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逻辑》-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中国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逻辑

范文

胡新艳　洪炜杰　王梦婷　罗必良

摘要

已有文章较多集中讨论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鲜有研究将资本要素一并纳入其中，导致对农村三大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整体把握。本文以中国现实情境为逻辑起点，将三大要素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从农户行为机理层面阐释农户要素投入联合决策机制，进而结合全国九省2 082个农户样本调查数据，采用MvProbit模型分析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微观动力机制及其互动关联逻辑。研究表明：三大要素市场发育之间具有关联性特征，其中，非农就业转移与土地转出行为之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非农就业转移与资金借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抑制关系，农地转入与资金借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关系。三大要素市场的相互关联、相互牵制的特征表明：政府对于三个市场中任何一个市场的政策都应该考虑到对其他市场可能存在的牵制作用，应协同推进“人动、地动、钱动”三类市场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实现多重政策目标的有效整合。一是借助于“人动、地动”的互动机制，构建一个开放并不断拓展的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二是从“人动、钱动”的角度看，需要解构两者之间的负向抑制关系，关注如何引导农民从简单的非农就业型转移转向“发财”动机的创业型转移，构建起农民创业型转移与创业型金融资本借贷的正向促进机制。三是利用“地动、钱动”的互动机制，进一步撬动两大市场的发展。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地流转；资金借贷；关联逻辑

中图分类号 F3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1-0061-08 DOI：10.12062/cpre.20170617

农村生产要素流动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边际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1-2]。中国农村要素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随着工业化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放松，农户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2015年我国外出打工人数已达到1.68亿（http：//money.163.com/15/0228/11/AJHNO10M00252G50.html）；另一方面是通过农地流转集中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截至2014年上半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总面积为3.8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28.8%（http：//news.sohu.com/20141204/n406663998.shtml）。然而，农业方式转型并不是简单的劳动力流动或者农地流转，它需要与多重要素市场的发育及其匹配发展[3]。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后能否得到资金要素的匹配，是我国推进以资本广化、资本深化为标志的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因素[4]。但已有研究集中关注的是劳动力和土地市场的互动关系，鲜有文献一并将资金借贷纳入其中。本文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市场系统，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的流转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无疑，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摸清农村三大要素流动之间的逻辑关系。

基于此，本文将劳动力、土地和资金三大基本生产要素流动及其配置行为同时纳入到农户联合决策分析模型中，将农户多要素配置行为予以内生化，进而采用多变量Probit模型（MvProbit）模型，实证考察农户的多要素联合投入决策机制，由此揭示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微观动力机制及其互动关联逻辑，从而有助于明确农业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提出优化中国农村要素市场发展的政策选择。

1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学界对于农业要素市场发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测度农业要素市场化水平及其市场之间的耦合协调性。现有文献借鉴已有农村市场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根据农地、劳动力、资金要素市场的特性，构建三类要素市场化水平的测度指标并进行定量分析[5-8]。关于三大市场发育水平，基本一致的结论为：农地流转市场滞后于劳动力流转市场，信贷市场发育更为滞后[9-10，8]。由于这类研究在针对不同要素特性来选择合理的测度指标方面，目前仍存在较大的分歧，难以形成统一权威的评价指标体系，而且无法解释要素市场发育的内在机理，因此一直未成为主流的研究导向。

二是从微观农户要素配置行为出发，分析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因素。这类研究能揭示要素市场发育的内在机理，是研究的主流导向。已有研究主要针对劳动力、农地流转市场展开研究。早期研究将劳动力或农地流转行为视为独立的单方面选择行为，未考虑另一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后期越来越多的研究考虑了两类要素流动决策的相互影响，但仍缺乏两类要素流动相互关系的验证，其理论预设前提基本都是：一类要素流动行为是另一类要素流动行为的原因或结果，在模型设置时，要么将劳动力非农转移视为农户的自主选择行为，而将农地流转行为假定为由市场决定的外生变量，将之纳入到劳动力转移行为的选择模型中[11-13]；要么将农地流转表达为农户的自主选择行为，而将非农就业行为假定为由市场决定的外生变量，将之纳入到农地流转行为的选择模型中[14-18]。这类经验研究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仅部分学者如Kung and Lee[12]、黄枫、孙世龙[16]、洪炜杰等[18]等尝试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模型的内生偏误问题，为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市场之间的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但在实际应用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难以保证[19]。如果工具变量是无效的，这类模型在理论预设逻辑上有待商榷。理论上而言，生产过程是多种要素的相互配合、组合过程，各生产要素配置及市场参与方式之间必然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农户所面临的是多要素的联合决策及其市场参与问题，由农户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我们以中国现实情境为逻辑起点，从农户行为机理层面阐释农户要素投入联合决策机制。在我国均田承包的初始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户是各具比较优势的异质性群体。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非农比较优势的农户务农机会成本高，倾向于离开土地，转出农地。这类农户中，简单的就业转移型、创业型转移农户会产生不同的信贷需求[3]。对于务农优势的农户，他们倾向于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一旦超越超小规模经营，这类农户就需要匹配劳动雇佣、机械购置等各种形式的互补性投资。当他自有资金不能满足资金投入时，需要以信贷投入契合规模经营要求。可见，农户对三大要素的配置决策相互关联，表现出对各种要素投入的结构性转换及其调适性匹配特征[20]。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农户三大要素的决策之间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并非单向的因果关系，不能割裂開来分析。从实证研究结果看，已有研究成果并不足以支持一个确定的结论，形成了人动（地动）会“促进、不促进或抑制”地动（人动）的互为矛盾的观点，这些观点一直处于争锋论战中，相持不下，难以达成共识。

此外，学界对劳动力、土地要素流动可能引发的信贷效应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迄今为止，除了Braverman and Stigliz[21]、杜鑫[19]等人外，研究劳动力、土地、资金三大要素关系的文献还很缺乏。作为研究中国三大要素流动问题的代表性文献，杜鑫[19]在论文中论证了农户各种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之间的理论关系，并利用2008年到2010年数据探索三种要素之间的联动关系，但是其在模型的变量设置中，资金要素采用家庭农业生产资本投入量，这个变量难以准确地反映和测度资金要素的流动状况；而且，该文选择似不相关回归方法进行实证计量分析，可能会可能会造成土地流转、劳动力流动两个二元变量的预测值超出[0，1]区间的。再者，其分析内容侧重于从三大要素出发探讨单个层面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因素，而缺乏对三大要素流动市场间的互动关联逻辑的深入分析。

鉴于上述，本文试图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和丰富该类研究：①研究劳动力、土地、资金三大要素流动的互动关系。事实上，现实世界中的农户所面临的并不是孤立的、单一要素流动及其决策问题，而是多要素的配置及其市场参与决策；忽视多要素流动配置决策的关联性，实际上是对现实的简化。因此，本文将劳动力、土地和资金三大基本生产要素同时纳入农户联合决策行为模型中，将多要素配置行为予以内生化，由此全面考虑三大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综合影响，使得研究结论更为全面和准确。②考虑到要素决策联立性所引致的内生性问题，针对所有被解释变量都是二元变量的情况，选用Mvprobit模型进行验证分析；该模型的优点在于能够从模型结果中直观观察三个被解释变量两两之间是否存在、存在怎样的关联性特征，从而为考察要素市场间的互动关联逻辑提供更为恰当和可靠的计量方法。全文研究的研究思路及其框架表述为图1。

2 数据来源、模型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农村土地与相关要素市场培育与改革研究》課题组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进行的全国性大规模入户调查。调查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首先，确定样本省。采用总人口、人均GDP、耕地面积、耕地面积比重、农业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比重等6个社会经济特征指标，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31个省（市、区）划分为三类地区。在三类地区中，按照全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的划分各抽取3个省，共调查9（3×3）个省，为东部的广东、江苏和辽宁三省，中部的河南、江西和山西三省，与西部的宁夏、四川和贵州三省。其次，确定样本县。按照上述聚类指标，将每个样本省的所有县采用聚类分析法聚为三类，每类中随机抽取2个县展开调查，共调查54（2×3×9）个县。第三，确定样本镇、村和农户。在每个县抽取4个镇，每镇抽取1个村，每村抽取2个自然村，每自然村随机抽5个农户，共调查338镇、528村、2 160户。为了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比较，课题组将广东省和江西省的样本数均增加了360户，总样本合计2 880（2 160+360×2）户。调查共发放问卷2 880份，回收问卷2 779份，有效问卷2 704份，问卷有效率为93.9%。在删除部分重要变量缺失值后，最终本文的样本量为2 082个。

2.2 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2.2.1 模型设置

本文重点关注三类要素流动配置之间的联动决策问题。考虑到要素决策联立性所引致的内生性问题，而且所有被解释变量都是0，1二元变量，因此选择可同时处理多个二元选择模型的Mvprobit模型，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通过观察各个方程解释变量系数，可以分析影响不同要素流动决策的因素；通过三个方程扰动项的两两相关系数可以判断对应两个决策之间的联动关联特征。

2.2.2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共有4个，分别为农户是否有劳动力非农转移、是否转出农地、是否转入农地以及是否进行资金借贷；当农户发生了上述某一要素流动行为时，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解释变量包括三类：①要素价格。农地转入转出行为采用农地租金表示要素价格；对于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由于本调研缺乏直接的非农就业工资报酬，所以选择“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主要从事的工作类型”作为代理变量，原因是：非农就业的主要工作类型一方面代表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另一方面不同工作类型的工资具有类比性，能较好地反映非农就业的工作报酬。关于借贷行为的要素成本，参考杜鑫[19]文章，本文没有引入模型中，原因是：如果以银行借贷利息作为成本，农户面临的银行利息率大体相同，在计量中可以不考虑；如果采用民间借贷利息，这一变量是缺失的，而且这种借贷绝大多数属于亲友之间的无息借款。②农业政策，包括种粮补贴和农地确权两个变量。③农地特征与农户特征，包括农地肥沃程度、承包农地面积、家庭总人口、家庭负担比、妇女劳动力占比、初中劳动力占比，农业收入占比，家庭总收入。具体各个变量赋值及基本情况见表1。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2是农户劳动力非农转移、农地转出、农地转入、资金借贷的联合决策Mvprobit模型估计结果。从计量模型结果看，影响劳动力非农转移、农地转出、农地转入、资金借贷等要素流动配置行为的显著性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考虑到本文重点在于分析三大要素之间的联动作用，故对单要素流动市场的影响因素不再赘述，仅重点就三大要素流动的互动关系做详细的分析。从表2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

（1）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土地转出行为之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从表2可知，劳动力非农转移模型1与农地转出模型2的扰动项之间相关系数（Atrho12）为0.174，且在p<0.0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农户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地转出决策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即劳动力非农转移促进农户农地转出，同时，农地转出亦可能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这一结论与目前的主流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在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以及经济开放的背景下，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和报酬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农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的地位不断下降，人地矛盾逐步松动，这为劳动力流动、农地流转提供了契机，由此诱发了劳动力与农地要素的重新配置与组合，进而初步形成农业经营主体的“退出”与“进入”机制。应该说，这两类要素的流动及其优化配置一直以来

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以及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国家政策激励的基本导向。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国目前已形成了“人动、地动”的互动发展机制，但“人动”背后的“地动”目前主要局限于彼此了解和信任、范围狭隘的熟人圈子中[22]，还未形成主体多元化、普惠大多数潜在市场参与者的竞争性市场。这使得农地流转更多地表现为“小农复制”[23]，农地的集中与规模经营未成为根本趋势。从调研数据看，已发生流转的农户中，转出对象为亲友邻居的，占总流转面积的 74.77%，而流转给生产大户和农业企业的比例仅为8.49%。因此，从长期看，如何借助于“人动、地动”的互动机制，进一步促进农地交易从传统的身份交易转向市场型的契约交易，构建一个开放并不断拓展的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显得尤为重要。

（2）劳动力非农转移与资金借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抑制关系。从表2可知，劳动力非农转移模型1与资金借贷模型4的扰动项之间相关系数（Atrho14）为-0.084 7，且在p<0.0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农户劳动力非农转移与资金借贷行为之间是负向的抑制关系，并非互相促进的关系。之所以说出现这种现象，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对于非农转移农户而言，土地所承担的收入、就业功能在不断弱化，与此同时，非农就业转移带来了总收入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资金的流动性约束，从而抑制其借贷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这种结果的出现，也是与目前我国农民的非农就业转移主要表现为“低水平”的非农就业转移类型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农民非农就业转移更多地表现为外出“谋生”成分，是简单的就业型转移，而“发财”动机的创业型转移很少[24]。调研数据显示，在非农就业转移农户中，有贷款且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农户所占比例不足一成。这进一步印证我们的观点，表明即就业型转移与资金借贷之间出现负向抑制关系，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创业型转移所衍生的金融借贷的不足。因此，从“人动、钱动”的角度看，应该关注如何解构“人动、钱动”的负向抑制关系，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有机整合及其互动均衡。

（3）农地转入与资金借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关系。从表2可以看出，农地转入模型3与资金借贷模型4的扰动项之间相关系数为（Atrho34）0.192，且在p<0.0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与资金借贷行为之间是正向的互动促进关系，农地流转市场与资金借贷市场发展之间存在联动性。一般而言，随着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会出现农地与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创造出新的要素需求以及新的要素需求结构。一个典型的情形是，随着农地规模的扩张，需要相应增加土地租金以及配套的化肥、农药等流动性生产性成本支出。进一步地，土地转入形成一定规模之后，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农业雇工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但农业劳动质量的考核成本高[25]，而且农业劳动用工成本不断上涨[26]，这会诱致农户以机械作业替代劳动雇佣，来降低成本。无论是农户初期的流动性生产成本支出增加，或是后期机械等固定资产成本支出的增加量，一旦超过农户自有资本存量时，农户就需要对外寻求资金的支持，从而产生资金借贷行为。调研数据显示，样本农户中，农地转入农户因农业生产性投资需求而产生的贷款的比例达到24%，显著高于转出农户。另一方面，具有资金借贷行为的农户，也越可能转入农地扩张经营规模。这一结论与曹力群等[27]、胡必亮[28]、顾宁等[29]的结论一致，即具备规模经营特征的农户往往同时还具备负债的倾向。因此，从“地动、钱动”的互动机制看，一旦农户走向规模化经营，农业信贷市场发育的重要性会进一步提升，因此如何实现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匹配均衡，由此进一步促进两大市场发展是关键。但目前我国农村信贷市场发育相对滞后，这种两类要素市场的互动促进作用发挥，仍受农村金融体制不完善、市场发育有限等方面的制约相对较大。

（4）总体而言，三大要素市场发育之间具有关联性特征。从表2可以看出，农户的三大要素流动决策模型扰动项的6个两两相关系數中，有4个是显著相关的，其中，3个相关系数的显著性程度达到p<0.01，1个相关系数的显著性程度为p<0.05，这表明：四个策模型中除了劳动力非农转移模型1与农地转入模型3、资金借贷模型4与农地转出模型2外，其他决策模型的各残差项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的零假设不能被拒绝。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农户三大要素的流动配置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依此微观农户要素配置行为的特征，可以推断，我国农业要素市场发育不是孤立割裂的，具有关联性、协同性与整体性特征，是一个互联发展的市场。

此外，农户农地转出模型2与转入模型3的扰动项系数（Atrho23）为-0.140，显著性程度达到p<0.01，这表明转出农地的农户较少转入农地，对应地，转入农地的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较低，体现了农户在农地流转决策上的理性特征。农户劳动力非农转移模型1与农地转入模型3、农户农地转出模型2与农业生产性资金借贷模型4的扰动项之间相关系数（Atrho13、Atrho24）都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

4 结论与讨论

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促进经济发展。对于转型中国而言，如何促进农业要素市场发育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以往研究多局限于单个或两个要素市场层面的分析，缺乏对“人动、地动、钱动”三大要素的互动逻辑的深入研究。本文将劳动力、土地和资金三大基本生产要素同时纳入农户联合决策行为模型中，将农户多要素配置行为予以内生化，进而采用多变量probit模型（Mvprobit）模型，实证考察农户的多要素联合投入决策机制，由此揭示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微观动力机制及其互动关联逻辑。研究表明：三大要素市场发育之间具有关联性特征，其中，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土地转出行为之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非农就业转移与资金借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抑制关系，农地转入与资金借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关系。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引申出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应协同推进“人动、地动、钱动”三类市场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实现多重政策目标的有效整合。一是借助于“人动、地动”的互动机制，构建一个开放并不断拓展的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在农政措施上，一方面应配合强有力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消解农地上保障功能与市场机能之间的矛盾，促使农地成为扩大农村经济产出的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既促进农民的非农就业转移，又逐步实现土地交易的商品化，为开放的地动市场提供支撑条件；另一方面，应当加大对适度规模区间内农场发展的政策支持，减少撒芝麻式的普惠性政策支持，更有效地促进规模经营。二是从“人动、钱动”的角度看，需要解构两者之间的负向抑制关系，关注如何引导农民从简单的非农就业型转移转向“发财”动机的创业型转移，构建起农民创业型转移与创业型金融资本借贷的正向促进机制。农民创业型转移依赖于农民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以及投资能力，前者需要加大对农民企业家才能的培训力度，后者的重点在于国家对土地的赋权从福利性转向财产性，推进土地资本化，使得离地农民具备财产性资本和金融资本，由此形成“人动、钱动”的互动发展格局。三是利用“地动、钱动”的互动机制，进一步撬动两大市场的发展。鉴于当前农村金融市场滞后，需要政府积极完善农村金融信贷体系结构，推进以农业信贷为主的多元化农村金融支持体系建设，为农户提供可靠的信贷资源以及相应的便利服务，进一步促进农村金融信贷市场与农地市场发展的匹配均衡发展。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三个市场相互关联相互牵制，对于三个市场中任何一个市场的政策都应该考虑到对其他市场可能存在的牵制作用，这就要求政策要更全面地兼顾“人、地、钱”三大要素的匹配协调。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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