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温润而刻骨的批判力作
包妍+万水
【摘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的《极花》是贾平凹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通过被拐女子胡蝶的视角展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广大贫苦农村的真实生活图景。该书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是严厉的，但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人性与文化问题的批判却是温润的。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贾平凹对农村现状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是长篇小说和严肃文学的一个重大收获。
【关键词】贾平凹；《极花》；批判
【作者单位】包妍，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万水，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大连民族大学2016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60103。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乡土小说作家之一，变化中的中国农村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贾平凹农村题材的小说可以《土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的小说如《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等多体现了作者对现代化的想象，乡村在小说中多作为现代化的对立面而成为批判的对象；后部分的小说如《高老庄》《秦腔》《带灯》《老生》等，萌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有评论者认为，“在《秦腔》书写中国农村挽歌之后，贾平凹从一个忧伤的抒情诗人，转而成为一个有知识分子风骨的、独立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1]。从总体上讲，贾平凹的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准确而深刻地表现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在三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痛苦而悲壮的社会转型，不仅完整地复原和再现了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生存本相，而且在一种原生态叙事中，深入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凸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全球语境中所遭遇的空前尴尬”[2]。
一
小说《极花》延续了贾平凹此前小说对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矛盾探讨的主题，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对城市侵蚀乡村的批判。在一次访谈中，贾平凹袒露了创作《极花》的触发点，早在十年之前，他就了解到《极花》的故事原型。小说中被拐女子胡蝶的原型是贾平凹的一位孙姓老乡的女儿，但是时隔十年，贾平凹才将小说创作出来。触动贾平凹创作《极花》的缘由是他在甘肃定西、陕西的旬邑和淳化以及老家的几个村镇等地采风的过程中，发现大量的村庄在逐渐消失，农村人口在减少，两个或多个村、镇、乡合并在一起，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子们都进城谋生了，农村剩下的男人根本找不着媳妇。这样的现实情况让贾平凹一下子想到了十年前他听到的拐卖妇女的故事原型。
小说《极花》是贾平凹迄今为止出版的最短的一部长篇小说，总字数只有十五万字。《极花》的情节并不复杂。女主人公胡蝶从农村进入城市，一心想在城市扎根，因为找工作心切，受骗被拐卖到更加偏远的农村。被拐后的胡蝶既受到了凌辱，又受到了呵护，胡蝶经历了从反抗到适应、接受、认同和融入的过程。在小说的末尾，胡蝶在梦境之中被城南派出所所长解救出来，回到了城市，但是胡蝶发现她的这一番受到损害的经历使得她再也无法融入之前的生活了，甚至连自己的故乡也回不去了。胡蝶最后选择再次主动回到她被拐卖的村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胡蝶在被拐卖期间已经生下了一个儿子，她无法割舍母子之情。小说结尾处，胡蝶梦醒后依然在被拐人家窑里的炕上，身旁躺着他的儿子。从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交代的《极花》故事原型来看，胡蝶被解救出来，然后又自己主动回到被拐村子的情节是与原型故事情节一致的，只不过在小说中，贾平凹让这个情节出现在了胡蝶的梦境之中，也许这样的处理更能够强化胡蝶故事的悲剧性。
二
小说《极花》的批判主题有两个：一是对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对乡村的掠夺进行强烈批判；一是对人性和文化的批判。第一个批判是显在的、严厉的，第二个批判是隐性的、温润的。
城市化进程中，文学作品中城市对乡村掠夺的主题并不新鲜，而且我国也已经从国家层面上提出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极花》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掠夺、资源的掠夺方面着眼，它关注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男性生育的权利、性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了。农村的年轻女孩都进了城，无论在城市中立住脚跟与否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了。客观上讲，她们也回不去了，农村里剩下的是大量的没有技术、没有资金和没有能力或许也不愿意进城的青年男性。农村的男女比例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大量的光棍，他们无形中成为城市化的牺牲品。贾平凹在小说《极花》中对这个社会问题给予了很高的关注。贾平凹在“后记”中讲：“我是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是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要消亡了。我无言以对。”“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3]“后记”是对小说的补充说明，因为某种原因，小说作者的某些议论、抒情和说明性文字无法进入小说文本，因为小说文字过于直白会伤害到小说的文学性。上面提到的《极花》“后记”中的文字应该就属于此列。但是，小说中有一处，作者贾平凹似乎顾不得文学不能过于直白的禁忌，借小说人物之口直接吐露了作者的议论。小说人物黑亮在与胡蝶的交谈中说道：“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4]
这个批判主题容易引起误解，第一，这似乎是为拐卖妇女开脱，找借口；第二，这似乎是对“城市化进程”本身进行批判，或者是将拐卖妇女的原因归罪于“城市化进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从常识角度讲，拐卖妇女的行为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都是应该受到惩戒和谴责的，作者贾平凹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常识；其次，小说虽然流露出了对农村年轻男性的同情，但是这应该是属于人道主义的范畴，不能将人道主义的同情等同于为违反法律、违背道德的行为开脱。本文认为小说《极花》没有否定“城市化”本身，其实小说家也没有能力来判断“城市化”的正确与否，但是小说家有责任用文学的笔法记录当下的社会现实。贾平凹说：“在过多少年以后，你如果再看这个小说，在过多少年以后中国农村陆续变得非常美丽了，不管咋样，但是确实有一代中国人，在当年是过着这种生活，有它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我后来就写了这个东西。”[5]
三
小说《极花》没有写成一个简单的拐卖妇女的故事，作品中甚至都没有直接出现人贩子。作者贾平凹通过被拐女子胡蝶的视角写出了边远农村的现状，尤其写出了对人性的批判。人性往往是善恶交织在一起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在呈现人性基本状态的基础上展开批判。贾平凹的《极花》就是这样的作品。
小说中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是贾平凹人性批判的载体。不过这种批判不是疾风暴雨式的，而是温婉、潜隐的。比如，小说人物黑亮和他的父亲本身是人口买卖的购买一方，显然他们的行为触犯了法律，违反了道德，显示出他们人性之中恶的成分，应该受到强烈的批判。但是如果作者简单地这样处理，这样的批判是无力和肤浅的。小说没有刻意强调黑亮和他的父亲买卖人口的行为，而是通过多处情节的设置，表现他们善良的一面。比如，黑亮为身边没有亲人、暴死的顺子爹张罗料理后事；在村里的人都只能够吃土豆的条件下，黑亮每隔六七天就到镇上给胡蝶买白馍，保证她每天能有两个白馍吃。身为石匠的黑亮爹为村里的光棍免费制作石头姑娘……小说在写出黑亮和他父亲善良一面的同时，还强调了他们的弱势地位。对于黑亮和他父亲，无论是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是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是匮乏的。小说虽然没有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代背景，不过我们通过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可以推断出故事发生的年代至少是改革开放二十年以后。在这样一个年代，黑亮他们居然还没有用上电灯，他们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土豆，几乎没有精神生活。
作者这样处理表面上看好像是在为小说人物的作恶行为开脱并引发读者对其的同情，但是，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作者这样的处理是对人性更为深刻的批判。是对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的人性之恶的批判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还是对一个有着善良行为和愿望的人的人性中的恶进行批判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呢？是对一个处于强势地位的既得利益者的恶行的批判力度大，还是对一个处于弱势地位、一个本身就是受损害者的恶行的批判力度大呢？显然是后者。对后者的批判更能够引起人们对人性中恶的危害和普遍性的关注，同时也更能够写出人性的复杂。
当然，我们在关注黑亮等人善良行为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他们的善良行为是有着“底线的”，黑亮对胡蝶好的前提是胡蝶不能够逃跑，胡蝶一旦逃跑，等待她的只有毒打。
除黑亮外，老老爷也是小说中重点刻画的人物，他司掌着圪梁村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圪梁村，老老爷是一个兼具家族长老、乡绅和巫等多重身份的权威和偶像。”[6]老老爷代表着传统中国的信仰、规矩和法则，是村里辈分最高的人，他拥有着传统中国农村生存的一切知识。老老爷平日里观天象，他认为，天上的星空可划分为分星，地下的区域可划分为分野，天上地下对应着，合称星野；天上的每颗星星对应着地上的每个人；横死的人有冤气，应该请和尚给其超度；村里所有人的名字都是老老爷起的；老老爷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忘记“德孝仁爱，信义和平”“八谈”；中堂应该挂天地君亲师，等等。
老老爷的这一整套生存哲学在千百年来一直维系着传统中国农村的稳定。老老爷的人格是传统中国的理想人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老老爷的人格有与贾平凹相合之处。贾平凹认为，“古人讲，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这是我们活人的总的法则”；“一早一晚都在仰头看天，象全在天上，蹲下来看地上熙熙攘攘物事，一切式又都在其中”[7]。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于古代中国的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它是理解和解释自然万物运行规律和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老老爷所信奉的道理就像老老爷的身体一样日渐被侵蚀，再也无法安抚圪梁村村民不安的灵魂。虽然村民们表面上还尊奉老老爷，老老爷还保留着形式上的权威，但是已经很少有人真正相信老老爷的道理了。小说人物毛虫的话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能给我一碗饭还是给我一分钱？我认他了他是老老爷，不认他了就是狗屁”[8]！如果因为毛虫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瘫在炕的亲爹独自撇在家里两天，去镇上赌博的赌鬼，他的话不足采信，那么，揪着毛虫来见老老爷主持公道的三朵，应该说对老老爷敬畏有加，但是他的老婆不也是买来的吗？他们如果真正信奉老老爷的“德孝仁爱，信义和平”“八谈”，又怎么能够参与人口拐卖呢？老老爷所代表的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在农村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统治力，短时间内又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意识形态补充进来，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意识形态出现了真空，人们失去了信仰，人性之中恶的一面便表现了出来。老老爷虽然代表着传统中国的理想人格，但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的表现却是软弱无力的。在面对缺德的拐卖行为时，老老爷只能够将他用毛笔写的“德”字印在葫芦上。
四
总体来讲，《极花》对人性和文化的批判是温婉的，对情感的抒发是克制的，作者很好地把握了叙述的虚实节奏，既还原了中国贫困农村的真实生活图景，又采用了隐喻、象征的多种表达形式。这样效果的达成主要得益于中国水墨画的美学精神对贾平凹的影响。
中国传统水墨画中所蕴含的美学观念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影响极深。贾平凹说：“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3]中国水墨画讲究虚实相生，点到为止。画面不能太满，要留有空白和余地，形象不能画得太真，艺术讲求似与不似之间，画得太像实物乃匠人之所为。《极花》对人性和文化的批判极力规避太直接，因为那样的工作应该留给社会学家来做，不是文学家的专长。中国水墨画的本质在于写意，“意”有两种理解：一是指与物象之形相对的物象之神；一是指作者个人人格，写意即通过艺术的形式展现作者的人格。其实，这两种理解是相互包含的关系，物象之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作者理解的物象的真谛和精髓，而这个真谛和精髓又一定是作者主体人格的投射。所以，在以写意为宗旨的水墨画家看来，描绘事物的外形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达到“真意”的手段。《极花》中多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对人性和文化进行批判，应该说是受水墨写意精神的影响。
贾平凹的新作《极花》是一部真正勇于直面现实问题而发出声音的作品，它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它的批判是深刻的。在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要消灭农村也好，还是要改造农村也好，我国边远农村都真实地生活着像胡蝶和黑亮这样的一代人，他们被急速奔向现代化的列车甩了下来，成为城乡矛盾的牺牲品。《极花》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对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之恶的批判和对传统文化失落的批判是温润的。
[1] 何平. 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论[J]. 文学评论，2016（3）.
[2]付国乐. 悲悯的情怀，落地的文本——贾平凹《古炉》北京研讨会纪实[J]. 出版广角，2011（8）.
[3]贾平凹. 极花·后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4]贾平凹. 极花[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5]贾平凹，韩鲁华. 虚实相生绘水墨极花就此破天荒——《极花》访谈[J]. 当代作家评论，2016（3）.
[6]何平. 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论[J]. 文学评论，2016（3）.
[7]贾平凹. 关于小说[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15.
[8]贾平凹. 极花[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