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老“四大件”的记忆

    安有平

    

    打开记忆的闸门，总有一些能勾起你神思的旧物。还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四大件”，又名“三转一响”，曾是那个年代的人们梦寐以求的四件东西——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当时，很多家庭都渴望拥有这些生活用品，甚至是年轻人结婚必备的彩礼。“四大件”凝结着人们往昔的岁月，曾是人们生活中的稀罕物。作为一个“60后”，“四大件”伴随我度过了那个艰辛的年代，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再回想起当年的“四大件”，依然是一段难忘的记忆。记忆中的自行车

    自行车在20世纪六七年代是人人都向往的交通工具，是当时的“四大件”之首。回想起自行车在家庭生活中的功能变化，心中无限感慨。

    儿时，家乡并不富裕，当时的自行车算得上是奢侈品，能有自行车的家庭寥寥无几。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方便出行和载货，父亲一咬牙，花60元钱买了一辆二手加重自行车。为了防止摔人、摔车，父亲将车的后捎货架绑上1米多长的木棍当支撑。农闲季节，父亲就抽空用它载着山柴到集市上卖，赚些养家糊口的零钱。没两年，为了给爷爷筹钱治病，这辆二手自行车又易了主。

    1976年，哥哥被保送到县城的师范学校读书，为了方便出行，生产队破例分给我家一张自行车票。年终分红，父亲到离家5里远的供销社，花了大约178元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那时，家中能有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简直是一份荣耀，在同村人的眼里别提多风光了。

    

    1980年，家中又凭票购买了一辆142元的红旗牌自行车。这辆车后来成了我的“专车”。我非常爱惜它，在车梁上缠了彩色的塑料条装饰，还加装了车把套、闸把套、车座套，并特意购买了一套修车工具，自学补胎和简单的修理。假期的时候，我骑着它到平原地区的菜园趸些甜瓜、西红柿、菜椒等蔬菜运到山区串卖，还用它载着家中自产的白梨、苹果到县城里卖，为家庭创收。自行车陪我一起走过了生命中最困难的日子。参加工作后，这辆自行车又风风雨雨地随我辗转多地，陪伴我走过了20多年，见证了我工作生活的历程。如今，这辆落伍的自行车，早已不再使用，但它却像古董一样被我收藏起来，车牌、车证还依然保留着。每当看到它，我心中就会涌出一种难言的感情，久久不能退去。手表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有个“十种人”的顺口溜，其中一句就是“一等人跑外交，洋车、手表、手提包”。可见手表在当时的“显赫”地位。在“四大件”中，手表算得上是“奢侈品”，特别是对那些看看太阳方位就估摸出时间的农民。因為那时手表是“娇嫩物”，对大多数人来说连想都不敢想。只有部分机关干部和工人老大哥等“吃皇粮”的才享受得起。

    记忆中，家中第一个拥有手表的是我二哥。二哥1978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乡村教师。出于工作需要，也是为了能够讨上媳妇，二哥在年底花120元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那时教师的工资一个月30多元，除去吃喝，不咬咬牙攒半年的钱是买不上手表的。那时的年轻人相亲找对象，一般都要戴块手表充门面。买不起手表的临时向别人借块戴在手腕上，充充脸面也是常有的事。

    20世纪80年代初，我18岁，家里分了家，父亲早逝，我与母亲相依为命一起生活。我考上了农业技术学校后，向母亲要钱在百货商店花40元买了一款当时最便宜的南京钟表厂生产的“钟山”牌手表。表虽便宜，但质量却特别好，计时非常准确。

    改革开放后，我已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买块价格适中的手表已不是什么难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手表已不是稀罕物。电子表开始普及，几十元、上百元一块物美价廉的电子表随处可见，甚至成了儿童玩具。进入21世纪，普通百姓戴着上万元的手表也是常事了。舍不得丢的缝纫机

    缝纫机曾经风光一时，在许多家庭占有重要位置。当时年轻人结婚必备之物就包括缝纫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缝纫机在当时的家庭中算是大件财产，能拥有一台缝纫机是寻常百姓的家庭梦想。那时候百姓的收入都不高，工人老大哥每月也就几十块钱，而农村社员凭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获取报酬，一般出一天工也就挣四五毛钱。买台缝纫机添置个大件儿，一家人得存一年半载的钱。那时候，姑娘出嫁，不管女儿会不会做衣服，娘家能陪送一台缝纫机，是很风光、很有面子的事。

    四十多年前，人们到商店买成衣的很少，特别是在农村，大多是用家织布或买块布料自己做。因为当时物质匮乏，农村每人每年只配给18.5尺布票，做衣服、被子的布料就显得十分珍贵。那时，全家人穿戴的衣服、鞋子、袜子都是母亲手工缝制。不管怎么心灵手巧，手工做衣服也没有缝纫机做衣服快捷省工。于是，父亲就寻思着买一台缝纫机，减轻母亲的劳动负担。

    

    那时，买各种工业品都需要票证。1974年的国庆节，父亲终于从生产队争取到一张缝纫机票，花了130多元钱到供销社买了一台北京产的燕牌缝纫机。父亲用手推车把带包装的缝纫机组件小心翼翼地运回家，我们自己动手把缝纫机组装起来，三哥给缝纫机上好油，母亲给缝纫机罩上一块布，像呵护一个娇嫩的孩子般呵护着它。从此，这台缝纫机便成了全家人穿戴方面的好帮手，它陪伴着我和家人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穿戴早已不是愁事。如今，家中的这台缝纫机使用频率越来越低，被闲置一旁，家里几次清理东西，我都舍不得处理。缝纫机承载着一代人太多的记忆，凝结了一代人的酸甜苦辣与幸福快乐，那些记忆深处的东西，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离不开收音机的时代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生活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那时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渠道就是听收音机和生产队的大喇叭广播。在那个经济落后、物资匮乏，文化娱乐生活单调的年代，收音机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中的“万事通”。拥有一台收音机是每个家庭的愿望。

    我家20世纪70年代初，拥有了第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那是我三哥花5元钱从学校买来零件后自己攒的。收音机的外壳是25厘米见方的木匣子，内部元件看起来并不复杂，有几个玻璃电子管等组件，外表呈深黄色，正面有两个旋钮。想让收音机发出声音必须给它安装能接收广播信号的天线。由于家在山区信号不好，三哥花2元钱买来10斤铁丝，编成如蜘蛛网状的天线，安装在离家足有1里地的山坡上面的大树上，又用铁丝把天线接到家。打开扬声器开关，拨动收音机的调台旋钮，发出“嗞嗞啦啦”的声响，需要反复调试才能收到不是很清晰的声音。不管怎么说，家里终于拥有了一台收音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半导体收音机开始在家庭普及。那会儿出现了台式、落地式等不同式样的收音机，还有集成电路做成的袖珍式半导体收音机。1978年，我二哥参加工作后，花27元为家里买了一台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的塑料机壳美观大方，能收到七八个电台的节目，音质清晰，声音放大后200米开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还非常省电，安上两节1号电池能听两三个月。晚上，我们一家人边吃饭边用它收听长篇评书节目。那时的收音机好似一个家庭的文化源泉，是家庭文化生活的全部寄托。

    现在人们获取信息、放松娱乐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作为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始终放不下对收音机的那份情怀与迷恋，始终忘不了收音机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时过境迁，“四大件”已经成为人们的“念想”。每每想起它们，心中五味杂陈，感慨万分。没有改革开放，哪有今天我们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作者单位：平谷区供销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