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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变化轨迹及影响因素
范文 马健囡
【摘 要】 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女性不仅仅关注收入的提高，更追求获得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本文从心理融合、行为融合、在流入地的生活状态三个维度，构建女性流动人口综合城市融合度指标，以此为因变量，建立OLS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并未比上一代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其向上流动的动力不足。因此，女性社会保障的针对性制度设计和完善农村家庭支持是现阶段破解城市“门槛”的关键。
【关键词】 新生代女性 流动人口 结构要素 城市融合
【中图分类号】C921.2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
人口流动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运转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流动人口占据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半壁江山”。 80年代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很早便通过网络了解城市，或是自小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参照城市同龄人的行为方式长大，对农村生活已不甚了解，促进他们流入城市的原因已不再仅仅是工资上的差异，还包括对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期望。
80年代后出生的女性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就业水平等个人禀赋方面均向更加有利的方向进步，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新生代流动人口比上一代流动人口更加融入了城市。有学者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代际差异进行Oaxaca 分解，发现与上一代相比，新生代社会融合处于不利地位[1]。这提示，个人禀赋不再是导致女性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唯一影响因素，城市制度安排、社会参与机会、人际关系网络等外部结构要素都可能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
余运江[2]认为经济因素对新生代的城市融合的影响水平降低，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关键。张文宏对2007年上海城市新移民的分析，则得出了几乎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城市生活成本迅速增长带来的经济状况不佳成为上海新移民社会融合的障碍[3]。段成荣从代际视角对比了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三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脱离了农村的社保体系，但又为真正纳入城市保障之中。
总体而言，流动人口的容易既体现在群体属性差异上，也体现在“结构要素”上。结构要素指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产业转型、社会形势变化中形成的，具有代际差异[4]，在女性流动人口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比如，新生代女性因为父母的社会经济状况较差，使她们的发展受到限制，向上流动的机会小等。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使大量女性流动人口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参保范围之外[5]。
从代际角度探讨女性社会融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不仅包括个人禀赋差异的影响，还包括社会保障、人际网络等社会结构要素。刘传江等学者以经济改革为事件，探讨了以80年代出生划分“新生代”或“上一代”的合理性[6]-[7]。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个人特征和结构要素两个层面，验证两种观点：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比上一代更容易融合城市生活（假说1），影响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因素与上一代有所不同（假说2）。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描述
数据来自2014年厦门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923名在厦门市居住一个月以上（本次调查对象均超过8个月），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954年6月至1999年5月间出生的女性流动人口。将80年代后出生，90年代后期（以1995年为界）外出务工的女性划分为新生代，将1954年6月至1980年間出生，70年代以后（1970年为界）外出打工的女性划分为上一代。见表1。
三、新生代女性城市融合度
社会融合度（CCII）可以通过群体成员之间正向互动的关系数目和亲密程度来表示（见表2）。参考博伦（Bollen K.A.）和霍伊尔（Hoyle E.H.）建立的感知融合量表（PSC）的经典设计，构建了情感融合、行为融合及生活状态三个维度指标。结果见表2。
新生代与上一代女性在“长期留居行为”“消费模式”上具有显著差异，新生代女性更加认同城市的风俗习惯，自我归属感也更强。上一代女性则更愿意坚持家乡的风俗习惯，认为当地人的态度不友好，缺少归属感。而在自我定位上，两者都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本地人”，表示两者均已脱离家乡的生活。上一代女性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高于新生代女性，但同时比新生代女性更容易感受到紧张、不安、焦躁等情绪。
四、新生代女性城市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度作为因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逐层纳入个人特征因素和结构要素因素2类自变量，分别建立了上一代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4个模型，如表3所示。
模型1显示，对于上一代女性来说，受教育水平、是否独生子女、本次流动时间、职业性质、初次流动年龄及流动范围这几个变量作用显著。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外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远的独生子女的城市融合度越高。
模型2将结构要素因素放入模型，结果显示，家庭资源、职业阶层、居住社区类型对上一代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一结论比较符合老百姓对于“安居乐业”的需求。职业阶层可以给劳动者提供更加丰富的人际关系黏合契机和扩大交往范围，社区类型可以给居住者提供更加便利的交通环境、公共空间，形成以社区物理环境为契机的邻里、朋友、业主关系。这两个因子明显都反映了城市生活中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等硬件条件，有助于在本地生活中获得更高的认同与地位。其次，因为厦门地区外地人口数量庞大，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交往更多还是与外地人交往更多，并不对其城市融合度产生显著影响。
模型3显示，教育水平提高和独生子女对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城市融合度起显著的正作用。流动时间、个人收入、职业性质、初次流动年龄、流动范围等因素均不再显著。
模型4显示，职业阶层和家庭资源对新生代女性的影响不再显著，而社区类型、保障成本、老家牵引力的影响更为显著。从而验证了假说：影响上一代和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的结构要素有所不同（假说2）。低水平社会保障与居住环境现实已无法满足新生代女性应对结婚、人力资本竞争、城市住房以及店面租金价格的上涨等新情况，使她们既无法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又无法在城市结婚定居等生活方面获得满足，缺乏上向流动的动力机制。
职业阶层和家庭资源两个变量对新生代的影响均不显著，一方面说明传统“体制内就业优于体制外就业”的就业观念并未对它们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说明对个人发展潜力大、培训机会多的管理岗位追求不足。而家庭资源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农村女性家庭本身并不富裕，甚至还需要女儿的接济；家中还有男性同辈，新生代女性基本无法从老家获得资源支持。反而，受到老家巨大的牵引力作用，农村家庭更希望女儿留在身边伺候，而男子外出赚钱。这也成为“是否独生子女”有显著影响的原因。
五、结束语
数据反映出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的门槛则更为隐性和难以逾越。
首先，社交范围影响了他们的城市融合。对于年轻女性来说，缺少人际关系的帮助与指引，初期到城市生活工作会感受到非常艰难。比如在岗位推荐、获取信息、解决困难、心理疏解等方面。
其次，社区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单位，承担了很多城市功能与公共服务供给职能。社区在居住、居家服务、文化娱乐、基础医疗卫生、基层职能服务方面一应俱全，而且收费合理。然而随着城市房价的不断攀升，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很难居住到环境条件好的社区中，剥夺了和户籍人口公平争夺优良社区居住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其对城市的归属感。
再次，老家牵引力和保障成本都是城市融合的隐性影响因素，这些障碍的背后反映了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不足。女性流动人口在高层次人才竞争中没有优势，在低层次的服务业和体力劳动方面又竞争不过男性，天然就损失了一部分资源。尤其是新生代女性面临婚育等生理特点，表面上看，男性与女性社会保障实行同样的标准和同样的覆盖率，但实际上女性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使新生代女性一方面具有强烈的留居城市的意愿，一方面又无力支付保障成本而难以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所以，生活在城市，却并没有在城市中获得安全感，是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始终“漂泊”在城市中的重要表现。
综合以上分析，增强针对女性生理特点和现实需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完善农村地区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的家庭支持与服务，完善政府保障性住房和临时性住房的有效供给制度，是破解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城市融合“门槛”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魏万青，陆淑珍.禀赋特征与结构要素——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代际差异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2（1）：13- 21.
[2] 余运江，高向东，郭庆.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2（1）：57- 64.
[3] 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會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8（5）：117- 139.
[4] 许博.从规范结构、结构要素和观念结构看结构失衡[J].社会发展研究，2015（04）：146- 165.
[5] 杨慧.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状况研究[J].西北人口，2011（4）：121- 125.
[6]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 76.
[7]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人口研究，2008（9）：4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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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1 20: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