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安庆方志中“孝”的历史书写

    摘 要：藉由“历史书写”的研究方法，对明清安庆方志中“孝”人物传记的书写模式进行解读，可知明清安庆方志中出现的大量有关“割肉疗亲”的记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明清时期安庆地区“割肉疗亲”之风炽盛的记录，更反映了明清方志书写者对于“割肉疗亲”的认可和推崇。书写者根据当时的现实需要，对“割肉疗亲”的情节增加各种要素以优化升级，进行建构，不断丰富“割肉疗亲”者的传主形象，增强教化效果。同时，明清安庆方志中亦有不少寻常模式的孝行记载，尤其是清代方志中出现了明志中未见的单纯“生前尽孝”的庸常模式，反映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安庆地区愈发重视庸常模式的孝行，以更好地推行“孝”之教化在地方基层社会的实践。

    关键词：明清，安庆方志，“孝”，书写模式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08-0027-09

    近年来，“历史书写”或曰“史料批判研究”的研究范式在中古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领域颇为流行，①目前这种研究范式在方志研究领域也得到了较好地运用。方志中的“历史书写”研究，其一具体方法就是对方志中人物传记书写的模式进行解读，以解析这些模式化书写背后所对应的社会历史情境。②而当前学界讨论方志中人物传记历史书写的模式化，多集中于“列女传”的考察。③其实，不唯“列女传”，在方志编纂事业兴盛的明清两代，尊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由官方组织编撰的方志自是以宣扬程朱理学，推动本土教化为宗旨。方志中的人物传记为了突出理学忠、孝、节、义等价值观念，树立理学教化之榜样，“以勉其邦之后人”，④往往都会遵循符合理学教化标准的书写模式，故许多方志人物传都可以采取“历史书写”的方法进行考察。

    “孝”一直被视为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命题，“夫孝，德之本也，教之由所生也”，⑤更是封建时代推行理学教化之道的最重要途径，所以在理学教化笼罩下的明清方志中，“孝”人物传记自然也成为方志传记的主要组成部分。明清时的安庆地区是除徽州之外，安徽的又一理学重镇。它以桐城为中心，自明中后期学术文化兴起直至清代桐城派出现而走向兴盛，成为人文蔚兴之文都，兴教善俗之理学重镇。素有“文献之邦”⑥美称的安庆府，明清两代曾先后十二次编修府志，其中明代修志七次，今存三部;清代修志五次，今存四部。此外，安庆府所领六县亦皆多次修志，其中明修县志今仅存一部，但清修六县县志则有多部留存至今。现存安庆最早的明天顺《直隶安庆郡志》即在人物传记中列有“孝子”之篇目，另两部现存的明正德和嘉靖《安庆府志》中均单列有《孝友传》一卷;清代现存的《安庆府志》中均设有“孝友”篇或《孝友传》。藉由“历史书写”的方法，对明清安庆方志中“孝”人物传记的文本本身进行解读，分析方志中“孝”人物传记中的书写模式以及这种书写模式的变化，可探究明清时期“孝”价值观念的发展及变化对方志“孝”文本书写的影响，以及方志“孝”文本又是如何通过相应的模式化书写构建出符合不同时代需要的“孝”人物形象，并对社会产生作用。

    现存最早的安庆方志，即明天顺《直隶安庆郡志》的“孝子”篇仅录两人：

    徐仲源，望江人。生而仁孝。唐贞元中母疾，刲股馔进，邑宰麴信陵达于州以闻，德宗叹赏敕号，里曰“昭贤”，乡曰“孝感”，旌其门。母卒，葬宅东。母平昔畏雷，每阴晦震雷，辄伏其墓曰：“仲源在斯，仲源在斯！”

    曹镛，怀宁人。母龙氏尝患气疾，服药无效，《本草》谓人肉能疗之，镛刲体肉食之而疾愈。既而复作，又刲其胸左之肉而食之，疾复愈。未几，母病如初，镛妻王氏亦尝刲臂肉以愈其姑。而疾势复危殆，镛计无所出，又仍复刲肝以食母，其疾遂痊。母初不知也，有司上其事都察院，议谓镛刲肉与肝至于再四，诚人所难能者，宜皆褒矣。①

    徐仲源和曹镛一为唐人，一为明人，②但两人传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两人孝行都被置于“割肉疗亲”的模式中被叙述出来。所谓“割肉疗亲”，又被称为“割股疗亲”“割股奉亲”或“刲股疗亲”，主要是指当父母甚至家族里面的长辈罹患重病难愈时，身为子女或晚辈割取身体上某一部位组织，如人肉、人血、人肝、手指脚趾，甚至骨髓和脑髓入药，予以治疗的行为。③据学者考证，这种行为作为一种社会风俗应始于唐代，直到20世纪中叶才逐渐绝迹。④“割肉疗亲”被视为是“孝”的极端行为，在方志中，更是超越其行为本身的医疗意义而成为记载孝行的一种书写模式被加以运用。

    明天顺《直隶安庆郡志》的“孝子”篇，记录一唐人徐仲源，应为说明自唐代“割肉疗亲”开始兴起时，安庆地区就有人以此极端行为践行孝义，以表明安庆地区崇孝并不落后于其他地区，突出本地“孝”之传统。同时记录本朝曹镛，是为表明本地在明朝编纂方志时对崇孝传统的传承绵延。而明正德《安庆府志》和嘉靖《安庆府志》中，则将“孝”人物追溯至晋，更是为进一步凸显本地崇孝风俗的传统之历史悠久，彰显崇孝的地方形象。明正德和嘉靖《安庆府志》中，所载“孝”人物有所增加，且增加者多为明代“孝”人物，则是为通过孝行在本朝的践行凸显明代对“孝”价值观念的推崇。在明正德和嘉靖两部府志增加的明代“孝”人物中，仍有记载遵循了“割肉疗亲”的书写模式。如：

    杨贵……母蒋病且危，药弗效，贵忧甚，乃夜半密于左股及胁刲肉，令妻和米为粥，以奉母，后母疾日愈而贵亦无虞。⑤

    朱文林……事母至孝，母病亟，文林刲乳下肉一脔，煮□以进，遂愈。⑥

    官方组织编修的府志中出现这些记载，既说明了“割肉疗亲”现象在明代依然存在的历史事实，也说明其时统治者和安庆地方社会对这种极端孝行的认可甚至是推崇。

    清志記载“孝”人物数量较明志大量增加。明天顺《直隶安庆郡志》“孝子”篇仅载两人，明正德和嘉靖《安庆府志》的《孝友传》也均不过十余人，而到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安庆府志》人物传记“孝友”篇中，就激增至130余人，清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的《孝友传》更是达到了200余人。清代方志大比例记载割股行孝更是成为一种普遍现象，⑦如清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的《孝友传》中关于“割肉疗亲”的记载就大量存在，远超明志。其载录“孝”人物直接从明代开始，不仅照搬了上文明志中已有的“割肉疗亲”的曹镛、杨贵、龙涌和朱文林4人，还增加了不少明人“割肉疗亲”的记载。据统计，清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的《孝友传》中有“割肉疗亲”孝行的明代人物就有20人，如：

    在明代安庆府志中，不仅女性“割肉疗亲”这种极端孝行，甚至连女子庸常模式的孝行都未见记载。关于女性的内容，明天顺《直隶安庆郡志》人物传记中设“烈妇”“节妇”篇，正德《安庆府志》设《列女传》，嘉靖《安庆府志》设《贞烈传》，均未将孝女纳入其中。可见在明代安庆方志书写中，女性传记的书写模式是“贞”“节”和“烈”，也就说三部明志的形成时期，国家话语对女性人物的角色預设定位就是“贞”“节”和“烈”，而没有“孝”的角色，换言之，明代官方并未对女性提出“孝”的道德要求。

    虽然明代对孝行旌表尤为重视，如明初《大明令》就明确规定：

    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明，监察御史、按察司体覈，转达上司正官，旌表门闾。⑥

    然而，明初旌表的对象为“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对女性道德要求主要是“节”，而将“孝”的承载者归为“孝子顺孙”的男性，官方并未对女性提出孝德要求，自然更不会关注女性“割肉疗亲”。从实际情况来看，明朝对女性“割肉疗亲”者是否旌表，曾经有所反复，洪武朝后期以及永乐年间，官方大量旌表“割肉疗亲”者，其中亦有对女性“割肉疗亲”的表彰，但仍以男性“孝子”为主。①直至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朝廷才开始正式允许地方官员量行旌表孝妇，史称“例外旌奖”，明代旌表孝妇才始成定例，②此后方志中才开始逐渐记载“孝”女类型，女性“割肉疗亲”者也顺势开始出现在方志中。但具体到三部明代安庆府志，分别编修于明天顺六年（1462年）、正德十五年（1520年）和嘉靖三十三年。其中天顺志和正德志均修于嘉靖二十九年“例外旌奖”之前，两志自是不会记录“孝”女，更遑论记载女性“割肉疗亲”者。嘉靖府志虽修于“例外旌奖”之后，但毕竟时间不久，且礼部规定是否旌表由各地官员自行裁定，嘉靖志又是在正德志基础上增补而成，修志理念乃至很多内容都是直接照搬正德志，所以嘉靖志中亦未载入“孝”女。

    当然，也不得不看到，明嘉靖二十九年“例外旌奖”的女德旌表制度，毕竟推动了“孝”女数量的实际增加，此后各地方志中记载孝女数量也同样增加，女性“割肉疗亲”也被当作至孝行为入志，③在此后的方志书写中，对女性的角色预设中也开始出现了“孝”的因素。然就安庆地区的实际情况而言，现存最晚的明志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望江县志》，其中关于女性记载仅在“人物类”一卷中列有“节妇”篇，所录“节妇”为元代3人，明代8人。所记割肉事迹则仅有明代吴氏，还是在“夫尝患暴疾”的情况下，“割臂肉作糜以食之，夫疾顿愈”，④“割肉疗亲”是为丈夫而并非行孝，所以县志收录吴氏也并非因为“孝”，还是因为“节”。

    入清后，清代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中尤对孝治推崇备至，自然也将孝妇孝女作为重要的旌表对象。体现在方志书写中，就表现为对女性人物的角色预设定位，在“贞”“节”和“烈”之外加上了“孝”的角色。如清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列女”篇中，设有“慈孝”之细目。清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亦将《列女志》独立于《人物志》之外，循前志之例，设有“慈孝”篇，“此皖之慈母孝妇所宜并志欤”，⑤明确将“孝妇”入志。清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后，安庆府未再组织编修府志，但所辖六县均不断增修县志，以桐城县为例，在道光《桐城续修县志》《人物志》中设有“孝慈”篇，更是将“孝”置于“慈”前，其中所载女性基本都是以“孝”入志，其《人物志》中另设有“节孝”篇，除记载大量“节”女外，亦记录不少“孝”女。在清代安庆方志中，也开始出现明代安庆方志中基本不见的女性“割肉疗亲”以行孝的记载。

    清代安庆府组织编修的第一部府志，即由时任安庆知府李士祯主持编修的顺治十四年《安庆府志》，现已亡佚不可考。现存清代安庆方志中，可见最早相关记载是在清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中，但对女性记载仍是以突出女性忠、贞、节、烈的形象为主，如：

    朱氏：太学杨汝忠妾。忠早丧，朱抚孤靡他。子逢泰娶杨氏甚贤，朱病，割股和药，获愈，长斋奉佛，祈以巳年益姑，未几，先姑殀。⑥

    杨氏虽有“割股和药”之孝行，却附于其婆婆朱氏之后，而被归入“节烈”篇。再如，记载清代太湖县吴氏，“事姑至孝，姑病笃，氏割股食姑，病得愈”，⑦亦是被直接归入了“节烈”。

    清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其《列女志》中单列“慈孝”之篇目，其中载有清代女性“割肉疗亲”者10人，甚至还记载明代女性“割肉疗亲”者2人，与男性“割肉疗亲”者数量相当。再到道光《桐城续修县志》中，所载“割肉疗亲”者92人，其中男性27人，女性65人。女性“割肉疗亲”者已开始远超男性。而据邱仲麟统计，光绪《安徽通志》中记载清代安庆府“割肉疗亲”者647人中，男性162人，女性竟达485人，为男性的3倍。

    可见，在清代安庆方志中，不仅开始对女性提出“孝”的道德要求，女性更是逐渐替代男性并最终成为“割肉疗亲”的主体。这种“割肉疗亲”者男消女长局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安庆地区的客观历史事实，但更是男权主导的方志书写强化两性孝道差异，进而将“割肉疗亲”这一危险行为让渡给女性而进行书写建构的结果。

    在明清安庆方志的“孝”人物记载中，除了“割肉疗亲”这种极端行为的记载不断增多，亦有不少在情理之内的其他孝行出现。如清代安庆方志中，除却大量记载“割肉”“刲股”“刲肝”等奇行，不少“割肉疗亲”的传主，也同时伴随有其他模式的孝行。如清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孝友传》所载明代桐城人夏子孝：

    夏子孝，字以忠，初名恩。六岁失母，呜呜哀慕类成人。父疾濒危，子孝甫九岁，潜假屠刀，刲股肉啖父，病遂愈。太守吴麟先，一夕梦王祥来谒，诘朝申文至，大诧曰：“是子其祥后身耶？”更今名。请于督学，籍诸生，月给廪五斗，膳百钱。父终，子孝庐墓，朝夕奠哀。邻人夜出，见墓侧有火炬百，人长尺许者，于旦询子孝，无所见。当事旌之，子孝固辞。子民怀，万历辛卯举人，亦有孝名。①

    夏子孝事迹亦被载入《明史》：

    夏子孝，字以忠，桐城人。六岁失母，哀哭如成人。九岁父得危疾，祷天地，刲股六寸许，调羹以进，父食之顿愈。翌日，子孝痛创，父诘其故，始知之。里老以闻于官，知府胡麟先（注：应为吴麟先，此处为原文讹误）梦王祥来谒，诘旦而县牒至，诧曰：“孺子其祥后身耶？”召见，易其旧名“恩”曰“子孝”。督学御史胡植即令入学为诸生，月廪之。麟复属贡士赵简授之经。

    嘉靖末，父卒，庐墓，独居荒山，身无完衣，形容槁瘁。后历事王畿、罗汝芳、史桂芳、耿定向，获闻圣贤之学。定向为督学御史，将疏闻于朝，固辞曰：“不肖不忍以亡亲贾名。”乃止。将死，命其子曰：“葬我父墓侧。”②

    对比二者记载，清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因其朱学倾向，未载夏子孝求学于王畿、罗汝芳、史桂芳、耿定向等王学学者的事迹，而《明史》作为正史，亦未载入方志中所写“邻人夜出，见墓侧有火炬百，人长尺许者”的异事。但两者夏子孝传记文本都遵循了基本相同的书写模式，即在“割肉疗亲”的孝行之外还伴有“庐墓”的情节模式。

    《孝经》对“孝”的行为模式做了基本规定：

    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③

    这五种孝行模式又可大致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其中，“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可以归为是“生前尽孝”模式，也被称为“事生”或“现世奉养”模式;“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可以归为“重视丧葬”模式，又被称为“事死”或“哭亲守墓”模式。④《孝经》中关于孝行的界定对中国孝文化影响深远，此后虽历经时代变迁，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孝行的界定，孝的内涵以及孝行的基本模式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⑤但因为各种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的“孝”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这自然会体现在不同时期方志的“孝”之书写中。对比明清安庆方志，可以明显看到这种不同。

    明志中“生前尽孝”和“重视丧葬”的两种孝行模式皆已出现。以明嘉靖《安庆府志》的《孝友传》为例，共录13人。其中年代最早的是梁代何炯，何炯传记就记录了两种孝行模式。先是“生前尽孝”：“以父疾经旬，衣不解带，头不栉沐，信宿之间，形貌顿改”。随后是“重视丧葬”：“及父卒，号恸不绝声，枕田藉地，腰虚脚肿，竟以毁卒”。⑥以一人涵盖了《孝经》对于“孝”行界定的两种基本模式。其后是唐代徐仲源，唐代“割肉疗亲”开始出现。徐仲源传记则先以“割肉疗亲”的极端孝行强化“生前尽孝”模式，“割肉疗亲”则可视为“生前尽孝”的极端模式，同时亦伴有“重视丧葬”模式，甚至相较于天顺《直隶安庆郡志》的徐仲源传记，还增加了“孝子竟哀悼不禄，瘗与亲墓之左”⑦的情节，对“重视丧葬”模式加以强化。

    明嘉靖《安庆府志》的《孝友传》记载明代以前“孝”人物，选择兼具“生前尽孝”（含“生前尽孝”的极端模式即“割肉疗亲”）和“重视丧葬”两种模式的何炯和徐仲源，是为树立孝行的标杆。其后记录“国朝”，即明代“孝”人物11人，基本按何炯和徐仲源傳记文本的两种模式进行书写，以说明“国朝”“孝”人物“庶几不愧于炯、源耳”。①

    如怀宁曹镛及由湖广武昌迁至安庆的杨贵2人，单纯地为“割肉疗亲”，即“生前尽孝”孝行的极端模式。另有桐城人余典，“居家。友义蔼然，兄弟子侄近百口，同炊而食，外内无异言……有司以‘孝义扁其门”，②以“孝”维系了家族百余人的和睦。其余8人多兼具两种模式，如望江龙涌的传记中，既有“事祖母武氏尽孝”的“生前尽孝”的庸常模式，又有“刲股为羹以进”的极端模式，同时具有“厚葬，庐墓”的“重视丧葬”模式。③其他诸如怀宁吴本清和程维、桐城胡洪、潜山李悦、宿松赵惠等5人均为“生前尽孝”的庸常模式，加以“庐墓”;桐城朱文林为“割肉疗亲”加“庐墓”。有论者曾提出，明之前孝子书写主要为“哭亲守墓”，而到明代孝子书写则以“现世奉养”的“生前尽孝”的庸常模式为重。④从嘉靖《安庆府志》来看，应是两种模式并重，甚至“庐墓”的“重视丧葬”模式还要相对突出一点，所载“孝”人物多有此，由此亦可见明代安庆方志的“孝”文本书写对于事死的重视。《明史》中“迨英、景以还，即割股者亦格于例，不以闻，而所旌，大率皆庐墓者矣”⑤的记载，也可以反映出明代方志书写中推崇“重视丧葬”模式背后的社会现实。

    清志中，如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对明代“孝”人物的记载，“庐墓”依然存在。其中，有明志中常见的“生前尽孝”的庸常模式和“重视丧葬”模式并行者，如：

    （明）怀宁程维……嫡母疾笃，三年不能起卧，维扶进汤药，久暂如一。父母卒，俱庐墓至服阕……⑥

    亦有“割肉疗亲”模式与“重视丧葬”模式并行者，如：

    （明）太湖吕琠，母病，祷以身代。不愈，复刲股入药，终不获痊。母死，奉柩于邑之东，旁为小室，朝夕哀泣不绝。及葬，而琠已鸡骨支床。⑦

    甚至还有如明代潜山张玉铉为护父亲灵柩与贼搏斗，最终被杀。⑧但清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中对明代“孝”人物的记载，亦有不少出现了单纯的“生前尽孝”的庸常模式，既无“割肉疗亲”，也没有“重视丧葬”模式，如：

    （明）怀宁鲁希曾，号两山。嘉靖间岁贡，潜心理学。与弟孝廉希周每夜菽水侍母，必歌诗以侑之。母疾三年，衣不解带。⑨

    （明）桐城方初，字子复。成童时父遘疾，溽暑严寒，不离卧侧，每药，必亲尝以进。⑩

    清志中记载的明人孝行文本，开始出现了明志中未见的单纯“生前尽孝”的庸常模式，而并不伴以明志中所重视的“庐墓”，也就是说对待明代的“孝”，清志与明志文本的书写存在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其实正是因为清志文本对明代“孝”之历史事实的书写，渗入了清人对“孝”的认识，而由明到清，对于“孝”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清政权虽承续明朝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清廷对于理学，无视其学术色彩和理论思辨，而将能满足其统治需要的纲常名教归为“真理学”，甚至将程朱理学狭隘地归结为理学道德说教，{11}“孝”作为理学纲常名教之重要一环，更是清代统治者所维护与倡导的重点内容。如顺治《六谕卧碑文》、康熙《上谕十六条》、雍正《圣谕广训》皆将推行“孝”作为宣讲教化的首要内容，《孝经》亦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12}“孝”还渗入官僚制度、法律和旌表政策中，加之《孝行录》《百孝图》的流行，清代整个社会上至王公贵族、政府官员，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无不被纳入“孝”的政策和社会氛围之中，清代对于孝治的推行，其策略也更加趋向成熟和理智化。{13}反映到方志书写中，清志中“割肉疗亲”等极端孝行记载大量增加，但同时记载清人“生前尽孝”的庸常孝行者也日益增多，这反映了清代对庸常模式孝行的日益重视。毕竟“孝”作为日常伦理，要使之真正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并践行，才能达到教化之目的，如果都是“割肉”“刲股”“刲肝”等超出常情的行为，则难以让普通人学习效仿。清初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时任安庆知府姚琅作为主修就在其志“孝友”篇之首论及：

    昔者圣人之教孝也，不敢毁伤，存其始也，立身行道，要其终也。越礼以加敬，轻生以致养，君子讥焉。故凡折体断股求愈亲疾以延年，所谓陷之于不义者也。①

    姚琅认为“折体断股求愈亲疾”的极端孝行，与圣人之教不符，更是“陷之于不义者也”，对此提出批判。其后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的《孝友传》中，作为主修的时任安庆知府张楷也提到：

    如皖之孝友，其或在昔，或大端，或琐节，俱不可略云。②

    这里的“琐节”即是指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孝行，张楷认为“琐节”同样重要而“不可略”。在清代安庆方志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前尽孝”庸常模式孝行的记载，尤其是对清人此类孝行记载。

    相对而言，成书于清初的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其“孝友”篇记载中，以明代“孝”人物最多，“生前尽孝”的庸常模式孝行亦多出现在明代“孝”人物传记中。如：怀宁盛希夔，“父年七十病肺，昼夜侍奉汤药，衣不解带者期月”;③怀宁方杜韩，“母病，侍汤药，衣不解带者年余”;④桐城吴堂，“父希□患脾痛，堂手自抑搔数月，不使人代”;⑤太湖雷士吉，“母徐氏久疾，侍汤药衣不解带者六阅月”;⑥等等。

    同时在清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孝友”篇中，对清代“孝”人物的记载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生前尽孝”模式，如：

    （清）太湖方岳，字貊音，郡庠生，孝友性成。值明季寇乱，母病不能出户，岳背母避贼数月，卒免于难……⑦

    （清）潜山叶士怡，字怡如。明季兵凶叠遘，两兄皆没。怡奉母金氏避寇□堡，堡失守，贼欲刃氏，怡泣求代。贼遂协多金，怡即泣告亲友，鬻婵卖产赎回。至中途复遇贼，母仓卒坠崖伤足，怡负行百余里，至郡医愈，寻卒。怡哀毀尽礼，年四十应岁荐而没。⑧

    此时距清入关仅31年，其中所记“清人”实际应为明末清初人士。两人传记中皆提到“明季寇乱”“明季兵凶”的时代背景，由此产生一种新的“生前尽孝”模式，即“遇贼护亲”。明清鼎革之际，以此模式既是为强化孝道，亦是为突出明末“寇乱”“兵凶”，以示清代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至清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的《孝友传》中，除了前文已提及，因认为“琐节”“不可略”，对明代“孝”人物记载已经开始出现单纯的“生前尽孝”的庸常模式的孝行。对于清代“孝”人物记载，单纯的“生前尽孝”庸常模式的孝行模式就更加突出，如：

    （清）桐城姚孔□，字陞初，号恕斋。康熙乙卯孝廉，以母吴孺人老，癸未后遂不上公车，侍养左右，起居饮食，必务得孺人欢，乡里称孝。⑨

    （清）宿松金缔祖，字简臣，忠士孙。幼聪颖好学，游庠有声，慷慨仗义。年逾三十，以母病，累月侍疾，劳瘁而终。⑩

    清道光《桐城续修县志》人物志的“孝友”篇中，虽然记载清人“割肉疗亲”模式的孝行大量增加，但单纯“生前尽孝”的庸常模式的孝行也更为常见，如：

    （清）杨兴，字道崇，县学生。嗣母戴有疾，亲试汤药，衣不解带者数月，每夜焚香祝天，愿以身代，母旋愈，人谓至性所感。{11}

    （清）刘玉辂，字绳孝，号菡浦，国子监生。嗣父诸生日绎早卒，事孀母周，色养无违。母病，与妻章同侍汤药，衣不解带者累月。{12}

    （清）王举，字展兴，诸生。事亲能养志，叔父家丰，早卒，举应嗣，伯仲争之，举一无所取。及叔母患疽，举亲为左右扶持，浣濯不假人手。族戚贤之。{13}

    清代，“孝”已成为女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书写中，男女孝行的书写模式也开始趋同。清代安庆方志中，对于“孝”女书写中，单纯“生前尽孝”的庸常模式孝行也较多。如：

    （明）黄氏，袁大韶妻。姑早卒，舅琥贫病甚，黄事之孝。岁荒，自食糠粃，购米以奉舅。舅病瘿，长卧不能兴，黄亲抄匕箸进膳，如哺婴儿，肃恭二十余年，舅呼之为孝妇。①

    （清）桐城金果妻氏，农家妇也，性至孝。归金，其姑早殁，舅老疾，双目痛失明。果力作田间，氏服侍饮食汤药，略无忤色。馌饷之余，时吮其舅之目，得复明。奉养又数年乃卒。乡人咸称孝妇焉。②

    有论者曾指出，对于《孝经》中定义的“生前尽孝”和“重视丧葬”的两种基本模式，以明代为界，明之前“孝”人物书写主要为“重视丧葬”模式，明代“孝”人物书写则主要以“生前尽孝”模式为主;其变化过程分为几个阶段，晋代正史中开始出现“重视丧葬”模式，经过唐代发展，宋代为“重视丧葬”模式延续期，元代为两种模式并存，明代则是“生前尽孝”模式的强化期。③而从明清安庆方志来看，明代的孝行书写仍是以两种模式并存，而清代方志中，“重视丧葬”模式依然存在，但已经以“生前尽孝”模式为重。明清安庆方志中孝行书写模式的变化，反映了明清安庆地区对于孝道认识的变化——愈发重视庸常模式的孝行，以更好地推行“孝”之教化在地方基层社会的实践。

    明清安庆方志中的“孝”人物基本都是在一定的书写模式下被叙述出来，并且随着时代变化，这种书写模式也随着社会现实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诚然，书写模式的存在必然会对方志人物传记的客观性有所影响，记载的“孝”人物可能并非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这种书写模式本身及其变化发展都与明清社会不同时期对于“孝”德的要求紧密关联，考察由明至清不同时期安庆方志中关于“孝”人物书写模式的变化，则可见背后不同时期“孝”观念的变化，以及方志是如何通过不断修正“孝”的书写模式，以彰显不同时期理学教化所提倡的“孝”之价值观念。所以，书写模式本身是在历史中产生并发展的，因此具有历史性，考察这种书写模式，也就具有了社会史的意义。

    【作者简介】周毅，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文化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e interpret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for the writing mode of biographies about “filial piety” in local chronicles of Anq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f China.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records about “cutting meat for healing relatives” in local chronicles of Anqing during that period， which is not only a record of the prosperous wind of this special behaviors in Anqing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t also reflects the recognition and esteem from the writers of local chronicles. In order to meet the real needs， the plot pattern of cutting meat for healing relatives has been optimized and upgraded by adding various plot elements， for constructing and enriching the biography hero who will carry out this special behavior， thus for enhancing the educational effect.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many records associated with the mediocre mode of filial piety in local chronicles of Anq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particular， there appeared a simple mediocre model of “filial piety before death” in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Qing Dynasty， which was not seen in the Ming Dynasty. Those conditions reflects tha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mediocre mode of filial piet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specially in Anqing reg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for better conducting the practice of the “filial piety” education in the local grass-roots society.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ocal Chronicles of Anqing， Filial Piety， Historical Writing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