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化理论的视角看待我国流动人口社区
杨月明
【摘 要】本文基于笔者在流动人口聚集社区所进行的实地调查，了解流动人口社区的基本状况，以及在该社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应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我国流动人口社区进行了一些思考，理解、分析我国流动人口社区的现状及问题，论证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解决问题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区；流动人口；吉登斯；结构化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92-02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30年的建设，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农村地区，由于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导致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城市的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才可以发展。所以，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大城市，为我国城市化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同时，这些变化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流动人口相关社会问题就是现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一、概念界定
（一）社区的概念
“社区”一词在中国的古代汉语中是没有的，是19世纪末产生于西方的外来词汇。1948年费孝通先生在发表论文《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中谈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滕尼斯的著作时，把英文Community这个词翻译为“社区”。“社区”一词在西方学者滕尼斯看来，它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观、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地缘、血缘、文化等自然造成的；这种共同体的外延主要限于乡村社区。经过百年到现在，“社区”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滕尼斯的“社区”以不能适用于现今的中国城市社区。在现在看来，滕尼斯的社区应该是一种理想社区的概念吧。现代学者对“社区”的概念有很多新的定义，我所引用的是徐永祥对社区的定义：“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是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1]。
（二）流动人口的概念
“流动人口”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广义流动人口就是指人们生活空间或是位置的移动的人们。流动和迁移是有区别的，迁移强调的是一种永久的移动，而流动存在着不固定性。在西方历史上，也出过相似的流动，例如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就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圈地运动”，原因是经资本主义济的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现在，在中国，也出现了大量的人口流动现象，其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现在的中国被人们称为“世界工厂”，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村的劳动力又大量剩余。所以，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狭义的“流动人口”，它还有很多的名称如“农民工”、“外地人”、“外来人口”等。
二、理论基础
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与争论中，出现了很多试图对现有理论进行综合的方案。在理论综合的过程的探索中，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总结的过程中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试图化解“二元对立”的问题。吉登斯首先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他认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具有认知能力，并且人们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他还认为自然科学模式在哲学是有缺陷的，应该包含意义的解释系统；他还提到“社会生活是由行动者所不知道的力量支配的”，提出了“意外后果”的概念。他对解释学的批判指出了解数学理论忽视了三个方面“实践、权力以及对观念系统的不同解释与利益争斗的关系”。他的批判理论涉及很多方面，最后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他认为“在社会科学与自己的活动构成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人，存在着交互解释的作用”[2]。
吉登斯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结构化理论。他解释的“结构”和帕森斯解释的“结构”是不同的，他认为结构就是行动者在“互动情景”中利用的规则和资料。规则作为结构中相对稳定的不部分起制约作用，资源作为能量是积极变动的。“结构的二重性”是指社会结构既是人类行动构建起来的，同时又是人类行动得以构建的条件和中介。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在生产的过程，这就是“结构化”。吉登斯应用自己的理论对“现代性”以及“全球化”进行深刻的分析，他提出了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包括了“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以及“反思性制度化”。结实了现代性的后果就是“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可以说，吉登斯的理论对于当代的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很好的综合与解析，通过吉登斯的理论视角，可以对现代生活中的存在的社会问题有一个正确而又清晰认识。
三、结构化理论视角分析流动人口社区的现状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水平的提高，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有效成果。但是，就像吉登斯说的“尽管社会行为事实上总是以有目的的形式进行着，但是许多方面，社会生活并不是在组成社会行动者的意图的产物”其中会带来“意外后果”，它也是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效果同时也产出了“意外后果”。随着我国的经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全球化的影响，原来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也发生改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到城市，成为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有效推动力量，但是由于农民自身的条件不能赶上城市现代化的前进步伐，他们在城市里成为了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并且都会集聚生活在城市较贫困的社区，我们通常都会他们生活的社区称为“流动人口社区”或“城中村”和“城郊结合部”。
笔者基于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理解和在项目的中对流动人口社区有一定的实践和观察以及查阅了大量关于流动人口社区的资料后得出一些对流动人口社区现状及分析。
（一）我国的流动人口社区建设过于行政化
中国的社区组织从历史上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从建国到现在一共经历的大致三个阶段，从“单位制”与“街居制”相结合到20世纪80年代的“社区服务”最后到现在的“社区建设”（也称为“社区制”，政府都一个“领导者”和“决策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就像小政府，人们生活在单位里，单位管理着一个人的所有生活上的事物，那时起行政化治理的思想或者说是意识深入人心，它就是一种规则，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影响着行动它所形成的结构对后面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结构存在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看到了以前制度的弊端，制定了新的制度，理想是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并且制定了居民委员会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把权力交个居民，但事实上，居委会还是依托于政府，办理各种行政上的事物。在我们项目的试点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就是政府在社区的办公室，居民们从居委会得到的服务很少。
（二）我国的流动人口社区居民差异大
一个社区里面的居民通常来自不同的地方，不用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并且流动性也很大。农民工通常工作岗位都不是很固定，这段时间在这个工厂，过几个月又要还一个，有的甚至是经常流动在不同的城市。所以就导致了流动人口社区居民的差异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时很短暂的，经常会有不稳定性。吉登斯提到本体性安全，它是人们对自我认同和周围情景的稳定性所持有的基本信任。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流动人口社区，人们对生活的环境缺乏信任感、安全感，自然就感觉生活在这样的社区没有幸福感，人们对社区也没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住在里面的人只有陌生感了。
（三）我国流动人口社区居民文化水平低
在吉登斯的理论中看来，结构包括了规则和资源。人们对生活世界的认知程度包括了一部分规则和一部分在资源，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定的结构，形成的结构有会作为另一个结构形成的条件。流动人口多来自于农村，很多人们都是文盲或者是小学的文化程度，他们来到城市里，对城市生活的规则和资源了解不多，导致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地带，在他们生活的社区，经常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他们的社区留给人们的标签就是“脏、乱、差”。这样一来，他们的处境又会更加的边缘化了。
四、引入社会工作介入的优势
社会工作是在我国比较新的专业，它是一门以“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具有助人的专业技术的专业。我们可以让社会工作作为“第三部分”参与到我国社区建设的队伍中。“社会工作在构建流动人口社会服务体系中可以发挥政策倡导者、政策推行者、服务提供作者和社会福利促进者的作用”[4]。社会工作者可在流动人口社区里协助社区开展社区照顾、社区宣传教育、社区救助、帮助流动人口维护权利、从而提升流动人口在社区生活水平，提高他们对社区生活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同时社会工作者也要意识到吉登斯所提到的社会行动的三个限制条件：“我们所居住在文化各异的有限的环境中”，这和社会工作者“人在情境中”的原则是一致的；“我们通常能鉴别少数复杂行动的传统规则”这也是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所必要要认识到的；“我们的行动经常会产生一种未预期的结果”。社会工作能注意到以上三条，对在流动人口社区开展服务时一定会更加考虑妥当，得到的结果相信也会是好的。希望社会工作可以构成好的结构对以后流动人口的发展形成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徐永祥.社区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0.
[2]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8.
[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
[4]高万红等.公共服务新视角：流动人口社会工作探索：以昆明锡山区促进流动人口生殖健康项目为例[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8.10.
[5]钟莹.城市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回应——论社区工作专业化是解决社区建设问题的重要途径[J].科学进步与对策，2006（6）.
[6]金小红.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与社会学理论批判[J].国外社会科学，2004（2）.
[7]徐叶玉.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变迁、模式与趋势[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