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何处是归宿

    摘 要 本文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保存的《赵凤昌藏札》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为线索，论述了光绪中叶清流派代表人物的生活志趣与情调、思想变化与不同归宿，以及在中外矛盾尖锐时，他们联章入奏，争相弹击，常使柄政者难堪的政治实践。

    关键词 清流派，信札，张之洞，宝廷，张佩纶，寿富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0-0013-08

    十多年以前，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保存的《赵凤昌藏札》中，阅读了许多有关甲申易枢事件以后，清流派人物活动的信札。这些珍贵的信札，集中反映了在中法战争之后数年中，清流派人物的思想变化以及他们的不同归宿，读来让人不胜感叹唏嘘。

    一、光绪朝清流派的构成

    所谓清流，是光绪年间活跃于京师官场上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大多由不当权的知识分子构成，其中主要是翰林院和台谏官员。这些人官职较低，手中没有实权，但是却有能力左右社会舆论。他们遇事敢言，议论风生，即使对皇亲国戚、朝廷高官亦不留情面。尤其是在中外矛盾尖锐时，他们联章入奏，争相弹击，常使柄政者难堪。光绪初年，清流派人物在中俄有关伊犁交涉事件中，放言高论，对崇厚擅自订约，出卖国土的言行，丝毫不留情面地批驳，故清流派人物的政治声望很快提高，并且还得到了慈禧太后某种程度的赏识。

    清流派最核心的人物，是所谓翰林四谏：即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及张之洞。《清史稿》在此四人传记后，略有述评谓：

    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然体芳、宝廷议承大统，惓惓忠爱，非佩纶等所能及也。①

    这些清流派人物到了中法战争时，拥戴河北高阳的李鸿藻为首领。其骨干成员有张佩纶、张之洞、王懿荣等，多是北方人，故称为北清流;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清流派的构成有所改变。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与文人学士敬重的潘祖荫，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主張奋起抗争。他们团结了以状元张謇为代表的文人学士，形成了所谓的南派清流。

    我在《〈朴园越议〉与中法战争时之清廷》一文中曾经提到，坊间流行的所谓“清流尽于甲申”的说法，是不合实际的。②《赵凤昌藏札》所辑录的信札，证实了这种说法。实际上，经历了中法战争之后，清流派本身也经历了分化，但并没有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由赵凤昌保存的这个时期的信札中可以看出，这些清流派人物当时的思想轨迹，以及他们的历史归宿，概而言之，大体可分为三个不同类型。

    二、与时俱进的张之洞

    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些清流派人物，继承了光绪初年所表现出的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为己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谱写了更加有意义的篇章。

    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张之洞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在广州上任伊始，即开始创办军工企业，设立鱼雷厂。除军事方面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与技术外，张之洞还注重在文化方面取外人之所长，逐渐向近代化靠拢。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刊布以介绍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新书。张之洞在写给缪荃荪的信中，曾经写道：

    筱珊贤弟阁下：

    广州开书局刊书，拟分三类：一续学海堂经解;一补史、考史二注之属;一洋务。此须合近日外国纪述，及中华人书关涉洋务、边海各防者，择要纂成一书。事体太大，顷思一收束法，仓卒不能定，望代思之。

    纂辑者，亦殊不易得，并请筹之。此间已延粤中名宿数人为总校，不知有讲求洋务者否？此外，如子、集两部，有佳者亦可带刊。敢请先就将精博有用而无传本者，访求数种，直寄为幸。①

    张之洞此函，集中体现了他在两广总督任上，一方面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还要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此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义和团等重大历史事件之后，张之洞在思想上，颇能与时俱进。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他不顾守旧派的嘲讽与阻挠，极力主张向日本等国派遣留学生，主张通过学习欧美日本的先进经验，加速西学在中国之传播。张之洞的这一重要措施，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黄兴等人，就是那个时期被张之洞派往日本留学的。

    当时，在京师大学堂担任张百熙助手的张鹤龄，曾经写信给张之洞的亲信幕僚赵凤昌，试图促成张之洞与张百熙步调一致，共同推动新学在中国的传播，以抵制守旧派的阻挠。张鹤龄在信函中说道：

    竹君仁哥大人阁下：

    弟到京后，将学务章程略加厘订。京师众论纷呶，甚于外省，著墨之难，左支右绌;近甫有端绪，流传臆度，百喙梦呓。词苑诸公，更欲改翰林院为学部，节制大学堂。又因前次谕旨，有通行各省字样，忌嫉尤深;交章抗论学务事宜，至谓学堂兴而三纲废。又有一折具言，步武他人，不足言学，必须力图突过，有声外通声，光外通光，化电外通化电诸奇语。又有人请三年之后，学堂办无成效，请将管学大臣以下议罪。众难众疑，穷于置辨。此等情形早为意中所料。

    弟以为兴学一举，实为国民命脉攸关，倘过叠风涛，勉强支持过去，此后必有成效可图。弟前在沪上，长沙第一次奏折，太近空泛，未能实举办法，暗中生出无数葛藤。大致宗旨，以整齐画一为先，细揣今日情势，则尤以京外大臣，协力同心，为整齐划一之根本。

    日前南皮宫保来电，回鄂中已办翻译课本一事，恐大学堂课本续出，奉旨通行，则鄂译恐徒劳心力。因电致长沙尚书中，有日本各学课本，非必尽由文部核定等语。弟代拟复电略谓：尊处派员查勘日本学务，从事编译，先路南针，惟公依赖等语，长沙虽稍有改动，大致用意相同。今鄂局想已开办，但能宗旨相符，则联络一，必于大局甚有裨补，何必拔赵帜而立汉帜，方足壮门户哉？弟略筹办法数端，其归墟总在通力合作四字上。②

    此函作者张鹤龄，字筱圃，江苏武进人，光绪十五年中举，十八年考中壬辰科二甲二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曾在京师任户部主事。张鹤龄热衷于西学，倾向变法。戊戌政变后，他回家乡创立经世学社。光绪二十七年，张百熙担任学部大臣之后，聘请张鹤龄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随后，他便写下了以上信函。张鹤龄此信反映了京师的守旧势力，反对西学非常猖獗，即使在经历了庚子义和团事件之后，京城的“词苑诸公”仍然坚持“学堂兴而三纲废”的守旧立场。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却不为所动，集中力量翻译日本各学课本，加强西学传播。在北京的张百熙则忍辱负重，力排众议，千方百计地支持张之洞翻译西学课本，可见其顾全大局之宽阔胸怀。

    张之洞由清流派干将开始，一直坚持求新求变，推广新学不动摇。一般说来，有利新学的措施，只要不侵犯皇权，对现实作任何变通，他都会支持。当然，张之洞没有能够从思想上，转化成为彻底的改革派，这同他热衷当官很有关系。因为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无论怎样改朝换代，人只要穿上官服，便身不由己。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或者在官阶上更上一层楼，大都要听命于皇上。在君权问题上，张之洞是万万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明知是正确的也不敢支持;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敢冒犯龙颜。这种状况，就严重制约了张之洞的思想发展。像张之洞这样为一己之私利，在君王面前循规蹈矩的人物，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真可谓屡见不鲜。

    三、寄人篱下的张佩纶

    经历了中法战争之后，清流派人物大多数各自东西，四处分散。唯独张之洞宦途平坦，步步高升。张之洞与他昔日的清流同伴之间旧情难忘，思念弥深，彼此关切，深情感人。他们之中，虽然有的已经处于闲散境地，却依然能关心时政，思想认识也在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张佩纶可谓最突出的代表人物。

    翰林四谏中，张之洞与张佩纶的关系，在早期颇为融洽。张佩纶，直隶丰润人，字绳庵，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时外侮甚亟，佩纶累疏陈经国大政，“尤以纠弹大臣名著一时，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①随后，张佩纶任职台谏，法越事起，奉命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后以马尾海战失利，被发配军台效力。

    《赵凤昌藏札》中保存了张佩纶抵达戍所时，写给挚友张之洞的长函一通，内容颇为重要。兹摘要如下：

    香涛前辈大人阁下：

    佩纶以马江之役，遣戍漠南，恪靖转遭严饬，皆鄙人累之，深为歉仄。……荣丞俊业，曾在先兄华亭幕中，后才（在）船政当差，入春屡以寄书，苦于见闻僻陋。昨得乐山书云，达夫同年，自粤至鄂，言公近颇瘦，内外无同心，甚以为念。清帅抚粤，朱道莅琼。鄙意中枢于粤事似尚注意，或不如达夫所言之甚。

    识公十年即在词曹，忧国匡时，亦极臞怦。今既事烦于往……佩纶所望者，则在起居眠食间，当有一定节制;简静之说，公固能言之，而不能行之也。

    琴西赴粤，未及一月，遽尔委化，可谓数奇;次棠前辈已擢滇藩，近又奉讳，在公殊失臂助。闻铁香定畍，法甚妄诈，想一时难于竣事。

    鄙状粗适，徐唐张均生出牢户，免一疚心之事。晓山旋即物故，衰年免于西行，较庾弊已属大幸。鄂生书来，欲到滇引退。佩纶力劝其少安毋躁，度向用方殷耳。

    筦书涉猎既久，欲于三年中定一草本，免置虚费岁月，而学植甚浅，藏籍无多，时自悔恨。意欲求公在粤致书一、二箧;近于不情，然在公拨一日之冗杂，即足供鄙人十年之研寻。想义秉师友，必许我也。

    专肃，敬问起居。

    期佩纶，谨上。

    孝达前辈尚书座下。

    二月初九日

    附书名：《通志堂经解》《岭南遗书》《古经解》《小学汇函》《揅经室集》，乞为代致，或嘱清卿前辈寄津。②

    上函中涉及人物甚多，仅就重要者稍予阐释：恪靖，系指左宗棠;清帅，系指吴大澂（字清卿）;次棠，系指于荫霖;铁香，系指邓承修;晓山，系指徐延旭;鄂生，系指唐炯。此函反映了张佩纶被流放初期，回首往事，时自悔恨的心情，以及对张之洞的关切情怀。张佩纶于光绪十四年由塞上放归，临离戍所之前，又致函张之洞深表谢忱。其函曰：

    塞上将归，奉惠书，敬承道体安善，极慰远念。

    合肥已代入赎锾，公寄千金，归后作草堂之资，深感高义。张莲卿主莲池，舆论不惬，而合肥与之旧交，不忍辞之。为鄙人假宅津门，俟来年再定讲席。佩纶之意，入山为上，书院次之，都门为下，却有朋友之乐，求书亦较便。再同、谊卿均以为都下万不可居，止能秋间携两儿暂住津沽。佩纶同安圃回里营葬。九十月间书院当可定。合肥有“无事亦岁奉千金”之约，然终不如笔耕之合;故瞻周道蹙之靡所驰，竟无一地足以容膝，可慨也。

    豫中允旱，河水日消。都下畏当道及匿怨而友者，津门畏干求者，莲池亦恐不免。故乡无一亩之田，无一椽之屋，卜居之念，彷徨莫决，转不如谪所三年之以境静定也。合肥谓，得罪京官福大，得罪穷候补祸小。一笑。

    蒉又上③

    此函是张佩纶告别戍所前夕，在收到张之洞寄来千金安家费之后的答复。函中所谓莲卿者，系指张裕钊，时任保定书院山长。张佩纶此信，一面对张之洞在其离开塞上之前，厚寄千金，深表谢忱，同时还谈到将来的去向问题。所云李鸿章想用张佩纶代替张裕钊，并未成为事实。张佩纶由塞上放回，直接到天津安家。此中情形，在张佩纶的另一通书信中，亦有所记述。张佩纶写道：

    孝达前辈尚书阁下：

    云门过津，远劳手笔，孔北海所谓忻然独笼，如睹其人者也。敬维兴居百福，动定咸宜，深慰驰仰。

    承示南北分任铁路，并录寄致合肥函稿，具晓来意。云门复深谈两日，曲畅旁通，择要亦为代达。昨合肥已有书奉复。乐山虽属同心于铁政，谅多隔膜，今得寿丈相助，以铁路建言之人薲画三厂，其中曲折精微，利病通变，必能互相推究，共底于成，深可欣贺。要之三厂之难，不难在煤铁而难在经费，效彰利见，群疑自亡，似来教亦多过虑耳。

    管庄两书，治之积年，略有一得。然管子大义不易条通，庄子微言更无真解，实未敢遽写定本，取诮通人，承问愧愧。密电收到，俟有下询电音，当如前约增减电码奉复。虽可省简尺之劳，免局生之泄，但鄙人借资官电，不顾频烦，尚希曲鉴。损惠端溪石砚，钦州茗壶，制度朴雅，拜纳感谢。闻道体初痊，餐眠尚未如常，极念。近日当已康复，希为时自重。

    复颂台安，统惟亮察不宣。

    侍生期佩纶顿首

    八月廿一日①

    上函中的云門，系指樊增祥。孔北海则是指孔融。孔融，字文举，东汉末年鲁国曲阜人，建安七子之一，孔子二十代孙。由于曾任北海相，故称孔北海，后因恃才傲物，得罪相国曹操，被处死并株连全家。

    此函系张佩纶由戍所抵达天津，寄居于直隶总督李鸿章门下后，写给张之洞的。此前，为疏通与李鸿章的关系，张之洞专门派樊增祥去津沽探视张佩纶，并希望通过这层关系，缓和同李鸿章之间的冲突，以便顺利实现其在湖北兴建工厂及铁路的宏伟计划。事实上，在见过张佩纶之后，樊增祥也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向其顶头上司张之洞禀报在津沽会谈情形，其文曰：

    受业前过天津，与丰润倾谈两日。渠虽居甥馆，迹近幽囚。据云，合肥始以津通之故，意不能无望。自函丈节次电信，深相推挹，渠已焕然冰释;至三厂交伊接替，则自云无出山理。且云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亲之列，则合肥之路断矣。又云：在甥馆本不与公事，惟函丈三厂事，若有稍近琐屑，不欲径达合肥者，可电致渠处，渠当代达云云。又云：合肥此次得书甚喜。渠在旁云，事事皆可助，惟钱不能助。合肥云，钱亦能助，如部拨山东修河之六十万金，若推延不解，我亦可代催。又如钢轨既出，我少买洋轨，多以轨价付鄂，俾资周转，是亦相助之道也。

    受业窥此两人，均已为函丈所用。丰润犹有结托之意，但使时时假以书问，必效臂指无疑。渠又云，密电可不用，缘电报房密迩合肥，若渠致鄂电，密不能繙，必使合肥生疑，此亦实情。在津时，渠云：合肥三日内必复书，渠俟见合肥信后，再作复函。此时想均达签室矣。

    总之，幼樵识见之明决，议论之透快，其可爱如故，吾师何妨招其游鄂，纵不能久留，暂住亦复甚佳。渠在津窘迫已极，郎舅又不对（小合肥欲手刃之），绝可怜也。②

    樊增祥的这通书信，如实地揭示了张佩纶在天津“迹近幽囚”的困窘境况，与张佩纶自己所述的在津情形，颇有异同。由樊增祥此信可以清楚看出：同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为了各自利益，彼此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错综复杂关系。

    四、敢说敢当的宝廷

    在赵凤昌信札中，还保存了一些信件，从中可以领略一些清流派人物的生活志趣与情调。他们长期生活在北京城中，却与外界隔绝，对于一些新生事物与西学，一无所知而又深闭固拒，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宝廷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宝廷，号竹坡，出身宗室，系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在清流群体中，宝廷与张之洞关系至为密切。宝廷襟怀坦白，敢作敢当，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历史人物。他出身贵族，却没有皇族固有的虚骄之气，常常议论风发，不避权贵。当年与张之洞同在翰林院时，他们彼此密切往来，几无虚日。

    《张之洞全集》中有《焦山观宝竹坡侍郎留带三首》，其中一首云：

    故人宿草已三秋，江汉孤臣亦白头。

    我有倾河注海泪，顽山无语送寒流。③

    此诗写于竹坡病逝三年之后，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游宝廷曾经待过的地方焦山，触景生情，怀念故人，不胜感慨，于是，写此诗篇以抒发其深深怀念之感情。其中“我有倾河注海泪”，一句道出了张氏对宝廷之无限思念的深情。后来，张之洞重返京师，又专门前往宝廷墓前凭吊。其《拜宝竹坡二首》云：

    翰苑犹传四谏风，至尊能纳项能容。

    枫林留得愁吟老，长乐疏星独听钟。

    子政忠言日月光，清贫独少作金方。

    市楼一盏良乡酒，哪得鱼头共此觞？

    君甚贫，官侍郎时，余常凌晨访之，惟新熟良乡酒一罂，与余对饮，更无鲑菜，咸齑一碟而已。①

    张之洞这些饱含深情的诗句，怀念当年翰林四谏敢说敢当之风范，追思畅怀共饮的情景。张氏对宝廷的无限眷念之情，已跃然纸上。同时，由张之洞的这些描述，可以看出晚清时期，北京翰林院里的读书人的生活是何等清贫，以至于在饮酒时，想食鱼头而不可得。

    在《赵凤昌藏札》中，还保存有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宝廷的来信。其中一函曰：

    春间曾寄一椷，当早登记室。疾病缠绵，兼为二儿娶妇。侞事纷纭，闲身不容小息，直至端阳后病始渐减，事亦渐定得不死，无可消磨仍钻故纸……择有用书读，作有用文字。经学固至要，而此时非当务之急。海外强邻耽耽环伺，不但其坚船巨炮，可为中华之患，即其邪说诬民，亦可注意。非谓其传教也，其教涉陋，不足一辟。而其讲天学者，逞其私智，肆为臆说，以器为道，以数为理，自命为学究天人，欲将中华古圣人阴阳动静之训，扫而空之。华人喜新好奇，多为所惑。群以西人为大智，足以知天。此时虽怵于清议，尚不敢直谓圣人不知天，数十年后恐无天者，皆奉歌白尼奈端为圣人，而不屑谈大易矣。

    自愧手难缚鸡，不克披坚执锐，从事于海上，及此以血未干，聊借毛（掸）子作文战利器。购得李某所译谈天书，闭户昼夜读之，苦心孤诣，穷思极虑，有所见则笔之于册。竭三伏之以力，已得数十条。但恨不谙算数，有明知其谬而不能著一语者。盖西人思深算巧，虽不明阴阳正理，而推测细密，假象数以穿凿附会，其无理之理，以实有足以惑人者，故谈天者多信之也。不敢自是，寄呈哂正。此乃初稿，容杂不成文章，祈略词取意，如所驳尚是，再修饰另抄，有不妥祈批出，此外，尚多可驳。……前承厚赐，谢谢。

    草泐，顺请壶公老夫子大人台安。

    侍宝廷顿首。

    儿辈随叩。

    中元夜半②

    由宝廷此函可以看出：由于国势陵夷，强邻环伺，使这位已经挂冠还乡的昔日清流干将，满腔热血，愤愤不平。他自称仍然有报国之心，虽然未能“披坚执锐”，却想从思想方面对洋人中“讲天学者”进行反驳。他动机真实纯朴，然而，他所用的，是传统的封建学说;所批评的，则是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理论，实在是把劲用错了地方。此信正反映了像宝廷这样的清流派人物，由于挂冠辞职以后，一贫如洗，长期徘徊于京师西山，吟咏于花前月下，脱离实际，自我封闭，外部世界已发生巨变，而其思想未能不断更新，还是用传统的旧观念看待新事物，以至于得出许多可笑的结论。

    其實，对于宝廷其人，笔者认为是应该具体分析的。他出身于皇族，却不屑与当政的邪恶者同流合污，宁肯布衣蔬食，也不肯去干那些伤天害理之事。在《赵凤昌藏札》中，还保存了一首他亲笔写给张之洞的小诗，读来十分有趣。其诗云：

    自诩罢职已五载，四美尚具如曩时。

    坡公有知合生羡，穷途爱眷无分离。

    可笑今年更穷困，汤幸续命命似丝。

    债台过峻米难乞，太仓日籴聊救饥。

    杨枝恋主恐难久，行看开阁靡孑遗。

    林空春尽暮雨止，岂如朝云停不飞。（原注：小姬旨与朝云同乡同姓，原字雨林，亦与云字逢对，亦奇矣）

    及今粉黛尚列屋，投醪均饮无参差;

    樱唇饱啖共含笑，馋口笙独唐宫妃。

    他年我若宰天下，愿如此果公不私。

    广雅堂主人哂正，有暇并希惠和。

    四号室主初稿③

    宝廷此诗是描写其被罢职之后，与妻妾和睦相处之情景。宝廷于光绪八年在担任福建主考任满之后，归途于杭州逗留，在风景如画的新安江上，纳江山船妓为妾，然后自劾罢职。为了纳一小妾，居然连乌纱帽都可以不要，只有宝廷这样的“名士”才能作出此等怪事。而他写给张之洞的诗，则是畅谈在罢职五年之后，依然同妻妾四人在北京城里度日。尽管衣食无着，债台高筑，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而他却乐在其中。他在诗中兴高采烈地写道，当年的四位“粉黛尚列屋”，且“樱唇饱啖共含笑”。这些诗文，活灵活现地勾画了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清流干将，在自劾丢官之后，以苦为乐，别有一番生活情趣。

    清末民初以来，坊间对于宝廷风流轶事，有不少诗文记载，但是，许多描述并不准确全面，今据清档略予补充。

    对于宝廷的自劾丢官一事，清宫档案有详细记载。在自我弹劾之前，他首先禀报了对闽台海防大事的意见。宝廷的奏章称：

    奏为典试闽中，有所见闻，敬陈管窥，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奉命往典闽试，试竣留心访察，颇有见闻，琐细之事，无暇深论，其有关大局者，不敢避嫌远怨，自甘缄默，取悦众人而贻误国家，不揣冒昧，特为我皇太后、皇上敬陈之。

    窃维闽中事之大者有三：一曰海防，一曰船政，一曰关税。闽居东南海隅，东洋有事，闽先当之，而台湾尤为冲要。五虎门海本天险，近年洋舶往来，熟视其险，已不足恃。奴才榜后曾至船政局一观，顺流拟赴海口。因受风吐泻，未能至五虎门，而沿途略观内河炮台，似皆未臻严密。访闻台湾防务，虽经刘璈整顿，渐有眉目，而形格势禁，仍难尽称周妥。日本包藏祸心，断不能久和，不及此时速筹，一旦有事，后悔无及。

    夫欲修海防，全在疆吏。闽抚张兆栋，履任未久，难见短长;总督何璟，人极和平，文学亦优，而微短于才，且过于长厚，不能破除情面，于海疆人士，似未相宜，若不更调，窃恐闽海防务，终难收实效。此闽中海防实在情形也。

    船政为方今至要之务，其中原委，奴才固未深知，而人言啧啧，多讥其虚糜多而实效少。海防以船为首务，中国果能实力整顿此事，则自造自用，远胜外购，且能造尤须能驾，若终必外人管驾，则有船不殊无船。此中利弊，非局外所能知，浮言毁誉，亦难尽信。此事所关甚大，必须及早整顿，似宜特命通晓军务公正不徇情面大员，认真清查，毕竟利弊如何，庶可除积弊而收实效，若再因循不加整顿，恐船政日坏一日矣。此闽中船政实在情形也。

    欲修海防，先筹经费。闽中夙称瘠苦，殊难筹划。惟闽海关税务，若能认真整顿，少可有补饷项。闽关近年固不如前，然亦未必一无盈余。将军穆图善，受恩深重，当此库款支绌之时，当不敢有心欺饰，但积弊过深，查核不易，吏役百般蒙混，该将军亦未能尽知。拟请饬该将军再详细查核，毕竟每年正额盈余之外，尚有盈余若干，务须彻底清查，不许吏役蒙混。如能查有成数，前次复奏，未能详尽，伏乞恩施，格外免究，若仍听吏役蒙混，回护前奏，日后别经发觉，从重惩处。张兆栋向来尚不避嫌怨，可否饬其会同查办，以期核实。闽关事繁费重，如能查有成数，每年可增收若干，可否仰恳天恩，每万两许其留若干两，作办公之费，以免拮据。此闽中关税实在情形也。

    以上三端，皆闽中事之大者，且不独关于闽省，实有关天下大局。奴才深受厚恩，既有所见闻，岂敢避越俎之愆，知而不言，伏愿俯施采纳幸甚。本拟到京复命上陈，因一路水浅风逆，兼之天寒河冻，处处阻滞，恐年内未必到京，刍荛之言，迫于进献，故在清江具折，借用漕运总督印信呈递，合并声明。

    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谨奏。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二日①

    宝廷此折所揭示的内容至关重要。首先，他指出福建海防松懈，无论是虎门炮台，还是海峡对面的台湾，海防均未臻严密。他预见到帝国主义列强已“包藏祸心，断不能久和”，“一旦有事，后悔无及”。宝廷的警告，很快被两年后的甲申中法战争及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所证实。

    其次，宝廷还尖锐地指出，福建船政因循，缺乏整顿，日坏一日的情形。他还就海防经费提出宜严加整顿的建议。宝廷指名道姓地批评福建将军穆图善管理不善，致使“吏役百般蒙混”，建议朝廷彻底清查。

    在对海防、船政及经费提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之后，宝廷专门提到在江山船纳妾一事。宝廷之奏片称：

    再九姓渔船姑，自明代即今之所谓江山船也。钱塘江中，历来官员往返皆乘此船，舍此无他船可乘也。奴才典闽试归，至浙江衢州，地方官代备坐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弟兄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当时谓试峻差旋，无所关防;过后自思终属不合，后悔无及。

    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屡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既已谬误于前，若再欺隐于后，获罪更深，更无以仰对高厚。用敢不顾罪戾，自行检举，请旨从重惩责以为鉴戒。为此附片自陈，不胜战兢恐惧待罪之至。

    伏乞圣鉴。

    谨奏。

    光緒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军机大臣奉旨，钦此。①

    清廷对于宝廷的纳妾举动，严加惩处，吏部的奏章称：

    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宝鋆等奏，为遵议礼部右侍郎宝廷处分事。

    奏为遵旨严议具奏事。内阁钞出光绪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奉上谕：侍郎宝廷奏，途中买妾，自请从重惩责等语。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宝廷著交部严加议处。钦此。钦遵到部，查律载，违制者，杖一百，私罪革职等语。此案侍郎宝廷奉命典试，诚如圣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竞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钦奉谕旨，著交部严加议处。应请将壬午科福建正考官礼部右侍郎宗室宝廷，照违制私罪律革职例议，以革职系奉旨严议，应行加等。惟处分定例，议至革职，无可再加，合并声明。

    所有臣等遵旨嚴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

    伏乞圣鉴，训示遵行。

    谨奏。

    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②

    宝廷纳妾自劾的举动，当年在北京城官场曾引起轰动，李慈铭日记对此事记述尤详，其文曰：

    光绪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侍郎宝廷奏，典闽试归途中，买妾自请从重惩责，谕交严处，旋议革职。宝字竹坡，宗室，素喜狎游，为纤俗诗词，以才子自命。癸酉典浙试，归买一船妓，吴人所谓花蒲鞵头船娘也。入都时，别由水程至潞河，及宝廷由京城以车亲迎之，则船人俱杳然矣。时传以为笑。今由钱塘江入闽，与江山船妓狎，归途遂娶之。鉴于前失，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袁浦有县令诘其伪，欲留质之。宝廷大惧，遂道中上疏，以条陈福建船政为名，而附片自陈，言钱塘江有九姓渔船，例备官坐。舟人有女，遂买为妾。明目张胆，自供娶妓，不学之弊，一至于此。闻其人面麻，年近三十矣。宝廷尝以贺寿慈认市侩李春山妻为义女，劾之去官，故有人嘲以诗云：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闽娘上使槎;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娼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一时传诵，以为口实云。③

    李慈铭评人论事，语多刻薄，自然对宝廷亦不例外。同样是一个宝廷，在沃丘仲子的笔下，评论则多有不同。其文曰：

    宝廷，宗室，字竹坡，以进士授编修，少迁司业，历官至礼部侍郎。其擢内阁学士也，上书言：臣于时事，谬有论列，遂荷超擢，而所言鲜见施行，殊自愧怍;愿朝廷多纳臣言，勿迁臣官。世以其猎名，而廷坦率恬退，吾则知其非饰说也。时与黄体芳、张之洞等主持清议，有大政必具疏论其是非焉。壬午典闽试归，道浙江，见榜人女，俏丽多姿，纳为妾，还朝上奏自劾，遂罢职。筑书室西山，间往居之，而家贫，客至至不能具酒食。之洞等时济以资，而到手即沽饮，或以瞻其更贫者，未久辄尽。予后见于京师剧馆中，已憔悴，霜雪盈颠矣。然犹娓娓道其近作。已而同入酒家，饮亦尽十余斗。后闻其酒卧道中，冒寒归，竟病卒。其妾楚楚，有林下风，侍廷尤勤恳，先死。吾尝见其画像于准良所，方属其题词也。④

    沃丘仲子对宝廷的评价，与李慈铭有所不同。盖以其言辞平和，不以感情用事。沃丘仲子还说：“之洞等时济以资，而到手即沽饮，或以瞻其更贫者。”所述与《赵凤昌藏札》所记内容亦相符合，彼此呼应。张之洞不忘旧情，慷慨解囊，亦可谓颇具古君子之风。

    最后，还应该说一句，据史书记载，宝廷共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寿富，小名一二;一个名富寿，小名二一。这样有趣的名字，也只有宝廷这样的文人学士才想得出来。

    寿富幼时，其父罢官，家贫如洗，然其“端重好学”，光绪十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寿富颇讲孝道，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在其父故后，“寿富寝处苫块，并盐酪不入口，今二年矣。萨廉谓为矫情，余敬之爱之，附识于此”。⑤后来，寿富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支持者，曾倡导成立知耻会，著有“劝八旗官士文”。百日维新后期，曾奉命赴日本考察学堂，归国后，著有《日本风土志》，并痛陈中国积弊及所宜兴宜革者。庚子事变中，寿富以讲新学故，被守旧派攻击，斥为“袒外”。寿富“恚甚，或劝之他往，曰：‘吾宗亲也，宁有去理耶？城陷，寿富自题绝命词，并贻书同官曰：‘国破家亡，万无生理。乞赴行在，力为表明。侍已死于此地，虽讲西学，未尝降敌。遂与弟右翼宗室副管寿蕃，及一妹一婢，并投缳而死”。①

    寿富是晚清八旗贵族中，少数几个大声疾呼，倡导维新的先行者之一。他虽讲西学，却不愿意忍受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后的凌辱，于是带领全家一起自尽，以死明志，事迹感人至深。张之洞对于晚辈寿富的过早去世，伤悼不已，曾写有《寿伯拜符翰林富墓》一首，诗云：

    赋断怀沙不可听，宗贤忠愤薄苍冥。

    荆高燕市耽沉醉，莫使重泉叹独醒。②

    张之洞对这位晚辈淡泊名利，不向入侵者低头的高风亮节非常敬仰，于短短四句诗中表露无遗矣。

    除了张佩纶、宝廷二人外，在《赵凤昌藏札》中，还有清流派人物陈宝琛的许多函札。陈宝琛（1847—1935年）字伯潜，号弢庵、橘隐，福建闽县（今福州市）螺州人。同治七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擢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曾以“直言风节声于天下”。陈氏先后典学甘肃、江西，在江西任上“得士尤盛”，陈三立、朱益藩皆所得士。③中法战争后，陈宝琛因参与保举唐炯、徐延旭统办军务失当事，遭部议连降九级，后以丁艰归里，长期不出。直到慈禧死后，陈氏在张之洞的鼎力支持下，重返京师，任礼部侍郎。

    【作者简介】孔祥吉，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晚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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