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回顾与展望：三十年民间体育研究述评（1985—2015） |
| 范文 | 王微郭幼为 摘要：三十年间（1985-2015），民间体育的研究视野与广度不断拓展，成果丰硕，但开拓者多，回眸总结者较少。从民间体育基础理论研究、时空中的民间体育以及民间体育的应用性研究等三大方面对三十年民间体育研究进行概述与思考。 关键词：民间体育；传承；发展；述评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6-0057-08 Abstract：In the 30 years （1985-2015），the research fields and the breadth of folk sports have been expanding and fruitful，but many pioneers and few reviewers.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thinks about 30 years' folk sports researches from three aspects：the basic theory of folk sports，the folk sports in time and space and the applied research of folk sports. Key words：folk sports；inheritance；development；review 在中国体育发展进程中，有两次讨论与民间体育有关。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这场讨论是对体育本质和价值的理解，是“五四”时期体育思想冲突的延续[1]。此时的土体育指的是发轫于民间的、以武术与养生术为主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与今天的民间体育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多有相似之处。但严格来讲，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土洋体育之争受民族自尊心的裹挟，加之动荡的时局，其讨论“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体育的道路问题，更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2]，其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且呈表面化，多停留在对传统体育项目介绍的阶段。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真义体育论与大体育观之争。真义体育论是土体育的翻版，大体育观为洋体育的化身，实际而言二者之争仍是土洋体育争论的延续。只不过因时代背景的转换，后者的讨论“已经脱离了外在形式的争论，而力求在体育本质的认识上有所突破”[3]。受此次讨论的影响，民间体育的研究也在视野、广度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仅以在中国知网总库平台上发表的民间体育相关文章为例，自1985年至2015年，以民间体育为篇名共搜到文章600余篇。 其中，在两个重要时间点上民间体育的研究数量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一是2008年前后，此时正逢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在体育百年盛世的鼓舞下，民间体育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二是2012年后，对民间体育的研究相较2008年翻番增长。但总体而言，三十年民间体育研究，开拓者多，回顾总结者少，许多问题仍值得回顾与思考。鉴于此，本文从民间体育基础理论研究、时空中的民间体育以及民间体育的应用性研究等三大方面对三十年民间体育研究进行概述，并提出意见和展望，不足之处冀求方家指正。 1关于民间体育基础理论研究 1.1概念界定 内涵准确、外延明晰、表述科学的概念是学术研究和交流顺畅进行的基本保证。对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学者来说，“民间体育”似乎是一个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概念，所以并没有专门对其进行概念界定。进入新世纪，陈安槐、陈荫生在编写《体育大辞典》时首次从体育角度对民间体育进行概念界定[4]。后陆续有人继续为此努力。如齐国强、张成宝从文化的视角，指出民间体育是一种自发流行的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的民众所喜爱的休闲、娱乐的体育文化活动[5]；邵荣、柯玲将体育分为民间体育、竞技体育和军事体育三类，且倾向于从民俗角度来定义民间体育[6]。此种定义虽不被学界同仁所认同，但从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的角度来说，邵、柯二人在界定民间体育概念方面，为学界开了好头。 此后多位学者撰写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民间体育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学界将民间体育概念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且取得了系列成果。2007年有学者对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等几种易混用的概念进行辨析，指出民间体育是存在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的体育活动。他们还对民间体育概念的外延进行了厘定，认为民间体育在这四种体育之中外延最广。陈红新、刘小平在肯定前人对“民间体育”所下定义的基础上，又加入文化因素，指出“民间体育”是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和活动空间中直接创造的，有着固有的方式和文化内涵的体育形式，进一步丰富了民间体育概念的内涵。同时，他们也对前人所界定的民间体育概念的外延持赞同态度，但认为在表述方面需做调整[7]。稍后，王俊奇也加入到讨论的队伍中，认为民间体育是非官方的、在民众中开展的体育活动，它不具有世代相传和延续的特点。王基本同意前人对民间体育所下定义，但认为对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四者关系的厘定并不准确，要绝对划清它们的界线难度较大[8]。多方争鸣迸发的思想火花进一步丰富了民间体育概念。 1.2价值与功能诠释 在研究对象内涵和外延基本界定清楚后，对研究对象所蕴含的价值或承载的功能进行挖掘整理是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单从体育自身来看，强身健体是人们进行包括民间体育在内的所有体育活动的首要目的。转换视角、置于新的语境和当代经济条件下，民间体育则蕴含了多重价值，肩负多样功能。虞重干、张基振从休闲语境中注意到“中国民间体育所包含的具有浓重乡土气息和鲜明民族特色的游戏娱乐性， 对当今中国人休闲娱乐生活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9]；张基振、原维佳、胡一平在文化视野下将民间体育的功能总结为：娱乐健身、承载民俗文化、艺术欣赏和经济等四种功能[10]。在此基础上，张基振在通过对一个地区性国际风筝会经济效益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民间体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成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文化动力因”[11]。虞重干还以上海开展民间体育的社区为个案，指出民间体育不但能为一个地区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也能为社会和谐发展产生持续的推动力量。[12] 将民间体育植入新的语境或视角中，并不断注入时代元素，其多维功能得以展现，时代价值体系可以形成。但还应注意，民间体育实质上是与民众关系较为密切的实践活动。较强的实践性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时，要尽量避免陷入形而上的理论总结，应多从个案出发对民间体育功能或价值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挖掘整理，并加以理论概括，梳理出具有共性的特点或规律。 2关于时空中的民间体育研究 2.1历史中的民间体育研究 民间体育发轫于民间，从群众中来，按“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民间体育自然具有了历史特性，且每一项民间体育活动都能在历史长河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支流。 对于历史中的民间体育，一方面，学者们多从岁时节日与民间体育活动的关系展开研究。如张晓欣、陶战波、王金宝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即岁时节日中蕴含着丰富的民间体育活动，民间体育又依托岁时节日的发展而得到传承[13]。冯萌认为民间体育是传统节日得以复兴的主要形式之一，民间体育的现代化成功转型，为传统节日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载体[14]。孙曦、邓卫红在总结二者相互交融的关系之后，指出二者的紧密融合对于提升民族气节、提高参与者的素质、磨砺人们的意志品质和积蓄文化内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5]。鉴于二者相融的关系，有学者建议各级政府应加强宣传， 对我国传统的岁时节日及其文化进行挖掘和保护，并引导人们认同民间体育[16]。同时，一些学位论文也开始关注岁时节日里的民间体育活动。如兰绍英的硕士论文以明清时期汉民族岁时的民间体育活动为基点，对这些活动展开较为详尽的考察和研究，并得出自唐始，民间体育活动的娱神功能渐趋弱化，娱乐性开始增强，到明清时期娱乐性彻底取代娱神性，成为民间体育活动主要特征的结论[17]；杨大鹏的硕士论文在分析岁时节日与民间体育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传统岁时节日受到“洋节”的冲击，生存空间变窄；民间体育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不平衡性等，并据此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18] 另一方面，更多研究民间体育的学者将视线投入到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从各朝代追寻民间体育发展的足迹，对其特征和功能进行总结。粗略统计，有近20位学者横跨七朝，纵览五代，梳理民间体育发展演变的脉络。如范素香、齐国强、张成宝以春秋时期齐国的民间体育活动为研究对象，明确该时期的民间体育具有与军事体育互为融和、民俗与艺术相结合、以休闲娱乐为主体等三大特征[5]；王凌娟对东汉民间体育的功能和文化特征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东汉民间体育具有娱乐、文化聚合功能以及人文精神和民族性特征的结论[19]；文瑾从文化角度指出宋代民间体育文化所呈现的休闲特性与该时社会风气相适应成为传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张基振通过对我国古代民间体育的发展演变进行长时段梳理，发现它含有强大的娱乐价值。[21] 总体而言，历史中的民间体育研究呈横向有余，纵深不足的局面。虽面面俱到，但多浅尝辄止。有总体的研究，但缺乏各朝代灵活的跳跃，时间感模糊；有各朝代的研究，但缺乏前后呼应、相互衔接。因此，后来学者可遵循前人研究的轨迹，选取几个重要时间段如汉唐、唐宋、明清，认真梳理把握朝代间民间体育演变的脉络，提取传承规律。文献资料的缺乏固然是研究古代民间体育活动的最大障碍，但有几位学者并没有囿于传世文献，而是另辟蹊径，通过年画、窑枕、地方志、敦煌文书、壁画等来考察古代的民间体育活动。这些独特的文本资料可补传世资料数量的不足，为研究古代民间体育活动奠定资料基础。 2.2民族与区域内的民间体育研究 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因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方面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民间体育活动。众多学者对此多有研究，现按区域和民族进行简要归类。 从区域来看，有20余位学者对浙江、西藏、甘肃、山西、北京、安徽、福建、云南、湖南、河北、山东、上海、新疆、河南等14个省市自治区的民间体育活动进行研究。如许燕耿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浙江绍兴的民间体育活动进行了初步探索，并总结出民间体育具有群体性、时代性、历史悠久等特征[22]；暴丽霞、王建洲、张河水选取了河东（山西——笔者注）文化孕育下的几种最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对其发展的历史渊源、基本情况、特征及文化内涵进行初步整理、挖掘，诠释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存在的问题，更好实现河东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交流与传播[23]；王凤娟将热河（河北承德地区——笔者注）民间体育活动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历史沿革、基本情况、特征及文化内涵进行梳理、挖掘，并提出保护中开发、形成民间体育产业的发展思路[24]；白晋湘、田祖国、宋彩珍、张小林从文化的视角指出市场、休闲健身、文化保护和教育等价值的强化与融合构成了武陵山地区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25]。也有学者视野开阔，跳出一省的范围，对更广领域的民间体育进行了整理与研究。 蕴含丰富民间体育活动的地区亦成为学位论文研究的重点。如原彩萍的硕士论文以“石锁”为例分析了北京花会中的民间体育活动，指出其曾带给人以慰藉，如今却因后继无人、资金匮乏、场地缺失等原因而生存堪忧[26]；王军的硕士论文搜集了潍坊市域内30余种民间体育活动，分其类别、括其功能、并阐释其传承与发展的途径[27]；赵浩辉的硕士论文以山东省民族民间体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山东省民族民间体育的保护、继承与发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实现对山东省民族民间体育的有效弘扬。[28] 从各少数民族的民间体育来看，有20余位学者对水族、土家族、畲族、哈尼族、瑶族、满族、赫哲族、景颇族、白族、回族、塔吉克族等少数民族的民间体育文化进行研究。如涂绍生、白晋湘、马根深研究湘鄂渝黔边区土家族民间体育的形成和发展，探索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趋势，为土家族民间体育发展战略的宏观规划提供有益的参考[29]；兰润生对福建省畲族民间体育的保存现状等方面进行了剖析，指出地域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是影响该地区民间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此他提出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开展学校民间体育活动等对策[30]；栾桂芝、王德平通过对满族民间体育传承形式的研究，指出民间体育具有锻炼效用与现代价值[31]；同时，有学者对一个地区各个少数民族的民间体育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杨衍滔、莫伟彬、邓维通过分析广西少数民族“乡土民间体育”项目的种类和文化内涵以及特征，对广西少数民族“乡土民间体育”文化传承困境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广西少数民族“乡土民间体育”文化的发展之路。[32]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考察，可看出当前区域、少数民族民间体育的研究已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也存在着不足：1）区域研究中，单个地区研究数量较多，跨区域研究较少，缺乏横向比对，不利于协同整理开发；2）单个省区中，研究过于偏重个案解读，缺少对省区内各区域民间体育项目的整理和介绍；3）对少数民族的民间体育活动挖掘稍显不足，55个少数民族中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民族民间体育得以开发和推介；4）对少数民族人数和族群种类较多的省份或地区缺乏系统研究。 3关于民间体育应用型研究 3.1民间体育载体研究 3.1.1民间体育组织研究 社会转型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体育也面临着结构转型，且体育社团组织能较大地提高体育组织化程度、形成分工合理的体育管理体系， 是进行体育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也正是得益于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期以及体育组织在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民间体育组织也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 对于这一趋势，学术界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早在2002年就有学者从社会转型的实质和当前的特点出发， 探讨了我国民间体育组织的管理和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 指出管理和发展我国民间体育组织应在理顺民间体育组织与政府、社区以及民间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并在坚持主体多元化、运作市场化、人员专业化、投资民主化以及监督社会化等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形成包括市场供求、自律、人才培训与吸纳、志愿者参与等机制在内的系统运行机制[33]。之后部分学者也结合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对民间体育组织生存现状、影响中国民间体育社团发展因素以及如何培育发展民间体育组织等方面展开研究。如许月云、许红峰、王海飞对福建省民间体育组织的发展现状与困境进行研究， 并提出培育和推动我国民间体育组织发展的路径体系[34]；黄彦军、徐凤琴在分析影响中国民间体育社团发展因素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法律建设、政策调控、管理机制健全等方面的实施落实加快我国民间体育社团的发展[35]。有学者还进一步细化对民间体育组织的研究，对社区民间体育团队组织、网络化民间体育组织、非营利民间组织、法定民间体育组织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进行对策探析。 丰硕的研究成果标志着民间体育组织的研究开始走向成熟。学者冯晓丽便在此基础上，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也为未来民间体育组织的发展提出设想。她指出我国民间体育组织的未来发展路径应该在被确立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的前提下，坚定国家与社会融合发展的中国式“软法”治理道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金字塔式的民间体育组织治理结构，从而建立中国特色的民间体育组织发展模式。[36] 民间体育组织存在着双重管理体制、草根民间体育组织的合法性、社会监督与评估等制度困境，这严重影响了民间体育组织的发展。发展的困境需要制度来破解，许多学者也由此出发，运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视角展开分析，寻求解决之道。如冯晓丽依据新制度主义中的相关理论，对我国民间体育组织建设中存在的制度困境进行了分析[37]。同时她也从新制度主义与公共政策研究结合的逻辑起点出发对我国民间体育组织评估政策变迁进行了梳理，提出要以完善法律环境为基础，从机制方面重点做好对民间体育组织评估工作[38]；李雪基于我国主要以政府领导为主，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的民间体育组织的监管体制，从互动视角解析组织监管发展现状，对我国现行的监管体制进行优劣势分析，为我国深化民间体育组织监管体制改革提供建议[39]。通过众多学者的不懈探索研究，民间体育组织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3.1.2民间体育赛事研究 近年来，民间体育赛事研究日益成为民族传统体育、体育管理、体育旅游等研究的热点领域。李延超、虞重干对民间体育赛事的概念、属性、研究目标进行了科学的定位，并从“主题、视角、范式和方法”等方面明确研究内容[40]。在另一篇文章中，李延超还指出“适应新时期人们不断增长的赛事消费的多元需求，打造我国民间体育赛事文化品牌，传承优秀的民间体育赛事文化是研究的社会使命；探索真理、继承传统、实现创新和学以致用则属于研究的学术追求。民间体育赛事的研究应体现社会使命和学术追求的统一”[41]。这进一步标注了民间体育赛事的理论研究方向。后来学者基本沿此轨迹，从不同视角或框架对民间体育赛事进行研究分析。如杨涛、羿翠霞从遗产学视角对我国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特征和价值进行归纳和剖析。[42] 不同的地域文化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民间体育赛事的开展方式、活动内容及运动形式[43]。基于此种思路，部分学者或学位论文展开了对某一地区民间体育赛事的研究，如廖军论述了民间体育赛事与湘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民间体育赛事在湘西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44]；杨林的硕士论文对青海地区民间体育赛事进行研究，提出少数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是人们认识少数民族历史的“活文献”，它形象地表述了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这对从事民族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生产生活、民俗风情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45] 总体来看，学界对民间体育赛事的研究已经由构建理论体系阶段向实证阶段过渡，但由于研究起步时间较晚，成果数量不多，理论研究仍显滞后，总体质量不高。这说明该领域还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和探索空间，待后来学者进一步挖掘整理。 3.2民间体育与教育 3.2.1课程开发应用价值的理论研究 依托学校教育，将民间体育项目融入到具体的教学课程中、寓教于乐，不失为传承民间体育的良法。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就有学者注意到“有选择地选择部分民间体育项目进行体育教学， 对促进学生身体形态、机能的发展和身体素质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意义[46]”。之后，有研究者围绕教学主体，分析民间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现状。如盛昌繁将民间体育项目分为以嬉戏娱乐为主、以竞赛为主、配合节庆习俗等三类，并分别指明各类民间体育项目在教学课程中的特点[47]；郭良占的硕士论文以文化生态视为视角指出民间体育教育资源的现状[48]。针对目前民间体育教育器械教材短缺、师资不足、学校重视程度不够的现状，一些学者从多方面提出对策。如师资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体育教师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学生在课程资源开发中的主体作用”[47]；项目建设和课程开发，“要根据学生特点对民间体育项目加以改造和创新”[49]；器材建设，“高校与运动器材制造企业联合建立民族民间体育器材研发中心，开展民族民间体育器材改正和设计，制造出简单方便、安全实用、经济耐用，适合于城乡学校体育教学的运动器材”[50]等。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民间体育项目融入教学课程逐步由理论阐述阶段向实际应用阶段过渡，众多研究者在总结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非常具有建设性，但也应看到这些建议和意见中宏观层面的论述较多，具体实施和实施后的效果如何则鲜有文章论及。三段论式的文章虽然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但落到实际却是大而化之，真正的指导效果不得而知。而且在众多文章中还缺乏一线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声音，他们可能提不出宏伟的蓝图，却可将蓝图付诸实践。如有的中学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边学习、边研究、边应用， 将有当地特色且适合学生的民间体育项目如拔河、踢毽子、跳绳、打陀螺、推铁环、跳橡皮筋、摸石头过河等渗透到体育课堂之中， 收到了良好效果。[51] 3.2.2引入学校体育的可行性以及实验性策略研究 针对如何将民间体育引入学校体育教育中，有学者从构建民间体育文化特色学校角度展开论述，分析构建民间体育文化特色学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依托地域的民间体育文化、结合学校自身优势统筹规划、协调多学科协同发展的民间体育文化特色学校的构建思路[52]。更多的研究者则将学校按照大学、中小学和农村校园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阶段的学校中适龄学生的特点，对民间体育进校园进行可行性研究。 高校是高等教育的聚集地，大学是培育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对明日国家栋梁进行民间体育教育，既能丰富体育课程内容，又能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更能培养他们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 遵循这样一个研究路径，一些研究者就某一地区或某一高校开展民间体育引入普通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如马永通通过对山东地区13所高校开展民间体育项目的现状调研， 发现各高校多以武术类为主， 内容较单一， 其他民间体育项目涉及极少， 甚至没有。针对这种状况他从项目增设、师资建设、教学研究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53]；潘智的硕士论文以湖南省 13 所体育教育专业院校为研究对象，对各院校的民间体育课程的开设现状进行调查。发现该地区存在着与山东地区高校较为相似的情况，如大部分院校以舞龙舞狮项目为主，其他民间体育项目涉及较少；师资不足，且教师的专长主要集中在龙狮运动项目；民间体育课程课时量较少，学生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体验和练习民族民间体育项目；教材短缺、场地设施破损严重。针对这些问题潘也从项目、师资、器材设施购买等提出建议，还特别强调了完善课程评估体系的重要性。[54] 考察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以竞技类体育居多，民间体育活动则多出现在学生的课余时间中，且这种时间逐步被压缩。在多数校园中（以城市校园为主），打篮球、踢足球的孩子远远多于丢沙包、踢毽子的学生。但经济、便于开展、集娱乐性与趣味性于一身的民间体育还是深受学生的欢迎，把这些传统民间体育项目进行开发改造后引入中小学体育课堂中，不仅补充和发展了学校体育内容，还会使民间体育活动在未来拥有更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邓凤莲对河南省中小学生参与民间体育活动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民间体育活动对该地区中小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55]。林琦也认为中小学民族民间体育课程的开发符合当前新课标的需要[56]。一些学位论文通过选取某一地区或某一学校进行个案研究，以点带面，得出共性结论。如庞振洲的硕士论文对杭州市8个辖区分层随机抽取30所中学的150名体育教师和10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在杭州市中学成功开发的民间体育项目不足20项，远远低于杭州市民间体育项目总数，并从多角度入手，对杭州市城区和乡镇中学民间体育课程资源情况进行了研究[57]；李正莹的硕士论文以济宁市枣店阁中心小学为研究对象，对该小学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展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通过教学实验为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如何进入学校体育教学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58] 农村学校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主体，农村学校体育是是我国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与开展民间体育课程，不仅可丰富农村学校体育教学内容，改善现阶段农村学校体育的教学现状，同时还可使农村学生受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熏陶，提高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使民间体育能够在广袤的农村土地生根发芽。 熊静梅、刘少英从体育课程人力资源、内容资源、课外和校外体育资源、设施资源、自然环境资源和体育信息资源等方面对凤凰县农村中学体育课程资源的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并提出农村中学体育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对策[59]。熊静梅与张亮合作对湘西州农村中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开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并认为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大力开发民族民间体育资源，为农村中学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奠定基础[60]。其他研究者针对广大农村场地、器械等方面比较缺乏的现状，认为具有趣味性、安全性、简便性等特点的民间体育非常符合农村孩子身心发展特点，尤其在不受器材场地约束的条件下对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社会适应能力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3.3民间体育现状、传承与发展研究 民间体育虽然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但其现状堪忧。西方体育文化冲击了民众的传统体育观念，“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类体育已经逐渐取代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娱乐性体育，这也就动摇了民间体育的群众基础。进而导致：第一，关注民间体育的人数少，市场需求不旺，社会资源投入不足，民间体育发展举步维艰；第二，民间体育活动多以老年人为主，青少年较少，民间体育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第三，民间体育项目逐年缩减，甚至一些地区已经处在半消失状态，民间体育生存环境基础较为脆弱。 实践的呼唤吹响了理论研究的号角。当前，生存现状堪忧的民间体育要求学界直面现实、找准出路。一些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张基振、虞重干认为政府引导、学校体育承载、民间体育人才培养机制或渠道的建立、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是推进和深化当前民间体育保护与发展的有效举措和途径[61]；针对我国当前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白晋湘、张小林、丁怀民 、欧阳秀雄指出政府应承担公共责任，弥补“市场失灵”缺陷，积极构建政策体系，促进民间体育走上产业化发展之路[62]。以个案为着眼点，对民间体育的发展进行思考的学者也较多。如虞重干、张基振从风筝运动焕发出第二春中得到文化自信、开放的心态、尊重事物发展规律、顺乎时代潮流、政府作为等促进民间体育发展的有益启示[63]。冯天瑾、王进、李志、秦文光对广西林溪“花炮节”中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参与者进行实地调查，借鉴目前“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成果，解析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提出中国优秀民间体育的发展应建立以政府引导为主、积极发挥民间组织主导作用的发展模式，挖掘民间体育的文化内涵，打造精品民间体育赛事，推进民间体育文化的产业化进程[64]；孟林盛、李建英以山西忻州挠羊赛为视角，分析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在法律保护上存在问题的原因，并积极探寻解决之道[65]。还有学者从历史、文化、社会、民俗、管理等多维视角，在对四川省舞龙舞狮民间体育运动发展现状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适合四川省舞龙舞狮运动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66]。不同的视角开拓了后来学者的视野，使他们能够从更宽角度和更深领域去探寻民间体育发展之道。 同时，一些学位论文也在促进民间体育发展方面献计献策。如张基振的博士论文以潍坊风筝为对象展开实证研究，强调我国民间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理论、 “模式”，但更需要实践。为此，该论文从政府作为、学校教育、人才培养、媒体参与、资源开发、国际交流和走向共生等7个方面进行了思考[67]；郑峰华的硕士论文从村落民间体育的研究视角出发，对江西孝桥村民间体育在村落变迁的背景下生存和发展问题进行了个案的考察与分析，并提炼出民间体育不能脱离滋养其生长的文化土壤、政府行为的主观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民间体育发展等共性规律[68]。 理论在实践中提炼总结，实践在理论的指引下阔步前行。理论的先进性，就在于它始终保持与实践发展一致，给予实践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见或建议。就民间体育而言，其孱弱的生存环境基础，正在消亡的部分项目，都为学界开展实证研究吹响了集结号。 4结语 民间体育相对于“官方体育”而言，是我国现代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三十年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民间体育的概念愈发清晰，功能价值日益凸显，基础和应用性研究体系渐趋形成。在高歌猛进的同时，民间体育研究也留有研究盲区。如时空中的民间体育研究虽面面俱到，但纵深不足，浅尝辄止式的介绍无益于展示我国民间体育文化的博大精深。再如民间体育应用性研究中宏观指导多，微观实证研究少，三段论式的文章在缺乏实证的襄助下，无法使民间体育摆脱堪忧的现状。可以说三十年民间体育研究，成果与不足同在，发展与挑战并存，这就要求后来学者回溯民间体育的源头，挖掘和整理各时代的民间体育并正视当前、着眼未来，对民间体育的保护与传承提出可行性建议，为我国民间体育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三十年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而言，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然而对于中国体育史尤其是新中国体育史，却极不平凡。这三十年我们从取得第一块金牌，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到金牌总数世界第一；从参加奥运会感受别国风情，到举办冬夏奥运会彰显本国优势。三十年中国体育的快速发展是我国国力蒸蒸日上的注脚。而民间体育研究的不断升温，是学界对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过程中理性思考的体现。须知，金牌第一不等于体育强国，全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观才是体育强国的根本标志。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相信会有更多学者加入到民间体育研究的队伍中，也势必会将民间体育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形成包括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应用理论等在内的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HT5H]参考文献：[HT5"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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