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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利川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统计分析
范文 黄欢
摘要：本文利用利川市调研资料，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利川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统计分析，并进一步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为利川市的社会和谐稳定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利川 居民 幸福感 因素统计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2014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955，从物质方面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已跨进小康阶段，而物质富足的同时又促进居民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视和追求。国外学者对于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早，根据不同类别可以分为客观幸福评价和主管幸福评价，前者主要与收入、居住、社会保障等类似生活水平維度相关；而后者涉及主观幸福感、主观满意度、开心度等指标。而国外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比如Bartik（1987）、Beeson（1991）、Morais & Camanho（2011）、Miguèis（2011）通过构建指标对地区居民的舒适度和生活质量进行研究；而David（2013）则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如何测度进行全面探讨，而Frey（2012）、Huppert（2005）、Dolan（2007）的研究则侧重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上；同时在Frey（2002）、Clark（2003）、Helliwell（2003）、Blanchflower（2008）的研究中这种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性别、学历、收入、婚姻状况、工作类型、家庭抚养比例以及健康情况等因素。国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邢占军（2003）、吴振云（2003）等学者则针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党云晓，张文忠和余建辉（2014）则对北京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全面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越高，社会则越和谐稳定。
2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研究假设
2.1研究方法
针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OLS回归和Probit或Logit回归上，本文对主观幸福感变量处理后①运用Logit方法利用SPSS 19.0软件检验各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2.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均来自于2007年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利川市委市政府合作《利川和谐社会、民生与民俗文化研究》课题中，所发放问卷数量共1000份，经过筛选最终确定样本数量为963份，问卷有效率为96.3%。
2.3研究假设
首先本文的因变量选取利川市居民幸福感为因变量（Y），自变量根据数据可得性和现有文献为基础选取性别（X1）、婚姻状况（X2）、实际年龄（X3）、文化程度（X4）、住房面积（X5）、年收入（X6）、工作满意度（X7）、社会关系网（X8）、身体状况（X9）以及对未来的期望（X10）10个变量为自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和调研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10种假设：（1）女性相对较容易满足，女性幸福感相对较为显著；（2）婚姻美满的家庭与幸福感指数显著正相关；（3）年龄越大的个体幸福感越显著；（4）文化程度与幸福感指数正相关；（5）住房状况与幸福感指数成正比；（6）随着收入的提高，幸福感也应逐渐提高；（7）工作是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作的满意度高低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8）社会关系网越大则个体的生活、娱乐、工作以及相关社会活动越充实和方便，由此其主观幸福感则应越高；（9）健康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个体感受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健康应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10）对未来的期望乐观，则个体对未来充满希望可能会影响到现有的幸福感，反之对未来情况悲观则说明其现在状况也不是很好，因此主观幸福感也应较低。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基本情况（见图1），最终经过处理汇总成基本情况。
受访者男性多于女性，男性人数为561，女性人数为402，二者比例分别为58.3%和41.7%，见图2。
由图2可知因变量主观幸福感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比较幸福和一般，也符合正态分布的一般规律，非常幸福的比例较小为7.9%，而最小的是非常不幸福比例仅有2.9%，不幸福、比较幸福和一般幸福的比例依次为：4.8%、39.4%和45%。说明利川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较高，比较幸福、非常幸福和一般幸福的综合达到92.3%，见图3。
由图3可知，调查样本大部分属于已婚状态，而离异或其他状态在963个样本中仅有12个，其余未婚状态的也仅有178个。而关于样本的年龄情况具体见表1分类后的表述，不再作图说明。
从六边形文化水平分布图可以明显看出（见图4），利川市居民文化水平主要集中在大专毕业和初中毕业，虽然小学毕业人数最少仅有60人，但本科及以上人数也仅有123人，若把高中、职高和技校三个合在一起人数为335，则此部分占有比例最大，说明利川市居民文化水平主要集中在高中层次，人力资本提升仍有大量空间。
住房面积变量、年收入变量和下文中的社会关系网变量与年龄类似不属于分类变量，以实际数字和表1处理后的变量分布为主。
在自变量中利川市居民对当前工作满意度的分布图（见图5），总体情况不满意或很不满意选项的比例依然较小，说明大多数居民对利川市现在工作的状态还是满意或者比较满意的。
因变量和主要自变量的分布图如上图1-5所示，由于篇幅关系身体状况和对未来的期望不再详细介绍，一切以下表1为主。
3 实证分析
用SPPS 18.0软件中回归模型中 logistic模型进行式（1）的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
由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利川市居民幸福感影响的显著性因素主要有实际年龄X3（0.359）、文化程度X4（0.262）、住房面积X5（0.815）、年收入X6（0.232）、社会关系网X8（0.181）以及身体状况X9（0.237）。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住房面积（0.815）其次是实际年龄（0.359）和身体状况（0.237）。说明预设假设（3）、（4）、（5）、（6）、（8）和（9）而预设的假设（1）、假设（2）、假设（7）和假设（10）中，假设影响因素与因变量之间关系方向是正确，但是影响效果却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在利川市调查时这几项的问题质量的设置有关。比如对于未来的期望X10，其问题设置内容为：对利川市未来的展望，而非对自身未来的展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误差。
进一步分析利川市样本的实际年龄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与李越、崔志红（2014）针对山东、河南和陕西三省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结论相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很多事情的看待会愈加平淡，年轻人往往压力也是最大的时期，老年人对于幸福的要求较为简单，也较容易实现。在调查中处于中老年年龄对于幸福满意度的回答如果按照二分变量（0和1）来分类满意占有比例为94.1%。
文化程度对利川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负向作用，这与预设的方向相反，关于该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较少，结论也较为模糊，而在本文中可以看出，文化程度高的人幸福感较低的概率可能更高，这也与现实较为符合。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个体的眼界和对自身的要求会不断提升，这种提升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便是压力的增加造成幸福感的降低，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可能生活水平低，但其可能比较满足于现状即“知足者常乐”更可能发生在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身上。
住房面积和年收入均屬于客观物质方面，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为正向且住房面积影响程度最明显，这与利川市和中国大多数城市居民的观念符合，住房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均是居民首要考虑的因素，“居无定所”的人幸福感可能更低，年收入因素验证结果与现有研究也较为符合，说明利川市居民的收入提升对其幸福感的提高还有上升空间，并没有到达拐点使得该影响不显著，在建设和谐社会时这两项因素也应给与重视。
社会关系网和身体状况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同样具有正向作用，“熟人社会”是中国历史传统的象征，虽然近年来关于“半熟人社会”的现状研究不断增多，但通过该研究发现“熟人社会”依然对利川市居民的幸福感起着重要作用。身体状况与预设和现实较为符合，任何时候身体健康都是个体幸福与否首要考虑的因素。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利川市委市政府合作《利川和谐社会、民生与民俗文化研究》课题中对利川市居民的调研资料分析发现：利川市居民中老年人幸福感较高的概率更大；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其幸福感则可能会更低，这一点在制定和谐发展政策时需要给予着重考虑；住房和收入依旧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有利工具；社会关系的发展和融合更有可能使得利川市居民的幸福感提高，而身体状况依然是居民幸福与否的决定因素。因此，建设和谐利川则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关爱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同时，更应该注意青年中年人的心理疏导工作；第二，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给予足够重视，使其声音可以被听到，通过不同层次人才贡献，应使得不同层次人才的收入和福利出现差异化，良性的差异化不仅可以带来稳定高层次人才的作用，同时对于低层次人才向上晋升也有了目标和动力；第三，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大融合工作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第四，继续加大住房和收入提高政策的制定；第五，完善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工作，使得利川市居民对于生病后的保障工作更加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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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5 17:4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