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天台山桐柏宫道乐与唐代法曲之渊源略考 |
| 范文 | 邱国明 [摘 要] 天台山桐柏宫是我国道教南宗发源圣地，无论是道教的教义思想还是斋醮科仪音乐，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并促进我国道教向前发展。桐柏宫的斋醮音乐即道教音乐，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与其他的音乐形态之间产生联系。本文首次将桐柏宫道乐与唐代法曲之间产生关联，先对桐柏宫道教音乐唐代前的历史流变进行概述;后又从唐代桐柏宫道乐与法曲之间的渊源，司马承祯对唐法曲与桐柏宫道教音乐的发展等方面做进一步的论述，使之能够对桐柏宫道教音乐与唐法曲之间的关系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 桐柏宫;道乐;法曲;唐玄宗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9）12-0029-02 道教的斋醮科仪分日常的早晚课诵科仪与重大活动的开光法会科仪，有科仪必有音乐，道教音乐即斋醮音乐。因此可以说，道教音乐是随着道教的发展而发展。天台山桐柏宫作为道教重要的道观，是我国道教南宗发源圣地，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其道乐随之发展并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唐代，音乐文化空前繁荣，不同民族、不同乐种之间的融合促进了唐代乐舞的发展。同时，由于官方的支持，帝王的喜好，道教得到很高的重视，使得浙江的道教音乐影响了整个道教发展将近八百年[1]。作为浙江道教的重镇桐柏宫，历经几代高道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点的道教音乐，并与唐代重要的乐舞形式——法曲之间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渊源。 一、全真道形成前桐柏宫道乐发展概述 天台山桐柏宫迄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建立，尤其以道长葛玄、葛洪最为著名，是天台山道教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在东晋时期之前，道教仪式中只有诵念即“音诵”和“仙歌”“道赞”，没有音腔[2]，因此关于桐柏宫较早的道教音乐资料，笔者还未发现详细的记载。随着诵念音腔的出现，在举行法会或诵经的过程中必须伴随音乐，这一点在北周时期的著作《无上密要》中有详细记载。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著名高道陆修静早时曾在天台山修道，后游历江西、四川等地，对桐柏宫乃至全国道乐与科仪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非常重视斋醮仪式，规范了道教的科仪范式，由此也使得道教的一些科仪形式能够得以传承。陆修静具有较高的音乐素养，他认为应该将音乐、存思、修道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撰写了《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为道教道乐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隋唐时期，为了巩固统治，唐朝李氏皇帝们，认为自己是道教始祖老子李聃的后代，并大力发展道教，也使得桐柏宫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随之带来桐柏宫道乐的空前繁荣。在此阶段，桐柏宫有许多著名的高道经常得到唐皇帝们的召见，如潘师正、叶法善、司马承祯、杜光庭等，他们都是对道乐有着很深造诣的道长。桐柏宫及其道乐的发展以元代为分水岭，上述历史发展在元代统一前为天师道、上清、灵宝等流派的传播与发展，而桐柏宫的道教音乐也融合了诸流派的音韵特征，如杜光庭曾长时间在桐柏宫修道，在其编著的《广成南韵》（后经过全真道士陈仲远整理成《广成科仪》）中不可避免地将桐柏宫道乐特征与龙虎山、茅山道乐的特点相融合，并影响桐柏宫道乐。因此，元代前的桐柏宫道乐在各流派的影响下发展，逐渐形成了桐柏宫自己的道乐特征。自元统一后，全真道教南下，天师道、上清、灵宝诸派合流，合并南北二宗为全真道教。桐柏宫道乐在原有基础上逐渐与全真道教的道乐风格相融合并具有地方特点，形成了桐柏宫独有的“浙江韵”。 二、唐法曲与桐柏宫道教音乐之渊源 如上文所述，道教音乐在唐代之所以能够有较为繁荣发展的局面，除具有宽松的政治环境外，唐代乐舞的发展，尤其是法曲的繁荣，也为道教音乐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相反相成，道教音乐的发展也推动了唐代法曲的进步。崔令钦《新唐书·礼乐志十一》：“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教坊记·序》：“我国家玄玄之允，未闻颂德，高宗乃命白明达造道曲、道调。”不仅如此，“道调”一时间竟由此变成了流行的宫调名。宋王溥《唐会要·诸乐》：“林钟宫，时号道调、道曲、垂拱乐、万国欢。”从唐代对道调、道曲的重视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唐代统治者急需采用各种手段美化自己，而具有艺术与宗教两种属性的道乐显然是最具有颂圣内蕴的功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唐代统治者对音乐的喜好，对道教的推崇，也为唐代音乐与道乐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法曲起于隋朝兴盛于唐朝时期，在开元、天宝年间基本定形，是燕乐中重要的歌舞表演形式。关于法曲名称的由来，国内学界有过深入的探讨，有学者认为是南北朝时期梁帝萧衍所度佛曲。但是李石根在1957年曾在陕北佳县白云观做田野考察，而那里的道长把自己的经韵称作法曲[3]。且范紫东先生在《乐学通论》中提出法曲所用歌词，确实是西安城隍庙道教音乐所用。因此，在种种迹象中表明，法曲与道教音乐有着较为深厚的渊源。同时，如上文所述，隋唐帝王对桐柏宫较为垂青，隋炀帝杨广曾多次约见徐则居、王远知入宫讲经布道，而此二人对音乐又具有较高的素养，经常在宫内布置各种法会，使得道乐在宫中得到发展，因此可以认为法曲在形成之初，就已经将桐柏宫的道教音乐渗入其中。此后，较为著名的就是桐柏宫叶法善道长的道教音乐与唐代法曲之间的互相影响。叶法善历经唐朝五代皇帝，尤其是在高宗、则天、中宗时期，经常为帝王们讲经布道，在宫中布道场、做法会。《旧唐书·方技传》记载，唐高宗笃信长生之术，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金丹。叶法善言曰：“金丹难就，徒费财务，有亏政理，请和其真伪。”后来叶法善以修黄箓斋为名请回天台山桐柏宫。唐明皇所创的著名法曲《霓裳羽衣曲》是一部经典的、影响最广的唐代法曲，而此曲也正是在叶法善道长的引导下进行创作。相传叶法善与玄宗共游月宫，途中听有仙乐飘来，玄宗记下半曲，日后将之与西凉都督杨敬述贡献的《婆罗门曲》合二为一成为了后来的《霓裳羽衣曲》。虽然这是广为流传的传说，但是叶法善具有较深的道乐造诣且经常与玄宗皇帝交流道乐是不争的事实。并且在《霓裳羽衣曲》中的前半段卻为道乐、道调。因此，可以认为是唐玄宗日思夜想，意念中潜意识体现在梦中，并在前半段中利用道调，描绘梦中月宫的场景。杨荫浏先生曾认为，“唐玄宗正把这一乐曲写好一半的时候，西凉节度使杨敬述进献《婆罗门曲》，并完成全曲”。同时，叶法善将其在宫中所积累的宫廷音乐、胡乐融入到科仪法会的道乐中，使之促进道乐的发展。 三、司马承祯对唐法曲发展的历史作用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号天台白云子，年少入道，游历各大山川，后久居天台山桐柏宫修道，创天台仙宗派，是道教历史上较为著名的高道。曾数次应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之邀进宫，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他是唐代历史中，对帝王最具有影响力的道教人物之一，其倡导的将儒、释、道三家思想融汇一体，深得当时统治者的推崇。司马承祯通晓音律，能制琴、善作曲，并创作有《蓬莱操白雪印》《幽兰白雪》，他在《素琴传》中写道：“诸弦和附，则采采粲粲，若云雪之轻飞焉。众音谐也，则喈喈嚷嚷，若鸾凤之清歌焉。”好的琴在善于鼓琴的人手中，可以将和弦演奏的美妙且韵味十足，犹如云雪鸾凤曼舞轻歌般美妙。由此可见，司马承祯确有较高的音乐造诣。与他交往的帝王中，属唐明皇李隆基最为频繁，李隆基深信承祯的道教思想，曾数次召见司马承祯入宫，并亲受法箓，前后赏赐深厚。同时唐法曲在唐明皇在位时，发展尤为鼎盛，李隆基本人就是一名卓有成绩的音乐家，并深爱法曲，同时自己又深信道教。玄宗皇帝曾经多次邀请司马承祯度曲，在《新唐书·礼乐志十二》中记载，“帝（玄宗）方浸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因此可以认为，司马承祯对唐代法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音乐形态方面，在思想方面也有较深厚的影响。司马承祯倡导艺术、文學创作的“求仙”思想。道教在哲学方面，认为“道”是世界的源头，只有超越现实、得道升仙，才能永生，达到生命的意义与永恒。司马承祯与李白、贺知章等诗人交好，李白就曾作《梦游天姥吟留别》来描写神仙生活;贺知章的道曲《紫清上圣道曲》;唐玄宗自度的《降真召仙之曲》《紫微送仙之曲》等道曲都明显蕴含着升仙得道的思想。司马承祯对法曲的影响与发展是从内容到形式，由内而外的。同时，和叶法善一样，司马承祯处在法曲高度发达的时期，法曲中的优点与长处也曾被承祯带到桐柏宫，促进桐柏宫道乐的发展。 在唐代，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道教成为当时的第一宗教。而天台山桐柏宫道教音乐具有千年深厚的底蕴，历经数个像陆修静、司马承祯、叶法善、杜光庭这样高道的加持，又具有先进的道教哲学思想，使之能够在整体道乐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法曲这个充满了道教色彩的唐代大曲，必然会和桐柏宫之间产生关联，尤其是司马承祯、叶法善等道长与唐朝贵族阶级有深入的接触与交往，就更加证明了法曲与桐柏道乐之间必然会有较深的渊源。 （责任编辑：崔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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