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徐松《新疆赋》辨误 |
| 范文 | 摘要：徐松所撰《新疆赋》，是清代边疆舆地赋的代表作之一，具有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重价值。但其中的各种舛误，不在少数，《赋序》中就有数处因疏忽与未能详审而致的细微舛误；《新疆南路赋》中有十余处，《新疆北路赋》中也同样有十余处舛误。本文就此一一进行了细致的辨正。 关键词：徐松；《新疆赋》；边疆舆地赋；辨误 清代嘉道之际著名的史地学家、文学家徐松（1781-1848），在嘉庆十六年（1811）任湖南学政期间，为给事中赵慎畛（1761-1825）所纠，以“重价发售诗文”等九项罪名而于次年被遣戍伊犁，是为“星伯学案”。① 徐松自嘉庆十七年（1812）从湖南赴戍，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回归京师，前后长达首尾九个年头。“星伯学案”是徐松人生的大不幸，但却是成就其学术辉煌的天赐良机，他在遣戍伊犁期间，驱驰万里，遍历新疆，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成了被称为“西域三种”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② 徐松的一生，著述等身，向来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但他的一系列著作如《唐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宋会要辑稿》等，各种舛误和遗漏之处也为数不少，所以不断有人对其进行过补正、增订及考校。其“西域三种”，以《西域水道记》最著，冯锡时先生曾对其“有关域外或边疆事件记述的错误”进行过辨正。③而作为清代边疆舆地赋代表作之一的《新疆赋》，不但是赋作精品，还一直被视为史地学著作，具有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重价值。就是在今天，徐松的《新疆赋》与其《西域水道记》一起，仍然被被史学界视为重要的参考著作。④已故辞赋专家马积高先生也认为，《新疆赋》等边疆舆地赋“几可作压缩的方志来读”。[1]645 但是，与《西域水道记》等一样，笔者在校注《新疆赋》时，也发现了其中的很多舛误，兹一一进行辨正。 笔者大致按照《新疆赋》的写作结构，分《赋序》、《新疆南路赋》和《新疆北路赋》等三大部分进行辨误。而为了便于读者对照，每一部分中的问题，不作类似性的归纳，而是按照其出现的先后次序，一一罗列。 一、赋序 （一）“仰见高宗纯皇帝自始禡师，首稽故实”句自注中，征引了乾隆二十年二月的一道谕旨，这是乾隆帝命参赞大臣鄂容安采访西陲舆地时下发给军机大臣的，见傅恒等奉敕所撰《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徐松所据即此。⑤但对照之下，发现有两处细微的舛误：一是将原文“都护开府”一语，误为“开都护府”，这显然是由于徐松的疏忽所致。二是在“细为记载”与“以资采辑”之间，漏掉了“遇便奏闻”一语。赋作自注非常详细地征引谕旨全文，故这里不是有意删略，而当为徐松在无意间的疏漏。 （二）“勒《方略》以三编”句自注云“《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乾隆三十七年大学士傅恒等奏进”。傅恒是乾隆二十年充《平定准噶尔方略》正总裁的，告成后，乾隆帝御制序文，付武英殿刊行，现在通行的，即此本。书告成于乾隆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而七月十三日，傅恒病逝，[2]100但《四库全书总目》云“乾隆三十七年大学士傅恒等恭撰奏进”，这显然是不确切的。关于其卷数，《总目》云“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总计一百七十二卷，这也是不确切的。徐松显然未能详审，沿袭了上述误说，而后世亦继续沿之。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史部三·纪事本末·平定准噶尔方略总目》中又云，“臣等谨按，《平定准噶尔方略》一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十五年大学士臣傅恒等编纂”，不论是成书时间还是其卷数，显然又与《总目》之说互相抵牾。而我们对照文渊阁《四库全书》所录，则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二卷，共一百七十一卷，与《平定准噶尔方略》所云一致。另有前编总目、卷首各一卷。所以，确切地说，全书总计为一百七十三卷。⑥ （三）“界幅员为四路”句自注“《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四十八卷，乾隆二十七年大学士傅恒等奉敕撰”之说也不确，虽然奉敕主持编纂该书者为傅恒，但他只是挂衔而已，实际上，具体负责编纂者则为大学士刘统勋。所以，确切地说，应该是“大学士刘统勋等奉敕撰”。这反映出当时清人的著作权意识还很不明确。今本前有乾隆帝的几道谕旨，透露出了该书编纂的具体过程和一些细节问题。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的谕旨云“此事现命何国宗赴伊犁一带测量，亦经面谕，著传谕刘统勋即会同何国宗前往”，可知，这年二月，乾隆帝下令编纂《西域图志》，以刘统勋主办其事，派都御史何国宗等率西洋人分别由西、北两路深入吐鲁番、焉耆等地及天山以北进行测绘。资料工作在二十六年结束后，乾隆帝又于六月十八日下发谕旨，令交军机处方略馆进行编纂，谕旨云“刘统勋、何国宗所办《西域图志》，著交军机处方略馆办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稿四十八卷告成，二十九日，领衔的傅恒在进表中云“奉勅纂辑《西域图志》初稿告成，谨奉表恭进”。另据其他几道谕旨可知，乾隆帝于四十二年又令福康安、刘墉、于敏中、英廉、钱汝诚等为总裁，组织人力增纂。至四十七年五月，增纂工作完成，并于卷一前加入了乾隆帝所作的《天章》四卷，作为全书的卷首，遂共计为五十二卷，付武英殿刊行，即今本《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云“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 二、新疆南路赋 （一）“肉骨生死，德偝恩渝”句自注征引了乾隆帝“圣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中关于大、小和卓木反叛前后的部分内容，但对照《御制诗文十全集》卷十二《平定回部第四之十·文八首·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原文，⑦就会发现自注在“而霍集占亦收其余众”句中的“亦”与“收”二字之间，脱一“即”字，当为徐松疏忽所致。 （二）“耳叠双而仰攻”句自注征引了乾隆帝《霍斯库鲁克之战》一诗“双耳山前窜迹逢”句的自注，云“回言霍斯库鲁克者，华言双耳也”，但对照《御制诗文十全集》卷十九《平定回部第四之八·诗五十三首·霍斯库鲁克之战》原文，就会发现“回言”本作“回语”，亦当为徐松疏忽所致。 （三）“馘早献而心倾，首来函而路迥”句自注征引了乾隆帝的“函首霍占来月竁，倾心素坦款天阊”诗句，见《十全集》卷十五《平定回部第四之四·诗五十九首·御午门受俘馘》。但据朱玉麒先生说，《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三书的道光刻本中，“阊”作“闾”。[3]526 这是刻本中的一个错误，他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徐松手定底稿本《新疆赋》，改“闾”为“阊”，这是对的，也与《十全集》原文相符。《新疆赋》与《西域水道记》一样，在成书以后，经过了徐松的多次修正。⑧ （四）“于是引凤奏于天方”句自注征引了乾隆帝的“却引天方凤奏西”诗句，见《十全集》卷十五《平定回部第四之四·诗五十九首·正元太和殿朝会庸作歌》。但对照《十全集》原文，本作“却听天方凤奏西”，可见徐松误“听”为“引”，当为其疏忽所致。 （五）“钱流普尔”句自注中，征引了“市通普尔泉流广”一诗句，见《十全集》卷十七《平定回部第四之六·诗四十首·紫光阁落成锡宴联句》。此句应为梁诗正（1697-1763）所作的联句，而非乾隆帝本人所作，故不能称之为赋作自注所云的“圣制诗”，当为徐松未加详审所致。 （六）“匠镂□噜之匜”句自注征引了乾隆帝“圣制《咏回铜□噜篘器》诗”中的“重器直迁□噜匜”一句，见《十全集》卷十六《平定回部第四之五·诗四十六首·咏回铜□噜篘器，叠去岁避暑山庄咏唐时回铜器韵》。对照原文，“直”字本作“真”字，当为徐松疏忽所致。 （七）“蚁缘入壁，铁石重闉”句自注征引了《大唐西域记》卷一《羯霜那国》中的一段文字，对照原文，[4]99 发现赋作自注在征引时，将“既设门扉，又以铁锢”中的“门扉”二字误作“门扇”，当为徐松疏忽所致。 （八）“其南则呢蟒依山，帅阴霅阳”及“盛夏含冻，不若暴强”句及其自注，存在的问题很大。前句自注云：“和阗额里齐城南五百八十里为大雪山。呢蟒依，译言雪也。”据此，呢蟒依山即今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东南、策勒县南部与西藏自治区交界处的喀喇昆仑山段，又称南山、和阗南山。后句自注，征引了《大唐西域记》卷一《揭职国》的一段话：“《西域记》：大雪山‘盛夏含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山神鬼魅，暴纵妖祟。”则明显是以《大唐西域记》之“大雪山”为呢蟒依山。又，徐松在《西域水道记》卷一《罗布淖儿所受水上》中云：“额里齐城南五百八十里，有察克玛克曲底雪山，所谓南山也。《汉书》曰：‘于阗在南山下。《西域记》谓之雪山。”自注大致加以糅合，征引了《大唐西域记》卷一《呾刺健国》、《揭职国》、《梵衍那国》中的一段话：“《西域记》言：缚噶国小王舍城，从城西南入雪山阿，南行百余里，至揭职国。东南入大雪山六百余里，至梵衍那国，在雪山中。又东南行二百余里，度大雪山。”并推测到：“盖以和阗南山为雪山，而僧格喀巴布山为大雪山。”据此，则呢蟒依山又称察克玛克曲底雪山。又据《西域水道记》卷一，其云“僧格喀巴布山，极三十四度五十五分、西三十七度三十分，当和阗正南”，并自注云僧格喀巴布山“西番语谓师子口”，则又以僧格喀巴布山（师子口）为《大唐西域记》之“大雪山”，而又与《新疆赋》相抵牾。而实际上，《大唐西域记》之“大雪山”，指的是兴都库什山，大部分在今阿富汗境内，这是学术界所通行的看法，则《新疆赋》显误，将同有“雪山”之意的呢蟒依山与兴都库什山混为一谈，而《西域水道记》以“僧格喀巴布山为大雪山”，又更是混乱不堪。 （九）“浑浑泡泡，牢兰之渊。地底流脉，壁上酾泉。乃会百泓之星海，而东为万古之河源”句及其自注，存在的问题更大，其所涉及的，主要是历史上众说纷纭的关于黄河源的认识。冯锡时先生曾专门对徐松在其《西域水道记》中关于黄河源的认识进行过辩误，他指出，徐松受“当时思想界、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河出昆仑、东注罗布淖尔，潜流地下，再出为黄河的观点”的影响，“徐松关于黄河源的认识，既受至正统的错误学说的支配，又受到汉僧对佛教学说牵强附会的引申的影响”，甚至“徐松也是囿于成说，固执偏见了”。[5]68 兹不再赘述。《新疆赋》撰写于《西域水道记》之前，⑨ 赋作关于黄河源的认识与其在《西域水道记》中的一致，而集中于描述罗布淖尔潜流地下、出为黄河的情景，其自注云：“罗布淖尔潜行千五百里，东南至巴颜哈喇岭之麓，为阿勒坦噶达素齐老，伏流始出。其地有巨石，高数丈，岸壁皆土，作黄赤色。壁上有天池流水百道，皆黄金色，东南流，注为阿勒坦郭勒。又东北流三百里，有泉数百泓，错列如星，为鄂敦塔拉，即星宿海也。阿勒坦郭勒入其中，挟诸泉东北流，是为黄河。” （十）《新疆南路赋》中，还专门描写了新疆特有的集市形式“巴咱尔”（巴扎）上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既有新疆特产，也有舶来品。其中提到了芦荟，这是今天人们非常熟悉一种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又名“油葱”，叶大而肥厚，叶边缘有尖锐的锯齿，花黄色或有赤色斑点，多产于热带地方，其叶汁可入药。徐松在赋作自注中，征引了唐末五代人李珣的《海药本草》，云“芦荟生波斯，亦树脂。”《海药本草》原文则为：“卢会生波斯国，状似黑锡，乃树脂也。”李珣这里所云，当为经由芦荟叶汁凝聚而成的黑块状药材，这样从药物角度来解释芦荟，有其合理性，但又无疑是片面的。直到明代，人们对芦荟的认识还不清楚，李时珍《本草纲目·草四·芦会》释名云：“奴会（《开宝》）、讷会（《拾遗》）、象胆。时珍曰：名义未详。藏器曰：俗呼为象胆，以其味苦如胆也。”集解又云：“珣曰：‘卢会生波斯国，状似黑锡，乃树脂也。颂曰：‘今惟广州有来者。其木生山野中，滴脂泪而成。采之，不拘时月。时珍曰：‘卢会，原在草部。《药谱》及《图经》所状，皆言是木脂，而《一统志》云爪哇三佛齐诸国所出者，乃草属，状如鲎尾，采之以玉器，捣成膏，与前说不同。何哉？岂亦木质草形乎？”可知，清人徐松当然也还不能科学地加以解释，他甚至还在沿袭着唐末五代时期的片面认识。 （十一）《新疆南路赋》还提到了“阿月浑”和“必斯答”，其云“逮乎阿月浑、骨路支，必斯答、锡南脂”，并在自注中分别加以解释：对阿月浑，还是征引李珣的《海药本草》，认为“胡亲子，波斯呼为阿月浑子”；而对必斯答，则征引元代的《饮膳正要》，认为“必斯达，果名，出回回地”，且正文云“必斯答”，自注又作“必斯达”。徐松显然没有分辨清楚阿月浑子与开心果的关系，而是将其视为两种不同的果实，以致重复言之。实际上，阿月浑子和必斯答均指今天人们非常熟悉的开心果。阿月浑是一种落叶小乔木，其果实又称开心果、无名子、胡榛子、胡亲子等，可供食用，亦可入药。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二·阿月浑子》集解引李珣《海药本草》曰：“按徐表《南州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若棒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必斯答，即开心果、胡榛子，亦即阿月浑子，同物异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五·附录诸果·必思答》云：“又曰忽必烈。《饮膳正要》云：‘味甘，无毒，调中顺气。出回回田地。”又，明·宋诩《竹屿山房杂部·树畜部一·必思答》云：“味甘，仁似榧仁，而色赤酸甘，有香。”可见，阿月浑子与必斯答是同物异名。 （十二）《新疆南路赋》还特意描写了回人的“逢正岁，过大年”的盛况，⑩ 自注云“《西域图志》：回人无闰月，满三百六十日为一年，谓之大年。”接着，赋作描写到“骑沓沓，鼓鼘鼘，凹睛突鼻，溢郭充廛”，自注云“《西域图志》：回俗大年第一日，如中国元旦，伯克戎装，赍教主所赐纛，鼓乐拥护，率所众赴礼拜寺行礼”。这里，存在很大的误解。首先，对回历（伊斯兰教历）的认识是错误的。冯锡时先生在其《徐松<西域水道记>》一文中指出，《西域水道记》卷一《罗布淖尔所受水上》中，“徐松对回历（伊斯兰历）的介绍及回历与夏历（即通常所说农历）的换算，错误颇多”，并对其错误进行了辨正， [5]61 兹不再赘述。其次，特别注意的是，徐松误以伊斯兰教历之斋月为十二月，错误更为明显。实际上，伊斯兰教历之斋月为九月，10月1日为开斋节。而对于“大年”，在清代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和描述，通常指的是开斋节（维吾尔族称为肉孜节），又叫“入则”、“鲁杂”，并往往将其与汉族的“大年”、“元旦”相比拟。如清·祁韵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纪闻》云：“其纪年，有地支而无天干，三百六十日为一年，月无小建，岁无闰。满三百六十日谓之大年，大年第一日，如内地元旦，伯克诣礼拜寺，纛前行礼，杀羔祭天，大小相庆，贺过年节，谓之入则。先期三日，必把斋，不茹荤、不杀牲。把斋于日初，闭关至日落，星全，方饮啖。”同时，这些文献中往往又将宰牲节（维吾尔族称为古尔邦节）视为“小年”，如赋作自注所征引的《西域图志》卷三十九《风俗·回部·岁时》云：“满三百六十日为一年，谓之大年。大年第一日，如中国之元旦，伯克戎装，赍教主所赐纛，鼓乐拥护，率所属赴礼拜寺行礼，众回人咸随以行礼，礼毕，交相叩贺。不杀生，先期三十日必把斋，俱日出闭斋，星见开斋，不茹荤。惟产妇不把斋，儿大则补之。”徐松在这里以“大年”指称肉孜节，是清代诸多相关新疆文献中普遍相沿的一种认识。实际上，对于回族而言，开斋节为“大年”，宰牲节为“小年”；而对于维吾尔族而言，正好反之，古尔邦节才是其最盛大的节日。再次，赋作接着又描写到“场空兽舞，匏巨灯圆”，自注云：“《西域图志》：回俗，大年前十五日，悬葫芦于树，盛油其中。油尽灯落，踏破之，以为破除灾咎。”这里描写的是巴罗提节，又叫油葫芦节，源自于伊斯兰教的“巴罗提夜”，是新疆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传统节日。匏，即匏瓜，葫芦的一种，比普通的葫芦要大，对半剖开可作水瓢，故俗称瓢葫芦。巴罗提，意思是“伊斯兰教历第8月”，故此得名“巴罗提节”。这一天，人们要将一个点燃的油葫芦挂在庭院的树木或门前的木杆之上，彻夜守候，待其燃尽，全家人一起将其踩碎，以示消灾免祸。现在，这一节日在大部分维吾尔人地区已经消亡了，只有少数一些地方还在延续。此节于每年伊斯兰历的8月15日，即肉孜节前四十五天举行。[6]186 而肉孜节前一月就要封斋，故相当于封斋而言，巴罗提节在其前十五日举行。所以，赋作自注所征引《西域图志》云在“大年”即肉孜节（开斋节）“前十五日”举行的说法不确。关于这一节日及其习俗，首见《西域图志》，而后的《西域闻见录》、《河源纪略》、《西陲要略》等均一直沿袭这一错误说法，如《西域图志》卷三十九《风俗·回部·岁时》云：“其大年前十五日，相传教主是日下降，监察人间善恶。先一夜，举家昼夜诵经，不寝达旦。悬葫芦于树，盛油其中，点以为灯，油尽灯落，遂踏破之，以是为破除一切殃咎云。元旦后七十日为小年，杀羊以祭天，伯克行礼相庆贺，如大年例。此两年者，相传以为派噶木巴尔所留遗，流传久远，守其教而不变也。”直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新疆史地及社会》一书中，才得以更正：“‘肉孜节在阿拉伯语为‘封斋节之意义……先期四十五日，以葫芦实膏悬之树上，阿洪诵经，徒众罗拜，夜阑灯烬，蹴葫芦于地，争踏碎之，以为可消灾厉。”[7]340 可见，上述这些错误，并非徐松一人所犯，而是当时的普遍性误识，正如薛宗正先生在《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清朝的满汉官员，有的人即使到过南疆维吾尔地区，但因种种原因，对维吾尔人的宗教活动也并不十分了解，因此记载不一定十分准确……总之，由于这些记载皆为对伊斯兰教一知半解的满、汉人所写，错误和含混不清之处皆再所难免。”? （十三）《新疆南路赋》在描述回人的大年盛况时，还提到了一种极富西域特色的马舞，其云“额色帔之翩翩”，自注中，征引了乾隆帝的《紫光阁锡宴联句》一诗中的自注，云“帕尔西语，谓马为额色帔”。但考之见《十全集》卷十八《平定回部第四之七·诗七十一首·紫光阁锡宴联句》，我们发现，帔，原文注释本作“披”。可见，这也是徐松疏忽所致。 （十四）“独树盘欔”句自注中，征引了乾隆帝的《寄题哈萨克独树》一诗的自序，将哈萨克的一种奇异的树木称作“鄂埒引噶克义莫朵”，诗序还解释说：“鄂埒者，河名；噶克义莫朵者，独树之谓，本土尔扈特所称名也。”但是，“义莫朵”三字，徐松在《新疆赋》中误为“义莫多”，朱玉麒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又误为“叉莫多”，而《十全集》卷八《再定准噶尔第三之三·诗四十一首·寄题哈萨克独树》中则更是误为“乂莫朵”。考之《西域图志》卷四十四《藩属一》及《钦定热河志》卷二十三《徕远一》、《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四十三《理藩院》、《皇朝通典》卷一百《边防四》等诸种文献，均作“义莫朵”。 （十五）“舞鹤翩跹”句自注云：“天兵定吐鲁番，罗布淖尔回人贡仙鹤。”这是笔者校注《新疆赋》时所据底本即元尚居汇刻本中的一个错误。徐松在赋作自注中未明言其所据，但考之《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十一，其云：“罗卜淖尔地甚宽广，林木深密。有回人头目哈什哈等投见，据称伊等原有二千余户，数十年来，移往阿克苏、多伦等处，现在尚有六百余人，以渔猎为生。四十年前，大兵平定吐鲁番时，将军等曾经招抚赏给縀布、茶叶，撤兵之后，为准噶尔所据。近闻大兵平定准尔，前年曾进贡仙鹤，送交吐鲁番头目莽噶里克，至今未知信息。”可知，徐松所据，即《平定准噶尔方略》。而“天兵”一词，《方略》本作“大兵”，而朱玉麒先生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亦作“大兵”，是。[3]536 三、新疆北路赋 （一）《新疆北路赋》在叙述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相继制造边患时云“噶勒丹之首祸，策妄继而召殃”，又云“扰我卫藏，纳我叛亡”。其中，在“扰我卫藏”句自注中云：“康熙五十六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小策零敦多布侵西藏，杀拉藏汗，我师败绩，总督额伦特遇害。”?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当时侵略西藏的不是小策零敦多布，而是大策零敦多布。康熙五十年（1716），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遣大策零敦多布率精锐六千，绕隔壁，逾和田大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由藏北腾格里海突入，于次年（1717）击败藏兵，秋，围攻布达拉宫，诱其众内应开门，杀拉藏汗，并掳其妻子，搜各庙重器送往伊犁。随即，大策零敦多布另立达仔娃为第巴，管理全藏政务。至此，和硕特部首领统治西藏共七十五年而终。[8]237考之魏源的《圣武记》，其卷五《国朝绥服西藏记上》亦云“台吉大策零敦多布”。[9]205又考之《十全集》卷十一《再定准噶尔第三之六·文九首·准噶尔全部纪略》，亦云策妄阿拉布坦“以两釜夹丹衷身烙死，遂令大策零敦多卜领兵六千袭西藏，擒杀拉藏”。实际上，准噶尔部有大、小两位策零敦多布，俱为巴图尔珲台吉（？-1653）之后，史称“大者善谋小者勇”。据《清史稿·藩部六》记载，“准噶尔台吉旧有策凌敦多布二，大策凌敦多卜善谋，小策凌敦多卜以勇闻，策妄阿喇布坦及子噶尔丹策凌倚任之”。[10] 14477可见，徐松在赋作中混淆致误。 （二）《新疆北路赋》在叙述康熙帝三次亲征准噶尔时，记述有误。其云：“赫赫圣祖，奋发神武。黄屋云移，白旄宵竖。分指金戈，三挥玉斧。”自注云：“圣祖仁皇帝于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九月、次年二月，凡三次亲征噶勒丹。”史学界一般认为，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分别为：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至八月，在乌兰布通（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大败准噶尔军，噶尔丹只带着数千人狼狈逃回其根据地科布多，史称乌兰布通之战。第二次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至五月，在昭莫多（蒙古国乌兰巴托南宗英德），准噶尔军几乎被歼灭殆尽，噶尔丹妻子阿奴中炮而亡，他本人则又狼狈流窜到塔米尔河（鄂尔浑河支流，在杭爱山附近）流域，史称昭莫多之战。第三次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这时，噶尔丹已经众叛亲离，无力再作抵抗，还遭受了丧子之痛，穷蹙无路之下，于三月十三日服毒自尽（一说暴病而亡）。? 因此，赋作自注所云康熙三十五年九月是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康熙帝是率军巡行北塞，并非亲征噶尔丹。为明其由，特详述如下，以备参考。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昭莫多之战后，康熙帝于六月九日回到京师。九月四日，费扬古疏报达兰土鲁地方有噶尔丹兵活动，康熙帝遂决定亲自率兵出边，并曰：朕将往宣化地方行围，“此行不过试鹰，诸色人等不得告请从行”。十日，命都统周卜世、护军统领、副都统等护驾出边，其余大臣与大兵一同待命。十五日，任命随驾出巡之左右翼大臣。前锋左翼营十七日启程，右翼营十八日启程。十九日，康熙帝率军启程巡行北塞，二十八日出张家口。十月一日，康熙帝军至鄂罗音布拉克，遣官携银五千两至费扬古军前慰问，并召喀尔喀郡王色冷阿海、诸台吉及准噶尔降人，议论双方构兵之由。十三日，康熙帝至归化城，全城百姓执香跪迎。二十六日，康熙帝离归化进至达尔汉拜尚地方，派官员招抚噶尔丹属下丹津阿拉布坦、丹津鄂木布。二十八日，康熙帝率军抵黄河边湖滩河溯（即鄂尔多斯部落）。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熙帝渡黄河经察汗布拉克至哲固斯台，并召费扬古驰驿前来商议军情。二十五日，康熙帝至东斯垓地方，召见准噶尔降人格垒沽英。二十七日，遣格垒沽英返回准噶尔，并命员外郎博什希等携敕同往，招抚噶尔丹。临行，康熙帝谕格垒：“尔还语噶尔丹，令其亲身来降，否则朕必往讨。朕在此地行猎待尔，限七十日内还报，如过此期，朕即进兵矣。”是时，包衣大达都虎奏告御用粮将尽，康熙帝大怒，严加斥责，并曰：“粮虽尽，朕必啮雪穷追，断不回师。”同时又命响导修路，以备进军，当时诸军均不理解。待格垒沽英离去二十里外，康熙帝传令班师，众始悟，皆大喜悦。十二月七日，康熙帝回师抵杀虎口，十二日抵达大同城内，二十日返回京城。二十五日，康熙帝命费扬古派总管观宝率官兵前往大同，整治器械，牧养马匹，准备明春出征噶尔丹。?此外，我们还可找到另一条较为有力的佐证，即乾隆帝在其《全韵诗·圣祖亲征朔漠》“躬劳朔漠事三征，窜死贼渠余悉平”句自注中，亦明言：“是年九月，复启跸巡视塞北，十一月，驻栋斯咳。噶尔丹使人格类固英至，寻遣之还，谕以噶尔丹：‘若不亲身来降，朕必往讨，以七十日为期，过期即发兵矣。遂传谕回銮。三十六年二月，复统大军亲征，三月，驻跸宁夏，闻噶尔丹已死，余众悉降，遂下诏班师。” （三）《新疆北路赋》在叙述康熙帝平定准噶尔、收复西藏时云“戮二负而陈尸，斩温禺而衅鼓”，自注中接连出现了两处舛误。首先是前句自注“噶勒丹既死，策妄阿拉布坦献其尸”，这一说法并不十分确切。事情的本来面目是，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费扬古疏报：初九日率军至萨奇尔巴尔哈孙，丹济拉等派人来告，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药自尽。丹济拉等携噶尔丹尸骸及噶尔丹之女钟齐海共三百户来归朝廷，因缺马无粮，住巴雅恩都尔地方候旨。康熙帝遂命费扬古速选精兵，将丹济拉等押护前来。四月十八日，丹济拉遣人向康熙帝面奏：噶尔丹死，是日焚其尸，噶尔丹之女钟齐海等来降者有壮丁四百、人口千余，马四百、驼一百五十。时策妄阿拉布坦遣兵至，劫走噶尔丹骨骸及钟齐海。十月十六日，差往策妄阿拉布坦处的侍郎常绶还京，奏称策妄拒绝交出噶尔丹骨骸及噶尔丹之女，只将噶尔丹之子车陵三鲁卜、其母布尔，伊拉古克三及其弟托博克、孟克里交给朝廷使者。后来，朝廷曾派侍读学士喇锡携敕谕策妄阿拉布坦，称准噶尔之尸骸及其女钟齐海、程贝臧布之妻及其幼子诺颜格隆等俱备尔截留，敕旨一到，立刻将其同朝廷使者差人护送来京，“倘若隐匿不行擒解，不但尔历年之恭顺皆虚，即尔贸易之人亦永不许通行矣”。直到康熙三十七年八月一日，策妄阿拉布坦才遣使与喇锡一同来京，献噶尔丹骸骨。本日，康熙帝命于城外悬挂示众。? 其次是后句自注“康熙五十八年，平逆将军延信等收复西藏，策零敦多布所授伪总管俱斩于阵前”，在时间上有误，当为康熙五十九年，而非五十八年。大策零敦多布于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三十日攻陷拉萨，但直到五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康熙帝才获知拉藏汗固守布达拉宫遣使求救的讯息，命侍卫阿齐图、总督额伦特等探明情况后再相机进兵。又到二月十一日，才收到拉藏汗被杀前写给朝廷的求援疏，康熙帝这才开始部属进兵青海、保护青海王、台吉家属之事。而拉藏汗被杀、拉萨陷落的消息，康熙帝是直到四月三日才由侍卫阿齐图疏报得知的。九月二十九日，总督额伦特与侍卫色楞所率清军与大策零敦多布所率准噶尔兵在喀喇乌苏遭遇，额伦特阵亡，色楞被俘死。十月十二日，康熙帝令其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大军援藏，但直到十二月十二日才启程。五十八年三月十一日，胤禵抵达西宁，后又遵康熙帝令，就地驻守。又一直到十二月十八日，康熙帝才与议政大臣、九卿及军前召回的都统延信等共议进兵西藏事，二十三日再议护送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入藏等事。因王公大臣鉴于额伦特、色楞之败而对进兵西藏多有犹豫，康熙帝在五十九年正月五日力排众议，决意进兵安藏。三十日，授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令其率兵从青海进藏。二月十六日，又任噶尔弼为定西将军，令其率兵从四川入藏。八月十九日，噶尔弼、延信等南、北两路大军才进入西藏。大策零敦多布命宰桑率兵拒噶尔弼，自己亲率主力抵抗延信。因准噶尔兵旋即溃退，噶尔弼于二十三日顺利进入拉萨。接着，噶尔弼将喇嘛仓库尽行封闭，并在拉萨附近重地扎立营寨，拨兵固守，还将大策零敦多布任命为总管的五名喇嘛斩首，此即赋作自注所云“策零敦多布所授伪总管，俱斩于阵前”。九月，延信等护送达赖喇嘛至西藏。大策零敦多布于延信进藏的途中，在卜克河、齐嫩郭尔、绰马喇等地被大败三次，仅带随从数人逃往西部沙漠地区，后逃回伊犁。十五日，格桑嘉措被立为六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布达拉宫行坐床礼。至此，清朝收复西藏，西藏的政局也暂告稳定。? （四）《新疆北路赋》在叙述库舍图之战时云“姑衍有封山之票骑”，自注云“雍正五年，贼以二万众犯库舍图，掠驼马，总兵樊廷、副将冶大熊击退之”。库舍图之战，本为雍正八年，而非五年。《清史稿》卷三百一十一、一十七《冶大熊传》与《樊廷传》均提及此战，但均未言明何时。而据《清史编年》，则知准噶尔袭击库舍图卡伦为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留守当地的樊廷与冶大熊等率二千人御之，转战七昼夜，与总兵张元佐等军合，杀贼无算，尽还所盗。? 另外，我们还发现，徐松在后文“牲畜徙迹于波罗之庭”句自注中又云“雍正八年，准噶尔袭库舍图卡伦，盗驼马”，时间上又是对的，而与此处显然前后矛盾。可见，徐松在这里是疏忽致误。 （五）《新疆北路赋》在叙述乾隆四年清政府与准噶尔之间正式达成停战协议时云：“维初年之罢役，破二术以坐攻。通偪介以易道，正戎索以沟封。”自注征引了乾隆帝一首诗的自注，其云：“盖以贼所恃二术，一曰窥我边，一曰激我怒。破其所恃，彼亦束手。见圣制《西师》诗注。”但考之《十全集》，可知“见圣制《西师》诗注”之说不确，实际上是《洪范九五福之四曰攸好德联句》“初年罢役天函盖”句自注：“盖以贼所恃二术，一曰激我怒，一曰窥我边。破其所恃，彼亦束手。”另外，关于“二术”的叙写，也还出现于《西师》诗的正文，但并非自注。《十全集》卷十二《平定回部第四之一·诗二十八首·西师》云：“皇考阐前猷，思一劳永逸。两路命大举，帑蔵非所惜。究因时弗辏，胜败互轩轾。曰予守成训，罢兵事安戢。稔知贼所恃，其长有二术。一曰激我怒，劳我众远出，彼乃邀近功，坐绌我物力。一曰窥我边，列堠疲戍卒，戍久心或懈，彼乃逞陵轶。知然眀告彼，以主待其客。远兵既罢征，远戍亦罢拨。近边汝或伺，汝远劳竭蹶。噶尔丹策凌，闻言乃计诎。得失故晓然，求和使来亟。来亦弗之拒，厚往示恩泽。如是终彼身，无事皆宁谧。”可见，徐松在赋作中大量征引乾隆帝的诗歌，此处乃因混淆而误记。 （六）“靖包沁之轩嚣”句自注征引了乾隆帝一首诗“包沁之人通乃贼”句的自注，其中有“逆贼阿睦尔撒纳之乱，包沁煽动，阑出卡伦，为官兵所歼”之语，但对照《十全集》，发现此诗即乾隆帝所作《舒布图铠巴图鲁奇彻布歌》，而且“官兵”一词，原文本作“官军”。可见，此处也是徐松疏忽致误。 （七）“悬藳街而骨腐”句，记述的是阿睦尔撒纳之死，赋作自注云：“阿逆徒步入俄罗斯，寻患痘死，俄罗斯以其尸送入边。”此说不确。实际情况是，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阿睦尔撒纳逃到塞米巴拉特要塞后，俄国人旋即把他送到雅米舍沃。三十一日，又把他送到托博尔斯克。八月二十日（俄历九月二十一日），阿睦尔撒纳因患天花而病死。当时，清朝与沙俄的关系异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所以，当阿睦尔撒纳逃入沙俄境内后，乾隆帝也未敢轻易下令进一步追剿。一直到十二月四日，参赞大臣富德奏报，阿睦尔撒纳患天花身亡之事属实。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七日，沙俄派人至中俄边境，请清政府派人前往塞楞格城或恰克图边界验看阿睦尔撒纳的尸体。十七日，乾隆帝得知后，命宰桑寨多尔济即遣琳丕勒多尔济速往恰克图验看，并将阿睦尔撒纳尸体解送京师。旋因琳丕勒多尔济于中途径病故，改派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及三泰前往。经二人验尸，确实无误，但俄方拒不交尸。二月二十九日，乾隆帝认为既然阿睦尔撒纳之死属实，则其尸体解送与否可不必深究，遂宣谕中外，了结此事。? 此外，《新疆北路赋》的结尾，由乌孙使者称扬乾隆帝平定北疆的功绩时云“献馘终牵于白练”，也指的是此事，但同样不确，况且，赋作自注所征引的“圣制诗：‘伫待白练牵”也很能说明问题，即当时是乾隆帝期待哈萨克汗阿布赉早日擒献阿睦尔撒纳，其自注云：“阿睦尔撒纳窜入哈萨克境，窃马遁还，扬言哈萨克助其兵力，以煽动逆党。近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称臣，约擒逆贼以献。”徐松征引乾隆帝诗文颇多，但却未能一一详审，故而讹误频出。 （八）《新疆北路赋》在叙述完北疆历史后，接着描写其州府建制，其中有云“惟守与令，各有攸司”，自注云：“乾隆二十八年，设镇西府于巴里坤，领宜禾、奇台尔县。”这在时间上明显是错误的。镇西府设置于乾隆三十八年，这在各种文献中均记载一致，而非乾隆二十八年，当是徐松疏忽致误。况且，其《西域水道记》》卷三《巴尔库勒淖尔所受水》中亦明言：“（镇西府治）城即雍正七年岳威信公所筑兵城也……乾隆三十八年，升为府，改城为镇西府城，增门名，东承恩、西得胜、南沛泽、北拱极，领宜禾、奇台二县。” （九）《新疆北路赋》在介绍伊犁的屯田时，最后有两句总结性的话“屡丰接乎青黄，荒服臻乎富庶”，其中，后一句的自注征引了乾隆帝《伊犁客民愿入伊犁屯田户籍》诗序的“荒服旋增乎富庶”句，但对照《十全集》卷九，发现赋作自注中的“增乎”一词，原文本作“臻乎”，当为徐松疏忽致误。 （十）《新疆北路赋》在介绍北疆的物产时，提到了一种名为“鹿葱”的植物，自注云“即萱草”，这是一个沿袭已久的错误认识。鹿葱为石蒜科石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有鳞茎，夏日生花轴，轴顶生数花，花淡红紫色。因鹿葱的花色与萱草花色稍相似，古人曾误认为鹿葱即萱草，如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朱橚《救荒本草》、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等皆是。其中，李时珍《本草纲目·草五·萱草》释名云：“其苗烹食，气味如葱，而鹿食九种解毒之草，萱乃其一也，故又名鹿葱。”比李时珍稍后的明代农学家王象晋（1561-1653），则开始修正前人误说，在其《群芳谱》中云：“鹿葱色颇类萱，但无香尔，因鹿喜食之，故名，然叶与花茎，皆各自一种，黄叶绿而尖长，鹿葱叶团而翠绿。萱叶与花同茂，鹿葱叶枯死而后花；萱一茎实心，而花五六朵节开；鹿葱一茎虚心，而五六朵花并于顶；萱六瓣布光，而鹿葱七、八瓣。本草注萱，云即今之鹿葱，误。”后来，清代康熙年间由内阁学士汪灏等编纂的《广群芳谱》也转录过《群芳谱》之说。但徐松在赋作中，并未参考和采纳《群芳谱》及《广群芳谱》之说，仍然还是沿袭了前人的误说，从而继续将鹿葱与萱草混为一谈。实际上，萱草为另一种百合科萱草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古人以为种植此草可以使人忘忧，因称忘忧草，还常用以借指母亲，这在古代诗文中极为常见。萱草为众所熟知，故不再赘述。 （十一）《新疆北路赋》在介绍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后向乾隆帝进献方物表示归顺时云“刚甲、错刀，所以嘉归顺而表诚也”，自注云：“金错刀、刚甲，皆土尔扈特汗所献。”这一说法有误，当为徐松未能详审乾隆帝所作相关诗歌。实际上，金错刀为土尔扈特汗渥巴锡所献，而刚甲则为其堂侄策伯克多尔济所献。据《十全集》卷九《再定准噶尔第三之四·诗六十首·金错刀》，渥巴锡回归祖国后于乾隆壬辰年即乾隆三十七年进献，故乾隆帝专门作诗以纪之。刚甲曾经是前土尔扈特汗阿玉奇所服的铁铠，其曾孙策伯克多尔济率旧部跟随渥巴锡于乾隆三十六年返回祖国后，乾隆帝册封其为布延图亲王，乾隆乙未年即乾隆四十年（1775），策伯克多尔济入觐，将此刚甲进献，故乾隆帝亦专门作诗以纪之，见《十全集》卷九《再定准噶尔第三之四·诗六十首·刚甲行，用旧作<蕃甲行>韵》，其序云：“土尔扈特旧汗阿玉奇所用，其曾孙亲王策伯克多尔济以为献，因成是什。”另外，清·祁韵士《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扎萨克和硕布延图亲王策伯克多尔济列传》亦云：“四十年，（策伯克多尔济）以年班入觐。先是，策伯克多尔济献金削刀及色尔克斯所产马。色尔克斯者，洪豁尔属部也，策伯克多尔济得其马以献，诏育上驷院。驾幸木兰行围，御之，果良骥，赐名曰‘宝吉骝，列御厩八骏之一。至是，复献祖阿玉奇所服刚甲，盖世守物也。上嘉其诚，后先所献物，各制诗纪之。”而渥巴锡所献，除了金错刀以外，还有七宝刀，《十全集》卷九有乾隆帝《七宝刀》诗，序云“土尔扈特汗渥巴锡所贡也”，徐松遂混淆致误。 （十二）《新疆北路赋》在最后结尾部分，接连称颂了康熙、雍正、乾隆乃至嘉庆等众多帝王，其中，称颂康熙和雍正时云“卿云昭贶于缛藻”，自注云：“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五色卿云见；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五色卿云捧日。”关于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之事，徐松的记述是对的，这从《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七及徐锡麟、钱泳著《熙朝新语》卷七等中可以得到证明，兹不赘述。但是，赋作自注所云“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五色卿云捧日”之事在时间表述上有误，当为徐松疏忽所致。五色卿云捧日，实在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而十二月癸丑，即农历十二月十三日，为雍正帝因五色卿云捧日而告祭文庙，命将此事“宣付史馆”的时间。《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八十九云：“（雍正七年十二月）癸丑，大学士、九卿等奏：‘据督修孔庙工程通政使留保、山东巡抚岳浚等奏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正当孔庙上梁之前二日，庆云见于曲阜县，环捧日轮，历午、未、申三时之久。仰惟皇上尊礼先师孔子，典文周备；又特颁发帑金，兴建阙里文庙，凡殿门廊庑，悉仿帝王宫殿之制，易盖琉璃黄瓦。是以天心昭格，显示嘉祥，于孔庙告成之日，庆云呈见，实从古未有之上瑞。伏请宣付史馆，垂示万世。得旨。朕平素尊奉先师，至诚至敬。雍正二年，阙里文庙不戒于火。彼时廷臣，援明代弘治前事为言，而朕心悚惧不宁，引过自责，亲诣太学文庙，虔申祭告，特发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庑制度规模以至祭器仪物，皆令绘图呈览。朕亲为指授，遴选良工，庀材兴造，虔恪之心。数年以来，无时稍间。今大成殿上梁前二日，庆云见于曲阜。卿等归美朕躬之词，朕不克当，或者上帝先师，鉴朕悚惕诚敬之心，见兹云物，昭示瑞应。朕不敢矜言祥瑞，但能功过相抵，朕之幸也。应择日躬诣太学文庙祭告，以申感庆之衷。”又，清乾隆年间《皇朝通志》卷一百二十四：“十二月，以五色庆云捧日，躬诣太学文庙祭告，命宣付史馆。时山东巡抚岳浚等疏言，十一月二十六日丙申午刻，庆云环捧日轮，历午、未、申三时之久，正当曲阜重建大成殿上梁前二日。奏入，谕大学士等曰：‘雍正二年，阙里文庙不戒于火，朕心悚惧不宁，亲诣太学文庙，虔申祭告，特发帑金修建。虔恪之心，数年罔间。今大成殿上梁前二日，庆云呈见，或者上帝先师鉴朕悚惕诚敬之心，昭示瑞应，当躬诣太学文庙祭告，以申感庆之衷，将明年会试额数广至四百名，壬子科各省乡试每正额十名加中一名。宣付史馆。”又，乾隆年间《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八下《阙里志八·国朝艺文》所载山东巡抚岳浚于雍正十年（1732）所作《题报阙里再见庆云疏》云：“伏思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圣庙重新，庆云涌现，今兹再睹，正林园工竣之时，嘉瑞叠臻，千秋罕遇。” 四、结语 包括《新疆赋》在内的清代边疆舆地赋，尽管征实性极为突出，但其毕竟是文学创作，与史地方志还是不能等量齐观的，[11]116 其中的各种舛误，还需要在今后不断地去挖掘和补正。 注释： ①徐松，字星伯。民国时期徐世昌等编纂的《清儒学案》卷一百四十一有《星伯 学案》。但徐松因何罪名而被遣戍伊犁，长期以来困扰着学术界，直至1936 年2月，陈垣先生利用军机处档案作《记徐松遣戍事》一文，刊登在1936年 9月的《国学季刊》第五卷三号，方将这一谜团解开。据陈先生归纳，徐松的 罪状共计九款，即“一乘轿进棂星门，二重价发卖诗文，三优等生员缴钱，四 加增红案陋规，五滥取佾生索费，六家丁陵辱士子，七卖给熟食索钱，八强取 弓箭发费，九出题割裂经文”。 ②也称“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大兴徐氏三种”等。 ③冯锡时先生曾撰写《徐松<西域水道记>辨误》一文，刊登在《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1998年第2期。文章是关于《西域水道记》辨误的一篇力作，辨正了 诸如回历与夏历的换算之误、将和阗河东源玉陇哈什河作阿姆河下流之玉龙杰 赤之误、将兀庐误作阿鲁忽、将阿力麻里误作叶密立以及有关钦察汗国的世家 和黄河河源记述的失误等。 ④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第一册第257页在叙述兆惠 征剿阿睦尔撒纳而行军至库陇癸山的行程、第293页在介绍伊犁遣屯等时，就 参考了《新疆赋》。再如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第491页也认为，《新疆赋》 等“也是具有极高史地价值的宝贵资料”。 ⑤徐松在《新疆赋》中，对《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各种相关文献进行了介绍，并 随时加以征引，一般注明出处，而有些文献尽管未注明出处，但大部分还是可 找到其征引的依据。 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六卷《乾隆朝下》中也注释说“《平 定准噶尔方略》一书，《四库全书总目》载‘乾隆三十七年大学士傅恒等恭撰 奏进，似误”。又，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 上册也特加按语说“文渊阁库书作《平定准噶尔方略》一百七十三卷，其中前、 正、续三编分别为五十四、八十五、三十二卷，前编总目、卷首各一卷。《总 目》著录与之不符”。 ⑦徐松在赋序中，特意提及乾隆帝的《十全集》，并在赋作自注中征引其各种诗 文达一百二十多次。《十全集》，即《御制诗文十全集》，工部尚书彭元瑞于乾 隆五十九年正月编成奏进，据进表称，“共五十四卷，计二十八册，装成四函”。 笔者所据，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的《丛书集成新编》第六八册，虽然将 其书名改为《高宗诗文十全集》，并署作“清高宗撰，彭元瑞编”，但在根据武 英殿聚珍本影印时，仍保留了《御制诗文十全集》的原貌。 ⑧笔者校注《新疆赋》的底本，为元尚居汇刻本（包括《西藏赋》、《卜魁城赋》 与《新疆赋》），仍作“阊”，误。 ⑨笔者曾在《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一文中，认为《新 疆赋》初稿完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参台湾《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 2012年第2期，第99-101页。而《西域水道记》初稿完成于嘉庆二十二年 （1817），参朱玉麒先生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 版前言第12页。 ⑩回人，这里指的是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在清代诸多文汉文史料中， 将南疆的维吾尔人称之为“回部”或“回”，而且，有些史料为了将其与回族 相区别，又称之为“土回”或“缠回”。 ?参薛宗正主编《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第七章《清前期上》，新疆人民出 版社，1997年版。 ?策零敦多布，也作策零敦多卜、策凌敦多布、策凌敦多卜等，非常混乱，兹据 《新疆赋》、魏源《圣武记》及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 等，统一作策零敦多布。 ?谷苞主编的《西北通史》第四卷，对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有明确的叙述。另 外，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第一册，虽未明言“三次”， 但记述是清楚的。 ???笔者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三卷《康熙朝下》精心 梳理的。 ?《清史编年》第四卷《雍正朝》，据其注释称，参考的是《清世宗实录》卷一 〇一、卷一〇二及《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七辑。库舍图，山岭名，也作阔 舍图，即哈密至巴里坤的天山隘口之巅，此地有清军所建的卡伦。 ?笔者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五卷《乾隆朝上》精心梳理 的。 参考文献： [1]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六卷·乾隆朝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0. [3]朱玉琪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上册[M].北京：中华书 局，2000. [5]冯锡时.徐松<西域水道记>辨误[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2）.. [6]张国杰.中国民俗大系·新疆民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7]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8]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一册[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 社，1980. [9] （清）魏源.圣武记·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赵尔巽.清史稿·第四十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李军.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J].（台湾）师大学报：语言 与文学类，2012（2）. 作者简介：李军（1977-），男，甘肃静宁人，博士，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边疆文史。 （责任编辑：杨立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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