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清末民初土家族新式教育初探 |
| 范文 | 王明露 摘要清末民初，新式教育在广大土家族地区蓬勃兴起，它不但满足了土家人民追求新知的愿望和要求，提高了土家人民的文化素质，同时也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土家族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本文通过对土家族新式教育兴起原因的考察，试就其发展进程、发展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等主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清末民初土家族新式教育 中图分类号：C913.14 文献标识码：A 清末民初，中国教育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亡国灭种的危急情况下，有识之士纷纷探索教育救国的道路，废除科举、兴办新学成为人们的共识和时代的潮流。在这场变革的影响和带动下，位于武陵地区的土家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兴办新式教育的运动，这对于革新土家族的教育观念，促进土家族教育脱离封建教育的桎梏，提高土家人民的文化素质，进一步推动土家地区社会变革向更深远的方向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历史性影响和作用。 一、新学兴起的原因 （一）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 自从科举制度产生以后，学校受科举制度的影响日益加深，逐渐成为科举的备考和训练机构，这种情况在清朝尤甚。科举考什么、学校学什么；科举怎么考，学校也就怎么考。学校的教育目的、内容、方法等，都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而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难以适应时势的需要，考试内容的陈腐、选拔程序的僵化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潮流。以科举及第、入世做官为培养目标的学校，催生出的尽是引经据典的行家和维护封建腐朽统治而无益于经世治国的驯服、愚忠的官员。面对列强的入侵，有识之士难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救国救民的出路，于是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奏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梁启超亦联合在京应试的举子上书请变通科举，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辱。 （二）教会学校传播了新式教育的文明。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英国霸占香港，次年便将英华书院迁往香港，成为第一所主要面向华人的新式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新签或修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夺取了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学校等特权，教会学校也随之由原来的五个通商口岸发展到内地。“由于受不平等条约之拘束，加上庚子之乱，国人胆寒，……一任教会教育之自然发展，丝毫不加阻止。”教会学校数量的迅速增加，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在教育上的反映，是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具体表现，但是教会学校毕竟是来自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学校体制、课程规划、教学方法、考试管理等各方面，都具有近代教育的特征。因此，教会学校客观上传播了新式教育的文明，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的促进因素。通过教会学校这个渠道，中国人逐渐开阔了教育视野，如开放女子教育，设立学前教育机构，都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同时，教会学校也成为中国人学习新式教育的样本。 （三）土家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先进分子的积极倡办。 土家族新式教育的兴起，离不开广大土家族群众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土家族中先进分子的积极倡办，并身体力行的投入到土家族教育事业中的实践活动，这对于促进土家族新式教育的萌芽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晚清维新变法不过百日，但是“人人谈时务，家家言西学”成为不可遏止的士林风尚，并激起一股解放思想、睁眼看世界的潮流。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许多有识之士将希望寄托于教育改革，以培养新式人才，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辱、振兴民族的目的。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兴办新式教育的运动中，土家族先进分子深受“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土家族教育事业，这得到了广大土家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一时间，各种类型的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遍设于土家族地区，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兴办新学之势。 总之，清末民初兴起和发展的土家族新式教育，是受社会革新和变法图强思潮影响的一个必然产物，同时，土家族新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又是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以普及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目的改良土家教育的一个必然结果和探索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 二、新学萌芽与成长阶段 在清末维新变法和兴办新学运动的影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辛勤努力和广大土家族群众的鼎力支持下，土家族新式教育蓬勃兴起。从土家族新式教育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以民国成立为界将土家族新式教育划分为清末萌芽和民初成长完善两个阶段。 （一）清末萌芽阶段。 清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尤其是在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的统治更是风雨飘摇，时刻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为稳定统治，清政府以“新政”的名义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废除科举，兴建学校等一系列法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厘定的《钦定学堂章程》。由于经验的缺乏，这一章程基本是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学制而拟定的学制方案，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这个方案从制度上促使了新式学校的萌芽。这个方案未及实施，第二年又颁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制定了“癸卯学制”，规定小学分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与高等小学堂可以单独设立，也可以合并在一起，称为两等小学堂，招收有较好文学基础的青壮年进校学习。 在清政府“新政”的推动下，土家族地区各县纷纷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施南府来凤县和当时属宜昌府的鹤峰州设立小学堂，这是全省最早设立小学堂的州县（比省城最早设立的小学要早一年时间）。秀山县将凤鸣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同时办起了初等小学堂和实业学堂。江口县节双江书院改为官立高初两等小学堂，还在桃映场、凯德场、德旺场等地建初等小学堂11所。湘西永顺、龙山、保靖、桑植4县，到清末共有高等小学堂5所，初级小学14所。永顺将灵溪书院改为官立中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又改为永顺五属（指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古丈5县）联合中学。建始将五阳书院改名为官立高等小学堂，有堂长1人，教员4人（其中拔贡1人，秀才3人），职员1人，学生74人。初等小学堂亦开始建立。宣统二年（1910年），建始共有初等小学堂19所，教师19人，学生351人。同年，沿河县分治委员王晋英在城西万寿宫、城东鹤鸣书院旧址各设立官立高等小学堂。 除了官办学校外，一些私立学校也出现在土家族地区。1906年，永顺县设立私立竟文国民学校，莲蓬、黑龙坞等私立学校也相继设立。宣统元年（1909年），贵州沿河县举人符绍卿以符氏宗祠产业作为办学经费，在符家寨创办初等小学堂。宣统三年（1911年），武举人张贯之在谯家铺创建二等小学堂，之后又创建私立白石溪小学。1915年，古丈县设立的私立学校达50所。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虽离全面开放女子学校教育相差甚远，但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土家族教育中专门为女子设立的学校开始出现。当年，巴东县建立了高低两等女小学堂。1911年，永顺县设立女子学校。在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的江口县土家族地区，创立了官立女子初等小学堂，民国十年（1921年）改为江口县立第一女子两等小学校。土家族地区女子学校的设立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使土家青年妇女开始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促使了女性的解放，而且这也是对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伦理观念的一个极大冲击。 同时，在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后，士人为寻求新的出路，纷纷涌向日本，形成留日高峰，他们中的一部分学成归来后，全力投入到土家族的教育事业中。施南府6县留学西欧和日本的有50多人，1903—1907年间，长阳先后再派遣赴日本留学者共14人，分别学习法律、商业、铁路建筑和师范等。湖南石门县的刘孔阶（1857—1927），年近五旬时，仍出国留学于日本东京师范、泓文大学，以探求救国救民真理。他回国后专事教育，倡导教育救国，倾心办学育人，在石门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任堂长。其门生遍及石门、慈利、桑植、鹤峰，一代新学滋润湘、鄂两省，世人尊称其为“当代孔圣”。 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通过教育形式开展革命活动。如徐锡麟、秋瑾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学堂、福建侯官两等小学堂，安徽芜湖公学、贵州光懿小学等。虽然开办这些学校的目的在于培育革命力量，但是客观上壮大了新式教育的力量。 清末学制的制定是从维护王朝的统治地位出发，是封建王朝在垂死时的自救性改革，不可能不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但它确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成果，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承前启后之作，在客观上促使了武陵山区土家新学的萌芽，为土家族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土家族地区的新式教育虽有发展，但数量毕竟有限，根本不能满足土家人民的需求，如湖北恩施地区，1905年建有湖北省立恩施初中1所，内设简易师范、乡村师范各1个班，每年仅招收60多名男生。学校除数量少之外，其分布也仅限于县城和较大场镇，在广大偏僻的乡村教育仍然十分落后，几乎没有学堂供青少年读书，所以上学者基本限于富家子弟，广大劳苦大众子女是基本没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由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条件所限，这一时期，学校的设备极其简陋，师资也相当匮乏，尤其是懂得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师资更是少有，教育质量自然也难以保证。 （二）民初成长完善阶段。 民国元年（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癸卯学制”略加改动，并进一步系统化，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它是民国的第一个学制，比较全面的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是民国初期的中心学制。和全国一样，土家族地区的学制也在原有学制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令各省、府、州、县改书院为学堂，土家族地区均作相应改动，并设经理所专管学堂经费，宣统元年改经理所为劝学所，设劝学总董。民国元年（1912年）再改劝学所为教育公所，劝学总董改称劝学所长，民国二年（1913年）仍改为劝学所。清末学堂兴起后，官立高等小学堂堂长由县署委任，地方学堂由地方绅士公推校董，以校董为首组成校董会进行管理。民国改元后，取消了明代以来县署所设的教谕和训导，劝学所具体负责学校人事、经费的管理。宣统二年（1910年），土家族各县均有省委派来的视学，巡视县内学务，民国初年，视学改为督学。 土家族地区的小学始于清末，进入民国又有所发展。民国二年（1913年），沿河县在鹤鸣书院旧址设县第二小学，在县城东西两岸和晓景、淇滩场分别设置4所初等小学。民国三年（1914年）置县后，增设官舟场、谯家、水田坝、符家寨4所初等小学，以后教育事业有新的发展，陆续办起了16所初等小学。民国五年（1916年）推行4年义务教育，各地学校又有增加，以印江县为例，辛亥革命前一年，有小学7所，9个班，在校学生239人，校长6人，教师14人，学校数量不多，规模也不大。至民国十年（1921年），全县有两等小学4所，高小1所，初小7所，全县小学发展到12所，在校学生605人，32个班，校长11人，教师45人。这一时期的私立小学也有所发展，建始凉水埠吴氏族长吴光成在吴家祠堂兴办宗祠小学。民国10年（1921年）夏，清末拔贡刘宇澄（鼎三）在天生乡大茨河创办石峰小学。 民国初期，土家族地区中学教育继续发展。民国五年（1916年），利川县在利川公教高等学堂附设初中班。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酉阳设立的酉属中学校改校名为酉秀黔彭联立中学校，经费由酉阳、秀山、黔江和彭水4县筹措，面向4县招收学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酉阳龙潭镇设立四川省第五中学校，始办初中，后又兼办师范。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学校更名为四川省立龙潭中学。民国二十年（1931年）沿河、思南、印江、石阡等8个县在思南创办联立中学，招收县内部分高小毕业生就读。 在这一时期，女子教育也开始起步，但仍十分艰难。虽然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就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实行男女分校就读，但是全国各地兴办女校甚少。至民国五年（1916年），酉阳县创办了女子小学1所，有学生20多人，两年后因老师辞职而停办。民国十年（1921年）又在劝学所内创立女子两等小学校，聘北京大学毕业生为教师，有学生二三十人，合班上课，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因军阀混战，校长、教师避乱而去，学校停办。民国十五年（1926年），教育局创办女子初级小学。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县的笫一小学内设立女子小学高级班。以后实行男女同校，不再有单独的女子小学。在土家族女子教育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女教育家。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段彩媚在担任江口县立第一女子两等小学校校长期间，募捐集资增修女校校舍，并立碑纪念……并“兹望于后起之秀者，在乎精研学问，激发志气，勿拘井臼之事，而共跻于男女平等之域。是年，又在太平创办1所私立女子小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闵孝镇创办江口县第二女子两等小学校。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凯德创办女子初级小学，至此，江口县共有女子小学4所，学生310人。 民国初年，土家族地区新式教育总体上有较快的发展，但是1916年以后，由于南北军阀和地方军阀的长期混战，以及土匪骚乱，导致土家族地区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不安，学校发展缓慢，有的甚至被迫停办。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因恩施地区和平易帜，学堂无惊，各学堂改名学校。教育本可乘势发展，可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窃国，州境内成为北洋、川、鄂、湘、黔各省军阀竞相争夺之地，战事迭起，兵匪横行；地方豪强或因争夺田产，或因争夺地方政权，各自以重金贿赂军阀，助其械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才有所改变。又据贵州省沿河县民国九年（1920年）的统计，全县15所小学，除淇滩小学外，其余14所均因兵匪骚乱而被迫停办。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全县学校才相继得到恢复。同时，教育经费“或被提用，或被侵吞，几乎不能维持现状”，也制约了新式教育的发展。 三、新学的特点及评价 （一）积极吸收外来文化。 清末民初是社会动荡，经济急剧变化时期，土家族在注重传统文化保护的同时，也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废除科举，设立新式学校以后，土家族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不仅有一些土家青年到北京、武汉、长沙、成都、贵阳等地高等学校求学，还有人远涉重洋，出国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这些知识分子在兴办教育，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恩施、建始等地都曾派遣人员去国外留学，学习法律、商业、铁路建筑和师范等专业。其中不少人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如长阳的邓宗模、古文光从日本回来后，创办了长阳官立高等小学堂、女子两等小学堂和公立初等小学堂等，为土家族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本学者渡边泰游历至湖北时，长阳县将其请来开办简易师范讲习所，讲述日本明治维新教育，为新学培训师资。简易师范讲习所首期培训乡村教师三十余名，在当地产生较大影响。 （二）新式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 由于土家族地区位于湘、鄂、渝、黔四省交界处，这里山大人稀，交通极为不便，各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所不同，所以清末民初土家族地区创办的新式学校虽然为数众多，但是从发展程度上看，土家族新式教育的发展水平并不均衡。贵州沿河县到民国七年（1918年）有高等小学1所，初等小学12所，在校学生达1036人，高小毕业生20人，初小毕业生13人，教职员37人。次年又增加3所，初等小学也仅15所。而在湖北利川县在辛亥革命前夕有高等小学堂1所，初等小学堂48所，女子学堂1所。另有简易识字学塾11处，全县共有学堂62所（处），教职员82人，在校学生1511人。到民国五年（1916年），全县已有国民学校72所，高等小学1所，乙种实业学校1所，共有学校75所，在校学生2376人，教职员177人。花梨岭天主教堂开办的“利川公教高等学堂”还附设1个初中班。土家族地区新式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由此略见一斑。 （三）新式教育发展坎坷，但逐渐完善。 由于新式教育是时人从未遇到的新事物，究竟如何创办、管理，经历了一个从基本上放任自流、松散管理到严格要求、强化管理的过程。这个变化大致以民国成立为界。1912年以后，随着新式教育的兴盛，民国政府为使其健康、规范发展，先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规章程，内容涉及新式教育的各个方面，既有入学资格、考试、学科、录用方面的规定，又有约束、鼓励、奖惩方面的规定，还有教育管理机构的规定。这样，就使土家族新式教育的创办与管理基本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促使土家族新式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相对于传统封建教育来说，新式教育在萌芽的时期还很弱小，而且在传统封建教育的打压之下以及社会动荡时期，新式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较多的挫折。但是，新式教育以其巨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在封建教育内部生根发芽，规模逐渐变大、制度也逐步完善，地位最终得到巩固。 清末兴起民初成长的新式教育，是受社会革新和变法图强思潮影响的一个必然产物，在实际的办学过程中也出现较多的问题，但是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的一面。因此，土家族地区的新式教育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迅猛发展。同时，它作为土家族社会变革的先导，对冲破守旧思想的束缚，改革社会风气，推动土家族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77. [2]李世愉.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2005：325. [3]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华书局，1927：50. [4]《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概况》修订本编写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概况.民族出版社，2007：349. [5]《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民族出版社，2007：205. [6]建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建始县志.湖北辞书出版社，1994：560. [7]《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概况》修订本编写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概况.民族出版社，2007：181-182. [8]陈国安.土家族近百年史1840～1949.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151. [9]建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建始县志.湖北辞书出版社，1994：561. [10]涂家琛等.民国时期酉阳县教育概况.酉阳文史资料.内部出版，1983，第1辑。 [11]黄自新.江口县民族志.内部出版，1990：126. [12]熊承农主编.江口县志.第1版.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518. [13]《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概况》修订本编写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概况.民族出版社，2007.349-350. [14]建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建始县志.湖北辞书出版社，1994：563. [15]麻秀荣、那晓波.清末民初鄂温克族新式教育初探.民族研究，2000，（6）.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