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

    韩伟

    继国家交通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全国各大城市也先后密集出台了网约车管理细则，其中户籍、车型等方面的限制，引起了舆论争议，个别立法甚至被认为“宣判了网约车的死刑”。

    作为互联网分享经济的一项创新，网约车在近年来可谓是“风生水起”，不断刺激着各方的神经，虽然也显现出不少问题，却也在实际上推动着出租车行业的变革。旨在规范网约车发展的地方立法，可以作出适应地方经济社会状况的规定，但其立法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原则，仍然值得商榷。

    网约车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出现的，体现着分享经济的理念，形式上类似于“出租车”，但在本质上却是基于网络平台的交通工具的分享与互惠，不啻于一场出行方式的“革命”，完全符合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目标，因此，网约车的地方立法首先需要保障创新。

    立法如何保障创新，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创新的规律。创新需要在未知的领域探索，需要适当的自由空间，不断推进立法的繁密化，必然与创新精神违背。因此，地方立法适度的“宽简”，乃至是“留白”，是保护创新的最好方式。李克强总理早前在贵阳论坛上说，“一个新生事物诞生的时候，我们确实不能上来就管死了，而是要先看一看。”其中体现的正是保护创新的精神。在此意义上，一些地方推出户籍限制司机，车籍、排量、轴距等限制车，无疑是与立法保护创新的原则背道而驰。

    网约车发展迅猛，但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个别司机行为不端，极端的甚至威胁到乘客的生命，因此，更全面的安全保障应该成为地方立法的原则导向。在此方面，通过加载车辆定位仪器，将行车记录接入城市管理的公共平台，建立司机不良行为登记制度，全方位加强安全监管，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

    事实上，深度嵌入互联网的“网约车”，已经能通过位置信息、行驶轨迹、实时监控等方式，更好地实现安全的要求，立法需要进一步强化既有措施的执行，完善线上线下的配合，进而打造安全舒畅的出行环境。然而，保障安全的立法导向，也不应该成为各种歧视性行业限制的借口，应该关注提高安全水平的实质性举措，户籍等限制性条文，其基于安全的合理性仍需要更好论证。

    网约车的地方立法，需要统筹兼顾，保证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利益平衡。法律本质上是要调整利益关系，目前网约车发展的最大问题，还是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涉及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互联网平台公司，以及网约车司机等，其中尤以传统出租车行业各方受到的冲击最大。传统出租车行业发展近百年，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管理机制，又涉及数量庞大的利益相关群体，对于出租车司机等的合理诉求，立法应该充分给予考虑；经过数年高速发展，网约车司机也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同样应该纳入立法考虑的范畴。同时，立法需要更好遏制市场的不正当竞争或垄断，培育正常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环境。从健康市场秩序的角度看，在稳定传统出租业的基础上，规范网约车，以良善立法促进二者优化配置、相互促进，才能实现更大范围社会的和谐有序，也能更好地实现人民的福祉。

    网约车的地方立法，还需要照顾到普通民众的各类出行需求，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地方立法需要严格遵循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要求，体现立法的“人民性”。社会主义“立法为民”中的人民，不只是泛泛的人民大众，而更应该从社会公平或“矫正正义”的角度，着眼于弱势群体利益，更好地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传统出租车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就是经常性的“拒载”、“绕路”，以及较差的卫生与服务水平，这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而言，更成为很大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不正义”的结果。

    以网约车为代表的汽车共享，是物联网时代空间共享促进“空间正义”的重要象征，这种经济性分享，“虚拟空间正义进一步向现实空间正义拓展”，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服务的公平化，满足了人民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出行需求。就此而言，部分城市网约车管理办法限制普通车型，将其导向“高端车”、高消费的立法取向，是否符合普通民众的出行需求，并有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仍是值得审慎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