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研究：路径和视域刍议

    何平 曾祥裕

    摘 要 论文考查了当代南亚研究中的若干路径，包括现代化理论、区域史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等视角。论文认为，每一种路径都使研究视域改变，并发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在现代化理论视域中观察和分析印度社会至今仍被很多学者所采用。一些学者用“后殖民时代的现代化”这个概念，指称印度的现代化呈现出的一种特殊模式。当代社会科学的“全球转向”也影响了南亚研究，近来出现用“地球南部”这个更宽泛的概念来指称南亚，并由此对南亚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和地缘政治属性再概念化，正在给南亚研究带来崭新的面貌。冷战后出现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也在促使学者们去反思，帮助南亚次大陆区域政治格局建构起来的那种意识形态，尤其是支配南亚外交关系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思维的那些观念和社会认同。论文还提到了全球视角和社会网络分析等视角。

    关键词 南亚研究，现代化理论，地球南部，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 K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4-0012-06

    南亚作为一个包含多个国家的区域，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在研究者的视域中经历了不断变换的过程。对其进行研究的每一种路径都使我们对南亚的观察置身于一个不同的历史视阈中。而对该地区长期历史趋势的认知，帮助我们透视南亚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向，政治、文化宗教和社会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宗教派别的意识形态走向。

    二战结束后，南亚国家纷纷脱离西方殖民主义体系获得独立。“南亚”，不再是地理大发现后，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东印度”，而获得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地理区域的合法性。20世纪50—70年代，南亚是“不结盟国家”和“第三世界”的重要区域;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南亚多数国家又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而印度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则被冠予“金砖国家”的称号;近十多年来，南亚日益脱离地区性视野和意识形态的标签，逐步中性化，成为一个地理区域。在日益拓展的全球化浪潮中，每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都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视野的影响，一个新的称誉——“地球南部”（global south）被发明出来，指代包括南亚在内的很多处于地球南方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有被殖民的经历，至今经济发展仍有很多问题。“地球南部”这个概念融合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世界体系论”等路径，暗喻了在全球化这个现代化的最高阶段，南亚地区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和他的社会属性。

    每一种概念和路径（concept & approach）都不是万能的，但它们却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某一个侧面。本文试图简要讨论这些先后出现的研究路径、概念或视域，借以帮助定位我们在南亚研究中的位置。

    20世纪60年代后期， 现代化理论被提出来。其关于传统社会的性质，现代性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以及经济起飞的条件和背景被许多学者运用，借以对贫穷国家的落后进行概括和解释。1968年，瑞典学者冈纳·迈尔代尔（Gunnar Myrdal）出版了三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对贫困国家的探讨》（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①該书以印度为中心，也覆盖其他南亚和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情况。作者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他认为在这些社会中，传统的权力架构持续存在，除非有所改变，否则经济起飞的机会将非常渺茫。这些地区的政府太软弱，他用“软弱国家”（soft state）一词，来指称印度这样的国家的政府无力塑造推行经济发展计划必须的法制秩序。迈尔代尔极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民主并不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最好的制度……威权政体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①他质疑对提高生活水平、提供市场和储蓄资金至关重要的农业改革，能够在没有进行激进的土地再分配或建立合作社的情况下发生。而这两者，在他看来，都在政治上行不通。由于外国援助、内向的投资和出口前景不好，导致的外汇短缺将阻碍印度工业化的进展。

    迈尔代尔对个人自由的关注，让位于他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忧虑。他倾向于支持计划经济，但非常反感亚洲计划经济下流行的效率低下、腐败和浪费等现象，认为这些都与过分依赖行政管理有关。他相信社会发展的更优先的任务应是在教育、卫生和人口控制这些方面。该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好几年作为经济发展研究者的必读参考书。2004年，伦敦亚非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圣体基督学院院长梯姆·兰克斯特爵士在英国皇家亚洲事务学会会议上再次以评论该书的形式讨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化进程。②他把此书誉为“纪念碑似的论著”。

    实际上，印度落后的农村生产方式阻碍印度的社会变革，并不是新奇的观点，马克思在19世纪下半叶写了好几篇文章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就主要是依托对印度的观察。当时正处于欧洲现代化时期，马克思对印度能够启动现代化进程持怀疑态度，“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他看来基本是以停滞为特征的。“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农村公社有着“自给自足的惰性”，“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③

    在美国学者布莱克的眼中，印度的“现代性”不是内生的，而是外来的。中国、俄国和土耳其等国中，力主现代化的领导集团是通过革命获得了领导权，④而在印度，现代政治制度是由殖民者移植的，因此同那些经过革命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不同，印度传统社会体制受到的冲击远远不够，换句话说，像“种姓制度”这样落后的社会分层制度，以及其他宗教观念会阻滞印度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斯·韦伯就曾评论说，中国会比印度在接受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上更快。从现代化理论视域来观察和研究印度虽然已经势弱，正如前所述，它很大程度上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然而，现代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对于寻求独立发展道路的印度来说存在着相矛盾之处。⑤在现代化理论的视阈中观察和分析印度社会，至今仍被许多学者所采用。用“modernization of India”这个短语在“百度学术”上搜索，可以发现约9000篇（部）论著。⑥

    印度的一些学者如卢梭（Russell West-Pavlov）和马卡兰德（Makarand R. Paranjape），喜欢用“后殖民时代的现代化”这个术语，认为印度这样拥有被殖民经历的国家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性及其发展道路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模式。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南亚研究所的南亚研究硕士项目，设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研究方向。

    阿富汗在国家政治体制建构上的失败，以现代化理论来看，是在政治现代化上的失败。这促使一些学者再次以这个路径审视阿富汗晚近的历史发展，及现代化理论视域的用处。简恩·克林格在《对冷战期间建构起来的现代化理论的正面评估》（“A Sympathetic Appraisal of Cold War Modernization Theory”）文中，回顾了二战后现代化理论的建构过程。战后重返大学或学术研究机构的参战者写了大量的论著，这些论著基本依托作者的战时经历，对美国以外的落后国家进行观察，而且大多是将这些国家如何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即现代化作为主题。现代美国和落后地区的差异，以及如何才能缩小这些差异萦绕他们心中。在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研究系、社会科学研究学会比较政治分委员会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的支持下，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前殖民国家转化而来的“新建国家”政治制度建构问题受到特别关注。现代化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克林格的文章以宽广的视野回顾现代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包括阿蒙德（Gabriel Almond）、佩恩（Lucian Pye）、多伊齐（Karl W. Deutsch）、里尔恩（Daniel Lerner）、英格里斯（Alex Inkeles） 和罗斯托（ Walt Rostow ）等人的观点及其学术价值。①

    在笔者看来，阿富汗的战乱，直接背景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抬头，代表了冷战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宗教思潮对西方现代性的传统主义的反弹。它的更深层原因是两种现代性——西方所代表的工具化了的资本主义和前苏联所代表的集权式的现代化模式——的互相否定和拆台所造成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意识形态真空。②2018年11月15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南亚研究所举办了“学术中的阿富汗：知识和表述”（Afghanistan in Academia： Knowledge and Representation）国际研讨会，吸引了远自美国和印度的学者讨论阿富汗研究的新路径和新方法。

    全球化给当代社会科学带来深远的影响，它正促使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方法论和路径以及研究的空间层面进行重新界定。冷战结束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和融入当代全球体系，三个世界的划分也失去了现实基础，一个新的概念“地球南部”被发明出来，用来指称世界上那些拥有被殖民的经历，但现在仍然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发展中国家”。1969年，奥格勒比（Carl Oglesby）在一篇关于越南战争的文章中首先使用该词。他批评美国长期对“地球南部”的控制，已经帮助其形成了一个难以忍受的社会秩序。③“地球南部”最初在跨国史和后殖民主义研究中流行。它所指代的拉美、亚洲等“欠发达地区”，除上述特征外，还有如下一些共同特征：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步、社会内部在生活水平、人均寿命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上极不平等。

    20世纪后半叶，这个概念继续被一些学者加以运用，但直到2004年，却仅有20余篇文章将这个概念作为讨论南亚问题的出发点。最近，随着全球化的高涨，“地球南部”这个词越来越被学者，尤其是印度学者所接受，被作为在全球化时代考察和分析印度的概念框架。2013年，对“地球南部”概念的运用和探究的文章一下猛增到数百篇。随后不久，《地球南部》期刊创刊，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也建立了“地球南部研究中心”。“地球南部”作为一个分析性范畴，近几年日益被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所采用，用“Global south”这个词在“百度学术”上搜索，竟出现60多万篇（部）论著，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研究等各个领域。

    在地理上，“地球南部”大体以北纬30度为分界线，除去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高收入国家。“地球南部”的概念突出全球背景和地理方位;“第三世界”一词则包含分离于美苏两大阵营之外的地缘政治含义。“发展中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都与现代化理论有关联。“地球南部”暗含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这个现代化的最高阶段的经济地理位置，“南方”意味着与北方相对，仍然贫穷。“地球南部”国家拥有共同的被殖民经历，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心态动荡不安，经济发展呈现某种新殖民特征。但其开始不再依靠与北方的经济联系，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南南合作）开始替代受制于北方欧美霸权体制。南方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正在创造一个后殖民时代的新文化形式。

    “地球南部”的概念代替“发展中世界”的好处在于，它有助于抵抗那些威胁这些国家自主发展的霸权势力，并且促使这些国家重新思考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个概念的流行，也标志着研究者不再过分关注“经济发展中世界”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而强调这些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地球南部”概念的提出，不仅反映了地缘政治的改变以及前殖民地区国家对外依附关系的变化和经济的转型，也注意到南方国家与北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苏联或前殖民地宗主国（如英国等）的联系交往減弱的意义，以及对这些国家（前殖民地）而言，新的国际社会和文化交往变得更为重要。“地球南部”的概念暗喻着南方国家间的联系加深，或者说“南南合作”的增强。这个概念也标示着前殖民地国家文化认同的改变，它鼓励南方国家在争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团结互利，并且更为大胆地致力于改变世界秩序，让其能够反映南方，而不仅是北方的利益诉求。包括印度在内的“金砖国家会议”和联络机制的出现反映了这种思路。

    “地球南部”的概念在印度尤其受到欢迎，这同印度由殖民地成为一个独立大国， 经济发展迅速，日益感到自信，引起的文化认同的改变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切合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印度要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愿望。

    “地球南部”概念从更宏大的全球视野对深受殖民影响的文化和知识形态的批判性反思，对包括南亚在内的地球南部作为一个区域的重新概念化，正对南亚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最近，英国著名出版社饶勒基（Routledge Press）出版了两套冠以“地球南部”的南亚研究丛书，《地球南部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s of the Global South）丛书，《饶勒基亚洲和地球南部的犯罪和司法研究》（Routledge Studies in Crime and Justice in Asia and the Global South）丛书。前套丛书包含《媒体和地球南部，叙事的领地和跨文化潮流》《南方和北方，当代城市的发展路径》等，讨论作为一个区域的“地球南部”的文化特征，认为这是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既从全球视野，也从南方本身的视角出发去对这个区域传统的、亚文化的音乐、影视、文学、数字媒体等进行分析和理论抽象。后书通过文学、影视和其他显现了共享意象的媒体去探讨像新德里、雅加达和约翰内斯堡这样的南方城市空间和居民生活的构型，城市发展的方向，以及这些城市在经历帝国主义统治、冷战的地缘政治、全球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勃兴时代后，都市风格的动态变迁。①

    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使我们对南亚国际关系有了不同的解释。建构主义试图回答冷战为什么突然结束，苏联为什么在没有受到入侵或压倒性的外来武力威胁下突然解体等问题。同时也在适应逐渐展开的通讯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跨国流通，以及由此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增大这样一些新情况。1989年，冷战处于结束的关键时段，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奥勒夫提出以“建构主义”命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1992年，耶鲁大学教授温特发表论文《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成：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此后，1997年又发表《国际政治中的认同和结构变化：国际关系理论中文化和认同的回归》。奥勒夫于1998年再发表《建构世界的国际关系》，对建构主义作为认识国际关系现实的新的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

    建构主义批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认知模式。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是因为缺乏一个超越国家的政府，以及各国都依据确保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原则来行动造成的，而这正是国际关系体系的本质。新现实主义认为，由此形成的结构制约各国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建构主义反对这种解释，认为思想和观念在行动者认知周边国家关系和自身地位上起着重要作用。对世界及国家间的关系的认知是建构起来的，国际关系的结构也是建构起来的，其中观念、规范，尤其是文化认同起着重要作用。国家的认同决定着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所以研究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性质及形成的过程非常重要。②

    在现实主义理论视阈下，南亚次大陆作为一个相对被区隔的国家间的体系，在英国殖民者退出后，缺少一个跨国政府。在无政府状态下，自保驱使各国增强实力，或与外界结盟来抗衡区域内真实的或想象中的他国“威胁”。新现实主义把由此形成的南亚次大陆的国际政治结构视为制约各国对外关系的物质性结构。③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不是地缘政治结构的物质产物，而是认知造成的。相关国家的社会认同或利益冲突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认知造成的。在南亚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结构，它统治着南亚区域内外交关系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思维。①

    2008年，纳瓦利达（Navnita Chadha Behera）在《南亚的国际关系：探寻替代研究范式》（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 Asia：Search for an Alternative Paradigm）书中认为，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和后殖民主义正在为理解南亚国际政治提供新的路径和视角，他的书分析评述了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学者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和成果。②

    在建构主义理论的关照下，对南亚国家关系的理解和诠释正出现一种新趋势。例如，2016年出版的卡兰扎的《印巴核外交：建构主义与南亚裁军和核军控展望》（India-Pakistan nuclear diplomacy：constructivism and the prospects for nuclear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in South Asia）一书，③作者在書中力主，抛弃现实主义的视域，以建构主义的新眼光来重新审视印巴核军备竞赛的实质，解决办法及对策。此书得到积极的评价。玛利亚（Maria Roast Rublee）评论说该书“在经验证据的支持下，从新的理论视野建构了一个关于南亚核军备现状的历史描述，可以使我们挑战那种认为除稳定的相互威慑而外，其他（政策）目的都是幼稚的成见”。④玛利亚认为，卡兰扎的书有助于理解印巴陷入的核安全困境，并且相信不论持何种理论观点的学者在读了卡兰扎的书后，都会对帮助形成印巴核军备对抗关系的“规范”和“认同”的研究感兴趣。通过鼓励在当代世界最具危险性的印巴核军备竞赛问题上的新思维，这本书极大地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

    在卡兰扎看来，以建构主义的路径，可以在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即印巴缺乏对国际间流行的关于核军备的作用和意义的看法的免疫力;国内舆论;印巴冲突的思想根源——两国社会认同的对立，可以帮助解释印巴核对抗的社会背景。玛利亚赞同，并且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开研究，制约外交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思想牢笼;帮助营造相关的（即促使两国加强核武装的）国际环境的文本和语境;相关规范的传递对社会认同的影响。

    另一位学者阿图尔·米斯拉（Atul Mishra）在《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南亚的国家主权》一文也给我们带来了对南亚国际政治的不同看法。阿图尔批评说，迄今为止，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忽视了对“国家主权”概念的探究，而这一核心概念是国家关系研究的基础。他认为在南亚国际关系研究中，特别需要广泛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在建构主义的视域下，国家主权的概念的相对性和变动性被突出了，因而更有利于从理论上去审视南亚国内政治和区域性政治问题。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