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人对意大利昔盛今衰的历史对比与书写意识
摘 要：中国与意大利的历史，有秦汉和古罗马的强盛，也有近代衰颓。晚清一批知识分子研读罗马史，追思古罗马，反思19世纪意大利之积贫积弱，从气雄万夫的古罗马到衰老不堪的意大利，晚清士人以人的生老病死比附民族兴衰，从“王者兴”到气数已尽，这与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暗合。本文审视晚清国人记录意大利古今的文本，分析晚清文本中对罗马帝国巅峰的表述、对罗马帝国衰亡原因的探讨、古罗马与中国历史的相通之处、意大利在文艺复兴后的衰落原因等问题，从中探析意大利历史对晚清中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晚清，意大利，古罗马，文化形态史观，康有为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08-0036-09
罗马帝国与中国秦汉有着太多的近似点。在中古时期，欧洲人就通过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了解中国。在近古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又一次把基督教引入中国，并让中国人首次见到了五大洲地图。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一书也是第一部用中文写成的世界地理著作。可以说，无论是欧洲了解中国，还是中国了解欧洲，意大利人都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枢纽。关于秦汉与罗马的对比，马可·波罗与中国的关系，此前学界早已有不少成果，然而晚清时期中国人眼中的意大利历史这一选题，却乏人问津，时至今日，只有两篇文章涉及。①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对清末士人眼中的意大利历史建构这一选题进行深入挖掘。
（一）罗马帝国巅峰时期
如果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称“第一公民”，获得“奥古斯都”头衔，罗马帝国建立算起，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有503年历史。如果以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为结束，那么罗马帝国共有1480年历史。俄国伊凡三世娶了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亚公主后，宣布莫斯科为继罗马、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三罗马，继承罗马法统，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退位，以“恺撒”作为皇帝称号的第三罗马法统方才告终。如果承认俄国继承了罗马帝国法统，那么罗马帝国的法统存续就长达1944年，堪称世界历史上法统存续时间最长的政权。按照俄罗斯的罗马法统，晚清时，中国人还没见到罗马帝国法统的彻底终结，历史比罗马更悠久的中国人对于古罗马历史，没有理由不发荆棘铜驼之深思。
魏源《海国图志》回溯了罗马帝国的崛起，“在周朝间初建罗马城之际，仅若小乡。历二百年，惟农是务，其国最微，与蛮夷等。因罗马民敢作敢为，百攻百胜。如此，以他里全地，渐次皆服罗马，邻国闻名。于是，国王严正持法，力能奋武，南北东西，无不攻服。于汉朝年间，其地袤延，自葡萄亚、拂郎察各西域遍服一主，而万国敬仰矣。其将军不论何处获胜，即扶良除暴，立律法。所有话音，达于西国。今日如葡萄亚、是班亚、佛兰西、英吉利等之音，皆原于罗马国。是时普天下变化从风”。②前753年，“以他里”（意大利）罗马建城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但是凭着强有力的罗马军团与制度优势，最终建立起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葡萄亚”（葡萄牙）、“是班亚”（西班牙）、“佛兰西”（法兰西）等国的语言也都是在罗马拉丁字母的基础上结合地方语言形成的。话语表达影响思维，欧洲拉丁语区的所有国家都打上了坚实的罗马烙印。
19世紀晚期，欧洲列国竞逐富强，民族主义盛行，欧洲列国林立，统一极难，然而罗马帝国几乎完成了欧洲大一统，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这让崇尚大一统的中国士大夫无比欣羡。王树枏《欧洲列国战事本末》：“屋大维归自埃及，即皇帝位……上尊号曰奥古士都，罗马之创有帝政自此始，其疆宇跨欧罗巴、亚细亚、亚非理驾三大洲，幅员之广，盖亘古以来，未之有也。”①林白水《加里波的》：“罗马当驱佳里亚民族而奠居于意大利也，幅员之大，迈于前古，东界挨乌佛拉托河，西临大西洋，南至亚非利加，北逾多瑙河，侵入亚麦尼亚诸地，非里太尼亚及英吉利之一部，皆为所辖，何其盛也！”②“亚麦尼亚”即亚美尼亚，“挨乌佛拉托河”即幼发拉底河，这些远离罗马核心区的地方都在罗马帝国管辖之下，自然，这样的帝国“亘古以来，未之有也”。
晚清士人在介绍外国史时，会将其与中国历史接榫，以便让中国读者更好接受，在谈到古罗马时，晚清士人把罗马比作周天子所居镐京，将罗马统御万国比作周天子协和万邦。萧应椿《五洲述略》：“欧罗巴古一统之国，《汉书》所谓大秦国也。自周以前为土番散部，周幽王时罗马崛起，国势渐强，其后武备日精，疆土四辟，至西汉时北拓日耳曼诸部至波罗的海，南服阿非利加北境各国，西辟佛朗西、西班牙、葡萄牙，至大西洋海，又跨海建英吉利三岛，东并希腊诸部，纵横千万里，跨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三土，建都城于罗马，诸国仰之如周京。”③不过把罗马比作镐京的做法其实欠妥，罗马对于各行省，是有实际管辖权的，周天子对于各国，却是名义上的天子，因此罗马在政治上之实际地位可能要高于镐京。但是在文化上，罗马并没能让罗马帝国各行省的文化像亚平宁半岛本部一样繁荣，而周朝则有海岱文化、河洛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百花齐放却蕴含统一性，这一点，周又远比罗马成功。
晚清士人对于罗马帝国，不止是憧憬其地跨三大洲的辉煌，也会通过罗马帝国的遗址来遥想其巅峰时期的武力与血腥。洪勋《游历闻见录》记载了他在那不勒斯附近的波佐利看到的斗兽场：“古斗兽院，基址宏敞，叠石为之，形圆如今之马戏院，中穴地如大沟，笼铁杆于上，今铁已朽腐，斗时放猛兽入地穴，今咆哮横噬，所谓兽相食也，当日观者必以为快，今虽废址，望之犹黯然惨。教祸酷烈之时，有不从者率兽食之，观此则其时残忍之风可想矣。”④当基督教徒的一神教组织严重威胁到古罗马的多神教崇拜体系时，古罗马就把大量教徒扔进斗兽场喂野兽，看着斑驳的铁笼子，洪勋不寒而栗，此时中国士大夫的血性比起秦汉已退化，其实在与罗马同时代的秦汉，中国士大夫阶层丝毫不惧与野兽的格斗。司马相如《上林赋》就有“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的记载，⑤汉朝的中国贵族玩着活捉猎豹，击倒豺狼，杀死狗熊，脚踩野羊的游戏。《三辅黄图》记载：“兽圈上有楼观。”⑥这个“楼观”虽然豪华度比起罗马斗兽场差之远矣，但是其功能应该与罗马斗兽场的观众席差不多。
（二）罗马帝国衰亡原因
对于罗马帝国的衰亡原因，晚清士人进行了多角度解读，主要有如下看法：
1.皇帝荒淫，内政紊乱。萧应椿《五洲述略》：“其后传世既久，嗣王多淫辟败度，内乱迭生，废立屡见，西北诸部皆拥土自立，不复为臣。”⑦罗马在五贤帝之后，昏君暴君层出不穷，于是内政大乱。罗马的历史既有豪迈与恢弘，也有欢情与迷乱，罗马共和国在她质朴刚健的青春时期，蔑视一切有悖伦理道德的纵欲。随着经济的发达，对奴隶的剥削，共和国变为帝国，直至“三世纪危机”，风烛残年的罗马帝国似乎只有乞灵于铺张的形式和昔日的威名，才能延缓在劫难逃的末日。金绍城把庞贝城被火山湮没与罗马人纵欲过度遭天谴而挂钩，他说：“此室最富，故所见石像画壁也最精，而荒淫无度尤达极点，罗马人言‘当时淫风流行太甚，故天降之罚而有火山暴烈之灾，有由然欤？”①
2.禁卫军秉政，掌废立大权。王树枏《欧洲族类源流略》：“前二十九年，俄达非（一作屋大维）出为奥古斯都，贵族凋零，人心厌乱，乃乘机易民政为帝政，更张国事，分罗马城民之利益，普赐诸省，俾与意民平等，国乱始平。然是后市民之隶罗马城者，率多外来新族，安居坐食，于国家之政治善恶，皆漠然视之。而罗马帝权，倚兵自固，于是护军专擅，民病痿痹，外寇纷来，乘虚割据。一千余年之天下，卒以丧亡。说者往往以此为君政之弊，不知奥古斯都以后，国君之生杀废立，操之诸护军之手，绅民概不得与闻，此立法之不善，不得为君政咎也。”②罗马其兴在公民权，其亡也在公民权，与古希腊雅典城邦对公民权严格控制，绝不给外人相反，罗马帝国把公民权的福利逐步发放给各民族，让他们也参与罗马政治，这既使得其他民族加深了对罗马帝国的认同感，也使得亚平宁半岛的土生罗马人越来越丧失主人翁意识，作为主体民族反而权柄日削，可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
在此情况下，屋大维成立禁卫军作为罗马皇帝的亲军，王树枏所说“护军”就是禁卫军。屋大维在时对禁卫军可绝对掌控，此后禁卫军操纵皇帝废立，如果有人出高价雇佣禁卫军，他们甚至不惜对皇帝和高官实施暗杀，然后换上既能够给予他们大笔赏金，又能被他们所操纵的傀儡。禁卫军把持朝政，而罗马官绅、政治精英却无法参与许多要政，久而久之，罗马帝国的政局就不可收拾了。
3.外族雇佣兵尾大不掉。王树枏《欧洲列国战事本末》卷三：“三百三十二年，迁都于庇参修，以控制东方，名之曰君士坦丁，區全国为四道，道置方伯，废亲卫军，不许政府与兵事，置大将八人，专掌军机，改兵大队为小队，分之为二，曰阶下之兵，曰境界之兵，用峨特诸夷为兵卒，说者谓罗马亡灭之原，实基于此。”③鉴于禁卫军干政，紊乱罗马宪制，君士坦丁大帝解散了禁卫军，将军队的士兵派往帝国的各个角落，并摧毁了禁卫军大本营，罗马禁卫军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就此谢幕。然而社会是厌恶真空的，由于罗马公民精神的腐化，难以成强军，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等各蛮族被收编入罗马军队，取代了禁卫军的生态位。王树枏所说“峨特诸夷”指的就是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
王树枏《欧洲列国战事本末》：“日耳曼人出高卢境，战功有足称者，然此一百余年之间，日族以侵掠罗马诸城财货，日致富强，其降罗马为兵者，又习知罗马战术，礼仪法则，峨特人所袭犹深，迨至三百七十年后，罗马之政治愈纷，而外夷之祸，遂至溃决横流，不可收掇矣。”④每当高卢发生叛乱，日耳曼人就去平叛，立下战功后官居高位，越来越多的日耳曼将领跻身罗马上层，他们深知罗马的优点与弱点，直到彻底把持朝政，“乘间而入”，不可收拾。《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国用支绌，户口凋零，日耳曼人，遂得乘间而入，杂居内地，生齿大繁，后罗马军队亦多用之，驯至军中晤语，惟闻日耳曼之方言，临阵战斗，亦循日耳曼之兵法，罗马旧章，凌替殆尽。”⑤到后期，罗马军队都听不见纯正的罗马拉丁语，越来越多地听见日耳曼方言，军权旁落下，罗马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晚期罗马人耽于享乐，不愿生育，生育率低下的罗马人占总人口比例越来越低，日耳曼人最终在军权、人口、政治等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
4.财政赤字，经济崩溃。《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罗马败亡之故，虽未易以一言尽，而总不外于财政之困穷，其所以造此因者，亦有数端。通国庸奴，习成游惰，人财两耗，庸工渐下，一也。赋税繁重，中人破产，二也。币制无恒，圜法败坏，三也。民主时代，即尚济贫，其后民益贫惰，待哺者众，而赋敛之苛，奴隶之辱，圜法之坏，物产之耗，漠不关心，束手待毙，四也。国家以公帑为私有，人民以宦途为利源，虽历朝谊辟，尽力惩儆，而此风迄不少衰，五也。罗马肇兴，民风敦厚，降及末季，风俗益偷，将吏不知忠义，而国家失其干城，六也。生齿不繁，城市荒废，七也。”⑥到了后期，罗马帝国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享乐，大幅提高赋税，作为社会阀门的中产阶级被残酷压榨，罗马社会结构由健康的橄榄型变成了两边粗、中间单弱的哑铃型，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是难有抗风险能力的。罗马早期森图里亚大会时代，堪称“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然而到了后期，罗马帝国也颇具南宋、晚明之风，骄兵纵将，最终国将不国。
魏源《海国图志》系统总结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其后帝君纵欲妄行，国家危变;三军弄权，随意立主，国衰政弱。于是东方游牧野蛮，一齐攻界。罗马古时勇兵挫锐，外夷云集乱击。分国为两邦，东西各一。”①皇帝荒淫残暴，禁卫军弄权，肆行废立，国必自辱而后人恒辱之，东部蛮夷各族趁乱侵袭，罗马帝国雇佣外族以夷制夷，最终夷狄尾大不掉，罗马灭亡。
（三）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关系
在以上四种晚清士人眼中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之外，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种观点，就是罗马帝国亡于基督教。唐才常《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
罗马政治之新，实当周灵王二十二年，固后埃及、希腊而兴者。然至今谈性理、公法者，往往根源罗马，则当日开明之化，概可想见。……至其教皇横恣，灭绝伦纪（教皇结庐罗马郭外，初不过贫寒教师。三百四十三年，群议立为教皇）。又造为天堂地狱之说，惑世诬民，钳制列邦，凡立君行政，必请命焉，列国来朝，至舐教皇之足以为荣（日耳曼显理第四与之政权，不胜，困极，跣足立门外，获已，其横若此）。于时大陆诸国人民皆不教无智，故教皇威权首出欧洲，颐指气使，奴隶其君，犬马其民，无复有政事、学问、涵育生灵之制……由是观之，古今之纷呶变乱，惨黩生民者，莫罗马若。古今之至愚不灵、死守待尽者，莫教皇若。今知忌教而并忌新学，是甘与教皇伍者也。②
唐才常把欧洲中世纪完全说成是黑暗的，责任全都推到基督教身上，把宗教与新学（西方科学）完全对立，很值得商榷。宗教关注的是通过信仰从上帝的启示中获得永恒的真理和心灵的安慰，科学强调的是通过观测和推理来发现有关世界的事实和背后的规律，二者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的确都有很大区别，因此二者是有所冲突的。但是科学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冲突之外，也是有很大程度交集的，这一点被唐才常忽略。科学通常是可以被证实的，基督教通常是无法被证伪的，但科学并不等同于无懈可击的公式定理，基督教也并不等同于无法被证实的无用信念。在经验世界中，人们主要依靠科学来生活;在超验世界内，西方的普通人或仍需要宗教来约束，以作为道德底线。正如英国哲学家怀海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所表达的观点一样，人们或可借助宗教的符号来给生活赋予意义，借助科学的模型来改造生活的环境。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也有因为宗教的一些理念而产生灵感的例子，二者的关系可谓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百川归海，殊途同归，绝不是唐才常所以为的基督教统治欧洲后欧洲就“无复有政事、学问、涵育生灵之制”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③天主教的确曾经干预科学，烧死布鲁诺，迫害伽利略，然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则摒弃了基督教中一切阻碍科学的成分，将基督教彻底世俗化，这也是为何英美科学家大多是新教徒的原因。1979年，天主教教皇保罗二世代表罗马教廷公开为伽利略平反昭雪，承认了此前的错误，宗教与科学终于达成了和解。唐才常说“今知忌教而并忌新学，是甘与教皇伍者也”，他恐怕选择性或无意识地忘记了一点，最早将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的正是罗马教皇派来的天主教传教士。
像唐才常一样，把罗马帝国的灭亡归因于基督教的看法，在晚清中国大有人在。比如王芝《海客日谈》就说：“其国当赢秦时已盛，迨汉遂大兴，东拓亚细亚极西之买诺诸部为东藩，南服阿非利加迤北之加大其诸国。欧罗巴地则十七入其版中。图徼恢洪，几与中国相媲。罗马其建都地，山川闳壮，人物雍和。欧罗巴诸国景向之如成周京洛，皆自惭猥，下修臣礼，勿敢贰者数百年。逮洋教自犹太西渐，首及罗马，国人争相尚，积日既久，教党蔓滋，阴尽盗其国权，而操切之。于是奇乱迭生，备藩服者皆背叛，版中诸国亦拥地自王，意大利国遂不振……呜呼，欧罗巴之惑于教，于是深矣！……何以竟化大一统为列国，且几靡隘不能并立也？异哉，岂非以国侔中国之恢洪，而教无中国之善也乎？嗟乎！教诚非善……又可便其淫盗之行犯而匿教院，虽国王无如何。噫！淫盗薮耳，教院云乎哉？”④
晚清时期，像唐才常和王芝这样反感基督教的大有人在，他们把许多问题的祸根都归结到基督教身上，他们为何如此表述呢？李芝圃《朝鲜亡国史》的一段话或许能说明原因：“西人以国力保护宗教，更藉宗教以扩充国力，数十年间，屡生祸变，大者或开国际交涉，小者亦酿地方巨案。在上者多畏教会之势力，不能自保其民，为民者乃避政府之暴残，而求庇于教。于是归教之徒，良莠不等，有藉教以吓诈乡愚者，有恃教以武断乡曲者，良善抱冤，无由昭雪。故一闻仇教之声，即欲入其党而泄其愤也。”①基督教在19世纪往往是列强侵略亚非国家的急先锋，传教士不断制造事端，与当地人冲突，一旦传教士被杀，列强就可以此为借口来出兵干涉，达到自己的目的。官员在教民冲突时无法保护百姓，许多百姓便洗礼入教求得保护。与明末上层士大夫入教不同，清末入教者有不少素质低下的“莠民”，他们也使得在中国已名声不佳的基督教声誉更差。晚清士人从民族主义角度，自然敌视基督教。此外，崇信佛道的中国人习惯于多神教，多神教与基督教这种一神教也有难以调和的矛盾。自号“佛尘”的唐才常站在佛教立场上，自然也会反感基督教。总之，传教士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的确在中国犯下不少罪行，但是恶意丑诋教堂是“淫盗薮耳”，也不是理智的看法。
爬梳晚清中国人对欧洲各国的记载，写英法德俄自然是记其强盛，哪怕是写丹麦、比利时之类小国，亦羡其富裕，然而意大利在晚清士人眼中却是贫弱不堪的形象。
一到那不勒斯，康有为就见识了意大利的贫穷。他在《意大利游记》写道：“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②“意人民于欧洲为贫，故能耐劳苦，而南方尤著矣。其耕地仍多用人工，不甚用机器，开辟未尽，其荒地林薮，尚占全国三分之一。……其农产物值，法国每人平算得五十九磅，意人仅得三十磅。……医生德林树谓意人之死，百分之四者为滋养不足，血枯而死。……民以贫而夭弱，亦可畏哉！以故意人在本国不足为养，故必须迁徙。……吾闻在纽约之意人，穷苦污秽之状，甚于我国……不知大势者，视欧人皆豪富逸乐若神仙，则大误矣。”③
意大利是欧洲唯一一个让康有为感到大失所望的地方，土地肥沃的意大利却生产力低下，大量人口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只得移民美國。康有为所说在纽约的意大利人比当时的中国人许多方面还要惨，也是符合事实的。列宁在《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说：“人们把意大利的帝国主义谑称为‘穷汉帝国主义，因为意大利很穷，意大利侨民也都穷得要命。”④“意大利人抑郁不欢，感到比其他民族低一头。在上一世纪（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每年约有10万人移居国外，现在，每年增加到50万至100万人，他们都是被名副其实的饥饿赶出自己祖国的乞丐，他们都是工资最低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应者，他们都住在欧美城市的最拥挤最肮脏的贫民窟里。……对于这些国家说来，意大利人是最粗野的、‘只能干粗活的、贫穷的和无权的苦力。”⑤
康有为指出，北部意大利和南部意大利识字率差距很大，各方面发展都很不均衡，“北意富而南意贫，北意文学而南意愚塞，北意新整而南意敝旧，北意华丽而南意仆鄙，北意人娟秀而南意人粗黄，北意有日耳曼风俗，而南意全罗马风俗。”⑥意大利南北差距是许多中国人都注意到的问题，戴鸿慈在去往维苏威火山的途中写道：“沿途多穷人，褴褛行乞，貌并黄丑，南部义大利人民色黄而愚僿，北部义大利人民色白而聪秀，此近西南矣。”⑦意大利南北差距如此之大，一方面与地区国民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交通地理位置有关。就地区国民性而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土地越贫瘠，温度越寒冷，越逼迫居民勤劳勇敢，如此才能生存下去;土地膏腴，气候宜人则使得人民好逸恶劳，天然缺乏奋斗的动力。欧洲越往北人民越勤奋，经济越发达，如德国、芬兰、英国，而南部的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人相比之下较不勤奋，经济也落后。就地理位置而言，无论是意大利南部与北部的巨大差距，还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后的衰落，都与其逐渐偏离主要文明交通线有关。
康有为在《意大利游记》中说：“统计意国，在今欧洲大国中为最贫国。自西十六世纪后，学人之发扬名世者亦少，工艺商业皆不盛。”①16世纪后意大利逐渐衰落，其中一个原因是1494年法国的入侵，使意大利遭到严重破坏。然而在其前后，欧洲中部各国其实都爆发过大规模战争，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像意大利一样严重衰落呢？其根本原因在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主要交通线由意大利—土耳其—中亚—中国转变为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美洲—太平洋岛屿—中国。陆地丝绸之路的衰败，蒙古高原的残荒，意大利的衰颓大致在同一时间。随着新航路开辟，意大利地区城市作为西欧与东方贸易中间人的垄断地位随之消失。海通以来，欧洲可以将亚洲的文明古国打得一败涂地，很大程度缘于欧洲将北美、南美、大洋洲、非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以五洲之财源来敌亚洲一隅，而意大利根本没有海外殖民地，无法拓宽利源，这就使得其衰落不可避免。此前，南部意大利始终是地中海最重要中转站，因此发达，而北部意大利多山，交通不便，经济不如南部。新航路开辟后，地理格局迅速改变，到康有为所处时代，北部意大利因为靠近原属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瑞士、德国鲁尔区，因此成为意大利的经济发动机、工业聚集地、时尚中心、学术核心，南部意大利因为偏离欧洲中心交通线，便大大落后了。
邹代钧《西征纪程》记载了他眼中的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市肆陈珊瑚树，求售道旁，多乞儿。意大里古为声名文物之邦，名儒辈出。自新创以来，文教尚逊，民间知书者少，且多盗贼。其贫民为乞丐者散布欧洲各国。”②意大利自古是“声名文物之邦”，就地理而言，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描绘了中国的美好图景，很大程度上推动航海家们地理大发现的欲望，热那亚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美洲并被世界承认，博洛尼亚人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将新大陆和旧大陆彻底紧密联系在一起，意大利人在地理空间方面改变了世界认知。就自然科学而言，1088年，意大利人创立的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第一所大学，逐渐在中世纪教会教育体系中打开了现代文明之窗。比萨城的伽利略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空间的看法，开创了实验科学的范式。罗马人费米在美国主持建造了世界第一个核反应堆，对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居功甚伟，被誉为“原子能之父”。可以说，意大利人带给世界的改变有如江河湖海带给大地地形地貌的改变一样巨大，然而意大利到了晚清时期却如此衰颓、萎靡不振。
之所以今非昔比，其实还是本文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两大原因：16世纪后远离主要文明交通线，文化形态史观考察下的民族衰老。黎庶昌《西洋杂志》：“意大里之为国，土地膏腴，天时和暖，地利特胜。独其人民众多，习于懒惰，无争胜洋海之心。经过村市，大率尘鄙，无甚可观，不似英法之整洁。岂立国久者，势当如是欤？”③难道是立国太久之后国家就必然衰老吗？这不止是中国人的看法，也是当时许多意大利人的看法，许多意大利人“指责意大利议会的辩论‘空洞无物，询问意大利是否已经建立，因为它什么也没有做，他们认为在意大利没有青春就已步入老年”。④其实意大利的国体确已建立，只是意大利人的民族共同体还没建构起来。意大利政治家阿泽利奥（1798—1866年）说：“意大利已经造就，但还需要造就意大利人。”⑤克罗齐说：“意大利人民已经几个世纪没有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他的角色了，意大利人民老了，甚至是过分衰老了，它的少数人的梦想和勇敢只能重新赋予生活以一些表面的闪动。由于幸运，意大利人民才染上现代人民的色彩，但在它的现代的油漆里边，隐藏着的腐烂的东西，在热情和幻想的烟云消散时，不会露出来吗？”⑥
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戴鸿慈、邹代钧、黎庶昌对意大利贫穷落后的描述，意大利人也是知道的，意大利汉学家、外交家武尔披齐（Volpicelli）说：“尽管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能不因一个半野蛮的中国人对我们做出的如此评价而感到被冒犯，但是，那种认为否认那些正确评价也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则是不正确的。就如我们现在读到一个鞑靼人向他的政府表达对意大利的看法，要是我们对欧洲强国驻罗马的大使们向他们政府汇报关于我国外交和内政的内容，能够有所认识的话，那些评价对我们会是极其严厉的教训！”⑦意大利人对于自己的国力没有客观评估，于是便在清末瓜分中国狂潮中也想来分一杯羹，最终遭到失败。
康有为说：“以意贫弱，尚甚于我，而遂有三门湾之窥伺请求。呜呼！以十余倍于意之中国，而我不请其奈波里之海湾，意何胜于我，而敢请三门湾，亦可笑矣！”①康有为指的是1899年2月意大利要求租借浙江三门湾的事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根据此前出使欧洲的官员的汇报，知道意大利外强中干，便将意大利的照会原封不动退回。意大利外交部长、海军上将卡纳瓦罗（Canevaro）一开始告诉谈判代表、驻北京代办马迪讷（Martino）给中国下最后通牒，然后又后悔了，于是又致电马迪讷，不让他们下最后通牒，可是發电报时这两封发反了，收报的谈判代表以后到的那封电报为准，于是把最后通牒给中国了。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1899年5月28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下诏：“以彼（意大利）海隅小国，辄敢无故称兵，若不力挫其锋，何以惩前毖后？”②此时重新建军的北洋舰队已做好南下准备，他们准备好对意大利海军迎头痛击，山东巡抚袁世凯也派兵至山东沿海，准备抗击意大利可能的登陆。最后意大利只得撤销最后通牒，放弃领土要求。
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拥有太多相似点，因此晚清时期的中国士大夫时常将两国从长时段加以对比。康有为在《意大利游记》写道：
罗马帝国类于秦。其始统一意大利，如秦霸西戎。其近取希腊，类于秦之先取西周。其南灭迦太基，如秦之灭楚。其开西班牙、高卢，如灭蜀。……其敌波斯，如结齐。其取埃及，如灭东周。……惟其立国一统，皆与秦类，故谬称为‘大秦，诚有故也。而汉之承秦，土地、政治无异。……及我国魏蜀吴时代，益以公孙渊之辽，实为四国，与罗马地克里生帝、马西怜、君士坦周、卡比铎之分国为四无异。君士但丁复统一之，与晋武帝之复为统一无殊。日耳曼诸部之南侵，东罗马之偏安，与晋末五胡乱华、南朝之偏安，亦无一不类。拓跋魏之强大，类于沙立曼之霸。北分德法而东罗马尚存，与我之北分齐、周而梁陈尚存，亦无一不类。惟隋唐混一华夏，而欧土无一英雄如周武帝、隋高祖、唐太宗者，遂使欧洲之不幸为千年征战之黑暗世界，而亦幸而因竞争以产今日之文明，得开辟大地。我国幸而一统千年，得以久安;不幸则以无竞争而退化，至有地球主人翁之资格而反致微弱也。求所由然，则我国地形以山环合，欧西地形以海回旋，山环则必结合而定一，海回则必畸零而分峙，殆无可如何者耶？③
康有为把中国历史与罗马史做了多个比附，最后，他客观评析了大一统带给中国的利弊：因为大一统，中国保存了完整而庞大的旧疆，也正因为大一统，中国“以无竞争而退化”。
国家共同体越小，国内每个人能够参政的程度越高，其公民意识越强，小邦的国民往往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精英永远无休止反抗俄罗斯帝国一样。而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往往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专制需要的是顺民。犹太人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前一直拥有自己的评议会，可以自治，然而中国从中古之后，臣民往往不能在家乡为官。如果大一统帝国没有消灭钱氏吳越国、郑芝龙海盗集团，那么近代世界的海洋舞台并非一定属于欧洲。康有为所言“有地球主人翁之资格而反致微弱”，说的就是这一点。
虽然斯宾格勒提出文化形态史观的《西方的没落》在1918年才出版，但是无论中外，其实都早有学者用这种意识来审视历史、文化、民族。如薛福成在考察欧洲多国后，于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泰西诸国，在今日正为极盛之时，固由气数使然，然开辟之初，户口未繁，则人心风俗自然醇厚。盖美洲之开辟后于欧洲，欧洲之开辟后于中国，而欧洲各国之中，开辟又有先后，故风俗亦有厚薄。美利坚犹中国之虞夏时也，俄罗斯犹中国之商周时也，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其犹中国之唐宋时乎？若法人之意气嚣张，朋党争胜，则几似前明之世矣。”④薛福成表现出与斯宾格勒一样的文化形态史观，认为之所以美国最像三代之治，是因为美国立国最晚，正处在民族青春期;俄国虽然比美国立国早，但其迈入西方文明则要从彼得大帝开始，因此在薛福成、郭嵩焘所处年代，俄国要比欧洲年轻。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俄罗斯迈入文明要早很多，所以此时已经过季，不再是鼎盛时期。至于法国，“意气嚣张，朋党争胜”，普法战争直至二战，两次被攻破首都，一次亡国，自有缘由。
康有为在《意大利游记》提出中国史在中古以前与罗马史很相似，但中古以后则与欧洲轨迹判然而分。
罗马帝国虽然法统时长世界第一，然而到了后期其实只能控制君士坦丁堡附近，比起中国直到晚清时期都面积广阔，差之远矣。罗马帝国因为缺乏同化力，从而分崩，中国因为同化力强大，从而不断再生。用文化形态史观就能解释罗马帝国生老病死的许多原因。公元2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弗洛伦斯《罗马简史》第1卷第一章就把罗马民族的成长与一个人的成长相比附。他说：“如果我们把罗马民族看做是一个人，对它的生命全过程进行思考——它的出生，它的生长，它的壮年和它的老年——我们将会发现，它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历时400年，在历代国王的统治下，与邻邦互相争夺。这是它的幼年期。第二阶段从布鲁图与科拉蒂努斯任执政官至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与昆图斯·富尔维乌斯任执政官，共150年。在此期间意大利被（罗马）征服。这是充满生命力和尚武精神的时期，可以称为罗马的青年时期。接下来的150年，一直到奥古斯都时代。这个时期罗马征服了整个世界。此时的罗马正当壮年，处于风华正茂的时期。从奥古斯都至今将近二百年。两百年来历代皇帝庸庸碌碌，无所事事，使年迈的帝国日益枯槁。”①
意大利与中国同样拥有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同样是本洲主要文明发祥地，同样在近代饱受欺凌，然而意大利毕竟也算“穷汉帝国主义”，比我们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许要强一些。相似的国情使得意大利给中国能带来的借鉴作用很大，因此近代中国就有一些仁人志士主张向意大利学习，康有为说：“意之地荒人多，与中国同;贫乏少用机器，与中国同;古国多旧俗，与中国同;迁徙殖民，亦与中国同;工商未盛，亦与中国同。故意之变法，我国亦可采择焉。”②意大利“与我国同者甚多，亦可知进化之故矣。……民之贫富亦相若。吾国求进化政治之序，亦可比拟意大利，采其变法之次序而酌行之。他国则新旧贫富皆不相类，骤难仿拟也”。③德国、日本因为与中国国情差异很大，所以“骤难仿拟”，意大利便成了中国可以效法的榜样，除基督新教国家凭借自治社团而崛起，不需要精英阶层领导下的中央集权外，其他各文化背景的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需要精英来主导民族凝结核的构建，意大利建国三杰马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第就在梁启超笔下成为了中国人值得效法的榜样。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有选择性的去构建意大利历史，专门筛选其可以提供给中国人为借鉴，增长中国人自信的内容，对于许多问题则有选择性的屏蔽。
梁启超写道：“今之意大利，古之罗马也……迎新送旧，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支离憔悴，年甚一年，直至十九世纪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纪极，东悬于法，西隶于奥，中央夷于班。意大利三字，仅为地理上之名词，而非政治上之名词者，千余年有兹矣……宁复知十九世纪之下半纪，距今最近数十年之间，俨然一新造国，涌出于残碑累累荒殿寂寂之里……内举立宪之美政，外扬独立之威烈，雪数十代祖宗之大耻，还二千年历史之光荣。”④
梁启超此书写于1902年，当时身在日本的他不可能不知道1896年意大利在阿杜瓦战役被埃塞俄比亚打得大败。此战是自从前183年迦太基大将汉尼拔去世后，两千年来仅有的两次欧洲人输给非洲人的战役之一，另一次是1578年摩洛哥在马哈赞河之战击败葡萄牙。然而梁启超还是要写意大利“雪数十代祖宗之大耻，还二千年历史之光荣”，就是为了把意大利作为一个由盛而衰、近代复兴的典型以作为中国的学习圭臬。梁启超对意大利应该是情有独钟的，周游世界的梁启超把自己人生的最后落脚之地选在了地中海以外世界上最大的意大利建筑群——天津意租界，他在此建立了饮冰室。
综上，晚清人对于意大利，起初是抱着与欧洲其他国家一同看待的态度，这时的中国人往往留心于意大利的斗兽场、庞贝古城等古罗马遗迹，是走马观花的观光客态度，并没看到意大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差距。到光绪初年，中国派出第一批外交官常驻欧洲，中国人开始逐渐深入认识意大利。1899年意大利索取三门湾之前，意大利这个名字只能映入极少数中国人的眼帘，然而三门湾事件，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意大利产生兴趣。下至士大夫，上至慈禧，多知道意大利较弱，于是中国就取得了三门湾事件，这一晚清为数不多的外交胜利。进入20世纪，庚子国变使得中国彻底纳入列强主导的远东国际条约体系，为尽早改变中国因为义和团事件而造成的被国际社会凌虐的待遇，中国的民族精英从西方历史文化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内容，以使中国迎头赶上，这时的意大利建国三杰在意大利统一战争中的故事就成为了可以被中国人巧妙开发的资源。国情和历史上太多相似之处，让中国人有理由把意大利作为一个由弱转强的国家圭臬，以资借鉴。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知道意大利有种种不足，但还是愿意通过建构意大利的形象，来让中国学习之。这就是清末士人眼中的意大利历史形象建构的脉络。
【作者簡介】刘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China and Italy are similar in many ways. They both had a section of the prosperous history： China had the old Qin-Han golden age and Italy had the classic Pax Romana. Likewise， both Chinas and Italys economy and power are weakened in the recent past hundreds of years. In the later Qing period， some scholars studied the ancient Roman history. They contemplated on how Italy had fallen from the almighty Roman Empire to the crippled Italy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late-Qing scholars compared the spirit of a country to the life-death cycle of a human being. A country can enjoy its energetic stage in her 20s or 30s. She can also tumble into the elder phase and fade gradually into the background. Such analogy parallels to Oswaldo Spenglers idea that culture is a superorganism with a limited and predictable life span. This essay relies on the original copy of how the late-Qing scholars observe Italy. The late-Qing scholars recorded the heyday of Roman Empire， discussed the reasons of its demise， assessed the origin of late-Qing scholars hatred towards Christianity， and examined the post-Renaissance faltering of Italy. From the series of side-to-side analysis， the late-Qing scholars found the hint of fate o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Italy， Ancient Rome， Historical View of Cultural Formation， Kang Youw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