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2030：一个更为平衡、共同发展的世界 |
| 范文 | 任晓 【摘要】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刻的转型当中，促进21世纪国际体系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发展和力量的增长。但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简单的GDP数据不足以反映一国的综合国力，除此之外，人均GDP指标、科学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国民素质、军事力量、国家创新能力、文化吸引力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要素共同构成了一国的综合国力。中国并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但是，随着实力的增强，世界会要求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未来中国应追求一种共享型的领导，强调领导权的共担、责任的共担、成果的共享。2030年，中国应已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中美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一些领域将逐渐发挥领导作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世界力量配置变得更为平衡，中国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是可以期待的。 【关键词】国际体系转型 中国力量 国力 共享型领导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对于2030年的世界，国际上已有不止一家机构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这也应成为中国学界的一项课题。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复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从现在起到2030年的10多年间，中国经济有望保持一定增长势头，社会建设将次第展开，全面小康社会有望建成，中国综合国力将更上层楼。届时，中国的GDP有可能超过美国，然而应该注意的是，GDP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美国的综合国力届时很可能仍然位居世界首位。中国应行稳致远，无须也不应刻意追求什么领导地位。一国地位的形成，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本文尝试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得出一个冷静而持平的看法。 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刻的转型当中。以往的历史告诉人们，国际体系的转变特别是大的转变，常常是由战争造成或带来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后主权国家体系的产生是欧洲30年战争的产物，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是拿破仑战争的产物，20世纪则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都带来国际体系巨大而剧烈的变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保持了“长和平”（long peace），尽管发生过不少局部战争和冲突，但没有出现世界范围主要大国都参与其间的战争。冷战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这期间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两大对立集团之间，而是发生在它们之外的地区。冷战的终结也不是由于战争，而是通过东欧剧变、两德统一乃至苏联解体最终和平完成。 如果说，冷战终结后曾经出现过一个美国踌躇满志、独步世界的“单极时刻”的话，那么这个单极时刻是短暂的，比很多分析人士预估的要短，而且，单极时刻已经成为过去。单极时刻之所以短暂，基本原因有二：一是美国所犯的战略错误（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消耗了自身巨大的资源和国力，因而缩短了这一单极时刻；二是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使这一单极时刻难以长时间维系。但相比于战争条件下的转变，和平条件下的力量转移和体系转变毕竟更为缓慢。 促进21世纪国际体系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发展和力量的增长。自1970年代未以来，中国持续近40年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罕见的，其发展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状态，国力增长迈上一个个新台阶。中国的发展作为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人能够否认，其基本经验是： 第一，执政中坚力量始终保持连续性。当执政中坚力量持续不变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得以保证，从而避免了每隔数年就发生一次政党轮替或政府更迭而可能带来的短期行为，这就确保了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发展战略能够一以贯之地长期推行。 第二，国家战略得当。中国对内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确定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GDP到20世纪末翻一番，到2020年左右再翻一番，到21世纪中叶发展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等发达国家。作为其“升级版”，中国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即2020年左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即2050年左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第三，营造了总体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外部条件。经过近40年持续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国力连上几个台阶，经济总量先后超越西方发达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至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有必要对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做一个恰如其分的清醒估计。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 衡量一国国力常常是复杂而困难的，经济总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 对经济总量的衡量，最为常见的办法是采用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这通常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按照汇率计算。一般是按照一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折算成美元，从而反映一国经济总量。另一种是按照购买力平價（PPP）计算。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一般会得出较高的数字，因为商品和服务价格在这些国家往往较低。比如简单地将中国人的工资折算成美元与美国人的工资相比较，就会低估中国人工资的购买力，相应地也会低估整个中国的购买力。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会明显高于按市场汇率价格计算的结果。 这就是说，即使对经济总量这一个指标，人们也众说纷纭，难以达成一致。即便能够达成一致，GDP仍然只是单一的指标，它的意义有多大始终是一个问题。 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这一年中国GDP将达到17.63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16.48%。美国GDP则为17.41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16.28%，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报告一经发布，马上引来各种反应。质疑者认为，忽略了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情况，就无法准确反映不同国家对世界资源的掌控能力以及它们对全球事务的不同影响力。还应注意到的是，中国的GDP数据是有水份的，一些地方虚报统计数字，造成加总后的数据失真。 美国物理学家马克-布坎南认为，GDP并非衡量一国财富的理想指标。GDP反映的是一年之内一国产出的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财富在GDP中并没有得到体现，财富是指一国能够用来创造未来收入和福利的价值储备总量。财富包括有形的建筑、机械、矿产、燃料、洁净水、良好的生态系统、技能、教育和完善的政府制度。也就是说，存在着多种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国的国力，简单的GDP数据不足以反映一国的国力。此外，除了人均GDP这项指标，科学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国民素质、军事力量、国家创新能力、文化吸引力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要素共同构成一国的综合国力。 有数字表明，早在1872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就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如果对此还有不同估计的话，那么，最晚到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上升到了最大经济体地位，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此时美国并非国力最强的国家，大英帝国仍高居世界巅峰地位，英镑是世界头号货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宣布参战。这一参战行动决定性地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使战争以协约国一方的胜利告终。然而，一战后的美国依然奉行孤立主义，参议院否决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议案，战后的美国回缩了。于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的中心仍然在欧洲。这之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终于崛起，成为国力遥遥领先、无可置疑的世界头号大国，在经济总量、军事实力、科技水平、制度力量、文化吸引力诸方面都独占鳌头，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性大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两次世界大战把美国推上了世界巅峰地位。战后初期，美国一国的经济占到世界经济总规模的一半左右，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头号货币。在塞缪尔-亨廷顿看来，这一情形并非正常现象，有其当时的特殊性，“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占高达百分之五十的份额，这种情况显然是战争的临时产物。”“如果‘霸权意味着占世界经济活动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英国即使在其鼎盛年代，也与此百分比相距甚远），那么美国的霸权早就不复存在。如果霸权意味着占世界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即产值两倍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则美国的霸权看来颇为牢靠。” 数十年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保持在20%左右，继续位居世界首位。而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综合实力看，中国都已位居第二。然而，这“老二”是不好当的。在外部，老二地位当然会引起重视，但来自老大的重视却不一定总是好事，它可能转化为巨大压力，使“者二”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 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各为一方之主，并展开军备竞赛，包括开足马力发展核军备。美国很自然地将苏联视为头号对手，处心积虑地要把苏联打下去。到戈尔巴乔夫执掌政权时期，改革方向发生偏差，美国终于有了机会，施展手段推波助澜，最后修得“正果”，苏联瓦解了，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还在1968年，日本即已超越德国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至1980年代，日本经济力量更加如日中天，“大手笔”地收购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好莱坞哥伦比亚制片公司，等等，引起美国不少人的惊惧。通过“广场协议”，为后来日元大幅升值埋下祸根。后来，担任过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审议官的行天丰雄合著《时运变迁》，在书中，沃尔克写道，“按最近的生产率和增长率的趋势，在未来20或30年后，日本经济的实际规模将大于美国”。@但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未来也不可能。由此可见当时美国朝野人士对于自己被超越的担忧达到了何种程度。 这就是美国以往对老二的所作所为，对此，人们心知肚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老大和老二之間只能或只会是对立和对抗。今日的中美关系大不同于昔日的苏美关系，当年美苏两强各为一个集团之首，各率一个阵营，各有自己的经济联系和市场，美苏两强之间经贸关系的交集极少。今天的中美则不同，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每年的双边贸易额已达5000多亿美元，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在各领域的交往都极其频繁密集。如果发生贸易战或军事冲突，一定是两败俱伤。若相互合作，则有可能收获双赢，因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习近平语）。问题是，作为者大的美国念念不忘自己的独大地位，始终无法摆脱“超级大国情结”，基于这一“情结”，美国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的老大地位，不会轻易允许他国与自己平起平坐。 唯其不争，故莫能与之争 “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持平而论，中国并无意愿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中国的崛起是在现存国际秩序下的崛起，中国是这一秩序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既然如此，中国没有理由推翻这一自己从中获益的国际秩序。同时，中国的确认为现存国际秩序中存在着不少不合理不公正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及合理诉求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和表达，需要进行改革，故希望推动国际秩序向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至于中美关系，中国认为这是一对事关全局的双边关系。在佛罗里达“习特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向美方表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话首先是对特朗普说的，同时也是对自己说的。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是客观现实的要求，也是由中国和平发展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 中国在现有秩序内的进一步上升是可以预期的。对美国而言，需要适应这一发展变化，这种适应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不会是平顺的，然而却是可控的。事实是，在全球事务的一些领域中，中国正在逐渐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如全球发展领域、气候变化领域、G20进程，等等，这种作用会逐步扩大。在很多时候，中美两国会共同发挥领导作用。数年前，美国一些人士看到了中国力量增长和影响力扩大的现实，因而提出了中美建立起“两国集团”（G2）的设想，以共同管理或解决世界上的有关问题。但中国并未接受中美“两国集团”建议，主要原因是出于审慎。首先，若接受G2说，有可能在世界上造成中美两国联手“共治”全球的印象，表面上看好像是把中国的地位抬高了，实际上却有违中国历来倡导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国际事务应民主协商等主张，不利于中国的世界形象。其次，接受G2说，突出中美两国关系，不利于中国处理与其他重要力量如俄罗斯、印度、欧盟、日本的关系，给它们造成不良的心理感觉，同时也可能引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疑虑。第三，正如一些常见的想法那样，还有人怀疑来自美国的这一设想是有意设圈套让中国往里钻？与此类似，有人提醒中国注意不要被“捧杀”。所有这些，都使中国不愿接受G2这顶“桂冠”，今天看来这是正确的。 然而，世界上的很多事务确实需要中美两大国合作共事。如果中美能合作，一些问题便好解决；如果中美不能合作，问题便不好解决。这些年来，中美之间围绕众多的第三方问题展开了各种对话和磋商，如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中美非洲事务磋商、中美拉美事务磋商，中美还共同加入了有关伊朗核问题的“6+1”机制，就朝核问题加强协调，等等。这充分表明中美的沟通与合作已在十分广泛的领域中进行。 中国不必刻意追求领导地位 这里还涉及世界事务中的“领导”问题。领导作用或领导地位在英文中是“leadership”，在汉语中，“领导作用”的语气比英语中似乎要强一些。领导作为一种行为和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事务的各个领域中。而国际领导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 学者约翰·艾肯伯里认为，“领导是运用权力来统筹指挥集体的行动进而迈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其中包含着领导者设定一套共同目标或原则的能力，以便一组国家能够以一致或协调的方式来界定并追求它们的利益。他还把领导分为结构性领导、制度性领导、情境型领导三种类型。学者陈志敏等把国际领导界定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或多个行为体通过关键性影响力的运用，引领和推动国际体系的成员实现特定目标的行为和过程”。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追求单边支配性的、自利的、强制性的和包办性的国际领导，而应坚持走集体协作的、共进的、吸引性的和赋权性的协进型国际领导路线。 这些都可谓精当之论，说明在美国学者较早研究了国际领导问题后，中国学界也已注意到并已开展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全球领导者（global leader）。一般性地这样讲，是并不错的。但仔细推敲，笔者以为很难断然地说是或不是，“有”领导或“无”领导。任何国家成为一个国际领导者，都是一个过程，且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前已述及，从美国成为领导者的过程看，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次世界大战把它推上世界巅峰的。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经历波折。如果战略失当，甚至出现进程的中断，也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台湾问题的存在，对于中国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隐忧。这一问题如果失控，其后果难以想象，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高度的智慧。决定一个进程能否顺畅，根本上还在于国内改革和建设能否持续而稳健地展开。国家建设成功了，才会具有吸引力，并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是国际领导的一个必要条件。 国际领导未必只由某一个国家承担，它可以是共同承担或分担的。共同的承担也未必是固定的组合，而可能有不同的组合。国际领导也未必是全方位的，而可能是部分的、分领域的。从过程看，它当然更是渐进的。 自然，规模较大、国力较强的国家更有可能和能力承担起领导责任。问题在于，这些较大的国家不总是一条心，它们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一致，在另一个问题上不一致。于是必然要经过各种互动、沟通、折冲、谈判乃至较量，从而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当民粹主义甚嚣尘上、英国公投选择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中国领导人在2017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出响亮的声音，针对逆全球化现象，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客观趋势，对于世人来说，不是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而是顺应和趋利避害的问题，应发挥好其正面效应，使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的人群能够普通获益于全球化。这一演讲，在世界面临向何处去的当口，表达了人们的普遍心声，是一种思想的引领。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有份量的国家，中国有责任、有必要发出这样的声音，发挥这样的引领作用。这样做，昭示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从各方面的反响看，基本是积极和肯定性的。 对中国来说，并没有必要刻意追求作领导。作领导是要为众人（国）提供公共物品的，才能得到各方的认同和支持，而且做事要公正，否则缺乏公信力。再者，若本来就不具有领导的能力或条件，争也没有用。反之，若真有这种条件，不用自己去争，他国会自然要求你发挥作用。这本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当实力和影响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领导可能就呼之欲出了。这时若不想发挥作用，有可能被认为不负责任了。这也许是最自然的发挥领导作用或成为领导者的时候，但仍然不是为了作领导而领导。正如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经常见到的那样，一个人出于对权力、地位的向往或为了某种抱负而一心作领导，等到作了若干年领导后又感觉不胜其烦，于是成为一种“围城”现象，外边的人想进去，里边的人想出来。个人如此，国家亦然。真的做了领导者，也许会感到“高处不胜寒”。 中国曾经有过想作领导的时候，但那已被历史证明是一种虚幻。重新睁眼看世界后，中国认识到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是当务之急，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于是又从云端回落到地面，重新脚踏实地地发展经济。邓小平告诫发展才是硬道理，“到那时才有资格”谈论一些事情。1989年，世界局势大变，一时似乎黑云压城，邓小平又告诫要韬光养晦，不扛旗，不当头，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当中国在大变局中稳住了阵脚后，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中国改革开放出现了新的局面，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势头。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国家统一事业取得重要进展。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七国集团中的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10年又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时的中国一定程度上已具有邓小平所说的“资格”了。但即便如此，未来中国也应追求一种共享型的领导，强调领导权的共担、责任的共担、成果的共享。 共同发展，世界共赢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共十八大召开，新的中国领导层登上了历史舞台。2013年，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被合称为“一带一路”。这是一个与其他各国谋求共同发展的重大倡议，其中蕴含着各种可能和机遇。 鉴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很多国家的共同瓶頸，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和资金的可能供给之间存在很大的鸿沟，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过去，多边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无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成立和运作的。现在，由一个非西方的新兴国家发起成立多边国际机构，西方国家则先后加入其中，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它正体现了中国在发挥领导作用。由五个金砖国家建立的新开发银行，是几个非西方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共同发起成立的，也是开风气之先之举。尽管规模不大，但在发展中国家间仍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了丝路基金并于2014年底正式启动运作。设立丝路基金是中国利用自身资金实力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丝路基金坚持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运作原则，积极创新投融资方式，发挥以中长期股权投资为主的特点，撬动各类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截至2017年5月，丝路基金已签约15个项目，承诺投资金额累计达到60亿美元，并单独出资20亿美元设立中哈产能合作基金，投资覆盖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等领域。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还发起召开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首次高峰论坛于2017年5月成功举行，来自世界的一百多个国家派代表与会，有29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堪称盛况。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演讲中宣布，中国将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将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所有这些，或多或少都是中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思想的反映，其中蕴含着既深刻又浅显的道理，即只有共同发展，才是解决世界上各种问题的根本之道。这也反衬了西方思想的某种不足，比如，主要依靠军事手段反恐误入歧途，引发了更进一步的问题；疾风暴雨式地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往往造成权力真空，社会失序，导致大批难民涌向国外，酿成难民危机。若干年来，我们已多次看到这类沉重的戏剧不断地在世界不同国家上演，凸显了西方思想中的缺陷和西方式思维的捉襟見肘。就此而言，中国的共同发展理念必将发挥纠偏的作用。通过各国的共同发展，很大程度上将使相当多的问题、难题得到缓解或解决。这正是中国思想和发展经验所能贡献于世界的。 2030年，中国应已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GDP有可能已超过美国，但GDP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美国的平均发达水平、综合国力仍可能在中国之上，但中美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一些领域逐渐发挥领导作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世界在力量配置方面变得更为平衡，中国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是可以期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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