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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将亮相匡时2014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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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旧藏的一批学人手札即将亮相匡时2014年春拍的“百年遗墨——二十世纪名家书法专场”，这组手札以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信札为主体，尚有丰子恺致郑子瑜信札9通，以及俞平伯、简又文、吕叔湘、陈子善等人致郑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为郑子瑜撰写的书签等。这些既表现了文人相重、学人相亲的一面，又反映了前辈学人对晚辈的提携关爱之情和晚辈学人对前辈的崇敬之意。郑子瑜（1916-2008），福建漳州人，是清代诗人郑开禧的后裔，于1939年迁居至新加坡。与郁达夫、周作人、丰子恺、于右任多有来往。郑子瑜早年在厦门拜见过郁达夫，并写过一系列文章，被学术界誉为“研究郁达夫诗词的第一人”。先后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任教，被誉为中国修辞学史学科的开山者。编著有《鲁迅诗话》《达夫诗词集》《中国修辞学史稿》等。

1936年，郑、周同在《逸径》文史半月刊上写稿，因彼此都嗜好黄遵宪《入境庐诗》成为俩人最初结交的动因。之后，因日本侵华，郑子瑜南渡谋生，两人交往告一段落。50年代，两人又因黄遵宪结缘，周作人把俞平伯、吴小如，以及日本汉学界名人实藤惠秀、吉川幸次郎介绍给郑子瑜。郑子瑜能在日本汉学界施展拳脚，除他自己对学术的卓著贡献外，周作人的介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晚年的周作人一直关注“黄遵宪研究”对郑子瑜的黄学事业也多为关心，经常帮其搜集寄有关黄遵宪的资料。

1964年至1965年，郑子瑜在任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时，曾编纂《周作人年谱》，为写作时间最早的《周作人年谱》，开启了一个历史先河，为周作人生平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材料。晚年的郑子瑜，经常向周作人寄去国内短缺的物资。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1960年9月1日，中央公布了对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实行临时特供证的规定，因此当时油、糖很不易得，郑子瑜每月给周作人寄去方糖，使周作人感谢不已。郑子瑜还给周作人寄去一块手表，周作人写信回复说：“国内手表奇缺，欲买者须先登记，尚属遥遥无期，若不在机关办事者欲登记而不可得，至欲买一西国之表自更属难得矣”，可见他的欣喜之情。一部《知堂杂诗抄》堪称周作人与郑子瑜友谊的结晶。1958年，在郑子瑜的热情要求下，周作人前后将《老虎桥杂诗》等旧体诗寄给郑子瑜欲合成一辑。周作人将《知堂杂诗抄》诗稿寄郑氏，因种种机缘一直未能问世。郑子瑜为此努力奔波，前后努力三十年，又经上海陈子善奔走，才终于1986年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

周作人手迹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市场保有量较少。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5通信札，时间跨度达数年之久，不仅涵盖面广，而且内容详实，既有彼此思想上的交流，也有日常生活的介绍；既有请求帮助，也有答惑解疑。这些内容都是他们密切交往的记录和历史见证。难得85通信札的信封也都保留了下来。因此，这批信札不仅是研究《知堂杂诗抄》的第一手资料，更是研究周作人建国以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极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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