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国”遗产到英国“飞地”：二战结束前后美国视野中香港形象的转变及其意义

    摘 要 二战期间至战后初期，美国政要和社会精英一度热议涉港事务，初步形成对涉港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框架。香港对于中英两国的特殊意义，以及香港对于美国的有形和无形价值，在二战结束之际随着大国关系的变化发生显著转变，美国视野中香港的形象相应地从“帝国”遗产转变为英国“飞地”。以此为起点，美国政府始终围绕美中、美英关系塑造香港的形象，评估香港的价值，进而制定香港政策。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以前，美国对香港的定位始终没有脱离美、中、英三国关系，美国对港政策在本质上是美国对华政策和对英政策的一部分。

    关键词 香港形象，香港价值，美英关系，美国对华政策

    中图分类号 K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4-0051-10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的香港研究热潮中，外交史领域的关注重点是香港战后地位和香港（日军）受降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中、英、美三国首脑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提出诸多见解。然而，二战期间至战后初期，涉港问题在美国引起的关注不限于国家首脑，也有众多社会精英通过媒体就香港地位等问题发表个人看法，形成具有较强一致性的认知。杜鲁门执政后，一些政府部门①也参与了有关香港的研究与政策设计工作，围绕相关问题形成一批官方文件。这些官方和非官方文献直接或间接地展现出这一时期美国视野中的香港如何从“帝国”遗产转变为英国“飞地”，呈现了美国政府在美英关系和美中关系框架下对香港作出的评估。二战结束后大国关系调整，美国视野中香港的形象连同其政府对香港价值的判断与运用随之调整，并形成相应的香港政策，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为数不多的针对某个地区的系统政策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更多地将视野转向远东地区，开始关注并介入涉港事务。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涉港事务特别是香港地位问题所持态度，曾在中、美、英三国史学界引起学术争议。中国内地学者大多从中美关系和国家主权角度阐释这段历史。②以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持批判态度，宣扬美国政府在“殖民时代”结束之际支持中国收回香港主权。①具有英国学术背景的学者从美英竞争关系角度回溯战时香港地位问题，强调美国排斥“帝国”，并以香港为示范对战后地区秩序提出新设想。②因涉及中国主权、英国在华利益和美国的地区安排，相关研究相应反映出各国学者截然不同的立论视角和解释框架。事实上，在英国的视野中，香港自从被割占开始便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在二战结束之际，从日军占领下收复香港事关帝国的荣耀。③同一时期，美国各界也普遍将香港视为“帝国”的象征，却并非出于维护“帝国”，而是借此推动反法西斯战争并构建符合美国需要的战后新秩序。在这场树立并传播香港形象的活动中，美国总统和政界精英始终掌握着影响国内外舆论的话语权。

    在将香港塑造为“帝国”遗产的过程中，罗斯福总统的个人立场和相关言论举足轻重。早在考虑香港战后地位之前，罗斯福对帝国的态度既已成形。不少国内外学者都曾指出，罗斯福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传统殖民帝国，他将帝国视为和平的最大威胁和暴力的煽动者。④二戰期间，罗斯福屡次就帝国问题同丘吉尔针锋相对，坚称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既在于同“法西斯奴隶制斗争”，也要“解放那些身陷落后殖民政策囹圄的民族”，⑤进而在战后确立自由、独立、安全、平等的“国际关系新准则”。⑥在罗斯福看来，反法西斯战争具有双重任务：美国在同英国并肩应对法西斯扩张的同时，也要向大英帝国发起挑战，就战后新秩序及其领导权展开竞争。

    罗斯福的上述看法在美国政府中拥有不少支持者，其中包括副国务卿塞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和总统特使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1942年，韦尔斯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如果二战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它必须保证全世界所有民族的主权平等”，“帝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大西洋宪章》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大洋和大陆”。⑦威尔基在同蒋介石商讨战后中美合作事宜时也强调，“英国为帝国主义者之领导”，若战后继续保留其殖民地，并为荷、法等国竞相效仿，美国将“无从阻之矣”，故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第一件合作大事”，当为设法打消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中国“消灭势力圈及占领地之存在”。⑧威尔基随后发表的讲话轰动一时，他将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表述为实现自由并终结“帝国”，“自由国家的共同体”将在战后“取代大英帝国”。⑨显然，美国的参战目标并不局限于击退轴心国家，也包括阻止殖民国家在战后重建帝国。在美国政要的战争动员中，构建不同于“帝国”的新秩序与反法西斯战争合而为一。

    罗斯福及其他政要对“帝国”的态度源于一项共识，他们认为英国将在战争期间收复失地进而复兴帝国。美国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Joint War Plans Committee）在进行对日作战规划期间就曾指出，美英两国远东战略的根本分歧在于英国试图“重建帝国威望”。①英国国防大臣哈斯丁·伊斯梅（Hastings Ismay）就此提醒首相艾德礼，“不宜就香港问题特别致电美国总统”，以免使美国认为英国致力于原封不动地保持“殖民帝国”。②美国政要对英国重建帝国的担忧并非捕风捉影，即使反法西斯战争存在共同目标，美英两国也依然在暗中竞争。

    二战期间，罗斯福及其他政要对“帝国”的看法决定了美国视野中香港的形象。事实上，美国政府代表曾多次向国民政府转达罗斯福对“帝国”的态度，并将其扩展至香港战后地位问题。罗斯福特别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访华期间向蒋介石表示，“英帝国主义将永远过去，此次战事结束之后……所谓香港与汇丰银行等皆将成为过去之陈迹矣”。③美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发文强调香港属于中国，保证战后和平的基础之一是“结束帝国剥削”。④至罗斯福逝世后，驻华大使赫尔利依然认为香港是“尚未解决的影响亚洲当前战况、未来民主和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之一”。⑤在这些政要看来，随着帝国的瓦解，作为帝国遗产的殖民地将成为历史，中国应顺理成章地收回香港主权。这一时期，美国政要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将香港塑造为英国的象征。一是香港的地位关系到罗斯福对战后地区秩序的整体构想;二是美国政府所持态度对于调动中国的抗战热情具有重要意义;三是香港的处境会得到美国民众的同情，有助于美国国内战争动员。出于反法西斯战争和构建战后秩序的双重目标，罗斯福及其他政要尤其强调香港是帝国的历史遗产，在主流观念中将香港的未来与瓦解帝国衔接起来。

    与此同时，美国众多社会精英也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就大英帝国和香港地位问题表达了相似的意见。远东问题专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发文表示，中国以国土遭受蹂躏为代价换取战争胜利，不是为了回到领土遍布“外国前哨基地”的旧秩序之下，“帝国移交权力”的时代已经到来，西方大国应“全面撤离中国”。⑥著名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香港沦陷乃帝国竞争所致，反法西斯战争遭到谴责也是由于西方国家试图“恢复帝国”，他借媒体向英国施压，要求丘吉尔将“亚洲的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解放战争”。⑦在政论家刘易斯·科里（Lewis Corey）眼中，“执迷不悟的帝国主义者”固然坚持重占香港，但战争的目的不是恢复“帝国”，香港必须在战后归还中国。⑧这些社会精英形成上述共识的出发点各不相同，或从学理上加以分析，或阐明政治取向，但无不认为英帝国及其治下的香港是旧时代和旧秩序的遗产，无法与战后新秩序兼容。美国对于“帝国”和香港形象的塑造是奏效的，在这一共识的影响下，英国因未在开罗会议上承诺归还香港而遭到《生活》杂志的严厉谴责。⑨

    美国各界人士对香港形象的认识或塑造是双向的，香港既被视为大英帝国的遗产，也被描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标。香港沦陷后，日军对其展开大规模劫掠和全面管治，昔日的“大英帝国殖民地”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①未及撤离的美国人遭到日军俘虏监押，其中包括时任美国驻港领事罗伯特·沃德（Robert S. Ward）。沃德在此期间观察日本对香港的统治方式，并就此撰写报告，辗转递至美国政府。报告指出，日军剥削香港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将他们纳入“日本帝国”的统治之下;以香港为基地建立各种宣传机构，传播“大亚洲”思想并攻击“白人帝国主义”;致力于“清除英美势力”，“解放亚洲各民族”，最终建立东亚“新秩序”。沃德强调，日本侵略者一心追逐“帝国目标”，不可能樹立“自由”“公正”的理念。②

    据沃德报告，滞留香港的欧美民众不幸成为日军暴行的“受害者”，③他们的经历也促使美国各界持续关注香港。遭到日军俘虏的商人詹·马斯曼（Jan Marsman）重返美国后，受邀向军方传达重要情报，罗斯福本人更鼓励他将所见所闻公之于众。随后，《星期六晚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连续数周对马斯曼的被俘与逃亡经历做了长篇报道。④战争期间，此类报道屡屡见诸主流媒体，⑤更有美国战俘就赤柱拘留营（Stanley Internment Camp）的情况著书立说。⑥这些读物鞭笞日军的“残忍”与“野蛮”，坚定了美国民众的参战决心，也呈现了美国人对香港这座“牢狱之城”的另一种看法，即香港沦陷是“极权主义”的军事胜利，⑦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根本目标。事实上，美国各界不仅抨击英式“帝国主义”，也极力鞭挞日本军国主义特有的“帝国主义”形态，香港在这两个方面无疑都是“帝国”统治的象征。

    在美国的主流舆论中，战前和战时统治香港的两种不同形态的帝国，都将在战争胜利后走向瓦解。随着旧制序由盛转衰，取而代之的新秩序、新形象也在酝酿形成，香港理应在战后体现地区秩序的新面貌。在这方面，罗斯福和其他政要对香港的安排并没有停留在宣传层面，而是提出具体方案，试图使香港成为新秩序的象征。美国政要大都支持瓦解“帝国”，但对其实现方式提出不同意见，形成渐进、激进两派。国务院认为，威尔基和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关于英国、法国、荷兰殖民地立即实现独立的主张过于激进。事实上，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从未试图推动那些“尚未准备充分”的民族即刻独立，他们反对“帝国”进而推动自治或独立是有条件的。⑧罗斯福为此提出建立国际托管机制，并将该机制应用到两类地区，一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自治或独立的地区，二是主权国家无法有效管治的地区，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岛屿属地即被归入其中。⑨关于国际托管是否普遍适用，政府内部同样存在分歧，但即便对其普适性表示怀疑的国务卿政治顾问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Hornbeck），也建议将香港纳入其中。甚至英国外交部官员也认为，美国政府所谓“尚未准备好实现独立的地区”包括英、法等国的岛屿属地，特别是香港。⑩香港不仅在国际托管机制方面具有了示范价值，罗斯福也为它安排了实际功能，即将香港开辟为“自由港”。罗斯福就此明确提出，在香港“升起中国旗”后，将“香港九龙一部或全部划为自由港区”，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不征一切捐税”，使中国对“建设世界”做出贡献。①“国际托管”和“自由贸易”是罗斯福对战后国际秩序做出的两项新安排，香港显然成为新的政治-经济秩序的代表，是取代英国主导的“帝国”秩序的典范。

    二战期间，美国政要和社会精英以多种形式塑造香港的形象，都是围绕瓦解帝国进行的，他们很少谈及香港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事实上，罗斯福及其他政要通过将香港塑造为“帝国”遗产，挖掘它的无形价值和象征意义，试图一方面拉近美中关系，推动反法西斯战争进程，另一方面削弱“帝国”的合法性和大英帝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最终旨在构建美国主导的战后新秩序。然而杜鲁门执政后，随着大国关系的调整，美国政府对“帝国”和香港的态度相应发生变化，相关问题也逐渐退出公共舆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致使中、英两国绕过了光复香港的军事行动，直接面对香港受降权归属及战后地位问题。两国政府既对接管香港作出军事与政治安排，也在外交方面分别争取美国的支持，进而围绕受降权展开一系列交锋。受降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区决定的。从二战最初的战区划分来看，香港岛和九龙地区属广东战区，为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所辖。②杜鲁门接任总统之际，依旧规定占领香港的日军指挥官向中国战区总司令投降。③然而，面对中英分歧，美国政府最终决定为“受降目的”而将“香港明确地排除在中国战区之外”。1945年8月，杜鲁门分别致电艾德礼和蒋介石，声明“不反对由一位英国官员”受降。④

    有关香港受降问题的档案十分零散，加之中、英、美三国立场各异，以致学者们对杜鲁门政府的相关举措各执一词。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投降之际中国要求收回香港的呼声日渐高涨，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支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美国学者唐耐心（Nancy Bernkoph Tucker）更借此宣称美国崇尚民族自决、尊重国家主权。⑤这类观点没有区分罗斯福的言论和杜鲁门政府的态度，将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转变立场的时间推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另有不少学者认为，杜鲁门政府在受降问题上的做法表明其抛弃了罗斯福的主张，转而“偏袒”或“同情”英国。⑥事实上，杜鲁门政府的相关举措并非简单的支持中、英任何一方。

    1945年初，国际形势和中国政局的发展趋势，促使美国国务院重新思考对华、对英政策，对涉港问题的诸多新意见最初是作为其中一部分提出的。国务院一改罗斯福将中国作为战后四大国之一的计划，指出中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中国军队，但重整中国军备使其成为东亚强国“不切实际”。国务院也就中英关系指出，美国需“增进中英互信与友好关系”，在某些领土问题上，美国应“欢迎并适时协助（进行）友善的补救安排”，包括未来将香港归还中国并确保其作为“自由港”。①美国国务院在综合考量三国关系的基础上，就香港受降问题强调，从政治-军事角度出发，不便动用美国军队收复港岛或九龙租借地。②这份备忘录由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提交给代理国务卿格鲁（Joseph Grew），随后收录到部际协调委员会的地区研究与政策设计文本之中，成为杜鲁门政府研究涉港问题的起点。部际协调委员会参考范宣德提交的备忘录，整合国务院、战争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的意见，逐步就涉港问题形成系统的对策建议。

    1945年2月，部际协调委员会下属的远东小组委员会就太平洋-远东问题展开全面研究，研究形成的行动纲领包括《美国占领军对特殊地区的处理办法：香港》（编号SWNCC 111）。在其形成过程中，相关人员讨論了香港岛、九龙、新界的法律地位、美军参与收复香港需考虑的诸多因素，以及参与香港军事管治是否明智等问题。③国务院意识到中英两国在“英国殖民地香港”战后安排问题上的分歧，将于日军离境之际全面爆发，故于同年5月就美军应否参与收复香港等事宜提出意见。就美国国内舆论而言，国务院尤其强调“富有见地的美国公众”认为，香港是“帝国主义”的遗产，美国的参战目标是要避免英国恢复在华“统治地位”，这使国务院在制定新对策时不得不审慎对待，该问题一旦重提，中美两国舆论都将支持中国收回香港。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美国也十分关注中方的态度与对策，指出中国的有识之士无不要求收回“全部殖民地”，蒋介石也曾提出中国政府“保留有收回九龙之权”并可随时提出交涉。④美国同样重视英国政府的立场和实际准备工作，深知英国坚持重占香港，更对丘吉尔拒绝“解散大英帝国”的态度记忆犹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已就战后香港管治采取实际行动，成立了香港民政计划小组，并已指派首席文官及一批高级官员。有鉴于此，一旦美国的军事行动对收复香港产生影响并将管治权交予英国，既会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也将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批判;如果美国反对英方的举措，也必将招致英国的不满。国务院由此决定，“除非从军事角度出发确有必要，否则美军不应参与夺回或攻占香港的军事行动”。⑤

    1945年6月，远东小组委员会结合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政策建议，完成了第一份综合报告，承认香港是“英国直辖殖民地”，明确提出美国应“避免卷入”香港战后地位问题引起的任何争议。军事方面，在“协助委员长抗日”的前提下，美国愿意为蒋介石批准的广州-香港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持”“空中支援”，并协助地面联络，但相关军事行动仅仅作为“蒋介石指挥下的中国的军事行动”，是对“抗日战争”的支持，美军“不参与”香港战后管治。⑥各部门的政策建议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排除了美国政府参与涉港问题的可能性，而杜鲁门总统所持态度与上述建议是一致的，他向驻华大使赫尔利下达指示，提出美国“适时”提供“帮助”应该是“满足共同需求的妥善安排”。⑦日本于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一切以对日作战为目标的部署均失去意义。在部际协调委员会完成最后一份政策建议后的第三天，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获悉英国将以英联邦军队受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随即同意将英国太平洋舰队管辖权交还英方。⑧8月21日，范宣德在呈递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中附上了回复蒋介石的电报草稿，称香港为英国领土，受降事务不一定严格遵循战区安排，也不必发表特别声明。①

    整体来看，在香港日军受降争议中，杜鲁门政府的基本原则是接受香港的“殖民地”地位，“不参与”中英两国在涉港问题上的分歧。杜鲁门政府应对香港受降事务和战后管治问题的实际做法，不具有二战期间罗斯福提出香港地位问题时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在公开言论中，香港不再被宣传为需要在战后归还中国的“帝国”遗产，甚至避免就相关问题发表声明。

    杜鲁门执政初期，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对涉港问题的态度并不一致，不少美国民众依然抱持着罗斯福时期的香港形象和“反帝国”理念。在美国应对香港受降争议期间，国务院公共联络办公室（Division of Public Liaison）曾收到大量民众信件，这些信件言辞激烈地表示英国重占香港极其“令人沮丧”，即将建立的新世界会因此延续“陈旧传统”，为增加欧洲商人的财富牺牲亚洲民族的利益。②英国重占香港后，美国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就此展开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香港回归中国的美国公民约占受访人群的51%，主张香港纳入“大英帝国”的公民占28%，其余民众或不予表态（19%）、或提出其他意见。③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美国政要和社会精英围绕涉港问题发表的言论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迎合并强化了美国民众对“帝国”的抵制。但美国政府在确定对外政策时并不以理想化的反帝国理念为圭臬，而是务实地权衡国家利益。杜鲁门政府深知公共舆论倾向，提出“不参与”原则的初衷之一即是避免招致民众批评。杜鲁门政府对涉港问题的态度已然脱离“反帝国”语境，即不认为、也不再强调香港是“帝国”遗产，反而承认其为“英国直辖殖民地”。对此，英国驻美官员也察觉到，杜鲁门政府不像罗斯福总统那样热衷于“改变香港及其他英帝国属地的地位”。④

    外交史学家唐耐心认为，美国政府至1949年才着手调整对港政策，导致美国不再敦促英国归还香港的原因是“共产主义”的发展，⑤这一观点显然与史实有所出入。二战结束之际杜鲁门政府应对涉港事务的举措已明显有别于罗斯福，这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美国依旧需要国民政府积极应对最后阶段的抗日战争，二是考虑到战后地区秩序，有必要平衡中、英、美三国关系，故顺势“承认既得权利”。⑥显然，在美国政府的视野中，香港的形象和价值是随着美、英、中三国关系的发展不断调整的。

    英国重占香港后，美国政府没有因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而忽视香港，反而对涉港问题保持持续关注，这主要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香港对于中国和历史上的大英帝国不可或缺，这种唯一性在特殊时期直接或间接影响美、中、英三国关系，是多届美国政府重视香港的普遍出发点。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在涉港问题上还面临两个现实问题，一是相关决策部门认为，国民政府只是暂时搁置了香港地位问题，⑦该问题将成为三国关系中的隐患;二是英国既已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对华贸易和投资前景存在不确定性，香港因此具有了“全新的”和“不断增加”的价值。⑧有鉴于此，二战结束伊始，美国国务院下属的临时研究与情报处以及商务部国内外商业局远东司，分别就相关问题展开全面评估，于当年相继提交《香港未来的地位》《战后香港与澳门地位的影响因素》等多份报告，①确定了新时期美国政府对香港的定位。

    战后初期，亚非国家民族独立运动掀起高潮，西方国家通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割占、租界他国领土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有鉴于此，杜鲁门政府一方面承认香港地位问题是旧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依然宣称英国统治香港具有“合法性”。相关评估报告对香港地区的三个组成部分作出明确区分，称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端由清政府割让给英国，应由英国行使主权;新界为租约99年的租借地，主权依旧属于中国，但三个地区被英国作为“统一的经济与政治实体”和“直辖殖民地”加以管辖。②杜鲁门政府虽承认中国对九龙租借地拥有主权，却强调“殖民地和租借地问题不能相提并论”，终止九龙租约有赖于解决香港主权这一“根本问题”。杜鲁门政府由此接受了英国重占香港的事实，对于香港的定位连同关于其他涉港问题的评估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

    关于香港的定位，美国相关评估报告一致将香港称为“飞地（enclave）”而非英帝国治下的“殖民地”。③“飞地”在本意上指的是完全处于某国境内的别国领土，④而香港非严格意义上的“飞地”，相关报告之所以将其称为“飞地”，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称谓相较于“殖民地”而言，淡化了宗主国和被统治地区之间的从属关系。⑤在“殖民帝国”备受诟病并走向衰落的时期，杜鲁门政府转换概念，以“飞地”香港取代“殖民地”香港，既在客观上避免卷入舆论批评和中英分歧，也在主观上表达了对香港的定位。

    自从美国开始介入涉港问题，历届政府无不关注香港对于中、英、美三国的经济价值。杜鲁门政府对于香港经济价值的评估事实上是与对香港的“飞地”定位保持一致的。相关评估首先淡化了香港在贸易领域对于美国的价值，强调大英帝国内部的税费优惠政策连同针对帝国以外各国的税费使美港贸易备受牵制。⑥至于中英两国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影响，杜鲁门政府虽承认香港的兴衰与中国内地的发展在步调上相一致并尤其依赖对华贸易，但更强调香港在经济上的成就首先得益于英国政府长期遵循的“自由港政策”。⑦美国商务部国内外商业局远东司的研究报告宣称，香港“经过英国的开发”，由“险峻、贫瘠”岛屿上的“中国渔村”发展为东方“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并作为航运节点“跻身世界大型港口行列”，英国在香港建立的“稳定”的统治秩序和“强权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进一步巩固、促进了香港的发展与繁荣。报告提及，占香港人口90%以上且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华人，连同提供诸多机遇的地区市场，均为香港乃至英国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却没有对华人的作为予以关注，甚至将国民政府要求收回香港的经济动因解释为“认识到香港的经济价值”并试图予以“分享”。⑧从相关评估的措辞来看，杜鲁门政府对英国的褒扬和对中国的忽视与罗斯福时期对“帝国”的诟病形成鲜明对照。但杜鲁门政府也指出“保护英国的核心经济利益不一定需要英国控制香港”，⑨通过强调英国涉港经济利益同香港归属不存在必然联系，阐明了涉港經济利益与香港地位问题脱钩的态度。

    通过将香港塑造为“飞地”，杜鲁门政府在承认英国重占香港的前提下，表明了对于香港地位问题的中立态度，关于香港战略价值的评价也与这一立场相契合，相关报告格外强调香港的“脆弱性”及其有限的战略功能。在航空技术取得全面发展以前，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往往取决于海军建设和制海权，岛屿的战略价值则有赖于海上强国的整体战略安排。香港据守欧洲-远东海上航线的终点，也是向中国大陆延伸的起点，在大英帝国扩张期间一度成为其远东海上门户，是太平洋西南海域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军事要塞。但大英帝国的衰落和战略收缩迫使其将远东防御重点回迁至新加坡，香港转而作为帝国前哨拖延敌军。二战在客观上促进了航空技术的进步，但香港的地形条件限制着机场建设规模，在缺乏内地支援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有效防御，暴露出海军和港口的“脆弱性”。①在地理位置上，香港远离英国本土及其他属地，使其成为帝国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加之中国可能随时“在战略和经济上孤立香港”，香港或将在供给和支援不足的情况下“不堪一击”。二战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超越了英国，进一步削弱了香港在大英帝国体系中的战略价值。基于以上考虑，杜鲁门政府提出，香港对于英国的战略价值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不断削弱”，香港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更是间接的，其主要作用是辅助落实美国对华、对英政策。②

    将香港塑造为“飞地”也有利于美国政府绕开香港地位问题，借助这一地区实施针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文化政策和情报活动。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制定的对港政策中，美国国务院提出将二战期间面向中国的文化项目加以调整并转移至香港地区，向中英两国政府官员、专业人士、科学家、技术人员，以及工商业精英施加影响，同时将领事报告、战略情报处报告、陆海军武官报告、美国新闻处中文报刊译稿及其他中文出版物作为主要情报来源。③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港政策更明确提出，借助香港媒体向华人开展宣传活动，并将香港作为收集地区情报的中心。④

    在杜鲁门政府看来，影响涉港问题的主导因素其实是政治因素，面对中英分歧，美方虽承认英国继续管治香港，但也希望英国做出适当让步，因此尤其强调香港作为英国“飞地”的定位。战后初期，国民政府有赖美英两国的支持，以致在香港地位问題上有所克制，使杜鲁门政府认为其不会诉诸武力，只可能通过“贸易管制”“抵制活动”、建设“竞争性港口”等方式向英方施压。⑤但长期来看，美国政府确信伴随“通商口岸时代”的终结，保留“香港殖民地”将成为“时代错误”，卷入香港地位问题终将陷入两难困境。⑥有鉴于此，杜鲁门政府指出，香港能否继续作为英国在远东地区开展贸易活动并发挥其影响力的重要堡垒，取决于英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建议英方“牺牲帝国的一小部分”，通过维护中英友好关系争取有利条件。⑦

    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政府改变了战争期间对香港的定位，明确将香港塑造为英国“飞地”，相关部门在此前提下全面评估香港在经济、战略、文化、政治等方面对于中、英、美三国的价值，为随后制定对港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1945年底，国务卿幕僚委员会⑧正式通过《美国对中国境内外国飞地的政策》，⑨明确了美国政府对香港地位问题的基本立场，国务院以此为基础首次制定了系统的香港政策。⑩这项政策强调，对于中国同相关国家关系中的“外国飞地”问题，美国政府遵循“不参与”政策，中国让予第三国的领土及其他权利将由中国与直接相关国家协商解决。该政策旨在维护“强大、统一、友好”的中国，维护美英友好关系以及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事实上，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国政府不再借“殖民地”香港开展战争动员，也无需借助香港构建地区新秩序，为维护三国关系及地区利益，同时避免留下偏袒英国的印象，美国政府转而将香港称为“飞地”，并正式将其写入对港政策。

    二战以来，伴随美国的影响力向亚太地区持续渗透，包括涉港问题在内的大量地区性事务都涉及美国因素，美国政府是否介入此类地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对外政策评估中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和主流舆论关于这些地区（问题）的言论，无论是树立典范，还是展开批判，既是对政策合理性的辩护，也是在辅助政策的落实。相关言论时常迎合或借重于民众的意见，双方相互配合，形成强大的话语力量;若官方政策与民意存在分歧，相关话题将淡出公众视野。

    就香港的情况来看，美港关系几乎与美中关系相伴始终。对于拥有在港或涉港利益的美国民众而言，香港具有不同的有形价值和象征意义。美国教会在此传播信仰，美国商人将其作为通往中国内地的“垫脚石”，这里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前沿地区，①至19世纪中后期，商品、货币和人员流通已经促成香港-加州走廊的形成。②这些非政府的经济与文化活动为美国的海外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动力与基础，在积累涉港利益的同时，使香港具备了有形价值。香港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无形价值也伴随美国涉港利益的扩展积微成著：一方面，涉港问题对美国政府处理美中、美英关系具有独特价值;另一方面，香港在塑造地区秩序和发展道路方面具有示范意义。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尚未制定香港政策。为推动反法西斯战争并塑造战后新秩序，罗斯福及其他政要将香港作为“帝国”遗产和新秩序典范，这一形象得到众多社会精英的认同与强化，也得到了美国民众的拥护。二战结束之际，大国关系进入调整阶段，香港对于瓦解“帝国”的无形价值随之削弱，香港的形象也从“帝国”遗产转变为中国领土上的英国“飞地”。杜鲁门政府根据新的地区形势分析、评估香港对于美、中、英三国的经济、战略、文化、政治价值，强调避免参与有关香港地位问题的政治与外交事务。总体来看，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之前，美国政府对香港价值的评估和形象的塑造始终围绕美中、美、英关系，由此形成的相关态度或政策在本质上服务于美国对华和对英政策。

    【作者简介】孙晨旭，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With the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Hong Kong related issues became one of the critical themes under intensive debate among U.S. government and social elites， which lead to a consensus and a policy framework toward the region during and by the end of the war. This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documents， both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reveals that Hong Kongs political importance to China and U.K. as well as its practical and potential values to U.S. underwent a significant chang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outcome w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 image from an imperial legacy to a British enclave. The documents indicate that the primary determinant for U.S. government to depict Hong Kong image， assess its values and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y is the China-U.S.-U.K. relationship. Before the reunification of Hong Kong with China， U.S. governments attitude on the regional issues depended to a high degree on this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the policy on Hong Kong by its very nature was a component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U.K.

    Key Words：Hong Kong Image， Values of Hong Kong， U.S.-U.K. Relationship， U.S. China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