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的汉学与国学对话 |
| 范文 |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中基本上是在中国自身的文化范围内展开的，但从晚明后中国的知识和思想已经传播到西方，同时，西人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开始使中国的古代思想和知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一个形态：中国学术和思想展开的空间大大扩大了，开始以一种世界性的学问在全球展开，走出了以前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从事中国学术和思想的研究者大大扩展了，汉学家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专业的汉学家。 空间的扩大和研究主体的扩大不仅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影响的扩大，说明关于中国的学问和知识已经不再属于中国学术界的独有，但同时，这种在中国以外的中国研究形态又反馈中国自身的研究和变迁，从而呈现出中国学术和思想研究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这就是我们近代以来自身的文化变迁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交织在一起，这样，在展开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时就首先需要我们对自身文化和海外中国文化的研究（即汉学研究）之间的交错有所了解。 汉学之国学：近代中国学术的基本特征 海外汉学（中国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西方汉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和西方近现代的汉学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王韬与儒莲，伯希和与罗振玉，胡适与夏德、钢和泰，高本汉与赵元任等等……，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戴密微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当年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籍，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①这说明了当时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对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强，引起许多学者感兴趣，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影响。胡适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② 这里胡适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260部的古音弄的（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300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③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江”。 当时西方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致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④其实中国近代学术从传统的注经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赵元任和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走出传统的小学，而采取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高本汉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这说明汉学和我们自己本土的学术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陈来提出“汉学之国学”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如他所说“汉学化的国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化的，就是跟世界学术的研究接轨、合流的一个新的国学研究”，当年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国学院在国学研究上主要是吸收西方汉学和日本汉学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的学问在世界学术空间中展开，与国外汉学展开积极的对话，同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展开积极对话，这才是今日国学发展之正确的途径。 汉学在学术对象上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但它是在各国的学术传统中发展的，从而必然受到本国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影响。从西方汉学来说，它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是其东方学的重要分支。它和西方哲学与社会思想之间的互动，至今我们仍不能说得很清楚。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对域外汉学只是采取一种知识论的立场，不能揭示其背后的方法论，那么，我们最终也很难把握好域外汉学。 陈寅恪在谈到学术发展时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⑤今日中国学术之发展，掌握域外汉学研究成果已经成为研究之前提，无论在问题意识上还是在研究材料上，海外汉学界的成果都是令国内学者不可以忽视的。尽管近年来我们在汉学的知识论和思想背景研究这两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国内国学发展的需要来看，仍是很不够的。仍需要我们卧薪尝胆，扎扎实实地做好这些工作。 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的重建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学术界逐步走出了晚清以降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框架，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峙的框架中思考问题。文化自觉需要我们清理近百年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体系，这几年关于“反向格义”的争论，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如何看待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这里当然涉及到对西方汉学或者日本汉学的评价问题。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如果近代以来是“汉学之国学”，那么这些在西方学术体系和西方学术观念下所产生的现代学术体系，现代学术话语的合理性在哪里？ 实际上西学在中国的影响还远不止晚清，对西学的接受从晚明就开始了。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耕笔之勤是今天我们无法想象的，根据我近年来的研究，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和入教文人大约写下了近千部中文著作和手稿，如果加上那些反教儒生所写的著作就是一个更大的数量。明清之际的传教士汉学和今天专业汉学的重大不同是他们生活在中国，用中文写作。从方以智到刘献庭，从王夫之到黄宗曦，明清之际的中国文人很多都受到他们中文著作的影响。如果梳理“西学东渐”的历史则必须从这一时期开始，唯有此，才能揭示出从晚明以来中国学术思潮的变迁，合理地说明中国近代学术和思想的产生，为我们重新建立新的中国学术和思想体系奠定一个扎实的学术基础。 这样，我们看到，如果真正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站在中国立场上书写我们自己的本土知识，阐明中国自己的独有学术思想价值，那么，彻底地梳理晚明以来的传教士汉学发展在中国思想学术中的影响，彻底地梳理清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我们表达中国本土知识和思想所取得的成就和问题，就成为我们学术建设和思想建设中一个重要任务。这就揭示了汉学研究和中国学术文化重建的复杂关系。⑥ 这说明，一方面要认识到近代中国的文化已经和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研究混为一体，相互影响，唯有此才能认清近代中国学术和文化的特点。同时，又要看到，西方汉学和中国文化外部研究者在对我们的影像整理归纳中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我们应该清理按照西方中心主义“格义”中国文化的一面，使其回到自己的本为。这样研究西方汉学，研究西方汉学界近代以来对我们学术文化的影响就不仅仅是一个介绍西方汉学知识的问题，它同时是一个清理我们近代自己的学术和文化的过程。 这充分说明，四百年来，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西方汉学的发展，使今天中国文化的重建有了多个维度，这种交错的文化史呈现出文化重建的复杂性和世界性。这样，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并非是一个单线条的简单历史过程，特别是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已经有四百年历史。同时，这种在欧美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研究从近代以来和我们自己文化的建设也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复杂关系。 因此，不了解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历史，不知道在四百年中西方汉学界与中国学术文化自身的发展之间的互动，空谈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是显得幼稚和简单的。 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近年来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对中国典籍的翻译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一大批年轻学者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也涌现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博士论文。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里不仅仅是对研究者的外语能力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同时，对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研究能力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由于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外传的研究是在翻译学、宗教学、比较文学几个领域交叉展开的，研究者必须问学于中西之间，在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游移。同时，研究者面临着双重的挑战：每一个研究者必须面对中国国内学术界的拷问，同时，研究者也始终有一个永恒的对话者——西方汉学家。尽管困难重重，但这一研究领域仍吸引着一批批勇敢的探索者。 百年欧风美雨，百年一切以西为师的时代过去了。天地苍黄，今日中国在社会物质发展上已经终于赶上了“老师”的步伐，超越欧美发展的前景也并非不可能。但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百年文化批判，文化的中断与接续，文化吸收与创造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问题，没有精神与文化的浴火重生，中国文化永不能真正的复兴。 「注释」 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北京晨报》1933年1月15日，转引自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②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60-861页。 ③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商务印书馆发行，1940年，第三卷，第203-205页。 ④转引自郑天挺《五十自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第28辑，第8页。 ⑤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66页。 ⑥张西平《国学与汉学三题》，清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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