出及时的舆论监督。比如某项工程正在筹建，尚未上马，建设单位说其意义很大，另有一些人说它是一项不该上马的工程。按照过去的模式，这是无法报道的(因为既不能进行表扬，也不能加以批评)。但用弱倾向性报道法，即能让它见诸报端，又可以采写一篇走访记，用较大篇幅报道建设单位对这项工程建设意义的说明，接着用少量篇幅报道另外一些人的不同意见。这样一篇体现协商对话精神的报道，一旦见报，就会引起上级决策层和全社会的注意，新的情况和意见就会源源而来，通过发表更多的材料和看法，使关于这项工程的舆论监督更加正确。这种报道方式归结起来，就是先登出弱倾向性的报道，然后在后续报道中逐渐增加倾向性(可以是不赞成这项工程，也可以是赞成)，逐渐得出应有的结论，实现舆论监督的目的。
人民日报在报道北京华侨大厦拆建时，就运用了这一手法。在一版下部中间，刊登了华侨大厦的照片，一边刊登主张华侨大厦拆掉重建的意见，一边刊登反对的意见。虽然报纸没有明显倾向性，但是见报后，有关领导就要求组织专家论证，人民日报又报道了专家们和有关方面的各种意见。只是华侨大厦酝酿拆建的消息见报晚了，拆除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如此，人们仍能通过报道了解其中的是是非非，得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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