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组织化视域下西部农村党组织建设
杨智
摘 要： 农民组织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路径，而农民组织化的深入发展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关键性领导要素。由于社会转型以及自身建设的不足，西部农村党组织在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作用发挥等方面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考验。改善西部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需要从提升农村内生性发展能力、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改善党建文化生态等方面系统推进。
关键词： 组织化； 西部； 农村； 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2.023
Abstract： Peasants organ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route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but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peasants organization need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which is the key leadership factor. Due to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ficiency of self construction， the western rural Party organizations are faced with some severe realistic test in terms of team build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role playing and so 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estern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systemic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dvance the course from the aspects of raising the ability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erfect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s and improving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Party construction etc.
Key words： organization； western China； rural ； Party organization of CCP
西部地區是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少数民族聚居、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基础建设相对薄弱、贫困集中连片等特征高度耦合的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的短板，难点中的难点。要促进该地区农村跟上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就必须加快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四化”之中农业现代化是短板和难点。习近平指出：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1] 658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整体相对滞后，是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和难点。生产经营的分散化、零碎化是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有关研究和实践证明，克服分散化、零碎化经营弊端，农民组织化是有效路径。目前，西部农村已经建立了一些农业合作组织，并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但其范围、规模等都比较狭小，局限于部分地区部分产业，运转也不够成熟，作用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民组织化的广泛深入发展，使其逐步成为主要的农业经营模式，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农民组织化的必然性
（一）农民组织化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农民组织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合作化的现代延伸，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规律性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使用农民组织化的概念，但有关于农民合作化的大量论述，这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传统农业生产具有天然的分散性。这种分散性是由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方式决定的。农民长期与自然打交道，处于分散、闭塞的环境中，脱离社会。“如果说城市工人比农村工人发展，这只是由于他的劳动方式使他生活在社会之中，而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方式则使他直接和自然打交道。”[2] 260农民的社会联系相对松散，各自为战，相互隔离，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密切的分工合作，如同一袋马铃薯由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同时，农业与工商业的社会分工不断扩大着城乡差距，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3] 184而这种工农分工和城乡分离又导致了农民自身的片面发展。“……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么，土地也同样占有农民，手艺也同样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4] 679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态。” [5]308分散的小规模农业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必然在竞争中被淘汰。“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6] 583
合作化摆脱分散化的有效途径。首先，农民合作化为大规模经营创造有利条件。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现存的大地产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通过联合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7] 269-270其次，农民合作化是维护农民阶级合法权益的政治条件。马克思指出：小农之间只有地域联系，没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也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8] 567 “农民由于乡村居民所特有的分散性，不能成为有组织的反对力量。”[9]133再次，合作化是农民摆脱奴役的基本途径，而建立农业合作社是合作化的主要方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4] 679恩格斯指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10] 416在建立农民合作社的过程中，马恩还强调应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意愿进行，对不同阶层采取差别化政策。
从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农业走上了合作化道路。我国农业合作化在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严重不足的条件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的问题并不能否定农民合作化本身，其成绩证明农民合作化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无法为他身后100多年的中国农业现代化提供解决方案，但其关于农民合作化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观点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1] 355当前，实现第二个飞跃已提上日程，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担当的重大历史责任。
（二）农民组织化的现实性分析
从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来分析，农民组织化是我国解决“三农”难题的必然选择。当前，农业现代化长期滞后带来诸多严重问题，特别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的不断流失，农村社会出现结构性塌陷，偏远贫困地区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在西部贫困地区农村表现尤为突出，不少村庄正在向衰亡，“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口的城镇化与农村的现代化形成强烈的内在张力。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投入力度，但农村的内生性衰落消解了政府外在投入的益贫效应。分散化经营和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导致支农惠农政策落地的成本大增，“最后一公里”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的发展。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现实迫切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另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集体经营被逐步削弱，而分散经营得到强化。特别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实质性功能和地位发生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微观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责、权、利等严重失衡，失去了有效的管理抓手，导致农村社会治理出现弱化、混乱甚至瘫痪的态势。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其领导、管理能力，从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已成为农村政治健康发展的现实要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指出：“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12] 7在西部，贫困地区与民族地区一般是重合的，民族地区农村的发展除了具有一般贫困地区的特征外，还有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制约，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困难更大。当前，由于农业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解决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形势越来越紧迫，难度也越来越大。在保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稳定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破解其当前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致认为农民组织化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13]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目前，农民组织化在部分地区已取得一定成就，不少农民也感受到了组织化的优越性，萌发了組织化发展的愿望和要求，但农民组织化整体发展滞后。究其原因，领导力量缺失或不足是关键性因素。学界一般都从经济方面探寻农民组织化的制约因素，强调了农村致富能手的作用，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基本的社会领导组织的作用关注不多。实际上，要推动农民组织化的健康发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重要条件。这是因为：第一，农村党组织是推进农村中的关键性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邓小平曾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习近平曾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农村基层党组织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触角，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领导力量，是农村社会的“主心骨”，也是党委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组织化发展虽然已经成为不少村民的共识，但要把分散在三山五岭、利益诉求和自身素质各不相同的农户组织起来，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不可能实现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合法的领导力量，可以担当农业合作组织的领导。而且，我国绝大多数农村都建有党支部。第二，农民组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相应的政治生态和文化土壤，而这种条件和环境的形成离不开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由农村先进分子组成的，在农村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基层干部更是在群众中具有一定威信的精英。农村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农村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发展。由于农民自身的分散性、散漫性、差异性，做好农民的组织动员工作离不开农村人。农村党员干部身处群众之中，是最了解群众而又得到农民群众信赖的人。他们在农村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往往是其他力量所无法替代的。第三，农民组织化发展离不开政府在资金、政策、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村党组织是对接乡镇政府与农户的桥梁和纽带，是各种支农惠农政策的执行者、反馈者、监督者。乡镇政府要对接农户，绕不开村党支部。
总之，没有强有力的村党组织，农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难以巩固，农村社会的文化进步难以保障，而且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就难以走完；农民的诉求也难以有序地反馈给各级政府，并影响政府的决策。当然，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对于农民组织化发展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意义，难以一一阐述，但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是不容否定的。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复杂而又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该地区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新的问题和形势。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K县Y镇位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全镇平均海拔约2100米；气温偏低，冬季漫长，无霜期短，干旱少雨；山地多，平地少，人口相对稀少；人均耕地面积约1.1亩。全镇共辖11个行政村151个社，总人口约2.5万，其中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97%。多民族集居、多宗教交汇是该镇主要的社会特征，主要民族有回、汉、东乡等，其中回族约占总人口的76%，汉族约占21%，其他民族约占3%。群众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汉传和藏传）、道教等。伊斯兰教中又有穆夫提、张门、道家、北庄等多个门宦，各类宗教场所达50多处。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是该镇突出的社会经济特征，种植、养殖、务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690元，约为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495元）的82%，约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的46.6%。该镇属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区。
二、西部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党员数量少且结构不合理
1. 党员人数少，老龄化特征突出
党员人数少，占人口总量比例低。2013年Y镇共有党支部14个，党员346名。其中农村党支部11个，党员315名，仅占农村人口的1.28%。老龄化严重，在11个村党支部中，35岁以下的党员仅占党员总数的11.75%，而60岁以上的党员占总数的49.52%，党员平均年龄约58岁（见图1）。
村干部年龄老化同样严重，全镇32名村“三职”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中，最高年龄59岁，最低年龄29岁，40岁以下的仅有7人，平均年龄约47.1岁（见图2）。
党员队伍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不仅意味着农村党员队伍的日渐萎缩，而且严重影响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损蚀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进而又将进一步损害党员队伍的发展，形成“党员队伍萎缩——党组织工作能力下降——党员发展困难——党员队伍萎缩”的恶性循环。
2. 性别结构失衡
女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半边天”，女性党员是党委和政府联系女性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女性干部的数量及其参政水平是政治平等和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在了解群众心声、沟通群众感情、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女性党员干部还具有独特的性别优势，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西部地区农村，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的束缚，女党员所占比例明显偏低。2013年样本镇的315名农民党员中，女性仅36人，占党员总数的11.43%，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有关统计，到2011年底，全国有女党员1925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3.3%）。女党员能进入“两委”班子的就更少了，全镇仅有4人当选为村党支部委员，3人当选为村委会委员，1人当选为三职干部。
（二）党员素质总体偏低
1. 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
西部农村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党员干部也不例外。Y镇农村党员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6人，占党员总数的2%，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5%以上，还有一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见图3）。
村干部受教育程度也普遍较低，全镇32名村三职干部中，最高学历为大专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占主体（如图4）。很多干部对电脑、网络、打印机等现代办公设备不能熟练操作，对市场信息、法律法规、科学管理等现代知识掌握少。
2. 管理服务能力不强
西部农村大部分村干部受到自身知识水平的局限，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较差，大部分干部自家就是贫困户，只有少数干部是当地的社会精英，领导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能力严重不足。此外，不少农村党员干部仍然停留在靠自身资历、派头等管理村务，与科学、依法、民主治村的现代管理模式还有较大距离。管理活动不规范，随意性强，有的村甚至连基本档案都不完备。
3. 服务意识薄弱
大部分村干部任职是出于朴素的利益考量，看重的是担任村干部所能享受的实际利益。由于理论修养不足，理想信念相对模糊，有的村干部把当干部与“打工”比较经济利益，眼看出门打工或经商的同村人发财致富，心态失去平衡。有的村干部不仅服务态度冷漠，而且吃拿卡要，为自己的家人、亲友谋取私利，特別是在低保户认定、危旧房改造、贴息贷款等惠民资金项目的安排上优亲厚友。低保中的“关系保”、“人情保”屡见不鲜。群众不满，却敢怒不敢言，不愿得罪人。有些党员干部对本村发生的坏人坏事不愿管、不想管、不敢管，怕引火上身招惹麻烦，更怕打击报复。工作中遇到难题，不少村干部互相推诿、拖延，不愿也不敢“碰硬”。有部分干部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混日子；更有干部抱贫守穷，养成“贫困依赖”，担心被摘“穷帽子”。
（三）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条件严苛
1. 人力资源贫乏
青壮年党员大量外流是制约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的重要瓶颈。在Y镇农村，外出经商、打工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首选。据统计，2012年全镇外出务工达1.1万人次，约占全镇农业劳动力的72%。青壮年党员中，除了村干部或少数无法离家的外，大部分青壮年党员外出务工或经商了，他们一般不主动参加村党组织的日常活动。留守在村里的党员，大部分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欠佳，难以参加党支部活动。少部分留守在家乡的青壮年党员忙于自家的事务，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党组织活动，致使党员教育流于形式，组织涣散，难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2. 工作条件艰苦
由于财政收入不足，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村干部待遇普遍偏低，工作环境艰苦。在Y镇，2013年每村的办公经费只有5000元，三职干部每人每年的工资只有6000元（2015年村办公经费提高到15000元，三职干部年工资提高到12000元。而2009年仅3000元）。虽然村干部的报酬正逐步改善，但总体偏低，而且工作繁杂。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抑制，一般不愿专注于村务工作。另外，工作条件制约严重。11个村中仅有4个村有相对规范的办公场所（2层小楼、1个小院），而其余7个村的办公场所都是简陋的小平房。所有的村级办公场所缺少固定电话、电脑、打印机、传真机、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办公设备。
三、西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制约瓶颈分析
形成以上突出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也有农村党组织建设自身的不足。
（一）经济发展滞后是根本制约
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再加上区域、城乡和收入差距的影响，西部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人力和财力的双重制约。
1. 农村人力资源大量流失
由于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各种优质资源自然流向收益较高的地区或行业，特别是大量劳动力资源。西部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落后，就业机会少，劳动回报率低，大部分初中、高中毕业生、复员军人或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甚至移居到城市。劳动力净流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涌现，新世纪已成潮流。而且外出就业成为西部地区农村村民的共识性选择。优质人力资源不断外流，导致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失去后续支撑力量。农村中小学不断因为学生人数减少而不得不“撤点并校”，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也不断萎缩，而教育、医疗服务的弱化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外迁。在由于贫困而引致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贫困农村逐步“空心化”，自然走向衰落。贫困导致人力资源流失，而人力资源流失又加剧贫困，形成恶性循环，成为当前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农村人力资源的不断流失使得农村党组织发展党员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即便能找到少数几个，长期外出务工也难以参加党支部活动。
2. 公共财力薄弱
在后农业税时代，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二、三产业。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发展缓慢，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Y镇，农业占据绝对主体地位，不但小而散，而且现代化程度低。工业只有民营的小作坊，没有上规模的现代工业企业。商业只有二三十家各类店铺（如小饭馆、榨油坊、百货店、照相馆、五金店等），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约计百人。这种状况在全县普遍存在。即便在县城，可算得上规模的工商企业也屈指可数。工商业发展水平落后导致财政收入来源不足，党政机关运行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11年，Y镇所在的县大口径财政收入为0.56亿元，财政支出10.18亿元，[14] 306财政自给率不到6%。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只能停留在“保吃饭”层面，无力顾及村党组织建设，没钱办事成为常态。这就必然导致村党支部发挥作用的硬软件条件严苛，村干部报酬、办公经费基数小，提高慢，硬件设施改善也难以满足村党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中青年人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力。
经济上的贫困还是教育事业发展滞后，党员干部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直接原因。由于经济发展滞后，贫困地区农村学校无论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等远薄弱于城镇，基础教育的教育教学质量与城镇存在较大差距。村民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心普遍不足，因而对教育的重视低于城镇；而家庭经济的贫困往往导致子女失去学习的机会。
（二）农村治理体制机制滞后是重要现实制约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民主法制理念的传播，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显著提升。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提高，要求参政的愿望日趋强烈，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居民制约村干部的渠道增多，能力大幅增强。但由于农村居民参政的组织化水平低，政治诉求不一致，政治表达零散。由于自身素质不高，而又缺乏有效的管理抓手，管理活动又缺乏切合实际且足够的法规依据，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沿袭传统的工作理念和套路，“一言堂”、“家长制”现象普遍存在，也往往被认为是“有魄力”的表现。虽然村民参政的愿望增强，但村民依法有序参政的能力和制度供给也不足，政治冷漠、自利参政、非法干政等極端参政屡见不鲜。笔者对Y镇的调研显示，近60%的调查对象不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本村村务，大部分受访村民认为村务活动与自己关系不大，对参与村务管理处冷漠态度，对谁当村干部持无所谓态度。村民参与村务治理主要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特别是对“含金量”越来越高、项目越来越多的国家支农惠农项目的争取。由于群众参与不充分，村务决策的公正性往往受到群众的质疑，有的村干部即便是按照规范办事，不少群众也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另外，以“闹”为特征的无序甚至非法干政成为不少村民表达诉求的选择，而因“闹”而迫使干部让步，这又激励着更多的村民找基层干部“闹”。此外，我国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规存在操作性难题，如部分村干部以“民选干部”自居，工作中不愿干实事，也不违法，博弈于乡（镇）政府与村民之间，求得自身最大利益。有的村干部处事不公，偏向自己的亲友，但依靠强大的亲友团，常能连选连任。此外，村三职干部之间的责任权限划分不明确，职责上存在模糊交叉地带，导致“两委”关系协调困难，遇事则推，遇利则争。村干部的职责权限以及对其监督、考核不明确，其工作有较大弹性，各村的村务管理由于村干部工作态度、能力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距。
另外，农村党组织运行中面临责、权、利的不匹配的问题，责大权小利少。村干部组织动员群众的手段少，特别是作为自治组织，缺乏刚性的组织手段。我国学者袁松认为：“取消农业税， 实行村账乡管/村账镇审之后， 大部分的中西部村庄掌握的治理资源都很有限，村集体能够拿来掌握村组干部， 支配村民行动的自主资源几近于零……实际上， 在中国农村乡村公共权力的支持系统是私人化的， 是公共权力行使者——基层干部与他们的支持者之间的一种关系网络。”[15]调研中发现这样的案例，该镇的某村需要清扫马路，因为没有经费，干部就让低保户去义务劳动，低保户不执行就取消其低保。另外，由村干部安排的惠农项目、低保名额等，实际上成为干部治村的杠杆、威望的象征。在我国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中，村干部没有晋升的空间，也没有退休保障，失去职务的成本较低，而繁琐的事务以及可能得罪乡邻的风险使得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压抑。
对处于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西部农村，其治理环境日趋复杂。亨廷顿曾提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12] 31而西部地区农村又处于政治供给能力的薄弱区域，这使得村党支部既面临巨大的促进发展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巨大政治压力，但又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对抗各种政治压力的权力，剪不断理还乱。面对这种治理困境，农村中社会精英往往选择远离村党组织，这也是村党组织萎缩和作用发挥困难的重要原因。
（三）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滞后是长期制约
由于农民家庭经济困难、公共财政供给不足、教育观念落后等因素制约，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相对落后的特征十分突出，特别是在民族地区，教育滞后问题比经济贫困问题显得更为紧迫，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教育发展滞后既是贫困的表现，又是重要的致贫因素。教育滞后导致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偏低，是农村党组织萎缩、作用发挥不足、组织领导能力不强的重要原因。
教育发展滞后，除了经济供给不足外，群众教育观中存在的偏差也是重要原因。很多农村家长从眼前经济利益审视教育，在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困难的背景下，认为“上学不如打工”，相当部分村民认为孩子只要“能识字、会算账”就够了，多读书无益。在Y镇，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率近100%，但中途辍学的人数较多，小学实际升学率约为80%。辍学的学生中，女生明显多于男生。很多农村青少年在家长的要求下回家务农或外出务工，女孩子十五六岁就出嫁。女性未达到婚龄而生育的现象在民族地区农村屡见不鲜。近几年，由于免交学杂费和实施生活补助，上学的人数明显增加，但控辍保学的任务依然艰巨。教学设施落后、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质量不高、升学率低等学校教育自身的缺憾也是制约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总体上，西部农村公共教育停留在“有学上”的水平，难以做到“上好学”。Y镇共有小学和小学教学点14个，寄宿制初中1所。2010年小学共有教师142名，平均每所小学仅有教师10名，全镇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小学教师仅49人，仅占教师总数的34.5%。初中教师49人，中级及以上职称教师共13人，仅占教师总人数的26.5%。可见，其师资力量比较薄弱。目前，虽然政府对于西部农村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空前加大，但要整体改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四）多元复杂的文化环境是重要的隐形制约
1. 自利性价值观的干扰
西部农村处于现代化的起始阶段，人们受到传统文化、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文化以及信息社会的后工业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主义经济理性，不断冲刷着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堤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16]62在农村，实惠价值观、商品拜物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与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相伴随的自利性价值观蔓延泛滥，农村党组织的发展明显受到市场经济的弊端的影响。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自身也蕴含着价值观念，再加上近年来物价上涨，生活压力加大，收入差距扩大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处境愈发艰难，农村中蕴藏的实惠价值观不断被强化。自利性价值观对农村党组织队伍的发展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形成了隐形的干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发扬奉献精神，先人后己。这与追求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价值追求形成内在冲突。很多人以经济收益衡量入党或参政，有的村民认为入党不挣钱还要交党费，缺乏经济效益。调研发现Y镇近60%的党员是在1979年以前的人民公社时代入党的，改革开放后入党的人数明显减少，而且新生代农民群众对于入党态度普遍冷漠。近几年，农村党员发展受到各级党委的重视，但党员发展依然困难，近3年中仅增加党员10名。有的党员干部口头大讲党员风格，背后以权谋私，贪图享乐，形成双面人格。这是农村党组织战斗力衰减甚至异化的内在心理机理，也是在群众中威望降低的重要原因。
2. 保守性思想观念制约着党员队伍发展
西部地区农村群众还深受宗教文化、民族习俗、传统价值观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保守性特征显著，在民族地区尤为显著。宗教文化与民族心理在西部民族地區是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在宗教氛围浓郁的民族地区，宗教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人士在信教群众心目中地位较高，民族习俗和宗教教义深刻影响着群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各种封建迷信也有较大市场。相当部分信教群众认为宗教经典学习比学校教育重要，青少年辍学严重，有的放弃学校教育，转而学习宗教。另外，尽管贫困深重，可农村宗教场所特别是清真寺数量增长很快，且精美豪华。据有关研究表明，我国西部伊斯兰教地区清真寺的密集程度已远超世界其他穆斯林地区平均水平。传统观念、宗教文化与“贫困文化”相互交织，深深植根于民族地区农村群众的精神世界。英格尔斯曾指出：“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种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靠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17] 7群众思想观念的保守落后，对党的知识了解不多不深，对入党的意义认识不清楚，因而入党积极性不高。
在西部地区农村，特别是多民族集居地区，民族、宗教、宗族、家族、哥老会等社会非正式组织纵横交错。表面团结的背后，隐藏着以民族认同、宗教认同、门宦认同、宗族认同、家族认同等内在凝聚形成的各种社会组织，或明或暗地干预农村社会治理，这些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甚至超过党政组织。而有的干部以家族、宗族或宗教门派等为依靠，甚至成为其代表，如在有含金量的支农惠农或扶贫开发项目的安排上，一般会优先考虑支持自己的群体，结果出现了某些真正的贫困户没得到帮扶，而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却得到了帮扶。农民群众一般也对自己人和非自己人有清楚的界限划分。如在选举中，村民投票往往会优先考虑支持自己家族或门派的人，而不能公正客观地对待每位候选人。另外，在民族地区，由于民族间在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宗教、民族等势力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推手，某些群体性冲突甚至带有“文明冲突”的色彩。 我国学者兰芳（1997）认为：“由于宗教具有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的特点，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它会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势力。”[18]各种非正式组织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由于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斗争而逐步达成了平衡、默契，并趋于固化。某些基层干部一般都有一定的出身背景，或得到某些势力较大组织的认可，才能维持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在Y镇，某些村干部职位长期由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教派的人担任，形成相对固化的潜规则。在由几个实力相差不大的家族或门宦集居的村社，主要干部一般由占主体地位的家族（或门宦）的成员搭班。这种社会治理结构不仅不利于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而且人数较少或实力较弱的群体长期被排斥在基层治理结构之外。这种不同群体间的身份认同不仅使得农村社会碎片化，增加了组织管理的难度；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非正式社会势力，严重消解着基层党组织的服务群众的公正性和组织领导能力。它还增加了基层党组织维稳的压力，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中，往往导致基层党政组织为维护稳定而牺牲公正、公平，甚至错失发展机遇。这也是西部地区农村党组织作用发挥困难，干部组织领导能力相对不足的重要原因。
四、 改进西部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对策
Y镇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而要破解“三农”难题，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必然选择，是解决农村其他问题的基础。习近平指出：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落实党的政策、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进一步加强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党组织建设，我们应着眼于农村全面发展入手，实现农村党建与农村社会转型发展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江泽民曾提出：“从各地的实践看，关键的是要做到两条：一条是‘有人办事，一条是‘有钱办事”。[19] 411破解西部农村党建难题，我们应从人力和物力两方面着手。具体来说，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持续发力，标本兼治，久久为功。
（一）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是根本路径
西部地区农村党组织建设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发展滞后是其根本原因。由于地理资本不足、基础设施薄弱、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传统观念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而且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导致“经济落后——人力资本流失——经济落后”的“贫困恶性循环”。经济“贫困”与社会“落后”叠加并相互推动，互为因果。而要打破这个魔咒，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外部投入，逐步改善教育、医疗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引进现代企业，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以现代科技和经营方式开发当地资源，激发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潜能，将“外生性”的政策倾斜转化为“内生性”的发展能力。这就要求在贫困地区的扶贫开放中，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增强贫困地区企业的竞争力，形成产业特色和竞争优势，不断增强“造血”功能，使有限的扶贫资金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而逐步摆脱对国家扶贫政策的依赖。随着西部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群众的现代意识必将逐步增强，现代教育、科技、文化等必将得到普遍重视和广泛传播，人力资本的积累将大大增加，从而进入“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增强——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当群众从“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才有不竭的发展动力，才能最终真正实现脱贫致富。而农村基层党建也将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认同，使得入党成为群众的主动追求，自觉支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活动。
（二）壮大党员队伍是现实要求
西部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党员队伍老龄化不断加深、队伍日趋萎缩的局面，培育新党员，壮大队伍是农村党组织急切的现实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实际，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拓宽党员发展的渠道和路径。首先，党员发展必须处理好党组织建设与民族、宗教的关系。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在西部地区影响深远，宗教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融进了民族心理和血液，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周恩来曾经指出：“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 [20] 326江泽民曾指出：“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总是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交错，具有特殊复杂性。”[2]177在民族地区，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赢得少数民族群众支持的前提条件。因而，发展党员必须厘清党性原则与宗教信仰、民族风俗习惯的关系，特别是正确处理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其次，发展党员要把目光重点放在复转军人、回乡大中专毕业生、致富能手等在村社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群体上。由于农村党员发展对象相对较少，因而不能苛求培养对象，可以适度降低门槛，让他们先进入党组织的怀抱，参加学习，等到培养成熟时再吸收他们入党。
最后，要特别注重流动党员的培养和管理。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壮年人口的高度流动性特征，农村党组织发展必须关注流动人口。通过建立流动党支部或党小组，或者借助现代通讯手段，创新党员活动平台，在流动人口中培养党员和开展党组织活动。
（三）改善学校教育是长期任务
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才能为党组织建设夯实思想基础，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思想观念和能力素质问题，为党建积累雄厚的人力资源。教育关乎西部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是阻断愚昧代际传递的主要途径。教育事业发展了，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才能为广大农村群众理解和接受，党员发展和党组织活动才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当前，发展西部地区农村教育事业，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福利待遇，注重吸引优秀人才投身农村教育事业，稳定、优化教师队伍，不断加强教师交流培训，完善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教育教学质量。
（四）完善体制机制是重要内容
加强制度供给，健全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适合农村实际的现代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努力解决基层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危机”和管理手段不足的问题，促进基层党组织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健全完善农村党组织管理和运行的体制机制，一要着眼于扩大党支部的內部民主和落实村民民主，协调党支部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党内民主推进村民民主，以村民民主促进党内民主。通过制度建设使党的领导、村民自治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法规保障，特别是要明确界定村“两委”的职责权限及相互关系，进一步明确监督、考核的主体、途径以及相应的责任。二是把党组织活动与致富技能提升结合起来，与生产生活结合起来，落实好党内关怀，使党员个人的困难能得到组织的关心和帮助，让党员感受到入党的光荣和对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而提高群众入党和党员发挥作用的积极性。三是要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村干部。村干部选举可以试点竞选、海选等选任方式，成熟后逐步推广，锻造出一支能力强、素质高、本领硬的领导班子，并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干部工作管理、监督、激励机制，特别是绩效考核机制和民主评议机制。完善相关激励机制。更要创新干部人事体制机制，实现职、责、权、利的统一，通过竞争机制，让一部分有能力有作为的村级党员干部有转为基层公务员或提升待遇的发展空间。四是要明确村党组织和村委的职责权限，实现职、责、权、利的有机统一，使村“两委”有“位”有“为”，拥有组织动员村民的管理抓手。
（五）改善工作条件是当务之急
在西部农村，存在“经济文化落后——干部待遇差、经费不足——党组织作用发挥不足——经济建设能力不足”的恶性循环。村干部待遇差、工作繁杂、退休养老缺乏保障、升职无望、激励不足是很多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吃拿卡要”的重要原因。部分村干部甚至认为“当官还不如打工”，甚至感觉当干部“低人一等”。应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改善干部待遇，应将村干部的待遇提至平均工资水平，并为村干部购买基本社会保险，让村干部能够专心工作，提高其失去职务的机会成本。同时，要努力改善硬件条件，如建设规范的办公场所，配备必要的现代办公设备，提高办公经费保障水平，为党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奠定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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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农民组织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路径，而农民组织化的深入发展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关键性领导要素。由于社会转型以及自身建设的不足，西部农村党组织在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作用发挥等方面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考验。改善西部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需要从提升农村内生性发展能力、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改善党建文化生态等方面系统推进。
关键词： 组织化； 西部； 农村； 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2.023
Abstract： Peasants organ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route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but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peasants organization need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which is the key leadership factor. Due to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ficiency of self construction， the western rural Party organizations are faced with some severe realistic test in terms of team build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role playing and so 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estern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systemic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dvance the course from the aspects of raising the ability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erfect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s and improving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Party construction etc.
Key words： organization； western China； rural ； Party organization of CCP
西部地區是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少数民族聚居、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基础建设相对薄弱、贫困集中连片等特征高度耦合的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的短板，难点中的难点。要促进该地区农村跟上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就必须加快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四化”之中农业现代化是短板和难点。习近平指出：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1] 658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整体相对滞后，是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和难点。生产经营的分散化、零碎化是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有关研究和实践证明，克服分散化、零碎化经营弊端，农民组织化是有效路径。目前，西部农村已经建立了一些农业合作组织，并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但其范围、规模等都比较狭小，局限于部分地区部分产业，运转也不够成熟，作用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民组织化的广泛深入发展，使其逐步成为主要的农业经营模式，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农民组织化的必然性
（一）农民组织化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农民组织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合作化的现代延伸，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规律性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使用农民组织化的概念，但有关于农民合作化的大量论述，这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传统农业生产具有天然的分散性。这种分散性是由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方式决定的。农民长期与自然打交道，处于分散、闭塞的环境中，脱离社会。“如果说城市工人比农村工人发展，这只是由于他的劳动方式使他生活在社会之中，而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方式则使他直接和自然打交道。”[2] 260农民的社会联系相对松散，各自为战，相互隔离，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密切的分工合作，如同一袋马铃薯由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同时，农业与工商业的社会分工不断扩大着城乡差距，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3] 184而这种工农分工和城乡分离又导致了农民自身的片面发展。“……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么，土地也同样占有农民，手艺也同样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4] 679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态。” [5]308分散的小规模农业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必然在竞争中被淘汰。“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6] 583
合作化摆脱分散化的有效途径。首先，农民合作化为大规模经营创造有利条件。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现存的大地产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通过联合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7] 269-270其次，农民合作化是维护农民阶级合法权益的政治条件。马克思指出：小农之间只有地域联系，没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也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8] 567 “农民由于乡村居民所特有的分散性，不能成为有组织的反对力量。”[9]133再次，合作化是农民摆脱奴役的基本途径，而建立农业合作社是合作化的主要方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4] 679恩格斯指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10] 416在建立农民合作社的过程中，马恩还强调应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意愿进行，对不同阶层采取差别化政策。
从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农业走上了合作化道路。我国农业合作化在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严重不足的条件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的问题并不能否定农民合作化本身，其成绩证明农民合作化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无法为他身后100多年的中国农业现代化提供解决方案，但其关于农民合作化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观点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1] 355当前，实现第二个飞跃已提上日程，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担当的重大历史责任。
（二）农民组织化的现实性分析
从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来分析，农民组织化是我国解决“三农”难题的必然选择。当前，农业现代化长期滞后带来诸多严重问题，特别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的不断流失，农村社会出现结构性塌陷，偏远贫困地区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在西部贫困地区农村表现尤为突出，不少村庄正在向衰亡，“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口的城镇化与农村的现代化形成强烈的内在张力。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投入力度，但农村的内生性衰落消解了政府外在投入的益贫效应。分散化经营和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导致支农惠农政策落地的成本大增，“最后一公里”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的发展。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现实迫切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另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集体经营被逐步削弱，而分散经营得到强化。特别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实质性功能和地位发生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微观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责、权、利等严重失衡，失去了有效的管理抓手，导致农村社会治理出现弱化、混乱甚至瘫痪的态势。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其领导、管理能力，从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已成为农村政治健康发展的现实要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指出：“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12] 7在西部，贫困地区与民族地区一般是重合的，民族地区农村的发展除了具有一般贫困地区的特征外，还有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制约，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困难更大。当前，由于农业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解决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形势越来越紧迫，难度也越来越大。在保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稳定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破解其当前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致认为农民组织化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13]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目前，农民组织化在部分地区已取得一定成就，不少农民也感受到了组织化的优越性，萌发了組织化发展的愿望和要求，但农民组织化整体发展滞后。究其原因，领导力量缺失或不足是关键性因素。学界一般都从经济方面探寻农民组织化的制约因素，强调了农村致富能手的作用，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基本的社会领导组织的作用关注不多。实际上，要推动农民组织化的健康发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重要条件。这是因为：第一，农村党组织是推进农村中的关键性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邓小平曾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习近平曾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农村基层党组织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触角，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领导力量，是农村社会的“主心骨”，也是党委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组织化发展虽然已经成为不少村民的共识，但要把分散在三山五岭、利益诉求和自身素质各不相同的农户组织起来，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不可能实现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合法的领导力量，可以担当农业合作组织的领导。而且，我国绝大多数农村都建有党支部。第二，农民组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相应的政治生态和文化土壤，而这种条件和环境的形成离不开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由农村先进分子组成的，在农村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基层干部更是在群众中具有一定威信的精英。农村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农村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发展。由于农民自身的分散性、散漫性、差异性，做好农民的组织动员工作离不开农村人。农村党员干部身处群众之中，是最了解群众而又得到农民群众信赖的人。他们在农村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往往是其他力量所无法替代的。第三，农民组织化发展离不开政府在资金、政策、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村党组织是对接乡镇政府与农户的桥梁和纽带，是各种支农惠农政策的执行者、反馈者、监督者。乡镇政府要对接农户，绕不开村党支部。
总之，没有强有力的村党组织，农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难以巩固，农村社会的文化进步难以保障，而且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就难以走完；农民的诉求也难以有序地反馈给各级政府，并影响政府的决策。当然，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对于农民组织化发展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意义，难以一一阐述，但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是不容否定的。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复杂而又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该地区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新的问题和形势。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K县Y镇位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全镇平均海拔约2100米；气温偏低，冬季漫长，无霜期短，干旱少雨；山地多，平地少，人口相对稀少；人均耕地面积约1.1亩。全镇共辖11个行政村151个社，总人口约2.5万，其中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97%。多民族集居、多宗教交汇是该镇主要的社会特征，主要民族有回、汉、东乡等，其中回族约占总人口的76%，汉族约占21%，其他民族约占3%。群众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汉传和藏传）、道教等。伊斯兰教中又有穆夫提、张门、道家、北庄等多个门宦，各类宗教场所达50多处。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是该镇突出的社会经济特征，种植、养殖、务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690元，约为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495元）的82%，约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的46.6%。该镇属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区。
二、西部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党员数量少且结构不合理
1. 党员人数少，老龄化特征突出
党员人数少，占人口总量比例低。2013年Y镇共有党支部14个，党员346名。其中农村党支部11个，党员315名，仅占农村人口的1.28%。老龄化严重，在11个村党支部中，35岁以下的党员仅占党员总数的11.75%，而60岁以上的党员占总数的49.52%，党员平均年龄约58岁（见图1）。
村干部年龄老化同样严重，全镇32名村“三职”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中，最高年龄59岁，最低年龄29岁，40岁以下的仅有7人，平均年龄约47.1岁（见图2）。
党员队伍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不仅意味着农村党员队伍的日渐萎缩，而且严重影响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损蚀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进而又将进一步损害党员队伍的发展，形成“党员队伍萎缩——党组织工作能力下降——党员发展困难——党员队伍萎缩”的恶性循环。
2. 性别结构失衡
女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半边天”，女性党员是党委和政府联系女性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女性干部的数量及其参政水平是政治平等和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在了解群众心声、沟通群众感情、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女性党员干部还具有独特的性别优势，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西部地区农村，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的束缚，女党员所占比例明显偏低。2013年样本镇的315名农民党员中，女性仅36人，占党员总数的11.43%，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有关统计，到2011年底，全国有女党员1925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3.3%）。女党员能进入“两委”班子的就更少了，全镇仅有4人当选为村党支部委员，3人当选为村委会委员，1人当选为三职干部。
（二）党员素质总体偏低
1. 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
西部农村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党员干部也不例外。Y镇农村党员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6人，占党员总数的2%，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5%以上，还有一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见图3）。
村干部受教育程度也普遍较低，全镇32名村三职干部中，最高学历为大专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占主体（如图4）。很多干部对电脑、网络、打印机等现代办公设备不能熟练操作，对市场信息、法律法规、科学管理等现代知识掌握少。
2. 管理服务能力不强
西部农村大部分村干部受到自身知识水平的局限，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较差，大部分干部自家就是贫困户，只有少数干部是当地的社会精英，领导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能力严重不足。此外，不少农村党员干部仍然停留在靠自身资历、派头等管理村务，与科学、依法、民主治村的现代管理模式还有较大距离。管理活动不规范，随意性强，有的村甚至连基本档案都不完备。
3. 服务意识薄弱
大部分村干部任职是出于朴素的利益考量，看重的是担任村干部所能享受的实际利益。由于理论修养不足，理想信念相对模糊，有的村干部把当干部与“打工”比较经济利益，眼看出门打工或经商的同村人发财致富，心态失去平衡。有的村干部不仅服务态度冷漠，而且吃拿卡要，为自己的家人、亲友谋取私利，特別是在低保户认定、危旧房改造、贴息贷款等惠民资金项目的安排上优亲厚友。低保中的“关系保”、“人情保”屡见不鲜。群众不满，却敢怒不敢言，不愿得罪人。有些党员干部对本村发生的坏人坏事不愿管、不想管、不敢管，怕引火上身招惹麻烦，更怕打击报复。工作中遇到难题，不少村干部互相推诿、拖延，不愿也不敢“碰硬”。有部分干部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混日子；更有干部抱贫守穷，养成“贫困依赖”，担心被摘“穷帽子”。
（三）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条件严苛
1. 人力资源贫乏
青壮年党员大量外流是制约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的重要瓶颈。在Y镇农村，外出经商、打工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首选。据统计，2012年全镇外出务工达1.1万人次，约占全镇农业劳动力的72%。青壮年党员中，除了村干部或少数无法离家的外，大部分青壮年党员外出务工或经商了，他们一般不主动参加村党组织的日常活动。留守在村里的党员，大部分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欠佳，难以参加党支部活动。少部分留守在家乡的青壮年党员忙于自家的事务，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党组织活动，致使党员教育流于形式，组织涣散，难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2. 工作条件艰苦
由于财政收入不足，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村干部待遇普遍偏低，工作环境艰苦。在Y镇，2013年每村的办公经费只有5000元，三职干部每人每年的工资只有6000元（2015年村办公经费提高到15000元，三职干部年工资提高到12000元。而2009年仅3000元）。虽然村干部的报酬正逐步改善，但总体偏低，而且工作繁杂。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抑制，一般不愿专注于村务工作。另外，工作条件制约严重。11个村中仅有4个村有相对规范的办公场所（2层小楼、1个小院），而其余7个村的办公场所都是简陋的小平房。所有的村级办公场所缺少固定电话、电脑、打印机、传真机、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办公设备。
三、西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制约瓶颈分析
形成以上突出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也有农村党组织建设自身的不足。
（一）经济发展滞后是根本制约
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再加上区域、城乡和收入差距的影响，西部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人力和财力的双重制约。
1. 农村人力资源大量流失
由于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各种优质资源自然流向收益较高的地区或行业，特别是大量劳动力资源。西部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落后，就业机会少，劳动回报率低，大部分初中、高中毕业生、复员军人或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甚至移居到城市。劳动力净流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涌现，新世纪已成潮流。而且外出就业成为西部地区农村村民的共识性选择。优质人力资源不断外流，导致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失去后续支撑力量。农村中小学不断因为学生人数减少而不得不“撤点并校”，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也不断萎缩，而教育、医疗服务的弱化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外迁。在由于贫困而引致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贫困农村逐步“空心化”，自然走向衰落。贫困导致人力资源流失，而人力资源流失又加剧贫困，形成恶性循环，成为当前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农村人力资源的不断流失使得农村党组织发展党员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即便能找到少数几个，长期外出务工也难以参加党支部活动。
2. 公共财力薄弱
在后农业税时代，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二、三产业。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发展缓慢，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Y镇，农业占据绝对主体地位，不但小而散，而且现代化程度低。工业只有民营的小作坊，没有上规模的现代工业企业。商业只有二三十家各类店铺（如小饭馆、榨油坊、百货店、照相馆、五金店等），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约计百人。这种状况在全县普遍存在。即便在县城，可算得上规模的工商企业也屈指可数。工商业发展水平落后导致财政收入来源不足，党政机关运行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11年，Y镇所在的县大口径财政收入为0.56亿元，财政支出10.18亿元，[14] 306财政自给率不到6%。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只能停留在“保吃饭”层面，无力顾及村党组织建设，没钱办事成为常态。这就必然导致村党支部发挥作用的硬软件条件严苛，村干部报酬、办公经费基数小，提高慢，硬件设施改善也难以满足村党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中青年人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力。
经济上的贫困还是教育事业发展滞后，党员干部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直接原因。由于经济发展滞后，贫困地区农村学校无论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等远薄弱于城镇，基础教育的教育教学质量与城镇存在较大差距。村民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心普遍不足，因而对教育的重视低于城镇；而家庭经济的贫困往往导致子女失去学习的机会。
（二）农村治理体制机制滞后是重要现实制约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民主法制理念的传播，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显著提升。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提高，要求参政的愿望日趋强烈，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居民制约村干部的渠道增多，能力大幅增强。但由于农村居民参政的组织化水平低，政治诉求不一致，政治表达零散。由于自身素质不高，而又缺乏有效的管理抓手，管理活动又缺乏切合实际且足够的法规依据，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沿袭传统的工作理念和套路，“一言堂”、“家长制”现象普遍存在，也往往被认为是“有魄力”的表现。虽然村民参政的愿望增强，但村民依法有序参政的能力和制度供给也不足，政治冷漠、自利参政、非法干政等極端参政屡见不鲜。笔者对Y镇的调研显示，近60%的调查对象不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本村村务，大部分受访村民认为村务活动与自己关系不大，对参与村务管理处冷漠态度，对谁当村干部持无所谓态度。村民参与村务治理主要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特别是对“含金量”越来越高、项目越来越多的国家支农惠农项目的争取。由于群众参与不充分，村务决策的公正性往往受到群众的质疑，有的村干部即便是按照规范办事，不少群众也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另外，以“闹”为特征的无序甚至非法干政成为不少村民表达诉求的选择，而因“闹”而迫使干部让步，这又激励着更多的村民找基层干部“闹”。此外，我国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规存在操作性难题，如部分村干部以“民选干部”自居，工作中不愿干实事，也不违法，博弈于乡（镇）政府与村民之间，求得自身最大利益。有的村干部处事不公，偏向自己的亲友，但依靠强大的亲友团，常能连选连任。此外，村三职干部之间的责任权限划分不明确，职责上存在模糊交叉地带，导致“两委”关系协调困难，遇事则推，遇利则争。村干部的职责权限以及对其监督、考核不明确，其工作有较大弹性，各村的村务管理由于村干部工作态度、能力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距。
另外，农村党组织运行中面临责、权、利的不匹配的问题，责大权小利少。村干部组织动员群众的手段少，特别是作为自治组织，缺乏刚性的组织手段。我国学者袁松认为：“取消农业税， 实行村账乡管/村账镇审之后， 大部分的中西部村庄掌握的治理资源都很有限，村集体能够拿来掌握村组干部， 支配村民行动的自主资源几近于零……实际上， 在中国农村乡村公共权力的支持系统是私人化的， 是公共权力行使者——基层干部与他们的支持者之间的一种关系网络。”[15]调研中发现这样的案例，该镇的某村需要清扫马路，因为没有经费，干部就让低保户去义务劳动，低保户不执行就取消其低保。另外，由村干部安排的惠农项目、低保名额等，实际上成为干部治村的杠杆、威望的象征。在我国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中，村干部没有晋升的空间，也没有退休保障，失去职务的成本较低，而繁琐的事务以及可能得罪乡邻的风险使得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压抑。
对处于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西部农村，其治理环境日趋复杂。亨廷顿曾提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12] 31而西部地区农村又处于政治供给能力的薄弱区域，这使得村党支部既面临巨大的促进发展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巨大政治压力，但又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对抗各种政治压力的权力，剪不断理还乱。面对这种治理困境，农村中社会精英往往选择远离村党组织，这也是村党组织萎缩和作用发挥困难的重要原因。
（三）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滞后是长期制约
由于农民家庭经济困难、公共财政供给不足、教育观念落后等因素制约，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相对落后的特征十分突出，特别是在民族地区，教育滞后问题比经济贫困问题显得更为紧迫，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教育发展滞后既是贫困的表现，又是重要的致贫因素。教育滞后导致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偏低，是农村党组织萎缩、作用发挥不足、组织领导能力不强的重要原因。
教育发展滞后，除了经济供给不足外，群众教育观中存在的偏差也是重要原因。很多农村家长从眼前经济利益审视教育，在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困难的背景下，认为“上学不如打工”，相当部分村民认为孩子只要“能识字、会算账”就够了，多读书无益。在Y镇，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率近100%，但中途辍学的人数较多，小学实际升学率约为80%。辍学的学生中，女生明显多于男生。很多农村青少年在家长的要求下回家务农或外出务工，女孩子十五六岁就出嫁。女性未达到婚龄而生育的现象在民族地区农村屡见不鲜。近几年，由于免交学杂费和实施生活补助，上学的人数明显增加，但控辍保学的任务依然艰巨。教学设施落后、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质量不高、升学率低等学校教育自身的缺憾也是制约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总体上，西部农村公共教育停留在“有学上”的水平，难以做到“上好学”。Y镇共有小学和小学教学点14个，寄宿制初中1所。2010年小学共有教师142名，平均每所小学仅有教师10名，全镇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小学教师仅49人，仅占教师总数的34.5%。初中教师49人，中级及以上职称教师共13人，仅占教师总人数的26.5%。可见，其师资力量比较薄弱。目前，虽然政府对于西部农村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空前加大，但要整体改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四）多元复杂的文化环境是重要的隐形制约
1. 自利性价值观的干扰
西部农村处于现代化的起始阶段，人们受到传统文化、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文化以及信息社会的后工业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主义经济理性，不断冲刷着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堤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16]62在农村，实惠价值观、商品拜物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与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相伴随的自利性价值观蔓延泛滥，农村党组织的发展明显受到市场经济的弊端的影响。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自身也蕴含着价值观念，再加上近年来物价上涨，生活压力加大，收入差距扩大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处境愈发艰难，农村中蕴藏的实惠价值观不断被强化。自利性价值观对农村党组织队伍的发展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形成了隐形的干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发扬奉献精神，先人后己。这与追求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价值追求形成内在冲突。很多人以经济收益衡量入党或参政，有的村民认为入党不挣钱还要交党费，缺乏经济效益。调研发现Y镇近60%的党员是在1979年以前的人民公社时代入党的，改革开放后入党的人数明显减少，而且新生代农民群众对于入党态度普遍冷漠。近几年，农村党员发展受到各级党委的重视，但党员发展依然困难，近3年中仅增加党员10名。有的党员干部口头大讲党员风格，背后以权谋私，贪图享乐，形成双面人格。这是农村党组织战斗力衰减甚至异化的内在心理机理，也是在群众中威望降低的重要原因。
2. 保守性思想观念制约着党员队伍发展
西部地区农村群众还深受宗教文化、民族习俗、传统价值观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保守性特征显著，在民族地区尤为显著。宗教文化与民族心理在西部民族地區是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在宗教氛围浓郁的民族地区，宗教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人士在信教群众心目中地位较高，民族习俗和宗教教义深刻影响着群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各种封建迷信也有较大市场。相当部分信教群众认为宗教经典学习比学校教育重要，青少年辍学严重，有的放弃学校教育，转而学习宗教。另外，尽管贫困深重，可农村宗教场所特别是清真寺数量增长很快，且精美豪华。据有关研究表明，我国西部伊斯兰教地区清真寺的密集程度已远超世界其他穆斯林地区平均水平。传统观念、宗教文化与“贫困文化”相互交织，深深植根于民族地区农村群众的精神世界。英格尔斯曾指出：“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种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靠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17] 7群众思想观念的保守落后，对党的知识了解不多不深，对入党的意义认识不清楚，因而入党积极性不高。
在西部地区农村，特别是多民族集居地区，民族、宗教、宗族、家族、哥老会等社会非正式组织纵横交错。表面团结的背后，隐藏着以民族认同、宗教认同、门宦认同、宗族认同、家族认同等内在凝聚形成的各种社会组织，或明或暗地干预农村社会治理，这些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甚至超过党政组织。而有的干部以家族、宗族或宗教门派等为依靠，甚至成为其代表，如在有含金量的支农惠农或扶贫开发项目的安排上，一般会优先考虑支持自己的群体，结果出现了某些真正的贫困户没得到帮扶，而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却得到了帮扶。农民群众一般也对自己人和非自己人有清楚的界限划分。如在选举中，村民投票往往会优先考虑支持自己家族或门派的人，而不能公正客观地对待每位候选人。另外，在民族地区，由于民族间在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宗教、民族等势力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推手，某些群体性冲突甚至带有“文明冲突”的色彩。 我国学者兰芳（1997）认为：“由于宗教具有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的特点，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它会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势力。”[18]各种非正式组织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由于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斗争而逐步达成了平衡、默契，并趋于固化。某些基层干部一般都有一定的出身背景，或得到某些势力较大组织的认可，才能维持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在Y镇，某些村干部职位长期由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教派的人担任，形成相对固化的潜规则。在由几个实力相差不大的家族或门宦集居的村社，主要干部一般由占主体地位的家族（或门宦）的成员搭班。这种社会治理结构不仅不利于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而且人数较少或实力较弱的群体长期被排斥在基层治理结构之外。这种不同群体间的身份认同不仅使得农村社会碎片化，增加了组织管理的难度；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非正式社会势力，严重消解着基层党组织的服务群众的公正性和组织领导能力。它还增加了基层党组织维稳的压力，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中，往往导致基层党政组织为维护稳定而牺牲公正、公平，甚至错失发展机遇。这也是西部地区农村党组织作用发挥困难，干部组织领导能力相对不足的重要原因。
四、 改进西部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对策
Y镇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而要破解“三农”难题，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必然选择，是解决农村其他问题的基础。习近平指出：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落实党的政策、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进一步加强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党组织建设，我们应着眼于农村全面发展入手，实现农村党建与农村社会转型发展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江泽民曾提出：“从各地的实践看，关键的是要做到两条：一条是‘有人办事，一条是‘有钱办事”。[19] 411破解西部农村党建难题，我们应从人力和物力两方面着手。具体来说，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持续发力，标本兼治，久久为功。
（一）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是根本路径
西部地区农村党组织建设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发展滞后是其根本原因。由于地理资本不足、基础设施薄弱、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传统观念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而且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导致“经济落后——人力资本流失——经济落后”的“贫困恶性循环”。经济“贫困”与社会“落后”叠加并相互推动，互为因果。而要打破这个魔咒，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外部投入，逐步改善教育、医疗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引进现代企业，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以现代科技和经营方式开发当地资源，激发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潜能，将“外生性”的政策倾斜转化为“内生性”的发展能力。这就要求在贫困地区的扶贫开放中，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增强贫困地区企业的竞争力，形成产业特色和竞争优势，不断增强“造血”功能，使有限的扶贫资金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而逐步摆脱对国家扶贫政策的依赖。随着西部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群众的现代意识必将逐步增强，现代教育、科技、文化等必将得到普遍重视和广泛传播，人力资本的积累将大大增加，从而进入“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增强——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当群众从“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才有不竭的发展动力，才能最终真正实现脱贫致富。而农村基层党建也将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认同，使得入党成为群众的主动追求，自觉支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活动。
（二）壮大党员队伍是现实要求
西部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党员队伍老龄化不断加深、队伍日趋萎缩的局面，培育新党员，壮大队伍是农村党组织急切的现实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实际，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拓宽党员发展的渠道和路径。首先，党员发展必须处理好党组织建设与民族、宗教的关系。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在西部地区影响深远，宗教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融进了民族心理和血液，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周恩来曾经指出：“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 [20] 326江泽民曾指出：“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总是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交错，具有特殊复杂性。”[2]177在民族地区，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赢得少数民族群众支持的前提条件。因而，发展党员必须厘清党性原则与宗教信仰、民族风俗习惯的关系，特别是正确处理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其次，发展党员要把目光重点放在复转军人、回乡大中专毕业生、致富能手等在村社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群体上。由于农村党员发展对象相对较少，因而不能苛求培养对象，可以适度降低门槛，让他们先进入党组织的怀抱，参加学习，等到培养成熟时再吸收他们入党。
最后，要特别注重流动党员的培养和管理。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壮年人口的高度流动性特征，农村党组织发展必须关注流动人口。通过建立流动党支部或党小组，或者借助现代通讯手段，创新党员活动平台，在流动人口中培养党员和开展党组织活动。
（三）改善学校教育是长期任务
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才能为党组织建设夯实思想基础，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思想观念和能力素质问题，为党建积累雄厚的人力资源。教育关乎西部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是阻断愚昧代际传递的主要途径。教育事业发展了，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才能为广大农村群众理解和接受，党员发展和党组织活动才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当前，发展西部地区农村教育事业，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福利待遇，注重吸引优秀人才投身农村教育事业，稳定、优化教师队伍，不断加强教师交流培训，完善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教育教学质量。
（四）完善体制机制是重要内容
加强制度供给，健全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适合农村实际的现代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努力解决基层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危机”和管理手段不足的问题，促进基层党组织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健全完善农村党组织管理和运行的体制机制，一要着眼于扩大党支部的內部民主和落实村民民主，协调党支部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党内民主推进村民民主，以村民民主促进党内民主。通过制度建设使党的领导、村民自治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法规保障，特别是要明确界定村“两委”的职责权限及相互关系，进一步明确监督、考核的主体、途径以及相应的责任。二是把党组织活动与致富技能提升结合起来，与生产生活结合起来，落实好党内关怀，使党员个人的困难能得到组织的关心和帮助，让党员感受到入党的光荣和对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而提高群众入党和党员发挥作用的积极性。三是要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村干部。村干部选举可以试点竞选、海选等选任方式，成熟后逐步推广，锻造出一支能力强、素质高、本领硬的领导班子，并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干部工作管理、监督、激励机制，特别是绩效考核机制和民主评议机制。完善相关激励机制。更要创新干部人事体制机制，实现职、责、权、利的统一，通过竞争机制，让一部分有能力有作为的村级党员干部有转为基层公务员或提升待遇的发展空间。四是要明确村党组织和村委的职责权限，实现职、责、权、利的有机统一，使村“两委”有“位”有“为”，拥有组织动员村民的管理抓手。
（五）改善工作条件是当务之急
在西部农村，存在“经济文化落后——干部待遇差、经费不足——党组织作用发挥不足——经济建设能力不足”的恶性循环。村干部待遇差、工作繁杂、退休养老缺乏保障、升职无望、激励不足是很多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吃拿卡要”的重要原因。部分村干部甚至认为“当官还不如打工”，甚至感觉当干部“低人一等”。应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改善干部待遇，应将村干部的待遇提至平均工资水平，并为村干部购买基本社会保险，让村干部能够专心工作，提高其失去职务的机会成本。同时，要努力改善硬件条件，如建设规范的办公场所，配备必要的现代办公设备，提高办公经费保障水平，为党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奠定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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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