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明思想史的内在逻辑
人教版必修三中第一单元的第三课和第四课分别是“宋明理学”和“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从教材的角度来看，其叙述逻辑是君权专制的加强以及政府吏治的败坏，致使宋明理学日趋僵化，再加上明清之际民族矛盾的激化，民间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和市民工商业者的推动，时人对理学展开了多层次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之中，儒家思想重新整合了时代的因素，对纷繁的社会问题开出了新的药方，从而衍生出一系列活跃的新儒家思想。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叙事逻辑基本上沿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叙事逻辑，强调社会因素对思想演变的决定因素。这一逻辑其实并不是不能说明问题。只不过，如果细细推敲一下，在这一逻辑之外，仍然会产生一系列疑问。那就是“宋明理学”和“明清儒学”究竟是什么关系？理学在明清消失了吗？明清儒学是在抛弃了宋明理学之后的另起炉灶，抑或是对宋明理学的延续，还是在宋明理学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儒家思想本身的自我扬弃？以上问题总结成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外在的因素，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一问题是相当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思想史学理的层面，而且对中学历史教学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客观地说，我们如果要探明上文所提出来的问题，那么就必须涉及大量对阳明心学——甚至还包括程朱理学——以及明清儒学本身思想内涵的剖析和解读。笔者认为，如果不先论述理清思想史内在逻辑的必要性，那么之后所有的具体探讨将无法自洽。下面，笔者将从两个角度说明自己的观点。
1.现行课程标准的角度
现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一课的学习要点是这样叙述的：“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对于这条课程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解。其一是“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这包含对这四位思想家生平、思想的了解。其二是“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理清从王阳明到李贽，再到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人思想的内在脉络，尽量将思想演变的过程展现在学生面前，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引导学生弄清所谓“明清之际儒学思想的发展”的应有之义。
2.高考评价的角度
中学教学虽然并不完全为了高考评价，但其最终一定指向它。因此，教学内容的取舍和教学立意的设定也不能忽略高考的理念和要求。通过查阅近三年来江苏省历史高考考试说明，发现本省高考关于本课的要求没有发生改变。从2014年至今，要求都是“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的思想主张；明清时期儒家思想的发展”。细细琢磨一下，考试要求背后所蕴含的空间完全大于课程标准。考试要求更加明确具体，也更具有张力，“理解”“认识”和“运用”诸如此类的较高层次能力均进入了命题者的视野。相对于江苏省高考考试说明，全国卷考试说明对本课的考查要求更高。近三年来，要求均是“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这样一来，全国卷命题者的操作空间更大。
从历年高考试题来看，命题者对思想史的考查也越来越深化。
例1：（2015·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1：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萱等《韩愈评传》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并概括宋代理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10分）
例2：（2015·江苏单科·21）（12分）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2：理学家提出“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这是两汉的粗糙儒学所无法比拟的。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它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所以它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2）据材料二，指出理学的积极作用。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学由“粗糙”趋向“精微”的原因。
综合对比以上两道试题，可以看到他们的共同点。其一，它们考查的范围都超出了教材的范围，如江苏卷出现了对“理学作用”的考查。因此，命题人补充了材料，以考查学生在新情境下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其二，命题人已经开始初步地考查学生对思想史内在逻辑的认识。上文所节选的全国卷试题考查汉代儒学和先秦儒学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考查宋代理学对先代儒学的发展。思想史的脉络在这道题目中逐渐展现出来。命题的思路有没有可能沿着这条脉络往明清时期继续衍伸呢？笔者不敢说一定会，但至少可以推测命题有可能涉及于此。因为考试说明中白纸黑字地书写着该知识点。
由此看来，无论从当前高考的立意方向，还是从试题的考查内容和命题风格来看，探明思想史的内在逻辑是符合高考的考查要求的。
1.心学于晚明时期的狂飙突进——从王阳明到李贽。
人教版第三课“宋明理学”的结尾概括性提到了阳明心学在明朝中后期的普及。随之，教科书便进入了第四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对李贽的叙述。那么李贽的思想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除了书中所叙述的社会原因之外，我们看不到思想本身运动的轨迹。不过，我们如果对阳明心学的思想做一点深入解析，那么一条从阳明心学到李贽思想的发展脉络便会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阳明心学博大精深。不过其核心思想集中表现在王阳明于晚年时提出的“四句教”之中。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将此句视作王阳明对自身思想的总结，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亦倾向于赞同此观点。“四句教”的原文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①这四句简明扼要地展示着王阳明心学的内在逻辑，即人要关注自身的心灵修养，通过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地“致良知”，达到圣人的完满境界。不过这一看似圆满的理论在这两位传人身上就发生了分歧。一为钱德洪，强调“良知”中的“知”。他主张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断求知，以及儒家提出的“慎独”思想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最终去除内心中的不良欲望，获得智慧。另一为王畿，强调“良知”中的“良”。他从“心即理”这个心学的理论根基出发，推导出了人的内心具有一切合理性这一结论。既然“无善无恶是心之体”，那么这个无善无恶的心为什么还要借助外在的道德力量或知识来获取善呢？因此，在他看来，既然心就是天理，而天理又代表绝对的善，那么心灵中的全部思虑、活动和欲望也都是合理的了。因此，他主张人没必要完全知性的训导，只要认清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获得智慧和善性。
从理论上看，钱德洪和王畿的理论推导在逻辑上都可以实现自洽。因此纵然王阳明在世时，对他的这两位弟子之间的争论也只能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他说：“二君之见，正如相去，不可相病。”他紧接着告诫王畿“需用德洪功夫”，同时又叮嘱钱德洪“需透（王畿）中本体”，这样才能达成“二君想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②的愿望。不过历史的演变并没有遂王阳明生前之愿。在实践中，想要做到不偏不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自王阳明之后，心学便分化为两种倾向。以钱德洪为代表的一种倾向坚守着传统理学的道德底线，于格物求知中时刻警醒着心猿意马。其派追随者并不在少数，然而，若与王畿所代表的另一种倾向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了。王畿对阳明心学的解释实际上肯定了人心的绝对自由性。那么，由于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任何人都可以宣称自己已经发明了本心。这就为长期受到僵化的程朱理学压制的晚明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把打开内心欲望大门的钥匙，并极易获得市民工商业者与社会大众的追捧。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阳明心学自诞生之初，其理论中对“心”的肯定实际上就已经在心学内部种下了个人绝对自由主义的种子。在此之后，外在社会条件不断成熟，为其提供着成长所必需的各种条件。时机一到，这颗种子经由王畿的催发，不断茁壮成长，渐成参天大树。而教科书中所言之李贽，则是这棵参天大树上所结的一颗比较另类的硕果。在这一大树的荫蔽之下，晚明时期一大批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追求自由解放，主张人情人欲。其中的汤显祖，因其戏剧之通俗易懂得以流传至今，广为人知。
2.理学与心学于明清之际的妥协——从李贽到黄宗羲、顾炎武。
教科书中用了很多笔墨介绍了李贽追求个性和解放的思想，但对其思想和举动中近乎荒唐和偏执的成分着墨不多。但我们如果仅从教科书所叙述的这个方面处理其思想，那是否会将学生引入其思想完美无缺这一误区呢？其实，李贽很多荒唐的举动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也不会得到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的认可，如他带着妓女一起在白天洗澡等。这正如顾炎武所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③所以，我们到底应该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待李贽？这是一个很值得引导学生思考的问题。
1602年，李贽于狱中自尽。随后，明朝官方知识分子试图用程朱理学来调和阳明心学，不过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如果两者在实践层面能调和，当年的鹅湖之会也就不会发生了。这种尝试失效之后，政府只能再次重新走回思想控制的老路子。这一系列事件固然反映朝廷对李贽思想的压制以及其重整社会人心的意图，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当时以及后来的民间知识分子界亦出现了对绝对自由主义心学的修正。除了官方压力之外，他们自身也认识到了绝对自由主义对社会秩序和人心的极大破坏作用。正如全祖望所言：“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①于是，一大批民间知识分子开始试图纠正心学。教科书中所提到的黄宗羲就是其中一员。
教科书主要从民族主义和对专制反思的角度引入对黄宗羲等人的叙述。这一叙事逻辑固然没有太大问题。但仅强调社会局势的变动，如何理解黄宗羲等人对儒学的新贡献呢？况且，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黄宗羲的思想是否为资本主义萌芽刺激所产生的民主思想？诸如此类关乎定性的问题，学术界争议已久。即使在现行不同版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所下结论都存在差异，因此，在教学中还是尽量回避为好。但其实，我们如果从思想史自身发展的脉络来看，黄宗羲的出现应是对以李贽为代表的绝对自由主义倾向的心学的一次修正。
这首先是因为黄宗羲对王阳明的心学依然是服膺的。黄宗羲赞王阳明：“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②这足见黄宗羲对心学的态度。他又说：“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③这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心学立场。不过在具体的为学做人之法上，黄宗羲反对绝对个人主义对心学的解释，不认为仅需发明本心既能增长智慧的说法，他说：“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④由此可见，黄宗羲试图对当时已走向极端化个人主义的心学进行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而他所采用的方法即是将“读书”和“求于心”统一起来。实践上，他诉诸追溯历史，写下了《原君》《原法》等文，后集为《明夷待访录》一书。“原”者，“探究、穷尽”之义也。黄宗羲希望通过对传统儒家经典的考证，探明“君主”和“法”的本质，此为“读书”。而所读之书，所作之文皆出自当时实务，摒弃空谈，此为“求于心”。黄宗羲相信自己这样做才符合王阳明“致良知”的本义。在《原君》中，黄宗羲谈到了上古之君和今日之君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并对今日之君进行了猛烈地批判，最终抒发了自身对明君的期待。在《原法》中，黄宗羲溯源了“法”在中国演变的历史，最终得出今日之法为“非法之法”。因为该“法”并不像“三代之法”那样代表天下人的利益，而只是为了一姓之私利而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黄宗羲试图以正心读书来扭转明清之际心学单纯追求“正心诚意”从而导致的“空谈心性”之弊端。
此外，明清之际，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争论无法再从理论上继续下去。无论是理学家，还是心学家，他们都无法从理论上说服对方。这样一来，他们唯有将思路转向对经典的考据，从而为自身的学说找寻更多“圣人之言”的依托。顾炎武正是这一历史潮流之中的矫健弄潮儿。通过以上思想史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呈现出从晚明时期的“务虚”向明清之际的“务实”发展的一条脉络。当然，历史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首先，即使就教科书中所涉及的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三位思想家而言，考据也不是顾炎武专有的特色。黄宗羲与王夫之的为学也颇具此色彩。只是三人相对而言，顾炎武的考据成就在当时相对突出一些，于后世影响更为深远一些。其次，明清之际的儒学发展派别众多，脉络繁杂，从“空谈心性”走向“实学考据”并不是唯一的线索脉络。不过历史叙述在重视细节之余更要重视宏观，不然无法总结历史规律。从宏观的层面来看，这一条线索能较大限度地串联起明清儒学演变的纷繁历史现象。
3.螺旋之上升——流星般横空出世的王夫之。
王夫之同样研究理学。其书中充满了对“理”“气”“心”“性”这些理学核心概念的探讨。因此钱穆先生言道：“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①不过，所谓“道穷则变”。理学自南宋分殊以来，至明清数百年，彼此各执一端，争执不休，实已走入了概念演绎的死胡同之中，令人厌烦。上文所谈到的黄宗羲和顾炎武以自身之考据实学给明清儒学送来了一股“务实”的新风。不过他们二人更倾向于“形而下”的实践工作，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形而上”的哲学理论体系。而稍后的王夫之在前人的基础上，苦心钻研，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
王夫之从考察历史的角度说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他还作比喻道：“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最终，他总结道：“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虽然也是理学家，但其思想已经不再受限于理学的“理在气先”这一核心观点。这一观点于人类社会的好处在于，我们如果承认在物质世界之前没有一个精神实体的话，那我们便可能摆脱先天决定论对我们的束缚，也可以走出虚无主义为我们布下的迷雾，进而采用一种较为积极的人生态度。王夫之也旗帜鲜明地谈到了他心中理想的人生态度：“纵其所堪，而昼夜之道，鬼神之撰，善恶之几，吉凶之故，无虑而知，不劳而格，无遏焉而已。”③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起《周易》中“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其中的意味。
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中，王夫之的思想尤为博大精深，并且相当超前。其思虑已完全跳出了宋朝以来儒学的理论藩篱，开始叩击近代的大门。儒学在他这似乎回到了先秦的原点，但如果我们从较长的时间尺度来看，这种回归恰好是哲学上的“螺旋之上升”。无奈先知先觉的思想往往都是寂寞的。王夫之并没有传人，其在深山中写下的那些惊艳文字在当时也鲜有人问津。王夫之如流星一般滑过明清思想界的天空，光辉璀璨，但却转瞬即逝。一直到晚晴时期，他的思想才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可，逐渐广为流传起来。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条大川呢？我们如果不引领学生亲睹河水之流动，亲历流水之迅猛，该让他们如何把握河水之流向，并体会“君住长江头”与“我住长江尾”所见之各异景色神韵呢？当然，河水之流动亦受两岸地势的制约。不过，我们在教学中，尤其是思想史教学中，似乎有时过度强调了外界社会因素对思想的影响，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思想史演变的内在逻辑，致使我们的历史课堂有时好像变成了类似数学课上的“套公式”，充满了僵化的固定套路和死板的应试语言。当然，笔者也不认为探明思想的内在逻辑就能全盘改变中学历史教学的现状。但是，这样做至少有助于让历史活起来。
【作者简介】郑远，中学一级教师，江苏省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责任编辑：李婷轩】
客观地说，我们如果要探明上文所提出来的问题，那么就必须涉及大量对阳明心学——甚至还包括程朱理学——以及明清儒学本身思想内涵的剖析和解读。笔者认为，如果不先论述理清思想史内在逻辑的必要性，那么之后所有的具体探讨将无法自洽。下面，笔者将从两个角度说明自己的观点。
1.现行课程标准的角度
现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一课的学习要点是这样叙述的：“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对于这条课程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解。其一是“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这包含对这四位思想家生平、思想的了解。其二是“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理清从王阳明到李贽，再到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人思想的内在脉络，尽量将思想演变的过程展现在学生面前，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引导学生弄清所谓“明清之际儒学思想的发展”的应有之义。
2.高考评价的角度
中学教学虽然并不完全为了高考评价，但其最终一定指向它。因此，教学内容的取舍和教学立意的设定也不能忽略高考的理念和要求。通过查阅近三年来江苏省历史高考考试说明，发现本省高考关于本课的要求没有发生改变。从2014年至今，要求都是“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的思想主张；明清时期儒家思想的发展”。细细琢磨一下，考试要求背后所蕴含的空间完全大于课程标准。考试要求更加明确具体，也更具有张力，“理解”“认识”和“运用”诸如此类的较高层次能力均进入了命题者的视野。相对于江苏省高考考试说明，全国卷考试说明对本课的考查要求更高。近三年来，要求均是“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这样一来，全国卷命题者的操作空间更大。
从历年高考试题来看，命题者对思想史的考查也越来越深化。
例1：（2015·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1：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萱等《韩愈评传》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并概括宋代理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10分）
例2：（2015·江苏单科·21）（12分）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2：理学家提出“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这是两汉的粗糙儒学所无法比拟的。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它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所以它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2）据材料二，指出理学的积极作用。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学由“粗糙”趋向“精微”的原因。
综合对比以上两道试题，可以看到他们的共同点。其一，它们考查的范围都超出了教材的范围，如江苏卷出现了对“理学作用”的考查。因此，命题人补充了材料，以考查学生在新情境下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其二，命题人已经开始初步地考查学生对思想史内在逻辑的认识。上文所节选的全国卷试题考查汉代儒学和先秦儒学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考查宋代理学对先代儒学的发展。思想史的脉络在这道题目中逐渐展现出来。命题的思路有没有可能沿着这条脉络往明清时期继续衍伸呢？笔者不敢说一定会，但至少可以推测命题有可能涉及于此。因为考试说明中白纸黑字地书写着该知识点。
由此看来，无论从当前高考的立意方向，还是从试题的考查内容和命题风格来看，探明思想史的内在逻辑是符合高考的考查要求的。
1.心学于晚明时期的狂飙突进——从王阳明到李贽。
人教版第三课“宋明理学”的结尾概括性提到了阳明心学在明朝中后期的普及。随之，教科书便进入了第四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对李贽的叙述。那么李贽的思想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除了书中所叙述的社会原因之外，我们看不到思想本身运动的轨迹。不过，我们如果对阳明心学的思想做一点深入解析，那么一条从阳明心学到李贽思想的发展脉络便会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阳明心学博大精深。不过其核心思想集中表现在王阳明于晚年时提出的“四句教”之中。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将此句视作王阳明对自身思想的总结，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亦倾向于赞同此观点。“四句教”的原文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①这四句简明扼要地展示着王阳明心学的内在逻辑，即人要关注自身的心灵修养，通过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地“致良知”，达到圣人的完满境界。不过这一看似圆满的理论在这两位传人身上就发生了分歧。一为钱德洪，强调“良知”中的“知”。他主张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断求知，以及儒家提出的“慎独”思想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最终去除内心中的不良欲望，获得智慧。另一为王畿，强调“良知”中的“良”。他从“心即理”这个心学的理论根基出发，推导出了人的内心具有一切合理性这一结论。既然“无善无恶是心之体”，那么这个无善无恶的心为什么还要借助外在的道德力量或知识来获取善呢？因此，在他看来，既然心就是天理，而天理又代表绝对的善，那么心灵中的全部思虑、活动和欲望也都是合理的了。因此，他主张人没必要完全知性的训导，只要认清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获得智慧和善性。
从理论上看，钱德洪和王畿的理论推导在逻辑上都可以实现自洽。因此纵然王阳明在世时，对他的这两位弟子之间的争论也只能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他说：“二君之见，正如相去，不可相病。”他紧接着告诫王畿“需用德洪功夫”，同时又叮嘱钱德洪“需透（王畿）中本体”，这样才能达成“二君想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②的愿望。不过历史的演变并没有遂王阳明生前之愿。在实践中，想要做到不偏不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自王阳明之后，心学便分化为两种倾向。以钱德洪为代表的一种倾向坚守着传统理学的道德底线，于格物求知中时刻警醒着心猿意马。其派追随者并不在少数，然而，若与王畿所代表的另一种倾向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了。王畿对阳明心学的解释实际上肯定了人心的绝对自由性。那么，由于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任何人都可以宣称自己已经发明了本心。这就为长期受到僵化的程朱理学压制的晚明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把打开内心欲望大门的钥匙，并极易获得市民工商业者与社会大众的追捧。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阳明心学自诞生之初，其理论中对“心”的肯定实际上就已经在心学内部种下了个人绝对自由主义的种子。在此之后，外在社会条件不断成熟，为其提供着成长所必需的各种条件。时机一到，这颗种子经由王畿的催发，不断茁壮成长，渐成参天大树。而教科书中所言之李贽，则是这棵参天大树上所结的一颗比较另类的硕果。在这一大树的荫蔽之下，晚明时期一大批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追求自由解放，主张人情人欲。其中的汤显祖，因其戏剧之通俗易懂得以流传至今，广为人知。
2.理学与心学于明清之际的妥协——从李贽到黄宗羲、顾炎武。
教科书中用了很多笔墨介绍了李贽追求个性和解放的思想，但对其思想和举动中近乎荒唐和偏执的成分着墨不多。但我们如果仅从教科书所叙述的这个方面处理其思想，那是否会将学生引入其思想完美无缺这一误区呢？其实，李贽很多荒唐的举动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也不会得到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的认可，如他带着妓女一起在白天洗澡等。这正如顾炎武所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③所以，我们到底应该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待李贽？这是一个很值得引导学生思考的问题。
1602年，李贽于狱中自尽。随后，明朝官方知识分子试图用程朱理学来调和阳明心学，不过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如果两者在实践层面能调和，当年的鹅湖之会也就不会发生了。这种尝试失效之后，政府只能再次重新走回思想控制的老路子。这一系列事件固然反映朝廷对李贽思想的压制以及其重整社会人心的意图，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当时以及后来的民间知识分子界亦出现了对绝对自由主义心学的修正。除了官方压力之外，他们自身也认识到了绝对自由主义对社会秩序和人心的极大破坏作用。正如全祖望所言：“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①于是，一大批民间知识分子开始试图纠正心学。教科书中所提到的黄宗羲就是其中一员。
教科书主要从民族主义和对专制反思的角度引入对黄宗羲等人的叙述。这一叙事逻辑固然没有太大问题。但仅强调社会局势的变动，如何理解黄宗羲等人对儒学的新贡献呢？况且，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黄宗羲的思想是否为资本主义萌芽刺激所产生的民主思想？诸如此类关乎定性的问题，学术界争议已久。即使在现行不同版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所下结论都存在差异，因此，在教学中还是尽量回避为好。但其实，我们如果从思想史自身发展的脉络来看，黄宗羲的出现应是对以李贽为代表的绝对自由主义倾向的心学的一次修正。
这首先是因为黄宗羲对王阳明的心学依然是服膺的。黄宗羲赞王阳明：“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②这足见黄宗羲对心学的态度。他又说：“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③这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心学立场。不过在具体的为学做人之法上，黄宗羲反对绝对个人主义对心学的解释，不认为仅需发明本心既能增长智慧的说法，他说：“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④由此可见，黄宗羲试图对当时已走向极端化个人主义的心学进行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而他所采用的方法即是将“读书”和“求于心”统一起来。实践上，他诉诸追溯历史，写下了《原君》《原法》等文，后集为《明夷待访录》一书。“原”者，“探究、穷尽”之义也。黄宗羲希望通过对传统儒家经典的考证，探明“君主”和“法”的本质，此为“读书”。而所读之书，所作之文皆出自当时实务，摒弃空谈，此为“求于心”。黄宗羲相信自己这样做才符合王阳明“致良知”的本义。在《原君》中，黄宗羲谈到了上古之君和今日之君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并对今日之君进行了猛烈地批判，最终抒发了自身对明君的期待。在《原法》中，黄宗羲溯源了“法”在中国演变的历史，最终得出今日之法为“非法之法”。因为该“法”并不像“三代之法”那样代表天下人的利益，而只是为了一姓之私利而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黄宗羲试图以正心读书来扭转明清之际心学单纯追求“正心诚意”从而导致的“空谈心性”之弊端。
此外，明清之际，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争论无法再从理论上继续下去。无论是理学家，还是心学家，他们都无法从理论上说服对方。这样一来，他们唯有将思路转向对经典的考据，从而为自身的学说找寻更多“圣人之言”的依托。顾炎武正是这一历史潮流之中的矫健弄潮儿。通过以上思想史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呈现出从晚明时期的“务虚”向明清之际的“务实”发展的一条脉络。当然，历史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首先，即使就教科书中所涉及的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三位思想家而言，考据也不是顾炎武专有的特色。黄宗羲与王夫之的为学也颇具此色彩。只是三人相对而言，顾炎武的考据成就在当时相对突出一些，于后世影响更为深远一些。其次，明清之际的儒学发展派别众多，脉络繁杂，从“空谈心性”走向“实学考据”并不是唯一的线索脉络。不过历史叙述在重视细节之余更要重视宏观，不然无法总结历史规律。从宏观的层面来看，这一条线索能较大限度地串联起明清儒学演变的纷繁历史现象。
3.螺旋之上升——流星般横空出世的王夫之。
王夫之同样研究理学。其书中充满了对“理”“气”“心”“性”这些理学核心概念的探讨。因此钱穆先生言道：“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①不过，所谓“道穷则变”。理学自南宋分殊以来，至明清数百年，彼此各执一端，争执不休，实已走入了概念演绎的死胡同之中，令人厌烦。上文所谈到的黄宗羲和顾炎武以自身之考据实学给明清儒学送来了一股“务实”的新风。不过他们二人更倾向于“形而下”的实践工作，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形而上”的哲学理论体系。而稍后的王夫之在前人的基础上，苦心钻研，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
王夫之从考察历史的角度说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他还作比喻道：“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最终，他总结道：“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虽然也是理学家，但其思想已经不再受限于理学的“理在气先”这一核心观点。这一观点于人类社会的好处在于，我们如果承认在物质世界之前没有一个精神实体的话，那我们便可能摆脱先天决定论对我们的束缚，也可以走出虚无主义为我们布下的迷雾，进而采用一种较为积极的人生态度。王夫之也旗帜鲜明地谈到了他心中理想的人生态度：“纵其所堪，而昼夜之道，鬼神之撰，善恶之几，吉凶之故，无虑而知，不劳而格，无遏焉而已。”③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起《周易》中“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其中的意味。
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中，王夫之的思想尤为博大精深，并且相当超前。其思虑已完全跳出了宋朝以来儒学的理论藩篱，开始叩击近代的大门。儒学在他这似乎回到了先秦的原点，但如果我们从较长的时间尺度来看，这种回归恰好是哲学上的“螺旋之上升”。无奈先知先觉的思想往往都是寂寞的。王夫之并没有传人，其在深山中写下的那些惊艳文字在当时也鲜有人问津。王夫之如流星一般滑过明清思想界的天空，光辉璀璨，但却转瞬即逝。一直到晚晴时期，他的思想才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可，逐渐广为流传起来。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条大川呢？我们如果不引领学生亲睹河水之流动，亲历流水之迅猛，该让他们如何把握河水之流向，并体会“君住长江头”与“我住长江尾”所见之各异景色神韵呢？当然，河水之流动亦受两岸地势的制约。不过，我们在教学中，尤其是思想史教学中，似乎有时过度强调了外界社会因素对思想的影响，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思想史演变的内在逻辑，致使我们的历史课堂有时好像变成了类似数学课上的“套公式”，充满了僵化的固定套路和死板的应试语言。当然，笔者也不认为探明思想的内在逻辑就能全盘改变中学历史教学的现状。但是，这样做至少有助于让历史活起来。
【作者简介】郑远，中学一级教师，江苏省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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