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情感社会学视域下敏感热点舆情演化动力机制探析 |
| 范文 | 余红+马雪怡+李瑞芳 【内容提要】我国敏感热点舆情频繁發生且掺杂了大量的社会情感，从社会情感的视角分析现阶段敏感热点舆情的发生演化动力机制，具有一定的意义。转型中国的社会结构张力使得社会情感（结构性怨恨）酝酿，这是敏感热点舆情演化的内源动力机制，决定了舆情事件的敏感度；多媒体借助悲情/狂欢话语策略，以及片段式框架策略进行情感动员，使得社会情感共振激化；公权力危机传播（应对速度以及应对方式）起到了社会情感调控作用。多媒体动员和公权力危机传播是舆情演化态势演化的外源动力机制，决定了舆情事件的热度。鉴于情感在当代中国热点舆情中关键性的动力作用，研究从“善治”的视角提出敏感热点舆情的治理体系。 【关键词】敏感热点舆情 社会情感 善治 近年来，我国敏感热点舆情事件频繁发生，不仅有烈度大、不确定性高、多媒体协同的特征，而且其演化凸显出情感逻辑。相较于西方，中国公民社会力量组织化程度较低。“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很差时，决定一个运动的发展往往不是运动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行动，而是大众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基于一个社会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解读模式。”①所以，中国的舆情抗争行为多半出于临时的共意行为。情感具有共享性，容易达成共意。情感被看作当代中国热点舆情事件中的公众抵抗行为中的“弱者的武器”，是当代中国热点舆情演化的关键性动力。 纵观我国舆情演化研究，研究取向大多属于程序流派，研究舆情形成的具体程式和步骤。如提出网络舆论的演化经历了议题出现、议题的存活、舆论走向三个阶段；经历了议题演化、过程演化、路径演化三个不同的演化过程。这些研究对网络舆情发生、发展乃至消失的过程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但鲜有从情感的视角来探讨社会舆情现象。对于情感和社会舆情的关系，一些计算机科学、情报科学的学者主要从其相关学科理论，探讨如何开发通过情感关键词预测社会舆情的网络技术。而对情感在舆情发生、高涨等演化态势的动力机制缺乏深入探讨，也没有看到我国舆情凸显情感特征的社会根源。在情感社会学中，情感的社会根源被看作来自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形塑。情感的社会后果在于其可以调节人们的行动，从而对社会控制与群体团结产生影响。“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说明，要对社会行为作完整的理解仅局限于理性行动是不充分的。”②基于此，研究采用情感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社会情感在我国敏感热点舆情演化的动力机制，并对社会舆情治理提出新思路。 一、社会情感酝酿：社会结构张力 社会舆情演化动力机制是指在舆情发生、发展中所遵循的内在动力逻辑。鉴于情感在我国敏感热点舆情演化中所起的支配性甚至决定性作用，本文主要分析社会情感促使社会舆情成为敏感热点舆情的内源动力机制和外源动力机制。社会结构张力矛盾促使社会怨恨情感酝酿积累，是热点舆情演化的内源动力机制，它决定了舆情事件的敏感度。对于热点舆情事件，绝大多数参与者与导火索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其舆情参与行为主要是借导火索事件发泄怨恨情感，释放紧张状态。这种怨恨情感是贾斯柏（Jasper）所说的“道德情感”（moral emotion）。公众对舆情事件之所以会产生积极的反应，是因为一些特殊事件触犯了人们的道义原则，从而使得目睹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比如，对个体存在的尊重，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都是重要的道德原则。 道德情感是所有激情事件（包括现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基础。而当下中国敏感热点舆情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种道义建构所带来的激情行为更有可能与社会结构张力相联系，成为一种结构性怨恨。结构性怨恨是“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③在敏感热点舆情中，很多公众作为非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行动介入，其主要目标也是出于情感的共鸣与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这是一种基于区别于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行动选择，这种价值理性的普遍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对转型期社会结构张力矛盾的反弹。这种社会结构矛盾表现在诸如“官-民”“富裕-屌丝”“弱势群体—强势群体”等鲜明的两级分化，人们在归因过程中往往习惯性地将社会转型中的不平等现象归结为相对稳定的外因。“仇富”“仇官”由此成为弱势群体普遍的、主导性的结构性怨恨情绪。一方面，强势群体（权力、财富的拥有者）身份自身往往成为引起舆情态势高涨的敏感群体。如果事件的发生与处理又与“官场腐败”“为富不仁”等敏感的社会问题相关，就能够引起公众情感上的共鸣与道德震撼。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效性的缺失，使得结构怨恨情绪只能通过非制度化的渠道释放，社会舆情事件就为其找到了宣泄口。 二、社会情感共振：多媒体动员 舆情导火索事件往往是与公众利益非直接相关的、远距离的公共事件，这意味着公众对于触发性事件和社会情感的感知往往要依靠于多媒体动员。后者是敏感社会舆情演化的外源动力机制，它决定了舆情事件的热度。 现阶段，“专业媒体”和社会化媒体一起构成了我国新敏感热点舆情的多媒体动员情境。专业媒体不仅包括传统媒体以及其下属网站和新媒体，还包括商业门户网站的新闻频道，比如新浪的新闻频道。而依据公民社会理论，跟“专业媒体”相对应的是“社会化媒体”或自媒体，如博客、微博、视频分享网站等。专业媒体和社会化媒体可以合作或者竞争。他们不是壁垒森严的两个系统，而是如邱林川教授所说的同属一个“扩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④ 对于专业媒体来说，一方面对舆情事件的报道小心谨慎，另一方面，在媒体道义、专业主义以及受众市场追求的促使下，又在公权力管制的缝隙中相机而动，突破固有的宣传模式，将舆情事件纳入媒介议程。在社会化媒体中，意见领袖凭借较强的社会道义感、社会记录意识和话语表述能力，成为舆情事件中无直接利益者中的中坚分子，通过不断挖掘事件的真相，展现社会冲突，并激发起巨大的社会舆情。社会舆情态势演化中的多媒体动员是：专业媒体和社会化媒体借助话语表述对怨恨或诉求进行阐释和激化，从而促使潜在参与者的怨恨唤起或做出舆情表达行为的选择。动员机制其实质是通过情感表达的话语策略，使得社会怨恨情感相互共振激化，这种话语策略主要包括： 第一，悲情和狂欢话语策略。悲情话语就是采用夸张的手法将苦难和悲悯展示出来。一般情况下，社会公众对弱势群体有种“集体认同感”，因此悲情话语策略具有较强的情感动员效果。悲情常常还伴有着同情和义愤。⑤对于涉及社会敏感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社会舆情事件，媒体多会采用此类动员策略。狂欢策略在表达中注入戏谑和恶搞，拓展出情感释放的交互空间。它不仅可涉及到对小人物的同情，还可能涉及到对大人物的不满。对于媒体来说，狂欢策略是以一种“弱者的武器”抗议霸权性的价值观念，来展现其道义情感的话语策略。 第二，片段式框架策略。美国学者伊扬格提出“片段式框架”（episodic frame）概念。“片段式框架则常以讲述个人或事件故事的方式报道新闻议题。”⑥因为片段式框架让受众觉得事件的责任应该归咎于具体的个人，因而始终伴随着不满和愤怒。这种“片段式框架”因为符合社会结构矛盾，具有强大的情感动员效果。专业媒体、社会化媒体通过运用“仇富”“仇官”“社会不公”等片段式框架来点燃公众的参与热情，从而获取强大媒体动员力量，所以敏感社会舆情可以在短时间内出现群体情感的聚集和感染。在李天一事件、李刚事件和药家鑫事件中，其主導框架都是通过“片段式框架”来展现“仇富”“仇官”的心态。 三、社会情感调控：公权力危机传播 敏感热点舆情的演化外源动力机制不仅包括挑战者的情感动员，也包括了公权力的情感调控活动。对于公权力机构来说，敏感社会舆情的应对实际上就是一种危机传播。公权力作为舆情情感能量分化者和调控者这一角色，目的在于运用各种符号资源来解决危机和挽救组织形象。情感调控实际上要回答的是公权力机构何时介入以及如何介入舆情事件中，去分解社会情感能量或舆情热度。 何时介入？公权力应对速度和事件持续时间成正比。如果在媒体激热互议舆情事件时，公权力被动应对或者应对速度过慢，也就是在舆情压力面前，公权力机构意识到舆情事件无法隐瞒后，才把经过把关过滤的信息通过相关的渠道进行公开回应，这就会丧失“第一时间”的情感调控的效力，从而在舆情演化态势中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也使得网民的情感无法分化消减。 如何介入？公权力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软着陆”的调控方式，也就是积极配合专业媒体来引导舆情，在应对时和民众互动，倾听民众利益和情感诉求，这就会阻止网络谣言滋生，使得舆情和弥漫的社会怨恨情感平息。另一种是构建严密的防控体系的“硬着陆”或“含糊其辞”的调控方式。“硬着陆”是指公权力通过强行禁止讨论、构建强硬的维稳处置方式；“含糊其辞”的应对方式是指采取搪塞媒体和公众以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硬着陆”或者“含糊其辞”的方式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仅不能疏导舆情事件中的这些社会怨恨情感，反而使矛盾越来越激化，将冲突进一步扩大化，对公权力机构形成更大压力并使得公权力机构做出多次调控；一种情况是可能暂时减少或者消除舆情和情感的热度，由于公民的诉求未得到满足，行动的“这些意外后果可以系统地反馈回来，成为下一步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⑦公权力机构的这种压制和推卸责任的社会实践会成为公众的集体记忆，而成为制约下一次行动的社会结构张力。所以，将来一旦同类诉求的事件发生，可能就会再次激起对这个事件的探讨，舆情敏感度和热度加剧。 四、构建基于“善治”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 目前，我国网络舆情监管体系从技术、法制和管理层面展开，多关注一些重大的、突发性负面话题和事件，希冀通过功能强大的网络舆情监管体系及时发现舆情并解决。网络舆情监管体系虽然在控制中国社会舆情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过度的硬性管制本身有可能使原本可以释放的小规模的和地方性的怨恨积累起来，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性怨恨的平均水平。公众（包括网络公众）的自愿参与和配合，以及公众自觉创造的和谐稳定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鉴于情感在当代中国热点舆情中关键性的动力作用，必须树立基于“善治”的社会舆情治理体系。所谓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指“在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⑧善治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包含以下六个要点，即有效性、回应性、负责性、参与性、合法性、透明性。⑨具体到基于“善治”的社会舆情治理体系，应该做到： 1.转变对网络舆情应对的理念思路。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而达到永远解决舆情危机。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风险在中国还将长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必须根据社会现实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寻求不断开拓社会舆情引导或危机治理的新思路。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对敏感热点社会舆情引导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程度，也才能实现由事后的处置转向事前预防为主。 2.搭建良好的公权力与公众的舆情互动机制。公权力机构必须对网络舆情和怨恨情绪表达做出合理的回应。第一，及时应对，加强与公众互动。擅于吸纳网络舆情中正面、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将之纳入公共决策体系，建构“善治”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第二，建构各种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对话平台和制度化沟通渠道。如构建网络问政、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平台等商谈平台和制度，提升它们作为弱势群体有效的怨恨释放和利益表达机制的功能。 3.加强专业媒体构建负责的引导模式。“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同时情绪是对我们如何解释世界的反应。”⑩社会怨恨情感的唤起由对导火索事件的归因偏向导致，专业媒体在主观层面上引导这种归因偏向的矫正就成为了关键所在，在网络舆情的动员过程中构建引导模式。一方面，专业媒体的报道通过第一时间介入社会舆情事件报道，并进行框架设定，这比较容易把握住社会舆情的引导权。另一方面，专业化媒体对网络舆情的引导固然重要，但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实际上，很多专业化媒体在舆情事件中的动员中成为虚假信息的制造者，导致非理性情感的传播，因此规范专业化媒体的职业道德建设就尤为迫切。 4.培育成熟的社会化媒体参与主体。社会化媒体是公众参与的重要渠道，由于既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没有为常态化的民意表达与情感疏导提供足够的渠道，所以民众从心理文化到行为方式上难以获得公民化的塑造。这表现在公民一方面在网络舆情中往往凭借道义情感动员参与的过程中，却在另一方面做出暴力语言（如各种谩骂攻击的语言）、暴力行为（人肉搜索时对普通公民隐私的侵犯）等违背社会伦理的行动。因此，培育网络参与主体成熟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就顯得尤为重要。这种成熟的网络参与主体可以通过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建立防止网络参与“数字鸿沟”的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注释： ①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28. ②王鹏、侯钧生.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社会，2005（4）. ③Smelser， Neil， J.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u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④Qiu， J. L. （2008）. Mobile civil society in 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eople Power II and the Nosamo movement. Javost-the Public，15（3），39-58. ⑤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9）. ⑥夏倩芳、黄月琴.社会冲突性议题的媒介建构与话语政治：以国内系列反“PX”事件为例[J].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10. ⑦[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68. ⑧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⑨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0-11. ⑩庄锦英.决策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78. 作者简介：余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雪怡，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李瑞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编辑：孟凌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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