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国近代女子体育观的演变及其特征研究 |
| 范文 | 王波张怡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我国近代女子体育观的演变及其特征进行了梳理、考析和总结。研究认为：我国近代女子体育观的形成主要源自强国保种的需要、女性解放的诉求、西方思潮的影响、知识分子的倡导等。其演变经历了“民族主义”女子体育观、“两性差异”女子体育观、“新女性”女子体育观、“拟男化”女子体育观等形式，各种体育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割界限，而是处于一种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状态，每种体育观都经历了形成、兴盛和衰落期。我国近代民族主义女子体育观有其独特的演变轨迹和特征，其主旨紧紧围绕“救国”的主论调；其内容不仅是对封建礼教和腐朽社会制度的挑战和逆袭，更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其形式是通过“妇女解放”和“两性平权”运动实现自身的诉求；其实质是女子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我国近代女子体育观的演变历程及其特征展现了体育运动自身多元化发展的规律，透视着近代民众对待新兴事物和社会现象的态度与倾向。 关键词：体育史；近代；女子体育观；演变历程；女用男规；男女同赛 中图分类号：G8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6-0065-08 Abstract：This paper made an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women sports concepts in China's modern tim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by using literature material law.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women sports concept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needs of power storage， the appeals of women's liberation，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ideological trend， and advocacy of intellectuals， etc. The evolution of women sports concepts has experienced the form of "nationalism"， "gender difference"， "new women"， and "following the rules of men's sports"， and there is no obvious dividing line therein， instead， they were at an interwoven state. Each concept has experienced the period of formation， prosperity and terminal decline. The nationalist concept of modern women sports had its uniqu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ts theme focused on "national salvation"； its content is not 近代的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零之中，常年累月的战乱与各种人为、自然的灾害，使中国人民始终在深重的苦难中艰难生存和前行。为了恢复国势，激励民心，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抵御外侮和团结民众的过程中，“强国保种”成为近代中国民众渴求复兴国家、振兴民族的一种标识，被深深地印在大众的国家意识之中，通过体育“解救中国”“复兴中华”“振兴民族”等论调随处可见。在这样一个倡导“体育救国”的特殊时代中，女子体育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西学东渐”运动的影响下，大量的西方社会思想和民众生活方式被引介至中国，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始朝多元化的方向转变和发展，民众的生活方式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后也开始发生改变，女性通过体育运动追求身体解放和体型健美的诉求也开始被许多人所认可和接受。一些受过西方体育熏陶的留学人员和受“两性平权”影响的知识分子，为呼吁与争取女子的体育权利做了不少尝试和努力。这些来自国家的需要、女性的诉求、西方思潮的影响、知识分子的倡导等多方面的因素，经过融汇和交织，逐渐演变成为我国近代民众对于女子体育的特殊认识和观念，这些刻有时代烙印的女子体育观对我国近现代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我国近代女子体育观的演变历程 1.1“民族主义”女子体育观的兴起 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民众开展的救亡运动中，对于强健中国人身体的讨论一直备受各界关注。从1861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各级武备学堂就注重强化学生体能训练的要求，并且引进了一系列西方的体育技能和训练方法。至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受到变法图强思想的影响，西方的一些先进体育观念和新式体育活动不断传入到国内。维新人士还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了许多有关救亡图存的言论和主张，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唤醒民众对身体和健康的认识与重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有关国人对于身体方面的认识不但没有消退，而且已有的论调仍然被继续沿用，倡导者甚至扩展讨论范围，增加讨论内容。于是，关于强化国民体能、塑造国民新身体的健康观念逐渐延伸到社会各个阶层。针对女性，革新派们不仅将塑造新身体的思想培植在“反缠足”和“兴女学”运动中，也注重从体能上改造妇女的身体。严复提出：“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1]”梁启超根据西方的胎教观，认为中国妇女应习体操以强体健身，进而达到强种的目的，他指出：“故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2]”这个时期，受国内思想舆论大环境的影响，这些关于“强种”“尚武”的体育认识很快便被改造为塑造健康女性身体的主流观念。许多人开始从中西方的历史中寻找“健康”“尚武”女性的典范，并将其编写进和女性有关的书籍、杂志和传记中，供女性参考阅读[3]。当时的一些通俗画报，也经常描绘散发着强烈民族主义的女子御侮抗敌的场景，例如刊登在《女中丈夫》《钻石斋画报》中的《刘家军》《姑嫂保镖》《妇能御侮》等图文及其解释，展示了当时知识分子试图透过流行的文字或图像，塑造充满民族主义热情的健康女子国民的身体形象。 《中国新女界杂志》在其创刊号中明确提出，“强国必先强种，中国应倡导女子国民，要改变伏处在奴隶世界之女子地位，使女子为真正女子国民，立国家意识，则强国有望，强种亦有望”[4]。金一在《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指出：“虽然二十世纪之中国亡矣，弱矣。半部分之男子，如眠如醉，又如死矣，吾何望女子哉！是不然。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5]。女子的责任既然这么重大，那么应当如何培养“女子国民”或“国民之母”的问题自然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许多评论者认为，女性在争取国民权之前，必须先争取女权[6]。事实上，在这些倡导女权思想的言论中，强烈地反映和体现着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意识与倾向。在这一时期创办的和女性有关的刊物中，也都急切地呼吁在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同时也要拯救妇女。所以，与“女子国民”有关的论述，其本质是要塑造能“强国保种”“复兴民族”的国民之母的形象，而先决条件就是女子必须具备强健的身体和智慧的头脑，这就意味着，去学堂读书、不再缠足、锻炼身体将成为养成“女子国民”的基调，这种朴素的女子身体观在“强国保种”与“复兴民族”的呼声中逐渐形成。 在积极提倡塑造健康女性新身体的过程中，倡导者通过对女性身体强健与羸弱结果的对比，强调女性身体是关乎孕育新一代国民的首要基础，认为女子讲究体操与健康，比男性更为重要。有人指出：“母亲的身体强健，生出来的儿女，一定也同他的母亲一样。如今中国女子的身体，不但谈不上强健，就是能免细弱的也不可多得。这样的国民之母，哪里能有强壮的国民呢？[7]”对于如何塑造女性的健康身体，如何让女性自觉接受和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倡导者则是借助古代斯巴达女性和近代西欧国家女学生的体能训练作为案例，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论述女性拥有健康身体的重要性。如提出“古代斯巴达之女魂，今世苏格兰之体育”“苏格兰女学校之女生，身体强健，精神活泼，为英国冠，曰是体操之效果”等论调[8]。为了振兴民族而重塑女性新身体、促进女性身体健康发展的思想逐渐在国内教育与体育界流行起来，成为民族主义女子体育观的重要组成内容。这个时期，倡导民族主义女子体育的国民群体有很大程度的变化，除思想家之外，还包括体育专家、政治人物、女权运动者及女学生等，但他们都没有脱离“体育救国”的论调，对不断强化女子体育的诉求也汇入了拯救国家民族的主流认识之中。 1.2“两性差异”女子体育观的形成 民族主义女子体育观的影响力在20世纪初逐渐被淡化，许多知识分子转向强调女子体育与男子体育的平等问题，而不再过度关注女子体育“对于振兴民族或是挽救国家”的作用，将“两性差异”问题与女子体育的生活化密切结合起来，为女子体育的普及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致力于武术事业的张之江，在上海中华女子神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呼吁“女性要养成健全的体魄，才能谈到两性平等，使体育体现在女子日常生活中，健全体魄的养成才能成为可能”[9]。《中华女中校刊》举办的征文活动，一篇名为《妇女健康美之养成》的应征文章中写道：“在此祖国之危难时刻，我们要求生存，和男儿一样，必须振起精神，行过此狂风暴浪，挽祖国狂澜，拯民族于虎口，这都是我们中华同胞每个人都应负著的责任。但担负这种责任的力量，就是健康。换言之，在每日之生活中具备强健的体格，健全的精神，健全的智慧，才能担负起这救国的责任！妇女同胞们，可不努力吗！[10]”同年，苏联妇女健身影片《健美的女性》在上海公演，该影片主要宣传苏联政府对女子体育的重视，并强调自欧战之后，俄国、意大利和德国都十分注重女子体格的锻炼，和男子一样，体育已成为这些国家妇女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也是他们国家强盛、民族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11]。要求和男性一样参加体育运动，进行体格锻炼，成为女性争取属于自己的体育权利的主要焦点，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关注角度的不同，出现了基于“两性相同”和“两性相异”的两种女子体育观。 1.2.1基于“两性相同”的女子体育观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政府开始从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发展全民体育事业，但由于全民体育刚刚兴起，国民对新兴的体育方法缺乏了解，加上受到“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多数人以为，在全民体育中没有必要将体育进行性别划分。例如，梁启超在担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一职时，曾对斯巴达无性别之分的体育训练非常赞赏，他评价斯巴达体育到：“生及七岁，即使入军队，教以体育。乃至妇人女子，亦与男子同受严峻之训练，虽老妇少女，亦皆有剽悍勇侠之风。[12]”另外，人们对于是否应将体育作性别之分，大多数没有明确的概念。1916年，署名“自立”的作者，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男女的身体，总是一样，无论男女都需要习练有益身体的普通体操。[13]”随着社会体育风气逐渐开化，参加体育运动竞赛的女性日益增多，报刊杂志等媒介对欧美的体育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大范围的介绍和宣传，关于性别差异的体育认识逐渐受到国人的关注。然而，许多人仍然认为，男女应该接受同样的体育训练，尤其1931年 “9·18事变”发生之后，在“体育救国”的呼声下，关于“两性相同”的体育认识论调更加流行。例如，热衷于“体育救国”的张之江和萧国忠，根据自己的国外留学经历，都曾指出国外的体育是没有性别之分的。张之江认为：“欧战时期的任何参战国家，除白发黄口而外，都是男女总动员。[14]”因此，他主张国内的女性都应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力以救国。他还强调：“欧美女性无论在练习打靶还是在游泳和赛跑等方面，和男性不相上下。[14]” 萧国忠则提到：“欧美国家多半强迫男女接受体育，导致这些国家的女性有惊人的体格。[15]”对萧国忠触动最大的是德国女子的体育训练方式，因为受到一战失败的影响，德国开始实施全民体育训练计划，对女性采用男性化的训练要求，因此，这个时期德国女性的体力优秀程度是全世界都予以公认的。1932年，吴澄在《德国女子体育之训练》中指出：“德国欲改造整个民族的体格，先从负民族责任的女子入手，故对女性体育的重视不亚于男性[16]。”从程序上看，这个时期德国是以健康、敏捷、勇敢、耐劳、意志坚强及奋斗精神做为女子的运动方针，并大力倡导通过田径运动与竞技比赛来达到预期目的。在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和国外成功案例的感召下，对“两性相同”体育标准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除“体育救国”坚持者倡导“两性相同”的体育论调之外，主张“男女平权”者也力主“两性相同”的体育。20世纪30年代，由于女性在运动场上不断创造佳绩，为大众展示了女性也能接受严苛体育训练的坚强一面，开展体格锻炼一时成为时代女性应该具备的条件。有人认为旧时的中国女性不讲求体育，但现在既然要做新女子，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否则无法担任大事。在《现代妇女应有的觉悟》一文中，作者指出：“不要听信那女子什么生理上有弱点，不能做男子所做的事。咳！要晓得那都是欺人之谈呢！[17]”项翔高在《女子体育与女子的将来》一文中，倡导女性接受体育训练，必须要采取积极的方式，主张学习田径类项目的技巧、国术的勇武、球类运动的团体精神等，反对轻盈娴雅的跳舞或柔软舒徐的体操等。他心目中的女子是“能游泳、能射、能走、能骑、能奋斗、能进攻、能防御[18]”。这些期待中的女子体育明显是和男性一致的，这种认识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9·18事变”后，许多妇女把个人生死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结合起来，“复兴民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调，如何健全国民体魄的呼声成为民众讨论的焦点。与此同时，提倡女子体育已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一环，这个时期有关对女子体育的认识，除聚焦于女子体型塑造与体能锻炼之外，还有对更为多元和不同方向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助推，“两性相同”女子体育观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和延伸。 1.2.2基于“两性相异” 的女子体育观 无论是通过列举西方妇女的健身实例还是分析国内情势的迫切要求，在倡导“两性相同”的女子体育观的同时，也有部分人发现，西方国家的女子体育是经过周密设计和规划安排的，并且有充实的生理依据用以支撑，他们并不轻易让女性从事体育运动。例如美国，不仅对女子体育运动的范围有精确而合理的规定，并且通过女性体育刊物，为女性提供安全合理的体育项目[19]。而国内在借鉴西方女子体育经验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开展与进行，因此有很大的不科学性甚至风险性。此外，20世纪20～30年代，国内体坛盛行锦标主义，在追求体育精神的同时，其负面作用是对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因此，体育界和妇女界对女子运动员的健康问题都非常关注，一些和体育题材有关的电影也反映了这种现象。联华影业公司发行的影片《体育皇后》，描写了一位女运动员为了夺取锦标，抱病参赛，最后不幸丧生，警醒了体育界。基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许多女子体育的倡导者对“两性相同”的体育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辩驳。高梓和张汇兰就对采用德国女子体育方式训练国内女子运动员的做法持保留意见，同时指出，德国对参加竞赛的选手，都要事先进行系统的体能训练，并定期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这种完备的体育制度在国内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女子刚脱离二千年积弱的桎梏，要想即刻与累代强健的民族，同其步武，未免有太不量力的弊病。[19]”这种提法，指出了中国女子体育发展的先天缺陷。因此，只有在借鉴的基础上，对男女体育标准进行区别，才有可能建立适合中国女性的体育体制。 [JP2]对于赞成通过“两性相同”的体育以助长女权的说法，也不完全被支持女权者们所认同。以萍霞为笔名的作者指出：“所以提倡女子运动，使之达到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女子到了一定年龄，她的身体精神与男子均特异独到，因之在这时期女子应要求的运动种类，不得不慎重的加以选定。[20]”主张“两性相异”的人主要的依据是男女两性身心差异较大，同一运动项目对于不同性别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刺激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对女性造成不利影响。王庚曾经提到：“女性的心肺功能均不及男性，应避免长距离的赛跑。[21]”张乃丰就体育训练对女子心理的影响问题，指出粗暴的运动只会让女性更加讨厌，例如足球运动便是极不适合女性的运动，因此他建议女性，需要选择与男性相异的运动项目[22]。对于主张女性男性化的运动方式，更是被“两性相异”的体育倡导者所驳斥，他们指责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女性体育专家指导不当所致，因为这些女性体育专家不甘心向男性示弱，认为在体育场上男性能做到的，女性一样可以做到，以致于对女子实施了不当的体育运动。有些人则认为出现这一问题是男性体育专家的失职，陈韵兰认为：“由男老师指导女学生是不适当的，男老师除了不了解女学生的特性之外，有人为了向女教师逞能，拼命训练得胜球队，再加上对女子体育规则缺乏认识，往往以男性的方式或动作教导女学生，这种男性化的体育，事实上是不合乎体育原理的”[23]。对“两性相同”的女子体育观进行严厉辩驳，是“两性相异”体育倡导者所持的主要论调，他们依据女子身体、心理的特殊性，有理有据地反驳了“两性相同”的体育标准，但其重心主要落在了反对观点的展示上，并未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显得较为憾缺。[JP] 1.3“新女性”女子体育观的产生 1.3.1强烈批判中国传统的“病态美”与“人工美”的审美观念 20世纪30年代，社会上的体育运动风气较为浓厚，广为流行的“新女性”概念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就有体育运动和锻炼的内容。“新女性”强烈批判中国传统的女性“病态美”与“人工美”的审美观念，注重从体育与运动的角度培养女性健康与健美的体态，并主张对妇女进行系统与科学的体格训练，在此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以追求健康健美为目的的“新女性”女子体育观。从词汇学的角度来看，健康一词极为普通和平常，其中的“健”字有“运动和行进”的意思，因此和“懦弱”一词相对立，根据这种概念所形成的审美标准，自然和不重视健康的传统“娇弱”之美的审美观念不一致。“健美”概念的出现，首先挑战的是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弱不胜衣”的传统审美倾向，“健美”的倡导者将不合乎健康标准的美，统称为“病态美”，这种美被理解为“精神萎靡，弱不禁风，多愁善感，以药度日的一种可怜虫[24]”。历史上“病态美”之所以能受到提倡和赞扬，与传统礼教的束缚和文人的颂扬是分不开的。例如，中国的传统礼教让女性终日闷坐，身体既不能得到充分发育，精神与气质也不能得到完全的改善和发扬。 在一些文人的诗词中，也充斥着对女性“病态美”的赞赏，使得国人对女性所持的审美观念一再变异。叶曾骏曾撰文批评到：“不弱不病不能为美，要美必先弱先病，病与美根本不能分离，这是中国一班文妖所提倡的女子美，无聊的文人这样提倡，无知的妇女这样跟着做。最初不过求美裹须带点病，后来愈趋愈弱，病中竟寻不出美人了。[25]”当时一些评论者还认为，“病态美”的产生和女性自身有关。罗家伦指出，宋代以后对女性脆弱病态的描写不少是出自于女性文人之手，这些文人把女性自身雕琢成男子玩弄的工具。他严肃的批评到：“妇女们的这个弱点，小之害了自己的健康，失了自己的美貌，杀了自己的威仪和生气；大之丧了民族的生气，造成懦弱无用的国民，苟且地生，苟且地死，等候着做没落的亡国奴[26]。”除此之外，一些人对妇女们依靠装饰和脂粉打扮而呈现的“人工美”也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们反对妇女钻耳洞、烫头发、穿高跟鞋，认为佩戴饰品或涂脂抹粉是不健康、非自然的美[27]。强调新女性应该是一个完全独立而自由的人，要成为新女性必须从这些不合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解除各种装饰上的刑具[27]。这些论调对于消除许多妇女把讲究装饰作为“摩登”或是“新女性”的看法起了一定作用。在倡导使用国货的20世纪30年代，反对“病态美”“人工美”和“装饰美”的声浪更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崇尚妇女“身体健康、体态健美、情志健全”的新型女子体育观逐渐形成，对提升国人对女子体育与健康的认识水平起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1.3.2倡导以健美为标志的“新女性”体育观 [JP2]既然妇女的“病态美”“人工美”和“装饰美”不符合大众审美的标准，那么所谓的“健康美”和“自然美”的标准应当如何建立的问题引发了不少人的思考。扛日提倡女子健美的标准是健全美，他认为：“所谓健全的美，是指躯干昂直，筋肉丰润，血脉活现，行动活泼，精神焕发，一举一动，都表现青年的朝气，她们不知道什么是呆板，什么是忧愁，她们只是时刻欢跃突进的向上。[28]”很明显，这种重视身体整体美的观点，只有通过系统的体育锻炼才能达成。然而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中国的女性大多是病弱和不健康的，加之健美观念来自于西方，要在社会上树立女子健美的标准，就必须借助西方女性的健美案例作为示范，以期引起国人的共鸣。有人将中西方女性的身体形态做了对比，指出：“希腊雕刻多裸体美人像，皆饱满丰盛、鲜妍明媚，吾国无裸体美人，即画像亦渺。虽吾国俗重廉耻，不兴裸体美人，要亦妇女身体大抵瘦弱，裸体不能增美，反为损美也。[29]”《康健的美》的作者雪林则进一步指出，西方人虽然在20岁以前较中国人苍老，但这以后就不大改变，她讽刺中国女子“三十而后，荣华日渐凋谢”，而认为“西洋女子到这个年龄，还是一朵盛开的牡丹[30]”。这些看法虽然含有不当或过分的成分，但这种以西方健美女性为典范的认识，代表的则是进步女性对传统审美观念的憎恶和对西方女性健美形态的渴望。[JP] “新女性”女子体育观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女子健美观念的介入有关。国人开始意识到，西方女性之所以具备健美的条件，很大程度上是因受体能训练或经常运动所致。为了给国内女性开展健美运动提供现成指导，一些人从欧美各国女子体育的资料中寻找有关女性健美的方法和案例。由于近代体育主要受希腊竞技运动的影响，而且许多表现人体美的艺术品多以希腊女性为代表，因此在论及国内女子健美标准的过程中，多是以希腊女性健美形象作为标尺。一名以“同心”为笔名的作者指出：“现在的希腊，已经创造了所谓一般意义上的平均之美人，她们在蔚蓝色的天空下运动着，训练她们强固的身体。且从她们的美感中，再能创出其美，向人间撒播。[31]”除了希腊之外，其他国家的女子健美标准也受到了国人的关注。体育专家吴徽曾对德国女性的健美标准大加赞赏，认为：“德国女子，则为健康而运动，求天然补益，即阳光、空气，而去田径场。皮肤之黝黑，肌肉之丰硕，行动之敏捷，不曰粗蛮，而曰健康美也。[32]”这个时期，健康美作为近代女性健美的标准已非常明显，但遗憾的是这种女子健美的标准并未产生在中国，而是从西方介入而来，并以西方国家的女子健美标准为范例，强调女子通过接受专门的体能训练或体育运动才能达到这种标准，“新女性”女子体育观开始出现在国人的审美意识和健身观念之中。 1.4“拟男化”女子体育观的形成 1.4.1源于民众对于赛场中的“女用男规”问题 在“新女性”女子体育观的倡导下，女子参加体育运动与竞赛的风气逐渐在社会上散开，但大众对女子体育运动方式仍有不少的争论，在“女权”和“军国主义”被大力宣扬的时代，女子体育“拟男化”的方式，很显然配合潮流发展的趋势，“拟男化”的女子体育不同于“两性相同”和“两性相异”的女子体育论调，它是女子体育趋向于男性化又不完全和男子体育相同的新兴女子体育观，来源于西方女子体育认识领域[33]。然而，在女子体育规则问题上，却出现了许多争论。例如球类运动刚开始在校园流行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许多女学生把它当做游戏。等到球类运动变成正式比赛后，各种规则也陆续制定出来，体育界开始关注女球员的比赛规则、裁判方法和比赛类型。就比赛规则而言，为了不让女球员的体力超过极限，体育比赛的规则一度出现变化。体育界开始不赞成女子运动员在比赛中使用男子规则，因此体育当局不但在国内举办的女子体育比赛中尝试制定女子规则，同时也禁止女子运动员参加使用男规的国际比赛[34]。然而，随着国际间使用男规的情况越来越多，以及国内部分女子运动员在非正式场合使用男规比较得当，各界对女子体育的规则问题不再表现为一致和统一。例如，1936年的“西青女篮会”决定改用男子比赛规则时，曾引起赞成和反对的辩论。其中，有人提出比较具体的见解，反对女用男规，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则可免裁判上困难，因女子神经自制力较弱，如用男规则持球跑犯规等，将占全局之半，可谓不胜其烦矣；二则为适应女子之体格，因女规活动量小，可免罹心肺各病。”无疑，这种论调是出于对女球员是否能适应男球员球场文化的一种忧虑，但这种既关怀女球员又质疑女球员能力的看法，却受到了严厉的反驳和批判。有论调认为：“女子与女子赛，虽引用男子规则，其激烈程度与引用女子规则无异也。反之，男子赛倘引用女子规则，当其纯熟后，其激烈程度仍有提高，而与用男子规则无异也。”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其实与男子规则本身无关，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女子规则并不完善，使一些技术受制于规则而无法全面展现。 实际上，社会大众的评判是根据比赛规则的症结和运用方式影响比赛效果的角度出发的，而并非站在“两性有别”的立场之上，他们并不关注女运动员在比赛场上享有何种待遇，体育部门在比赛中也继续沿用女规，而且不鼓励女球员以激烈的方式进行比赛。对于部分体育专家而言，他们不仅认为在比赛规则上应“男女有别”，并且主张裁判员也应该具备这种观念。例如1936年，集美中学女篮赴南京比赛时落败，该校记者对女裁判员杨效让的判决方式极为不满，除指责杨效让身为裁判感情用事之外，并批评裁判员只讲理论，不顾赛场的实际变化，建议裁判员应以较宽容的态度来执裁女赛。她提出：“女子身体较弱，一举一动，时常不克自制，裁判员应随机应变，加以原谅，苟非出诸故意，不应随便处罚。[35]”显而易见， 对于“女用男规”问题的争议，社会大众始终没有定论，但是却遭到体育当局的严厉反对。从女运动员自身来看，她们却一直想跃跃欲试，参赛心理“拟男化”倾向明显，甚至有些女运动员直接挑战比赛规则，和男运动员同赛的情形也经常发生。 1.4.2成形于“男女同赛”问题 和女子体育比赛中的“女用男规”问题相比，男女是否能共同比赛的问题，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议。20世纪30～40年代，除正式网球比赛的男女混双形式之外，在篮球、排球的友谊赛中，经常出现“男女同赛”的现象。曾赴东南亚参加过比赛的两江女子篮球队，更曾和当地的男子篮球队经常进行对抗训练和比赛。这些比赛活动虽然不具备正式性，但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其中篮球的“男女同赛”曾因怪状百出，一时遭到多方非议。1936年，《大公报》的一篇短评针对上海先后举办的男女共泳、男女篮球对抗赛等提出了批评，该短评的作者指出：“篮球是一种剧烈运动，活动范围又小，球员间冲突的机会甚多，稍一不慎，便滑到或跌在一处，容易造成观众与运动员的起哄。”不久之后，“体协会”便做出公告“凡与中华篮球房举行男女比赛，概行谢绝”，理由则是：“男女体格之构造强弱迥异，对于接触猛烈之篮球比赛，势无对敌之可能，既非女子生理上所许，更不符体育提倡之本意。”由于“男女同赛”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只是体育部门做出的一些规定，因此在非正式的比赛中仍然有“男女同赛”的现象发生，而且这一现象从上海逐渐流行到北平。 到近代末期，关于“男女同赛”不合体统的论调非常多，一种声音是男女的生理和体格不同、强弱不均，同赛时不仅会损害女性的身体，而且不利于男运动员完全发挥自己的技术和战术；另一种声音传递的是男女在比赛中互相肉搏作战，除不合体统之外，容易产生其他意外的行为。严格地说，“男女同赛”是女子体育“拟男化”发展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男女共同参与的比赛中，性别之间的差异对认真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来说，并不是很大的障碍，其本身是单纯的。许多参与同赛的男女运动员，不是同辈，便是旧识，在相互切磋的情况下，还可以增加彼此的技术。尤其是在球类运动中，有男球员的指点和陪练，女队员的水平将会很快提升起来。不过一旦有社会人士介入或者涉及两性有别的看法时，“男女同赛”的女子体育观便被复杂化，再加上比赛时肢体接触的动作较多，使在场的观众难以接受，一些人和媒体为了声援女运动员并且端正赛场气氛，遂口诛笔伐，大力反对“男女同赛”，“拟男化”的女子体育观也随着近代的结束而走向消逝。 2我国近代女子体育观演变的特征 2.1我国近代民族主义女子体育观的形成，是中国受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和各类攻击与影响的结果，其主旨紧紧围绕在“救国”这个主论调上。 “强国强种”的诉求促进了以国家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女子体育观的形成，使其承载着拯救中国的重任。实际上，民族主义女子体育观所倡导的女子体育目的不但限于“救国”，而且让中国这个封闭了数千年的古老国度，在破除封建传统的女性观方面开辟了一条智慧而开明的路径。我国近代民族主义女子体育观，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女性健康、健美和整个民族生存与发展关系的认识，彰显的是国人逐渐萌发的体育认识和行为对妇女解放的意义。但同时，我国近代民族主义女子体育观中也明显含有“女子体育工具化”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女子不仅被视为生产“优秀国民”的载体，体育也沦为在“强国强种”的民族主义呼声中体现妇女自身价值的一种工具，这也是中国近代女子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集中倾向。 2.2健康、健美、充满活力的女子体育运动形象，代表的是“新女性”女子体育观，它不仅是对封建礼教和腐朽社会制度的挑战和逆袭，更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健康、健美、充满青春活力的“新女性”体育运动形象大量出现在报刊、杂志、宣传画等媒介中，对女性的体育运动兴趣和意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提高了女性对体育运动所蕴含的健身价值的科学认识。“新女性”女子体育观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倡导的女性独立人格逐渐被社会认可，给后期社会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时代信息。“新女性”女子体育观不仅展现了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独立、自信的形象，并且将其隐含的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想传递给广大民众，使国人潜意识中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逐渐发生改变，逐步消解了国人对妇女以柔弱病态为美的审美取向，转而追求体态健康、健美自信、热情活力的新时代妇女形象，也使民众开始对妇女参与体育运动给予认可和支持，形成了近代时期国人对女性体育运动的独特理解与认识。 2.3基于性别差异的女子体育观，是“妇女解放”和“两性平权”运动的结果，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开始突破传统，向现代化过渡。 近代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没有影响中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两性相同”“两性相异”女子体育观的内涵中，大量引入“强国强种”“健美”“运动”等时尚的概念，与当时社会“妇女解放”和“两性平权”运动中的流行社论、演说、短评、报道等相呼应，虽然最终目的是在促进两性平等，但却有意无意地把运动概念带给大众，使大众较为直观地认识到参与体育运动可能给女性带来身体方面的变化，对于大众体育运动启蒙意识的形成影响很大。基于性别差异女子体育观，其主题和“两性平权”难分难解，这是因为女权运动时期的女子体育观是和女子与男子分权的诉求分不开的，争取两性平权，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其表现方式是多样的，但通过体育锻炼，使女子具备健美的体态和坚强的意志，则是争取其他方面权利的基础，也是体育在女权运动中独特作用的发挥和展现。 2.4我国近代“拟男化”女子体育观的产生，既是女子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也是多元化女子体育认识论调的重要展现。 “拟男化”女子体育观的产生，对于提高女子体育运动水平，促进男女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对体育运动项目自身的改进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拟男化”的女子体育，有助于“两性平权”和“女子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有利于提升女子社会地位，展示女性运动的特点，对于中国传统的崇尚“病态美”“人工美”的女性审美观念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回应。但在“拟男化”女子体育观盛行之时，也饱受来自社会各界的诟病和诘难，如学校体育对于男女生体育标准不一的问责，倡导体育要“男女一致”者和倡导体育要“男女相异”者之间的相互攻击与对立，来自对女子体育比赛中“女用男规”问题的不同声音，对“男女同赛”问题的非议和抨击等，这些因素对女子体育的发展形成了不利的包围之势，使“拟男化”的女子体育在行进过程中困难重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近代女子体育整体发展的步伐和水平。 3结束语 纵观我国近代女子体育观的演变历程和轨迹特征，基本上都经历了形成、兴盛和衰落期，各种体育观相互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时间节点与分割界限，而是处于一种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状态。我国近代女子体育观融合了“强国保种”“民族复兴”“妇女解放”等诸多社会诉求所表达的内涵，对中国传统女子审美观念带来了严肃的挑战，同时也是人们对充满强烈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的近代体育认识过程的延伸。我国近代女子体育观具备的各类特征和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近代民众社会意识的现状密切联系，它突破了女子体育活动所展现的社会意义与认识界限，但又比较完整地诠释了女子体育之所以产生健康和魅力的原因与结果。各类女子体育观虽然有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在表现，但每种体育观所展现的内容与方式都深受其它体育观的冲击和影响，各类体育观彼此交叉存在，只是每种女子体育观所主导的时间长短与影响大小不同而已，它们互相作用与感染，形成了我国近代女子体育观的独特演变轨迹。在倡导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中国近代，人们对女子体育所持的认识和观念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与现象，既是体育运动自身多元化发展的结果，也透视着近代民众对待新兴事物和社会现象的态度与倾向。 参考文献：[HT5"SS] [1]严复.原强[M].台北：世界书局，19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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