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历史演进及启示
赵志业
摘 要：从文化视野对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不仅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的需要。在文化历史演进过程中，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伦理政治型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它经历了伴随文化的发展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演进、文化形态的多元发展与儒家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奠基、汉代儒家文化的主导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元追求、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形态的曲折发展及其与之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阶段。以史为鉴，新时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应更加注重各类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功能、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育人与文化认同功能、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理论性。
关键词：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历史；启示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4.025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4-0123-05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它本身就是随着特定社会文化发展而逐渐演进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对昨天思想政治教育的继承，并在继承中创新，在創新中超越。对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历史演进进行研究，并不是简单地梳理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历史，而是以现代视角和理性思维反思我国古代历史上文化发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我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一，思想政治教育伴随文化的发展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演进
从历史视角看，从远古到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逐渐产生和形成时期，从而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从自发到自觉不断演化的时期。追溯到历史的开端，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存在特定的中国文化形态，并在其影响下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从黄帝、尧舜禹到夏商时期，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在具体的自然力量面前，深刻感受到强大外力的不可抗拒性，也深刻意识到自己命运的不可预测性，人们意识到人类自身渺小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对外力的极度恐惧中。这时，人们感觉无法与大自然的强大外力抗争，但为了消除自身的恐惧心理，并祈求大自然对自身的庇佑，便开始将大自然的力量合理化。这种合理化的结果便是“人们从生活直觉中感受到天、祖、群对自身生存的价值，发现了群体合力的作用，于是自发性的出现尊天、尊祖和尊群的思想与行为，为了寻求对自身的保护，自发地维护天、祖、群的无上权威，自发地神话大自然的伟力，形成承认天命、遵从天意、恪守天道、维护天威的思想指向”[1]，最终形成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的文化形态。与这一文化形态相适应，也就形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模式：以天命为基础，通过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三大崇拜，将文化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传播到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去，从而实现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建构。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主要以“神道设教”为其运行规律。所谓“神道设教”，即“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2]。
西周时期的文化形态逐步摆脱了原始时期的文化蒙昧状态，这表现在周朝对“天人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周朝对夏商时期遗留下来的天命观进行了批判和质疑，提出了“天命无常”的观念，认为天并不是不变的，同时还提出了“近人而忠”“尊礼尚施”“天道远，人道迩”等观点，使人的价值开始凸显。虽然这时还不能与天命和鬼神文化观念实施彻底决裂，但已经努力尝试从重神鬼之事向重人事的转换，从而使人们的文化生活焕发出人文色彩，祖先神与上帝神开始分离，尊天帝意识开始淡化而尊祖意识开始强化。相应的，文化形态从神权性向伦理性转换，从而使文化形态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变革而走向自觉。与这一文化转换相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开始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体现在提出并实施“敬德保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纲领。这一教育纲领的内容为，“天”是有德性的天，只有统治阶级实施德政，才能获得上天的庇护。同时，也只有“敬德”才能真正“保民”，“敬德”是“保民”的基础和前提，“保民”是“敬德”目的和归宿。而“保民”的重要理念就是要谨记“民为邦本”这一理念，民心即天意，也即“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与“敬德保民”的理念相匹配，周朝制定出了可供实施的“礼乐教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正是通过礼的外在规范作用和乐的熏染作用，最终起到了把人们的思想影响、政治教化、道德感化和心理调适融为一体的作用。
二，文化形态的多元发展与儒家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奠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也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文化形态，在其引导下也就形成与之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道家文化形态及其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老子创立的道家文化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道无声无形，无边无界，它是单独不变的存在，周行于万物之中又生于万物之先。道作为本原，玄远而奥妙，而“德”就是“道”的衍生物。“道”与“德”都是通过“无为”的方式来发生作用的，并不有意干涉万物的生长，也不做万物的主宰。与这一文化形态相适应，道家以人的“无为”思想境界的形成为目标，并主张统治阶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尊重人们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不能过多的强调灌输和训导，正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4]。其次，墨家文化形态及其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墨家文化认为“不相爱”是当时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思想作为其文化形态的主要支撑。在这一文化形态引领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达到统治阶级与民众以及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关爱，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忠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5]。再次，法家文化形态及其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家秉承“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革精神，主张以法来治理“天下”。于此相适应，便形成法家以法为核心、以讲求信用为基础、强调功用为标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为具体方法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耀眼的一颗文化明珠当属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构建起了自身的文化体系。“仁”的基本观念首先体现为孝悌。孝是父母子女之爱，悌是兄弟姐妹之爱，这些都是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正所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6]所谓“至德要道”也就是孝，这表明孝是至高无上的美德，也是统治阶级用以治理天下的重要原则。同时，“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7]也就是说，凡是具有孝悌品质的人，必然是会遵守规则和秩序，从而可以保证社会的协调和稳定。其次，“仁”的观念就是“爱人”。正如樊迟请教孔子“仁”是什么，孔子回答“仁者爱人”，也就是要发自内心去尊重别人、爱惜别人。再次，“礼”是“仁”外在体现，“礼”作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具有激励和表达人类情感和行为方式的作用，所以，“仁”的精神和理念通过“礼”去贯彻和执行。礼即“克己复礼”，作为每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不学礼，无以立。”[8]正是以“仁”为基本精神，儒家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集体本位，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崇尚调和仁爱，在人与自己的关系上推崇克己復礼。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于培育正人君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强调明德修身，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主张自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形态最为活跃、传播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各个文化形态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的现状，提出了各自治理国家的见解。所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互补和对话的。与此同时，在诸家文化形态中，儒家文化显示出了它的独特个性和强大生命力，并被后来统治阶级所青睐，从而基本上框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态势以及与之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走向。
三，汉代儒家文化的主导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元追求
在秦汉时期，尤其是汉朝，其文化形态开始逐渐趋向一元，并最终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及其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表现为，从汉初到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经济从复苏走向富强，大一统的追求开始从夙愿走向现实。而要实现“大一统”事业，改变社会中的“师异道、人异论”以及民众的不知所从局面，必须要由统一的文化形态对人们进行思想引领。而这时黄老文化的政治软弱性弊端开始显露，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而儒家文化经过自身调整后度过了压抑期，加之经过统治阶级内部的权衡，尤其是董仲舒的大力推崇，最终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确立为全国上下的主导文化形态，以文化的统一实现政治的统一，从而实现天下统一于汉、权力统一于王、文化统一于儒的政治目的。从此儒家文化与政治就结下不解之缘，并开始了漫长的意识形态化之旅。
在把儒家文化确立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后，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也就开始了一场改革，总体来讲，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独尊儒术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开始构建并最终形成。具体来说，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以独尊儒术为主，霸王道杂之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由于要营建大一统帝国，这时候需要思想上的集中从而保证中央集权。因此，汉武帝毅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而把儒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思想。同时，汉武帝注意到了不同文化形态的价值，希望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可以进行必要的对话和借鉴，从而实行的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策略。其次，厘清了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在董仲舒看来，人之性分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是不需要教育的，而斗筲之性的人是再怎么教育都不会有什么成效的，而且这两类人只占全体人民的很少部分。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教育对象是具有中民之性的人。具有中民之性的人身上都具有“仁”与“贪”两种习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去除中民之性的人身上的贪气，发掘并保持其仁气。再次，三纲五常从理念向规范转换，从而实现了三纲五常的法制化。正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9]“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当修饬也”[10]。可见，此时的三纲五常已经从道德理念变成了具有法律效应的具体规范，而且其理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四，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形态的曲折发展及其与之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王朝政权从分裂割据走向强盛，在这期间，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儒家文化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总体上呈现出儒、佛、道同时活跃于文化领域的局面。具体而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王朝更迭频繁，割据政权林立，儒家文化并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这时玄学开始兴起，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为嵇康。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嵇康看来，儒家文化倡导的规范和礼节对人们天性的发展具有约束和阻碍作用。而人们思想的成长应该具有顺其自然、循性而动、去除虚伪和保存本真的特性。在这一文化主张下，嵇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倡导自然主义教育，即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强调和粉饰。面对玄学文化形态对儒家文化的冲击，裴頠则全力捍卫儒家文化。在裴頠看来，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贵无论在很大程度上片面夸大了“无”的作用，这样势必造成虚无主义的盛行。继而他认为世界是“有”而不是“无”，有社会就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就会有贵贱等级和长幼秩序，有各种规范和礼节，这样才能维持人们生活的正常秩序。在这一思想引领下，裴頠呼吁应该用儒家纲常明教来教化民众和治理社会，从而达到国家的大治。面对玄学文化和儒学文化的对峙，郭象提出独化论来调和两者的矛盾。“独化”的特点表现为每一事物的“自生”“自化”和“自造”。在独化论看来，仁义礼智等名教规范是植根于人性之中，是人自然而然的生成和发展的。既然这些都是自然的，那么关于尊卑贵贱等社会等级秩序也是自然产生的，是不可更改的。独化论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体现就在于“明内圣外王道”的教育理念的提出，即真正有品德的人，内心应该保持一份自然无为的优良品性，但又要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也就是说，“外王”和“内圣”是互相交融于一体的。在西汉末年东汉初佛教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佛教文化宣称灵魂不死、因果报应等观念，正好满足了战乱时期人们的精神需要。此时佛教文化开始在整个思想政治领域占领一席之地，这在战乱时期确实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到了隋唐，是政治经济大一统时期，在文化领域呈现出儒、释、道并存与交融的局面。这时的统治者致力于恢复和弘扬儒家文化传统，使儒家文化价值观念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并被人们所再次接受和认同。
从宋朝开始到清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这一时期中央集权统治已趋于成熟并逐渐走向君主专制统治。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以宗法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往日强大的生命力，开始走向衰落。但是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仍然稳固。”[11]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封建文化由兴盛走向衰弱的时期，其标志是理学的形成、发展和衰落。与这一文化发展趋势相呼应，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概括起来为，在宋元时期，由于工商业快速发展和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做出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时代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事功至上、理性至上和道德至上的改革指向，最终以文化观念的哲理化和体系化手段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到了明清时期，封建制度的颓废和衰落已经明显显露，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新旧思想斗争非常激烈。面对这种局面，统治阶级推行以教为先、以刑辅教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以企图达到统一人们思想的目的。
五，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点及启示
1.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点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史就是以文化传播为主，伴随着文化冲突、变迁和整合的历史。在这过程中，不同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人们文化需求，不断地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目标和手段等。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落后的文化暂时占据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是最终会被克服和超越。这也显示出中国古代的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迂回曲折和跌宕起伏的节奏，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事物按照螺旋式方式上升和发展的规律。
如果以文化形态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进行划分的话，可以把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称之为伦理政治型思想政治教育。在古代，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下，道德与政治是融为一体的，不管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如何选择文化形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基点和内容，他们都强调“修身为本”，把加强道德修养以形成“圣贤”“君子”等理想人格作为其主要目标和内容。在古代，总是围绕人性问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社会统治阶级所认定的高尚人格为教育内容来开展具体的教育工作。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是强调以道德统率知识，认为“真”和“善”是统一的存在。古代社会将“至真至善”作为高尚人格的最终指向，引导人们将成圣、成贤作为人生追求。
2.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历史演进的启示
（1）注重各类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功能 从对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历史演进来看，起初，由于其生产力水平发展低下，人们主要的文化实践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因此，这时人们的文化实践目的较为单一，所产生的文化形态也较为单一。固其意识形态功能还不明显。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划分开始出现。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合法性，一方面通过武力征服使人们臣服，另一方面进行文化教化来讓人们进行意识形态认同。但由于这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发达，阶级和阶层划分相对简单，同时人们生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时空中，这就导致统治阶级可以用较为单一的、但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形态来对人们进行思想统领。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阶级和阶层划分越来越细致，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都有自己的文化诉求，因此会形成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文化形态。而这种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文化形态不单单是对阶级和阶层群体自身思想和行为特征的反映，更是不同阶级和阶层进行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争取的重要手段。这就导致多种种类的文化形态其意识形态功能越来越明显。在今天的社会，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形态的种类越来越多，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在对话、交流、碰撞和冲突中，发生的意识形态对话和冲突也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各类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功能，一方面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与不同文化形态的对话中丰富和发展自己，另一方面要把握在不同文化形态中的文化领导权。
（2）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育人与文化认同功能 从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历史演进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承担着文化育人和文化认同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具有文化育人的功能。在古代，不同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表现得丰富多彩，但其核心都是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任何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在不同性质上和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判断。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固然带有不同时期的阶级局限性，但其中蕴含的诸如重视“立志教育”、注重“修身为本”等先进思想也发挥了文化育人的功能，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发挥了程度不同的正向影响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选择并运用特定文化、依照预定目的的“育人”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认同功能一方面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对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进行传播、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职能，以使大众在认同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基础上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对民族文化进行传播、发展和创新的功能，从而增强特定民族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正如前面论述所提及，在生产力发展低下的阶段，人们的文化实践处于相对简单的层次，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冲突也就没有那么激烈，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的对于特定阶级和民族的文化进行认同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潜在状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各种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对话和冲突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面对这一局势，不同的国家、民族和阶级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就会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文化认同教育，继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认同功能就越来越凸显。对于新时代的我国而言，经过五千年发展并最终积淀而成的民族文化以及渊源于中华文化、植根于当代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团结全国人民、建设伟大祖国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然而不同的文化形态，尤其是西方文化，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国民族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诋毁和殖民，从而瓦解着大众对我国民族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这就需要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其文化认同的功能。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理论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所秉持的理论是不同的。这主要受到时代发展状况和人们文化认知水平的限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所秉持的理论带有朴素的生活气息和神秘色彩。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所秉持的理论需要朝向逻辑性和体系化趋势发展。对于我国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就要求一方面要根据时代发展趋势和人民大众需要进行理论创新，从而保证理论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另一方面，要把先进理论转换成人民大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理论内容和形式，从而转换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12]，进而投身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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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圣.礼记[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302.
[3] 姜建设注.尚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354.
[4] 辛战军.老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219-220.
[5] 陈才俊编.墨子精粹[M].王建设，南美玉注.北京：海潮出版社，2010：90.
[6] 韦君琳.孝经今读[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5.
[7][8] 赵宗乙.论语解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3，472.
[9] 董仲舒.春秋繁露[M].周桂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160.
[10] 二十五史精华（第一卷）[M].长沙：岳麓书社，2010：292.
[11] 王仕民.德育文化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136.
[12]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0.
[责任编辑：张学玲]
摘 要：从文化视野对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不仅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的需要。在文化历史演进过程中，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伦理政治型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它经历了伴随文化的发展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演进、文化形态的多元发展与儒家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奠基、汉代儒家文化的主导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元追求、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形态的曲折发展及其与之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阶段。以史为鉴，新时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应更加注重各类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功能、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育人与文化认同功能、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理论性。
关键词：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历史；启示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4.025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4-0123-05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它本身就是随着特定社会文化发展而逐渐演进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对昨天思想政治教育的继承，并在继承中创新，在創新中超越。对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历史演进进行研究，并不是简单地梳理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历史，而是以现代视角和理性思维反思我国古代历史上文化发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我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一，思想政治教育伴随文化的发展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演进
从历史视角看，从远古到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逐渐产生和形成时期，从而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从自发到自觉不断演化的时期。追溯到历史的开端，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存在特定的中国文化形态，并在其影响下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从黄帝、尧舜禹到夏商时期，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在具体的自然力量面前，深刻感受到强大外力的不可抗拒性，也深刻意识到自己命运的不可预测性，人们意识到人类自身渺小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对外力的极度恐惧中。这时，人们感觉无法与大自然的强大外力抗争，但为了消除自身的恐惧心理，并祈求大自然对自身的庇佑，便开始将大自然的力量合理化。这种合理化的结果便是“人们从生活直觉中感受到天、祖、群对自身生存的价值，发现了群体合力的作用，于是自发性的出现尊天、尊祖和尊群的思想与行为，为了寻求对自身的保护，自发地维护天、祖、群的无上权威，自发地神话大自然的伟力，形成承认天命、遵从天意、恪守天道、维护天威的思想指向”[1]，最终形成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的文化形态。与这一文化形态相适应，也就形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模式：以天命为基础，通过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三大崇拜，将文化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传播到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去，从而实现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建构。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主要以“神道设教”为其运行规律。所谓“神道设教”，即“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2]。
西周时期的文化形态逐步摆脱了原始时期的文化蒙昧状态，这表现在周朝对“天人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周朝对夏商时期遗留下来的天命观进行了批判和质疑，提出了“天命无常”的观念，认为天并不是不变的，同时还提出了“近人而忠”“尊礼尚施”“天道远，人道迩”等观点，使人的价值开始凸显。虽然这时还不能与天命和鬼神文化观念实施彻底决裂，但已经努力尝试从重神鬼之事向重人事的转换，从而使人们的文化生活焕发出人文色彩，祖先神与上帝神开始分离，尊天帝意识开始淡化而尊祖意识开始强化。相应的，文化形态从神权性向伦理性转换，从而使文化形态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变革而走向自觉。与这一文化转换相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开始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体现在提出并实施“敬德保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纲领。这一教育纲领的内容为，“天”是有德性的天，只有统治阶级实施德政，才能获得上天的庇护。同时，也只有“敬德”才能真正“保民”，“敬德”是“保民”的基础和前提，“保民”是“敬德”目的和归宿。而“保民”的重要理念就是要谨记“民为邦本”这一理念，民心即天意，也即“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与“敬德保民”的理念相匹配，周朝制定出了可供实施的“礼乐教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正是通过礼的外在规范作用和乐的熏染作用，最终起到了把人们的思想影响、政治教化、道德感化和心理调适融为一体的作用。
二，文化形态的多元发展与儒家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奠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也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文化形态，在其引导下也就形成与之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道家文化形态及其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老子创立的道家文化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道无声无形，无边无界，它是单独不变的存在，周行于万物之中又生于万物之先。道作为本原，玄远而奥妙，而“德”就是“道”的衍生物。“道”与“德”都是通过“无为”的方式来发生作用的，并不有意干涉万物的生长，也不做万物的主宰。与这一文化形态相适应，道家以人的“无为”思想境界的形成为目标，并主张统治阶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尊重人们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不能过多的强调灌输和训导，正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4]。其次，墨家文化形态及其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墨家文化认为“不相爱”是当时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思想作为其文化形态的主要支撑。在这一文化形态引领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达到统治阶级与民众以及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关爱，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忠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5]。再次，法家文化形态及其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家秉承“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革精神，主张以法来治理“天下”。于此相适应，便形成法家以法为核心、以讲求信用为基础、强调功用为标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为具体方法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耀眼的一颗文化明珠当属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构建起了自身的文化体系。“仁”的基本观念首先体现为孝悌。孝是父母子女之爱，悌是兄弟姐妹之爱，这些都是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正所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6]所谓“至德要道”也就是孝，这表明孝是至高无上的美德，也是统治阶级用以治理天下的重要原则。同时，“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7]也就是说，凡是具有孝悌品质的人，必然是会遵守规则和秩序，从而可以保证社会的协调和稳定。其次，“仁”的观念就是“爱人”。正如樊迟请教孔子“仁”是什么，孔子回答“仁者爱人”，也就是要发自内心去尊重别人、爱惜别人。再次，“礼”是“仁”外在体现，“礼”作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具有激励和表达人类情感和行为方式的作用，所以，“仁”的精神和理念通过“礼”去贯彻和执行。礼即“克己复礼”，作为每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不学礼，无以立。”[8]正是以“仁”为基本精神，儒家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集体本位，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崇尚调和仁爱，在人与自己的关系上推崇克己復礼。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于培育正人君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强调明德修身，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主张自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形态最为活跃、传播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各个文化形态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的现状，提出了各自治理国家的见解。所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互补和对话的。与此同时，在诸家文化形态中，儒家文化显示出了它的独特个性和强大生命力，并被后来统治阶级所青睐，从而基本上框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态势以及与之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走向。
三，汉代儒家文化的主导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元追求
在秦汉时期，尤其是汉朝，其文化形态开始逐渐趋向一元，并最终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及其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表现为，从汉初到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经济从复苏走向富强，大一统的追求开始从夙愿走向现实。而要实现“大一统”事业，改变社会中的“师异道、人异论”以及民众的不知所从局面，必须要由统一的文化形态对人们进行思想引领。而这时黄老文化的政治软弱性弊端开始显露，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而儒家文化经过自身调整后度过了压抑期，加之经过统治阶级内部的权衡，尤其是董仲舒的大力推崇，最终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确立为全国上下的主导文化形态，以文化的统一实现政治的统一，从而实现天下统一于汉、权力统一于王、文化统一于儒的政治目的。从此儒家文化与政治就结下不解之缘，并开始了漫长的意识形态化之旅。
在把儒家文化确立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后，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也就开始了一场改革，总体来讲，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独尊儒术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开始构建并最终形成。具体来说，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以独尊儒术为主，霸王道杂之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由于要营建大一统帝国，这时候需要思想上的集中从而保证中央集权。因此，汉武帝毅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而把儒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思想。同时，汉武帝注意到了不同文化形态的价值，希望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可以进行必要的对话和借鉴，从而实行的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策略。其次，厘清了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在董仲舒看来，人之性分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是不需要教育的，而斗筲之性的人是再怎么教育都不会有什么成效的，而且这两类人只占全体人民的很少部分。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教育对象是具有中民之性的人。具有中民之性的人身上都具有“仁”与“贪”两种习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去除中民之性的人身上的贪气，发掘并保持其仁气。再次，三纲五常从理念向规范转换，从而实现了三纲五常的法制化。正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9]“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当修饬也”[10]。可见，此时的三纲五常已经从道德理念变成了具有法律效应的具体规范，而且其理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四，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形态的曲折发展及其与之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王朝政权从分裂割据走向强盛，在这期间，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儒家文化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总体上呈现出儒、佛、道同时活跃于文化领域的局面。具体而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王朝更迭频繁，割据政权林立，儒家文化并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这时玄学开始兴起，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为嵇康。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嵇康看来，儒家文化倡导的规范和礼节对人们天性的发展具有约束和阻碍作用。而人们思想的成长应该具有顺其自然、循性而动、去除虚伪和保存本真的特性。在这一文化主张下，嵇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倡导自然主义教育，即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强调和粉饰。面对玄学文化形态对儒家文化的冲击，裴頠则全力捍卫儒家文化。在裴頠看来，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贵无论在很大程度上片面夸大了“无”的作用，这样势必造成虚无主义的盛行。继而他认为世界是“有”而不是“无”，有社会就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就会有贵贱等级和长幼秩序，有各种规范和礼节，这样才能维持人们生活的正常秩序。在这一思想引领下，裴頠呼吁应该用儒家纲常明教来教化民众和治理社会，从而达到国家的大治。面对玄学文化和儒学文化的对峙，郭象提出独化论来调和两者的矛盾。“独化”的特点表现为每一事物的“自生”“自化”和“自造”。在独化论看来，仁义礼智等名教规范是植根于人性之中，是人自然而然的生成和发展的。既然这些都是自然的，那么关于尊卑贵贱等社会等级秩序也是自然产生的，是不可更改的。独化论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体现就在于“明内圣外王道”的教育理念的提出，即真正有品德的人，内心应该保持一份自然无为的优良品性，但又要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也就是说，“外王”和“内圣”是互相交融于一体的。在西汉末年东汉初佛教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佛教文化宣称灵魂不死、因果报应等观念，正好满足了战乱时期人们的精神需要。此时佛教文化开始在整个思想政治领域占领一席之地，这在战乱时期确实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到了隋唐，是政治经济大一统时期，在文化领域呈现出儒、释、道并存与交融的局面。这时的统治者致力于恢复和弘扬儒家文化传统，使儒家文化价值观念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并被人们所再次接受和认同。
从宋朝开始到清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这一时期中央集权统治已趋于成熟并逐渐走向君主专制统治。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以宗法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往日强大的生命力，开始走向衰落。但是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仍然稳固。”[11]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封建文化由兴盛走向衰弱的时期，其标志是理学的形成、发展和衰落。与这一文化发展趋势相呼应，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概括起来为，在宋元时期，由于工商业快速发展和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做出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时代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事功至上、理性至上和道德至上的改革指向，最终以文化观念的哲理化和体系化手段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到了明清时期，封建制度的颓废和衰落已经明显显露，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新旧思想斗争非常激烈。面对这种局面，统治阶级推行以教为先、以刑辅教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以企图达到统一人们思想的目的。
五，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点及启示
1.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点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史就是以文化传播为主，伴随着文化冲突、变迁和整合的历史。在这过程中，不同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人们文化需求，不断地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目标和手段等。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落后的文化暂时占据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是最终会被克服和超越。这也显示出中国古代的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迂回曲折和跌宕起伏的节奏，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事物按照螺旋式方式上升和发展的规律。
如果以文化形态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进行划分的话，可以把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称之为伦理政治型思想政治教育。在古代，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下，道德与政治是融为一体的，不管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如何选择文化形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基点和内容，他们都强调“修身为本”，把加强道德修养以形成“圣贤”“君子”等理想人格作为其主要目标和内容。在古代，总是围绕人性问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社会统治阶级所认定的高尚人格为教育内容来开展具体的教育工作。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是强调以道德统率知识，认为“真”和“善”是统一的存在。古代社会将“至真至善”作为高尚人格的最终指向，引导人们将成圣、成贤作为人生追求。
2.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历史演进的启示
（1）注重各类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功能 从对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历史演进来看，起初，由于其生产力水平发展低下，人们主要的文化实践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因此，这时人们的文化实践目的较为单一，所产生的文化形态也较为单一。固其意识形态功能还不明显。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划分开始出现。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合法性，一方面通过武力征服使人们臣服，另一方面进行文化教化来讓人们进行意识形态认同。但由于这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发达，阶级和阶层划分相对简单，同时人们生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时空中，这就导致统治阶级可以用较为单一的、但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形态来对人们进行思想统领。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阶级和阶层划分越来越细致，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都有自己的文化诉求，因此会形成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文化形态。而这种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文化形态不单单是对阶级和阶层群体自身思想和行为特征的反映，更是不同阶级和阶层进行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争取的重要手段。这就导致多种种类的文化形态其意识形态功能越来越明显。在今天的社会，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形态的种类越来越多，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在对话、交流、碰撞和冲突中，发生的意识形态对话和冲突也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各类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功能，一方面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与不同文化形态的对话中丰富和发展自己，另一方面要把握在不同文化形态中的文化领导权。
（2）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育人与文化认同功能 从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历史演进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承担着文化育人和文化认同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具有文化育人的功能。在古代，不同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表现得丰富多彩，但其核心都是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任何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在不同性质上和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判断。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固然带有不同时期的阶级局限性，但其中蕴含的诸如重视“立志教育”、注重“修身为本”等先进思想也发挥了文化育人的功能，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发挥了程度不同的正向影响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选择并运用特定文化、依照预定目的的“育人”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认同功能一方面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对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进行传播、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职能，以使大众在认同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基础上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对民族文化进行传播、发展和创新的功能，从而增强特定民族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正如前面论述所提及，在生产力发展低下的阶段，人们的文化实践处于相对简单的层次，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冲突也就没有那么激烈，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的对于特定阶级和民族的文化进行认同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潜在状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各种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对话和冲突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面对这一局势，不同的国家、民族和阶级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就会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文化认同教育，继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认同功能就越来越凸显。对于新时代的我国而言，经过五千年发展并最终积淀而成的民族文化以及渊源于中华文化、植根于当代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团结全国人民、建设伟大祖国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然而不同的文化形态，尤其是西方文化，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国民族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诋毁和殖民，从而瓦解着大众对我国民族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这就需要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其文化认同的功能。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理论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所秉持的理论是不同的。这主要受到时代发展状况和人们文化认知水平的限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所秉持的理论带有朴素的生活气息和神秘色彩。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所秉持的理论需要朝向逻辑性和体系化趋势发展。对于我国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就要求一方面要根据时代发展趋势和人民大众需要进行理论创新，从而保证理论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另一方面，要把先进理论转换成人民大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理论内容和形式，从而转换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12]，进而投身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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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0.
[责任编辑：张学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