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科举世家考略
摘 要：清代，特别是雍正年间置府设县后，天津的科举出现了“天下罕见”的繁盛状况，《天津县新志》载：“改县以后，文运日启，获第渐多。迨至光绪庚子以前，登乙榜者几占全省中额十分之二，甲榜则占全省中额四分之一。科名之盛，亦云极矣。”清代，天津还出现了许多绵延数代的科举世家，既有“父子登甲榜者”，又有“一门四世登科者”，更有科名绵延五六代者。本文就天津华氏、沈氏、赵氏、殷氏、焦氏这五个比较典型的科举世家的谱系和科第情况进行考述，并简要介绍这些家族在天津文化和社会事业上的贡献。
关键词：天津，科举世家，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08-0019-08
明代，天津因为地处漕运之咽喉，以及“畿辅之门庭”的地位，很快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但是与商业发展的繁盛相比，天津的文教却非常落后，直到清初，仍然是文化的荒漠。天津著名文人王又朴（1681—1763年）在其文集中说：“余乡虽密迩京师，然于明成祖始建，盖军卫地也。其俗尚勇力而椎鲁不文。又河渠南通吴越荆楚，岁漕粟而之都;东南百里之近即海，四方客之逐鱼盐者趋如鹜。以故好学能文之士，数百年卒无闻焉。”①天津文化的落后在地方志中也有反映，《天津县新志》记载：“建卫四十三年始有举人，又十九年始有进士，自有明以迄清初，寥寥不数觏也。”②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天津废除卫所建制，设天津州，隶属于河间府，但半年之后就升为“直隶州”，天津开始由军事机构变为一个行政区域，正式纳入清朝的行政管理体制。雍正九年，天津由直隶州升为天津府，府治设天津县，府县的设置使天津的城市地位大大提升，成为一个兼具区域性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综合性城市。城市地位的提升还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和富商集聚天津，其中很大一部分文人富商举家迁入天津，由此带动了天津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天津的科举也因此而异常发达，《天津县新志》载：“改县以后，文运日启，获第渐多。迨至光绪庚子以前，登乙榜者几占全省中额十分之二，甲榜则占全省中额四分之一。科名之盛，亦云极矣。”③天津还出现了许多绵延数代的科举世家，既有“父子登甲榜者”，又有“一门四世登科者”;④有像沈世华后裔科名绵延五代者，⑤还有科名绵延六代者。对于清代天津的科举世家，拙文《清代天津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已有概述，⑥但对于华氏、沈氏、赵氏、殷氏、焦氏这五个比较典型的科举世家介绍非常简略，而且个别地方存在讹误。鉴于此，本文结合华氏、焦氏族谱以及《清代朱卷集成》和其他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对于这五个典型的科举世家进行详细考述。
华氏的一世祖为华原泉，系宋承事郎，靖康之难时，“护驾南渡，复归无锡”，⑦成为当地之望族，正如明季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所说：“吾邑惟华氏族最大，他族不得望矣。自赵宋来，古墓之存，子孙能世守者，惟华氏;世有素封，科第相望不绝者惟华氏;谱牒明，子孙析居他郡邑，皆知所根蒂者惟华氏……”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明代无锡当地的华氏族人中就诞生了十四位进士。后来华氏又分为南湖、会通、湖桥、西湖桥、北湖桥、怡翼派、晴云派等派。天津的华氏家族分为北华和南华两支，分属于怡翼派和晴云派，分别从无锡和绍兴迁入。目前有关天津华氏家族的论著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讹误。
（一）北华家族的科名状况
最先迁入天津的系北华。华氏的第十三世祖华端，字守端，号怡翼，故其支脉称怡翼派。第十八世祖华维援，字万廉，明附监生，系怡翼派天津支始祖。华维援的从祖父华金为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嘉靖年间任天津兵备道（挂山东按察副使衔），华维援随华金从无锡来津，后华金转山东按察副使，华维援则定居天津，“厥后子姓繁衍，甲于津门”。②而且华氏家族一直以诗书传家，清嘉庆年间后科名日益繁盛，共诞生了7名举人，5名进士，此外还有2名中乡试副榜。
北华家族科第的繁盛始自华维援的九世孙，自此以后绵延不断。九世孙中共有3名举人，2名乡试副榜。华典（1792—1855年），字慎五，号竹岩，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举人，道光六年（1826年）会试大挑一等，分发山西，历署山西高平等县知县，历浑源州知州，补赵城县知县，升霍州直隶州知州，改忻州直隸州知州，署蒲州府知府，崇祀赵城县名宦祠。华玉墀（1794—1862年），字浚泉，华典堂弟，道光元年恩科举人，官山东昌邑、蓬莱知县，署福山县知县，改陕西西乡县知县，署大荔县知县。华彬（1836年—？），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光绪六年会试大挑二等，授深泽县教谕，敕授修职郎。华光藻（1825年—？），字兰舟，咸丰元年（1851年）恩科副榜，任八旗官学汉教习，改户部主事江西司兼江南行走，会典纂修官，钦加员外郎衔，诰授朝议大夫;华椿（1826年—？），字蓉轩，咸丰五年副榜，咸丰九年又考取八旗汉教习，历任福建海澄、仙游、诏安、泰宁以及安徽当涂、青阳知县，因政绩卓著，钦加同知衔，赏戴花翎。
华维援十世孙中共有3名进士，2名举人。华金寿（1839年—？），榜名铸，字铜士，华玉墀之子。同治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光绪二年（1876年）授编修，五年充湖南乡试正考官，十一年提督河南学政，十八年升右春坊右赞善，明年转左春坊左赞善，督山东学政，历左、右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侍读，左、右庶子，二十三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二十四年转翰林院侍读学士。是年充武会试副考官，授詹事府少詹事，升詹事。二十五年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六年授工部右侍郎，调户部右侍郎，署工部左侍郎。金寿性行端谨，入翰林院后，“屡掌文衡，凡所拔擢以雅正为宗，力黜奇异”。③华鑅（1820—1853年），字少竹，华典长子，咸丰二年恩科进士，官工部主事，诰授朝议大夫。华俊声（1850年—？），字和夫，号少兰，一号吟轩，华光藻子，光绪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二十年会试同考官，二十三年河南乡试副主考。曾受业于沈兆沄。华俊篪（1825年—？），字琴访，华光藻堂侄，咸丰九年恩科举人，官刑部主事，钦加员外郎衔，诰授朝议大夫。华钧（1826年—？），华典三子，咸丰元年恩科举人，同治九年会试大挑一等，历署益都、陵县知县，补曲阜知县，钦加运同衔，诰授朝议大夫。
华维援十一世孙中共有1名进士，2名举人。华学澜（1860—1906年），字瑞安，华金寿堂侄。光绪十一年举人，明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二十八年，充贵州乡试副考官，明年充会试同考官、进士馆教务提调。学澜生平嗜算，著有算书三种。华学淇（1858年—？），字卫瞻，光绪八年举人，官国子监学正。华学涑（1871—1927年），字实甫，晚年自号石斧、金寿子，光绪二十三年举人，官刑部主事。甲午战争后，“目击国是日非，舍改革无以救亡，故每遇有志之士，辄倾心结纳”。庚子事变后，投身于化学制造业，并创办自立小学校，后改为初等工业学堂。他还联合同乡，创办畿辅实业学堂，又集资组织于张家口外组织植基农业公司、桄蒙公司。民国以后，又致力于骨甲金石文字之学，著述甚多。民国五年（1916年），同严智怡等创设天津博物院，“举凡组织设备，悉出其手”。“又慨我国文字，从无一贯之统系，以科学方法，著文字系一书，计十五卷，学者称之”。①
第十二世孙中1名进士。华凤章，光绪十二年进士，官解州直隶州知州、归化同知、署潞安知府，钦加同知衔，赏戴花翎。
由上可见，北华中不仅科第绵延不绝，而且不乏直系祖孙三代同获科名者，还出现了像华学澜、华凤章族叔侄同榜联捷进士的盛况。另外，清代天津县由庶吉士授编修者共19人，其中北华一支就有华金寿、华俊声、华学澜3人。
（二）南华家族的科名状况
天津的南华属于晴云派，系从绍兴迁来。南华的第十二世祖华宗颐于永乐年间迁绍兴山阴之鉴湖，华宗颐的祖父华同韡，字公悦，号晴云，故这一支又称晴云派。天津晴云派的始祖为华文炳（1607—1666年），系北华始祖华维援的族侄，字益先，候选同知，授奉政大夫，少孤，侍母至孝，遭明季兵燹，避难北迁，顺治三年侨寓顺天府之迁安县，康熙二年（1663年）卜居天津。因身处鼎革之际，华文炳落魄流离，艰苦备尝，所遇多不如意，鼎革后不肯仕进，常勗子读书为本。性耽书史，以书法名于时。至玄孙华兰，始登科第，自此共有6名举人，1名进士，1名副榜。
华兰（1749—1792年），字省香，号春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举人，四库全书馆誊录、武英殿校录，历署含山、当涂、五河县知县，历任全椒县知县，安庆府江防同知，诰授奉直大夫，著有《篁影山房遗稿》。
华长震（1783—1854年），字竹溪，华兰侄孙，嘉庆十二年举人，道光丙戌科大挑二等，历任东明县教谕、湖南桂阳州州同，署湖南临武县知县，钦加同知衔，诰授奉政大夫。
华长忠（1805—1858年），字葵生，华兰侄孙，道光二十年庚子恩科举人，咸丰癸丑科大挑二等，三河县教谕，敕授修职郎，著有《四瓶斋文钞》四卷、《诗钞》六卷、《倦鹤龛律赋》四卷、《制艺》六卷。平生饶有才气，所为声歌时以放纵自适。
华长卿（1805—1881年），榜名长懋，华兰孙，沈兆沄外甥，道光十一年恩科举人，署顺天房山县教谕，选奉天开原训导，盛京通志局纂修，升知县。钦加国子监学正衔，敕授文林郎，诰赠通奉大夫，著有《古本周易集注》十二卷等数十部。有四子，光鼐、鼎元、观澄、莲洁。
华世铭（1851—1907年），字允卿，或作韵卿，华兰侄曾孙，光绪八年举人，十六年进士，官内阁候补中书，户部湖广司主事。
华世奎（1863—1941年），字璧臣，华兰侄曾孙，光绪十九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军机章京、起居注主事、户部江南司员外郎、军机领班、三品章京、内阁阁丞。
华世镛（1858年—？），字少辅，号东序，华长震孙，光绪十九年举人。
华承勋（1855年—？），字秋吟，华兰侄孙，光绪十一年副榜，河南候补直隶州州判。
华氏家族对天津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颇多，如华长卿长子华光鼐辑有《津门文钞》，次子华鼎元辑有《津门献征诗》和《津门征迹诗》，对于保存天津的文献有重要价值。
在天津的科举世家中，沈世华家族不仅科名绵延五代，而且以积德惠民而著称。
沈世华，字德三，号影村，又号封翁，祖籍浙江余姚。沈世华祖上就是科举世家，其高祖沈应文为明朝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沈应文长子沈景初，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進士，官至吏部员外郎;沈应文之孙沈振嗣为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岁即去世。在迁入天津前，沈氏家族就有了“一门三进士”之美誉。
沈世华的祖父沈宏嗣为太学生，顺治年间移居天津。沈世华为天津府学生员，通过捐纳得官，先后任江西南丰县、广丰县巡检，后又代理弋阳县县丞。沈世华虽然由捐纳得官，品阶也不高，但清正廉洁，处处为百姓着想。在任南丰、广丰巡检时，当地溺女婴之风颇盛，沈世华严加劝诫，厉行禁止，使溺婴之风为之大变。对于一般的社会治安事件，沈世华不一味迷信刑罚，而是务求宽大，但是对盗贼则严惩不贷，因此深得百姓爱戴。②
沈世华之后的直系五代中，共产生1名进士、4名举人、1名副榜举人，此外还有2名贡生。其中两个儿子沈峄、沈峻皆为清代天津著名文人，“俱博雅工诗”;其孙沈兆沄为官四十载，仕至浙江布政使，政绩卓著，多次蒙皇帝召见，晚年获赏头品顶戴。
沈峄（1742—1791年），字东岩，号简庵，沈世华长子，乾隆五十一年举人。沈峄小时候随父亲居住江西，家贫请不起塾师，父亲就在为官之余亲自教他读书，30岁左右始入天津县学。虽然入学很晚，但沈峄很快就名噪一时，38岁中乡试副榜，又过了6年正式中举。由于自幼身体清瘦，且体弱多病，因此虽然中举，但沈峄无心仕途，而是全身心投入读书和诗文、绘画、篆刻等，著有《莺鸣集》《虚白斋诗钞》等。①
沈峻，字存圃，号丹崖，沈世华次子，与其兄沈峄齐名，乾隆三十九年中乡试副榜，次年考充八旗教习。五十一年任广东吴川县知县。五十七年以失察私盐案遣戍新疆。嘉庆二年回到天津。沈峻继承了其父清廉自持之秉性，为官十余年竟没有积蓄，归家后“鬻书自给”，题其居室曰“随缘”，沈峻能诗善书，“足迹所至，即发之吟咏，一生成诗达三千首”，“书法王赵，端凝有骨。索者踵至”。著有《欣遇斋诗钞》（十六卷）、《存圃文钞》（一卷），书法作品有《问石山房墨刻》。②
沈兆沄（1783—1877年），字云巢，沈峻之子。受家庭熏陶，兆沄自幼聪颖异常，十七岁时参加童子试，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天津县学。嘉庆十五年中举，二十二年中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年授编修，八年主持湖南鄉试，九年又充会试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十一年，转任松江知府，时逢松江地区发生旱灾和蝗灾，沈兆沄全力救灾，辑《捕蝗备要》，饬令下属捕杀蝗虫，同时开仓赈济灾民，并带头捐俸买粮给百姓，又修浚河道，实行以工代赈，“全活甚众”。因政绩卓著，沈兆沄两年之内多次获得升迁和表彰，先后担任河南按察使和山西按察使，又代理河南布政使。在代理河南布政使期间的道光三年三月，数万太平军分路围攻省城，当时省城中守兵及练勇不足三千，沈兆沄亲率将卒，“立风雨中不少动，乘间缒城杀贼，夺获器械，生擒贼目数名”，终于以寡敌众，迫使太平军解围而去，曾任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主持编纂的《大清畿辅先哲传》认为此役“不独为中州幸也，而畿辅安危实是赖之”，并盛赞沈兆沄“裨益全局，厥功尤伟”。道光四年，沈兆沄代理山西布政使。七年入朝觐见皇帝，蒙恩获皇帝召见四次。十年，沈兆沄再次入觐，适逢太平军的陈玉成攻入浙江，道光帝念其守汴之功，提拔沈兆沄为浙江布政使，结果沈兆沄在赴任的路上，浙江就被太平军占领。道光帝本想召沈兆沄回京另有重用，但沈兆沄“引疾乞归”。归津后，沈兆沄致力于天津的教育事业，应邀担任辅仁书院讲习。同治九年，朝廷赏加沈兆沄头品顶戴。十年，天津发生水灾，直隶总督李鸿章向沈兆沄请教治水之法，沈兆沄提出了“浚治东西各淀，使水有所归，并畅下口，束水刷沙”的治水之策。他还捐资修治子牙河，对天津的救灾事业做出了贡献。光绪三年，94岁的沈兆沄去世，经李鸿章奏请，皇帝赐给其谥号文和。李鸿章还上《沈兆沄请祀乡贤折》，与天津士绅一起，恳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将沈兆沄入祀天津县乡贤祠，并获允准。河南也将其入祀名宦祠。
沈兆沄不仅政绩卓著，而且学问精深，品行高洁，李鸿章赞其“学行端粹，著述等身，洵足矜式，后进直隶士大夫无不奉为楷模”。著有《易义辑闻》《义利法戒录》《实心编》《尚论编》等。③
沈氏家族中，除了沈峄、沈峻兄弟以及沈兆沄外，沈兆沄之子沈维珏、之孙沈恩嘉也都分别为道光五年、同治六年举人，沈兆沄之兄沈兆沾的曾孙沈耀奎为光绪十九年举人。其中，沈恩嘉官至光禄寺卿，并赏加二品顶戴，后又署刑部左侍郎。
如果不是废科举，沈世华家族之科名应当不止绵延五代。沈氏家族之所以科名如此兴盛，应当与其家教家风有直接关系。沈氏家族注重对子孙的教育，而且以积德行善相尚，并秉持清正廉洁之家风，不以物欲的满足为追求。如沈兆沄虽然身居高位，但“淡然无欲”，他认为“为长官者，稍有所好，迎合者即有所乘”。他平常都是“以诗书自娱”，归家后“足迹不入公门”。对于沈氏的家风，徐世昌的曾叔祖、曾任浙江台州知府的著名学者徐士銮亦有着深刻的认识：“封翁后裔科名已绵延五代，然正未艾，其积德有独厚者矣。学积阴功遗子孙，古语岂欺我哉？”④《天津新县志》也说：“世华沈沦末秩垂三十载，家无尺土寸椽，而子孙蕃衍，簪缨鼎盛，绵绵弗替，足见积德之厚;乡里羡之，恒以为劝。”①
赵之符家族是明清时期北仓之望族，祖上本居直隶会州卫（在今河北省平泉县西南），至其七世祖赵士元，因随燕王朱棣靖难有功，北迁至武清之北仓（雍正九年天津设县后，北仓改隶天津县），自此世居北仓。又至赵之符，始登科第。赵之符共有四个儿子，他们也都先后考中举人或进士，因此有“同胞四科甲”“金玉四枝”之美称。不仅如此，从赵之符起，科名绵延四世，至其曾孙，共有12人考中进士或举人。
赵之符（1625—1686年），字尔合，号怡斋，顺治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十八年任会试考官，授户科给事中，迁兵科右给事中，转左给事中，又历吏科掌印给事中，除鸿胪寺卿，擢都察院左都御史。赵之符为官二十二年，其中“居谏职十有三载”，“建白至数万言，以直声著天下”。
赵之符数万言的奏疏，涉及清初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有铨选、明废藩变产、八旗圈地、逃人法、灾荒赈济、漕运驳船，等等，其中很多都指向“当时人莫敢言之”的痼疾。清军入关后，为安置满洲王公贵族，解决八旗官兵的生计问题，颁布圈地令，在畿辅地区大肆圈占土地，致使成千上万的百姓沦为流民或乞丐。清初还继续实行带有强烈农奴制色彩的逃人法，而且强迫汉人投充。对于圈地令和逃人法，满汉官员虽然都深知其害，但因事关满洲贵族的利益，而且清初民族矛盾尖锐，处于政治高压状态，因此当时无人敢言。赵之符却于康熙年间上疏直斥逃人法“牵引无辜，毒痈天下”，康熙八年，又上疏请求皇帝下令，“新圈地亩尽行归民，其换给各旗者，照退地晌数拨给”，“更祈颁谕中外，永不再圈，庶百姓有安居乐业之一日”。这一年，康熙皇帝要巡狩德州，赵之符“疏请暂停远狩，休息兵民”。赵之符的谏言大都为康熙帝采纳。②
康熙二十五年，赵之符去世，年六十二，崇祀乡贤祠。著有《怡斋文集》若干卷，毁于战火，仅有《奏疏》（不分卷）留世。
其四子分别为赵璘、赵珣、赵琮、赵瓒，皆为举人或进士。
赵璘（1648—1711年），字雯玉，号冰崖，康熙十六年举人，授江西广信府同知，因政绩卓著，升广东惠州知府，“凡兴学校，禁刁讼，立保甲，课农桑诸大政，次第兴革”。赵璘还大力兴修水利，惠州百姓将其比作韩愈、苏轼。康熙五十年夏，赵璘在执行公务途中，因奔走劳累，“感患暑湿，痰喘大作”而猝死，在将灵柩归家的途中，“号送者日数百人，逾境乃绝”。③
赵珣（1654—1715年），字仲琳，号绎亭。赵珣年少时就博览群书，过目成诵。康熙十四年中举，二十一年成进士。授中书科中书舍人，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升稽勋司员外郎，调文选司，升稽勋司郎中，后又调考功司。明清时期，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和调动等事务，下设清吏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四个部门。赵珣的为官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吏部，而且遍历四司，加之其公正廉洁，因此“蔚然负清望”，深得满汉吏部尚书富宁安、熊赐履的倚重。又任会试同考官，旋充河南提学佥事，赴任后，整肃条规，摈绝贿赂请托，提拔寒门才俊，中州士风文风丕变，年六十二卒，崇祀名宦、乡贤祠。④
赵琮（1657—1708年），字右苍，号北岩。与其兄赵珣一样，赵琮“弱冠博济群书，下笔千言立就”。⑤康熙三十二年举人，四十二年成进士，官内邱县教谕。其间大力振兴学校，劝勉生员，文风丕变，多人通过科举考試获取功名。五十二岁去世，崇祀乡贤祠。
赵瓒（1662—1712年），字赞玉，号澄溪。康熙二十年举人，授河南西平知县，其间河南汝宁府发生饥荒，米价腾贵，百姓都盼着县府开仓赈济，但是各县县令皆以未接到上面的指示为由，拒绝开仓。唯有赵瓒慨然曰：“小民嗷嗷待哺，必请而后行，饿死者盈沟壑矣！为民父母，畏得罪而坐视民死，吾不忍为也。”遂将仓谷一万二千石尽行分给百姓。由于赵瓒政绩卓著，行取候补主事，年五十一卒。⑥
“同胞四科甲”后，赵之符的孙子中赵方观、赵方谦二人，曾孙中赵晃、赵昆、赵晶、赵晟、赵盼五人也都先后登科。
赵方观（1675—1740年），字用宾，号松庐，赵珣长子。康熙四十一年举人。雍正二年，因巡抚授黄叔琳推荐，授户部主事，榷杭州北新关。钞关历来为贪污之渊薮，豪猾奸吏经常是上下其手，对往来客商巧取豪夺。赵方观到任后，“搜剔夙弊，杖胥吏之豪猾者，一切陋例悉报罢”，商贾称便。数月后，黄叔琳因遭诽谤罢官，赵方观亦险遭牵连。赵方观“自信狷介，复澹于宦情”，遂辞官归里，年六十六卒。①
赵方谦，赵瓒子，康熙四十七年举人，先后官昌化、安定、翁源知县。
赵晟，康熙五十二年恩科举人，次年恩科进士;赵晃，赵方颐长子，雍正元年举人，次年成进士;赵昆，雍正七年举人;赵晶，雍正四年举人;赵盼，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恩科举人，官阳谷知县。其中赵晃、赵昆、赵晶三人为同胞兄弟，为赵方颐子、赵珣孙。
作为科举世家的赵之符家族，不仅重视本家族子孙后代的教育，而且也积极参与地方的教育和社会事务。如赵之符居家期间，奖掖后进，两修学宫，又倡修县志，重建文庙。他们还乐善好施，周济乡党。②赵之符家族不仅因科名兴旺而成为北仓之望族，而且也为武清的教育和社会事业做出了贡献。
天津的殷氏家族在明代由军功而兴，在清代则因科举而荣。殷氏原籍合肥，始祖为殷成，隶籍宣武卫，后改隶安吉。洪武初年，二世祖殷忠以军功诰封明威将军，授河南归德卫指挥佥事，永乐二年（1404年）调补天津左卫，世袭指挥佥事，从此“世为天津仕籍”。
殷氏家族一直世袭指挥佥事，世代有人担任武官，其中七世祖殷尚质功勋卓著。殷尚质（1517—1556年），字仲华，一字辅文，号朴斋，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袭指挥佥事，备御黄花等镇，嘉靖二十一年，改署天津右卫，寻掌卫事，“抚按廉其忠干，每力推奖”。二十五年，督抚交相推荐，擢守备辽东宁远，移驻沈阳，升山西都司佥书。又历延安游击将军督军、山西太原左参等。三十三年，任辽东副总兵，寻升都督佥事总兵官，镇守辽东，挂征虏大将军印。殷尚质数建勋功，屡获嘉奖。嘉靖三十五年冬，蒙古察哈尔部的打来孙和鞑靼部小王子以十万骑侵犯辽东，殷尚质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战死于塔山（在今辽宁锦西境内），赠少保、左都督，特进荣禄大夫，谥忠勇。③
明朝末年，殷氏家族不再世袭军功，改隶民籍。至殷尚质八世孙殷桂盛，“以治产致富”，“仗义轻资，里党多所存恤”。殷桂盛子维玠时，殷氏家族声望再起。殷维玠（1721—1778年），字尔锡，号宪南，南河试用同知，借补徐州府邳宿运河通判。在通判任上，殷维玠“修筑林子湖堤以御水患，民利赖之，号殷公堤”。辞官归家后，“赡族济贫，慷慨无吝”。乾隆四十三年卒，著有《和乐堂文集》。④
殷桂盛、殷维玠父子为天津的殷氏家族积累了财力、文名和社会声望。自此，殷氏家族的读书风气颇盛，殷桂盛一代有两名太学生，殷维玠一代有一名太学生，另有两名分别授中书科中书、布政司理问。殷维玠直系的子孙曾孙中更是有5人获得进士、举人或副榜之科名。下面就这一支系的科名情况予以简要介绍。
殷希文（1738—1800年），字宪之，又字兰亭，号郁堂，殷维玠子。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大挑选授清丰县教谕，以丁忧去，起复后补鸡泽训导，升山西长治知县。殷希文为政不喜纷更，崇尚无为而治。擅诗文，“少学诗于汪舟，得朱函夏之传，诗主性灵，不假雕饰”，⑤著有《和乐堂文稿》《兰亭诗钞》。
殷秉镛，字东桥，希文子。乾隆五十七年举人，先后官河南扶沟、荥泽、祥符知县，擢汝州知州，南阳知府，权河陕汝兵备道、盐粮道，升四川绵龙茂兵备道。秉镛善于听讼，屡奉省檄主审大案要案，在南阳“因其土宜使民讲蚕织之法，大启利源，至今所织绸日‘殷绸，缎曰‘殷缎”。秉镛天资聪颖，学问渊博，尤精于词律音韵，著有《兼韵音义》。秉镛弟秉铦，虽未获科名，但以诸生援例补山西宁武府经历，道光年间先后官宁乡、镇平、阳江等县知县，所至皆有政声，代理镇平知县期间，清理积压的疑难案件三百余宗，民称“殷青天”。秉铦弟秉録，附贡，官江西新喻县县丞。秉镛的从兄弟殷秉钦，字六桥，维玠孙，道光二年副榜，官栾城县教谕。①
殷序之，原名家咸，字小东，秉镛子，道光十五年举人，二十四年任广西宾州知州，“携来书籍印版数车，皆有益人心世道之书，为我省（当时的广西省）坊间罕有者，列书目于大堂，听士庶刷抄”，又革除历年积弊，“不数月而颂声作焉”。后以丁忧离任，“民祖饯席设三十余里”。起复后，官湖北均州知州。殷序之博洽经史，著有《训蒙四字经》《理学解》《字说》等书。②
殷嘉树，原名家霖，字誉之，号晴严，又号两帆，秉铦子，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历官山东青城县、寿光县知县，胶州知州，署莒州、高唐州知州，候补知府。③
另外，殷秉镛同族兄弟殷芳庭（河南洛阳）、殷长福（江苏甘泉）分别为嘉庆六年恩科、七年进士;族侄殷次山、殷仁本、殷闲、殷兆镛、殷锡圭皆为道光年间举人。但是他们都散居在其他地方，并非天津籍。
综上可见，殷氏家族的军事、文教和政治功业，不仅推动了天津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且其家族的为官者大都能做到为官一地造福一方，为当地的社会和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焦氏家族世居城東锦衣卫桥（在今河北区）。乾隆年间，焦氏家族分为四门：焦天玉、焦天瑞、焦天良、焦天相。乾隆、嘉庆年间，焦景新先后考中举人和进士，此后，焦景新的子孙以及其弟焦景阳的子孙中又有五人考中举人或进士，因此焦家共有六人获得科名，其中，焦景新的长子焦祐沄和次子焦祐瀛还是同科举人。由此可见，焦氏是典型的科举家族。但是，迄今为止，包括焦菊隐先生的自传在内的与焦氏家族有关的所有文章和媒体报道中，大都只关注到焦祐瀛，对焦氏家族的其他科名获得者知之甚少，对焦祐霈祖孙的科第情况更是鲜有述及，而且所有这些文章，都存在错误，有的将一人误作两人，有的将辈分搞混。因此有必要对焦氏家族的世系及其科名状况作以详细介绍。
对于焦氏家族何年迁入天津、祖籍何地，尚未见明确的记载。但至少在明万历年间，焦氏家族已经定居天津。现在所能知道的天津焦氏家族的最早的祖先是焦可立，系焦景新的六世祖，焦景新的祖父为焦文士，焦文士共有四子，即焦天玉、焦天瑞、焦天良、焦天相，天津焦氏四门之说当从此开始。其中焦天相有二子：焦景新、焦景阳。长子景新过继给了三门的焦天良。
焦景新（1763—1831年），字晴川，号午桥，天津县学生员，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嘉庆六年成进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升文选司员外郎、考功司郎中。十九年改授江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武清梅厂镇的牙侩欺行霸市，焦景新奏请设集场，请饬顺天府严查欺行霸市者，“民以为便，勒石纪其事”。二十一年署礼科给事中，巡视东城，按照惯例，“京师凡犯窃者多刺字”，但是焦景新不刺初犯者，有人问其故，焦景新答曰：“京师地大，逐此匿彼，徒利胥役耳。初犯窃者尚有悔心，刺字则捕役挟以为利，欲不为盗不得矣！”道光三年，出为江西饶州知府，多惠政，“有民妇子溺水死，诬人谋杀，久不成谳，公下车，一鞠而服”。饶州府辖的余干县石虹山产煤，“争利者纠众械斗，令不能制”，上司命其与参将率兵三百前往查办，参将欲捕剿，焦景新曰：“此百姓私斗耳，非敢反也。奈何妄杀耶？”“乃晓以利害，逮为首者数人，余皆遣去”。又禁革官价，却馈金，以廉能著称，入徐世昌纂《大清畿辅先哲传·贤能传》。八年引疾归，十一年卒于家，年六十九。焦景新“平生喜书，仓猝不废读，舟车必以随”，著有《同文拾沈》《叶韵窥斑》《杂字姓函》《多识类钞》等。④
继焦景新之后，其子焦祐沄、焦祐瀛，其孙焦骏声，其侄焦有霈、侄孙焦骏枫也都先后考中举人或进士。
焦祐沄，原名有霖，字竹龙，景新长子，道光十九年举人，官卢龙县训导。焦菊隐先生在《我的童年》中将焦有霖误作了其高祖，显然是没有弄清其曾祖的原名及辈分。①
焦祐瀛（1814—1887年），原名有，字桂樵，景新次子，道光十九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光禄寺少卿。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焦祐瀛于咸丰十年受命赴天津静海诸县治团练，并上疏反对议和，认为“抚议一起，人心懈怠，不但兵无斗志，亦复民无固心”，深得咸丰帝赏识，遂获“召回从幸热河”，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迁太仆寺卿。咸丰十一年七月，皇帝病重，临终前立载淳为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遂成为顾命八大臣之一。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讠斤发动政变，载垣、端华被“赐令自尽”，肃顺“斩立决”，其余则遭革职。焦祐瀛被罢官后，曾先后主讲莲池书院和敬胜书院。同治四年回津丁母忧。十三年，“慈禧皇太后四旬万寿，午门祝嘏，蒙恩赏四品衔”。
焦有霈，字茗仙，焦景阳之子，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咸丰四年任藁城县教谕，同治九年转南和县教谕（《重修光绪天津府志》误作训导）。
焦骏声，字雅航，景新孙，祐瀛长子，咸丰八年举人，先后官内阁中书、济南府同知。
焦骏枫，字丹丞，或作丹宸，号吟江，同治元年恩科举人，四年进士，官吏部主事。九年，出为河南虞城知县，振兴学校，倡修文庙。十二年转武陟县知县，后又改河南候补道、署粮盐道。
不仅焦氏自身是典型的科举家族，而且其姻亲中很多人也都是科第出身。如焦景新的女婿姚承丰就出身于科举世家。姚承丰及其侄姚学程皆为举人，其父兄则皆为进士。焦骏枫之子焦仰澄的岳父则为进士出身、官至吏部右侍郎的王文锦。
以上是华氏、沈氏、赵氏、殷氏、焦氏的世系和科第情况，他们皆为典型的举业世家。此外，像遂闲堂张氏、水西庄查氏以及徐世昌家族也都是绵延数代的科举世家。另外，还有很多祖孙三代皆有科名，或者一门三进士等科第兴旺的家族。这些家族有的明代就已经定居天津，有的是在明清鼎革之际移居天津。但是其举业的发达都是在入清特别是天津设府置县之后，这也说明了天津商业和行政地位的提高对外来移民的吸纳作用。而科举世家的出现及其对地方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参与又进一步促进了天津文化地位的提升，这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张献忠，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史、书籍史和科举学的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Yongzheng perio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ianjin had a rare prosperity， which is recorded in The New Annals of Tianjin County. In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Imperial Examination Family? which was lasted several generations in Tianji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enealogy and the status of five typical imperial examination families in Tianjin： Hua， Shen， Zhao， Yin and Jiao， and briefly introduces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undertakings in Tianjin.
Key Words： Tianjin， Imperial Examination Family， Urban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