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摆脱“新平庸”状态
高连奎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三季度增长6.7%，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季度维持6.7%。中国前9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率增长7.7%。同时，另有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已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7%，CPI上涨2%，这些数据谈不上好坏，只能用国际上比较流行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新平庸”状态。
“新平庸”的概念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首次以“新平庸”概括陷入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和高负债中的世界经济。目前，中国经济除了不存在高失业之外，在其他几个方面基本相同。
其实如果不能找出并解决当前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经济不会出现根本性好转。笔者认为，当前没有能很好展开变革，主要是因为三方面的错误：首先是对经济危机的本质分析错误，其次是对货币主义学派的效果认识错误，再次是对20世纪走出大萧条的原因理解错误。
本次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政府债务危机
我们看本次经济危机的本质，并非生产过剩危机，也不是金融泡沫危机，而是政府债务危机。华尔街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两场战争欠下巨债，不得不削减政府保障房支出。而这一策略则是由政府企业（两房）提供担保，最终由银行将穷人的贷款证券化，以金融衍生品的形式卖给全世界投资者，最终酿成次债危机。但最初的源头是政府欠债甩包袱，政府债务向民间转移的结果。
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各国政府债务高企已是不争事实。面对政府债务危机，目前人类还没有拿出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案，甚至几乎没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经济危机之后，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政策受到广泛认可，但货币宽松能够拯救世界经济吗？实践证明不行，一方面，西方国家实现零利率是让人们不要存钱，而是消费；另一方面，也极大降低了企业财务成本扩大企业投资，但是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正作用不明显，副作用却很突出，最明显的结果是做金融普遍没有利润，甚至一些国家出现了购买债券还要倒贴钱的情况，甚至欧洲国家出现了银行破产。
市场低利率将导致经济停滞化，因此在市场低利率环境下，金融资本变得非常廉价，金融资本无利可图，也就不会主动支持实体经济，因而市场低利率不但不会支持到实体经济，甚至会导致资本外流，这也是日本经济曾经的情况，因此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不可能拯救世界经济。
大萧条的成功突破源于财政改革
大众对20世纪拯救大萧条的成功经验理解有错误。人们往往将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归因于凯恩斯主义，但据笔者分析，美国走出大萧条，并不完全是靠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赤字投资政策，而是因为罗斯福重构了美国财税体系，这是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中所不具备的。
比如，现在维持美国财政收入的第一大税种个人所得税和第二大税种社会保障税都是罗斯福新政时建立的。在大萧条之前，个人所得税在美国只是少数人才缴，可以忽略不计。罗斯福新政后，个人所得税成为美国第一大税种。在大萧条之前，美国没有社会保障税，大萧条后社会保障税成为美国第二大税种。有了这两大税收做基础，美国政府才有充足的财政进行财政投资，而且美国现在的财政体系仍然是罗斯福新政时期奠定的。凯恩斯主义只能拯救小萧条，拯救不了大萧条，大萧条要靠财政改革。
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拯救方案，总结起来无非是三个经济学派的主张——货币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美国采用的是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先是采取奥地利学派的财政紧缩政策，后转向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先是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后又转向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紧缩。
然而，目前来看，无论哪种学派对解决经济危机都不是最优办法，而且对于政府债务危机这一根本性问题，没有一个学派提出主张。如果经济学界对政府债务问题视而不见，那必将导致经济危机长期化，世界经济很难重启增长。因此，我们必须提出新财税改革方案才能拯救经济危机，帮助世界各国走出债务泥潭。
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无一例外面临着政府债务问题，这绝不是哪个国家的偶然经济政策失误所致，他们是具有共性的。因此，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也只需一个共同方法，而且需要一次像罗斯福新政一样力度的全面财税改革，这也是笔者一直研究新财税主义的原因所在。
经济危机因财税不能满足经济发展
“新财税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政府必须不断改革国家的财税制度、财税种类与征收方式，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财政支出的加大。
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分工越细，人民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就会越多，越需要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学校教育和医疗水平。回顾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在频繁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逼迫下，人类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人类建立了社会福利体系——财政税收都相应进行了大幅提高。
反观此次经济危机，“新财税主义”认为，这是国家的财税水平满足不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本轮经济危机以债务危机为核心，其根源正是在于20世纪美国总统里根开启的“减税风潮”。因此，如果再以此解决经济危机，继续减税、增加赤字，政府将面临巨大的利息支出，最终每年的新增财政收入只能用于还利息，而不能用于经济建设，政府财政会陷入“以债还债”的恶性循环中。所以，减税只能是阶段性政策，不适合中国与世界。
“新财税主义”中提出了五条结构性调税的政策建议，兼具可行性与创新性：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个人所得税地方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纳税群体。
或许，只有先解决了政府债务危机，经济才可以真正走向正轨，也才能真正走出“新平庸”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