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辽代都统名称源流考 |
| 范文 | 摘要：都统之名称起源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朝时期有管理佛教事务沙门都统以及掌管皇帝御衣服玩事务的主衣都统，但二者并不具有军事职能，其作为固定的具有军事性质职官则是始于唐朝，唐朝中后期平定几次重大的叛乱，使都统这种兵罢则省的临时性设置逐渐转变为固定的常态化设置。唐亡之后，都统官称则为后世王朝继承，其传入辽朝则有两种途径：其一，唐朝→契丹（辽朝）;其二，唐朝→五代→契丹（辽朝），有河东沙陀李氏政权与河北刘氏政权两种源流。 关键词：辽代;都统;主衣都统;沙陀李氏政权;源流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3-0099-03 辽以武立国，辽代（一般指辽朝）都统不仅是对唐五代都统称谓的一种简单承袭，而且作为军事统领，在其政权发展兴衰的历史过程中承担着对外征伐防御、对内维稳治乱的军事职能，从其民族成分构成来看，具有鲜明契丹民族特征。目前学界对有关辽代都统研究相对较为薄弱①，且未有专题研究，基于此，笔者对此问题进行探究，以求教于史界方家。 一、都统名称起源 都统之名称，最早始见于《晋书·苻坚载纪下》：“其秦州主簿金城赵盛之为建威将军、少年都统。”[1]2197《资治通鉴·孝烈宗武帝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条”亦载：“拜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都统官名，起于此。”[2]3308由此可知，都统的名称早在前秦与东晋淝水之战前夕已然出现，而《资治通鉴》撰者司马光认为前秦苻坚所拜赵盛“少年都统”为都统名称之始。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后凉吕光亦曾遣使授予河西鲜卑首领秃发乌孤之羁縻官称。《晋书·秃发乌孤载纪》称：“乌孤，即思复鞬之子也。及嗣位，务农桑，修邻好。吕光遣使署为假节、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1]3141。《十六国春秋辑补》亦有相同之记载[3]。按 《资治通鉴·烈宗孝武皇帝下》“太元十九年条”载：“三河王光遣使拜乌孤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2]3412《文獻通考·职官考》“都统条”载：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有河西大都统。唐天宝末，置为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北、平卢节度使，都统之名始于此。乾元元年，户部尚书李桓除都统淮南、江东西节度使，宣慰、观察、处置等使，都统之官始于此。”[4]可知，《晋书》《十六国春秋辑补》 《文献通考》所载“河西大都统”即《资治通鉴》所云后凉吕光所拜秃发乌孤“河西鲜卑大都统”，而此“鲜卑大都统”实则是授予秃发部首领的临时性羁縻官称，并非固定实职，《文献通考》撰者甚至认为直至唐朝时期“都统”之官称与名号才开始出现。 然据《南史·豫州蛮传》载：“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贼败于鹊尾，西阳蛮田益之、田义之、成邪财、田光兴等起义，攻郢州克之。以益之为辅国将军、都统四山军事。”[5]1982西阳蛮田益之在南朝刘宋明帝时期被授予都统四山军事的羁縻官称，虽非固定实职，但可知都统之名号并非始于唐朝。《南史·薛安都传》载：薛安都“仕魏以军功为雍州、秦州都统。”[5]1021《北史·后妃上》载：“太后从子都统僧敬与备身左右张车渠等数十人谋杀叉，复奉太后临朝。事不克，僧敬坐徙边，车渠等死，胡氏多免黜。”[6]504薛安都在北魏时期曾担任雍州、秦州都统，宣武灵太后胡氏的侄子胡僧敬曾担任都统，试图策划诛杀元叉，迎胡太后临朝听政，但计划失败。由此观之，都统之官称在北魏中央禁军系统以及地方州镇系统中都曾出现，其具有较强军事职能性质。同时北魏亦有管理佛教事务沙门都统以及掌管皇帝御衣服玩事务的主衣都统，但二者并不具有军事职能。 据《北史·崔玚传》载：“沙门都统僧暹等忿玚鬼教之言，以玚为谤毁佛法，泣诉灵太后。”[6]1224《魏书·穆绍传》载：“（穆绍）遭父忧，诏起袭爵，散骑常侍，领主衣都统。”[7]《北齐书·高季式传》载：“（季式）中兴初，拜镇远将军、正员郎，迁卫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寻加散骑常侍，领主衣都统;”[8]296崔季舒，“转黄门侍郎，领主衣都统;”[8]511冯子琮，“除给事黄门侍郎，领主衣都统。”[8]528《隋书·百官志中》载：“主衣局。都统、子统各二人。掌御衣服玩弄事。”[9]753《唐六典》亦载：“北齐门下省统主衣局都统、子统各二人。”[10]由上可知，北魏时期除有管理佛教事务的沙门都统，另有主衣都统。北魏时期穆绍，东魏时期高季式、崔季舒，北齐时期冯子琮先后担任过主衣都统，主衣都统主要负责皇帝御衣服玩事务，于北齐之时已成为固定之官制，其与沙门都统均不具有军事职能。颇疑后世学者因其主要执掌皇帝御衣服玩之事，并未统领军队，不具军事职能，故云都统之名号及其官称始于唐。据有史可考，北魏一朝，仅薛安都、胡僧敬两人担任过具有军事性质都统之官，按《魏书·官氏志》及其他史籍并未正式记载北魏具有军事性质都统之官称，可知其并未形成固定职官制度沿袭下来，而实际上刘宋时期田益之，北魏薛安都、胡僧敬都曾担任中央或地方军事性质之都统，都统之名号并非始于唐朝，南北朝甚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已经出现，但其作为固定的具有军事性质职官则是始于唐朝。 二、唐代都统之名称 有唐一代，都统逐渐演变成为正式军事性质的职官，并作为固定官称被沿袭下来。《唐会要》卷七十八“都统条”载：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十二月，“户部尚书李峘，除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都统之号始于此。”[11]同时《新唐书·李峘传》亦有相同之记载[12]3569。由此可知，《唐会要》《新唐书·李峘传》所载“都统之号”始于李峘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而与此观点不同的是，《旧唐书·职官志三》载：“都统。乾元中置，或总三道，或总五道。”[13]1923《石林燕语》亦载唐乾元中，“以户部尚书李峘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使，始立都统之号。”[14]《新唐书·百官四下》载：天宝末，“置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招讨、都统之名，始于此。”[12]1308可见《旧唐书》《石林燕语》认为“都统”之名号设置于乾元中而非乾元元年，《新唐书·百官志下》则认为“招讨”“都统”之名始于天宝末期，几种观点虽在具体时间上有所不同，但无疑均认为“都统”之名号始于唐，然如前所论，都统之名号实际上于南北朝甚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已然出现，但其普遍作为军事统帅的具体官称直到唐朝中后期方始固定下来。《新唐书·百官四下》载：“元帅、都统、招讨使，掌征伐，兵罢则省。都统总诸道兵马，不赐旌节。”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以李希烈反，置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兴元元年（公元784年），“置副都统。会昌中，置灵、夏六道元帅。黄巢之难，置诸道行营都都统。”[12]1308唐朝时期，都统已然成为战时征讨、平时罢省的正式军事官称，而非虚授羁縻官称。李希烈之乱所置“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黄巢之难所置“诸道行营都统”实质上则是临时性的行军统帅，在唐朝中后期安史之乱、李希烈之乱以及黄巢之乱中，由于战争范围及影响程度不同，此后作为行军统帅的都统设置逐渐趋于常态化。 按《旧唐书·肃宗纪》载：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五月乙末，“李光弼来朝，进位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淮南、山南东道五道行营节度，镇临淮。”[13]261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九月癸酉，“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充淮西行营兵马都统。”[13]454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七月丁巳，“以侍中王铎检校太尉、中书令，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处置，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以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京城北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西面都统，朔方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13]711由此观之，在唐朝中后期平定几次重大叛乱的战争中，都统作为临时性质军事统帅，不仅中央禁军系统存在，而且授予地方藩镇节度使担任，以希冀借助地方藩镇势力平叛，但由于地方藩镇割据，各种势力之间的相互角逐，使这种兵罢则省的临时性设置逐渐转变为固定的常态化设置。 据《旧唐书·昭宗纪》载：昭宗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五月丁酉朔，“制以宣武军节度使、检校侍中、沛郡王朱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13]736大顺元年（公元890年）五月，“张濬为太原四面行营兵马都统，京兆尹孙揆副之;”[13]741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八月辛丑，“改授李克用邠宁四面行营都统。”[13]755由此可见，唐末由于藩镇战争频繁，除中央讨伐地方势力时任命都统为军事统帅之外，大多数情况之下由于中央势力薄弱，为抑制地方藩镇势力，被迫采取授予藩镇节度使以都统称号，使其相互制衡，以达到缓解中央军事压力目的。 三、都统名称传入辽朝之途径 唐亡之后，都统官称则为后世王朝继承，其传入辽朝则有两种途径：其一，唐朝→契丹（辽朝）;其二，唐朝→五代→契丹（辽朝）。辽朝都统称号最早记载始见于神册三年（公元918年）耶律倍为先锋都统讨伐党项。《辽史·皇子表》载：“太祖征乌古、党项，倍为先锋都统。经略燕地，至定州。闻太祖与李存勖相拒于云碧店，引兵驰赴，存勖退走。”[15]1075《辽史·义宗倍传》载：“尝从征乌古、党项，为先锋都统及经略燕地。太祖西征，留倍守京师，因陈取渤海计。”[15]1334《辽史·耶律觌烈传》载：神册三年（公元918年），“曷鲁薨，命觌烈为迭剌部夷离，属以南方事。会讨党项，皇太子为先锋，觌烈副之。军至天德、云内，分道并进。”[15]1365由此可知，耶律倍为先锋都统当不晚于神册三年（公元918年）与耶律觌烈讨伐党项之时，亦符合其后经略燕地、至定州、太祖西征时留守京师以及陈取渤海计划之时间记载。按《旧五代史·庄宗纪三》载：唐天佑十八年（公元921年）十二月辛末，“王郁诱契丹安巴坚寇幽州，遂引军涿州，陷之。又寇定州。”[16]399《辽史·王郁传》称：神册六年（公元921年），“（王郁）奉表送款，举室来降，太祖以为养子。未几，郁兄都囚父，自为留后，帝谴郁从皇太子讨之。至定州，都坚壁不出，掠居民而还。”[15]1369由此可知，王郁至契丹时间为神册六年（公元921年），其引契丹寇定州亦于同年暨天佑十八年（公元921年），但《辽史·王郁传》所载王郁与皇太子耶律倍前往征讨，而《旧五代史》则云王郁诱安巴坚寇定州，安巴坚即为耶律阿保机，颇疑为耶律倍记载之误，或薛居正认为安巴坚作为契丹皇帝代表契丹国家整体对外之行动。如前所论，耶律倍为“先锋都统”于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征讨党项，表明辽朝“都统”之官称至少于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前已经设立，此为有史所考辽朝“都统”名号之最早记载。同时也说明耶律倍都统之称号不可能是由王郁传输而来，亦不可能是救援定州时从定州王氏中获取。然此时距唐朝灭亡已经十一年，先锋都统之称号由何而来？ 其一，源于河东沙陀李氏政权。《五代会要》载：“唐末，有邪律阿保机者，怙古好勇，不受诸侯之代，吞侵邻部，兵力渐盛，尝于后唐太祖防盟于云州，结为兄弟。其后僭称帝号，以妻述律氏为皇后，燕人韩延徽为宰相，法令严明，诸部皆畏伏之。”[17]唐天复五年（公元905年），“会契丹阿保机于云中，约为兄弟。”[18]38早在唐亡之前，契丹与河东藩镇李克用势力开始接触，李克用此前亦曾担任过邠宁四面行营都统，但契丹与河东势力之间短暂接触，尚无法确定契丹先锋都统之称号传输来源于河东李氏沙陀势力。 据《辽史·太祖纪》载：神册二年（公元917年）春二月，“晋新州裨将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来降。”[15]12《旧五代史·卢文进传》称：“未几，文进引契丹寇新州。自是戎师岁至，驱掳数州士女，教其织纴工作，中国所为者悉备，契丹所以强盛者，得文进之故也。”[16]1295神册二年卢文进叛沙陀李氏而入契丹，在时间上要早于耶律倍神册三年（公元918年）为先锋都统征伐党项，同时按《旧五代史》所云“中国所为者悉备”来看，都统官称应被包含在内，由此而传输于契丹。《新五代史·李继岌传》载：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继岌）封魏王。是岁，伐蜀。以繼岌为西南行营都统，郭崇韬为都招讨使;”“然继岌虽为都统，而军政号令一出崇韬。”[18]152可见，至后唐庄宗时期“都统”之称号仍然存在，其由亲王担任，表明其地位明显高于“都招讨使”。《新五代史·唐本纪》载：后唐末帝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九月甲辰，“契丹围敬达于晋安;”十一月戊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为行营都统。”[18]75从后唐末期以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为行营都统记载来看，河东沙陀李氏建立后唐政权一直保持“都统”称号传承，而契丹通过最初与河东李氏沙陀势力接触获得都统名称，无疑是契丹都统称号传输途径之一。 其二，源于河北刘氏政权。《辽史·韩延徽传》载：“韩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父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延徽少英，燕帅刘仁恭奇之，召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同冯道祗候院，授幽州观察度支使。后守光为帅，延徽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事。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延徽之筹居多。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15]1357由《辽史·韩延徽传》可知韩延徽曾在燕帅刘仁恭麾下任职，据“守光为帅，延徽来聘”的记载来看，守光为帅应在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守光自外将兵已入，击走（李）思安，乃自称卢龙节度使，遣李小喜、元行钦以兵攻大安山，执仁恭而幽之。”[18]424若依此而论，韩延徽到达契丹时间应为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左右，而此年正式后梁代唐之年，在此之后，韩氏教契丹营建宫殿，制定君臣名分各项制度，而契丹都统之称或谓由此而来。然据《资治通鉴·后梁纪》载：“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2]8810《辽史·太祖纪》载：太祖七年（公元913年）春正月甲辰朔，“晋王李存勖拨幽州，擒刘守光。”[15]6《旧五代史·唐庄宗纪》载：天佑十年（公元913年）十二月癸酉，“檀州燕乐县人执刘守光并妻李氏、祝氏、子继祚以献。”天佑十一年（公元914年）春正月壬子，“诛守光，遣大将李存霸拘送仁恭于代州，刺心血奠告于武皇陵，然后斩之。”[16]383颇疑《辽史·太祖纪》所载太祖七年（公元913年）春正月甲辰朔，擒刘守光为记载之误，应为同年（公元913年）十二月癸酉，而按韩延徽刘氏末年求救于契丹记载来看，韩延徽最初入契丹之时应不晚于辽太祖七年（公元913年），河北刘氏政权应为耶律倍神册三年（公元918年）所任“先锋都统”又一传输途径之一，刘守光为帅之时，唐朝已亡，后梁代立。 四、结语 综上所考，都统之名号实际上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已然出现，但其普遍作为军事统帅的具体官称实际上直到唐朝中后期方始固定下来。由唐入辽，“都统”官称大致有唐朝→契丹（辽朝）;唐朝→五代→契丹（辽朝）两种传输途径，其传输来源有河东沙陀李氏政权、河北刘氏政权两种源流。 注 释： ①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对辽末金初都统制形成发展进行探讨，主要认为金初都统制度是女真传统习俗都孛堇制度的承袭。具体参见李昌宪.金代行政区划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7;王曾瑜.辽金军制[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149;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502。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M].汤球，辑补.济南：齐鲁书社，2000：609. [4]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539. [5]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671. [8]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9]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4：321. [11]王溥.唐會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424. [12]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叶梦得.石林燕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53. [15]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6]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7]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47. [18]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作者简介：李俊（1993—），男，汉族，河南信阳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201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辽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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