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文学视阈下的《焦氏易林》研究回顾与展望 |
| 范文 | 汤太祥 〔摘要〕 《焦氏易林》的文学价值，自唐朝始至明清时期即一直为学界所重视。杨慎、钟惺、谭元春等古人的研究已经涉及《焦氏易林》的文学价值，现当代著名学者如闻一多、钱锺书等人继续开拓《焦氏易林》的文学性并卓有成效。《焦氏易林》文学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但某些领域依然还有研究的必要，如《焦氏易林》大量援引先秦典籍，考察其与先秦典籍之关系，有助于发掘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体认其性质在流传过程中的變迁。 〔关键词〕 《焦氏易林》；文学视阈；经学典籍；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84-04 一、文学视阈下的《焦氏易林》研究回顾 西汉著名的易学大师焦延寿所著《焦氏易林》（又被称作《易林》），正如钱钟书所言，其目的原本是“为占卜也” [1]（539），乃传《易》之作。但是，由于《焦氏易林》是用《诗经》的四言诗形式，模仿并创新《周易》体例而成的4096首四言韵语短诗， 很多林辞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故而闻一多称之为“盖事虽《易》，其辞则《诗》”。[2]（65） （一）唐——清朝：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片言点评 《焦氏易林》自问世后，被正史所记载始见于《隋书·经籍志》，被列入子部历数类。与此同时，后人开始了对《焦氏易林》的文学研究。唐朝王俞在为《焦氏易林》所作序文《周易变卦序》中论述了《焦氏易林》作者、性质、占卜的准确性等问题，特别强调了《焦氏易林》“辞假出放经史”，具有“言近意远”的特征[3]，标志着《焦氏易林》的文学性已受人关注。宋朝黄伯思赞其“文辞雅淡，颇有可观”[4]；陈振孙则称之“皆韵语古雅，颇类左氏”。[5]而最早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焦氏易林》的，是明朝的杨慎。他在《升庵集》卷五三中说道：“《焦氏易林》，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谣，观者但以占卜书观之，过矣……其辞古雅，魏晋以后，诗人莫及。”[6]明朝竟陵派诗人钟惺、谭元春编《诗归》时就从《焦氏易林》中精选了五十三首林辞，并且逐首品评。钟惺说：“其语似谶似谣，似浑似隐，似愚似脱，异想幽情，深文急响”，“其笔力之高，语法之妙，有数十百言所不能尽，而藏裹回翔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然有余者。其锻炼精简，未可谓无意为文也。”[7] 古代学人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研究只限于只言片语式的评论，或从文辞入手，或从用韵落笔，但都明显认识到《焦氏易林》不仅仅是一部占筮之作，应该算是文学作品。 （二）二十世纪：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继续开拓 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焦氏易林》的文学性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究。闻一多首先慧眼识珠，选辑《焦氏易林》林辞一百二十多首，题作《易林琼枝》，置于《乐府诗笺》和《唐诗大系》之间，并高度评价易林文学价值，“《易林》是诗，它的四言韵语的形式是诗，它的‘知周乎万物的内容尤其是诗。”[2]（61）闻一多从《焦氏易林》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确认了《焦氏易林》是诗，成为学界定论，廓清了人们对《焦氏易林》性质的认识，对后世影响深远。闻一多还列举了对《焦氏易林》研究的大纲，惜因罹难而未能完成。 钱钟书继而对《焦氏易林》的文学价值大力开掘，在《管锥篇》中立《焦氏易林》专题，论述了《乾》、《坤》至《未济》等三十林林辞的高超语言艺术、立象艺术和说理艺术等，旁征博引，妙论层出。[1]（535-580）钱锺书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论述，往往就某林某个字词展开，对《焦氏易林》遣词、用韵等没有做宏观上的概括，但能小中见大、以点带面，在开拓《焦氏易林》文学价值方面功不可没，且影响深远。 唐明邦在《大衍新解·序》中高度赞扬了《焦氏易林》的文学性，“大都情中有理，理中含情，情景交融，相得益彰。诗句明白晓畅，引人深思，有雅俗共赏之妙，无矫揉造作之嫌。从切身事物谈起，便于读者触景生情，驰骋想象，通过日常见闻，启示深刻哲理。”[8]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从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焦氏易林》以形象思维表述哲理的类型，可谓难能可贵，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杨书诚在《白话焦氏易林·序》中指出，“《易林》诗歌，不光是数量上，多达四千零九十六首，远超过《诗经》；其比兴手法之运用，词汇的丰富与音韵的讲究都有其不让于《诗经》的独特成就之所在。”[9]可惜的是，杨氏并未就音韵的讲究等问题深入展开研究。 （三）二十一世纪：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深入发掘 在当代学人的研究中，陈良运最为系统研究了《焦氏易林》的文学价值，并出版专著《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全书分为三编，上编为《焦氏易林》诗选，选出《焦氏易林》林辞481首并进行了注解和诗意阐释；中编为《焦氏易林》诗论，从各个角度论述了《焦氏易林》的诗学意蕴和文学价值；下编为《焦氏易林》作者考辫及其他，详加考证《焦氏易林》作者为西汉焦延寿。陈良运对焦延寿评价极高，如认为其为我国第一位现实主义诗人，第一位自觉创作哲理诗、寓言诗的诗人，第一位擅长炼字、炼句、炼意的诗人等。[10] 此外，卞孝萱明确指出《焦氏易林》“本为占卜所用之书，但其多以四言韵语写成，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故受到古今一些视野开阔的文学家、文学研究者的重视。”[11]（172）卞孝萱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焦氏易林》的诗体文学意味：一是《焦氏易林》所体现出的浓浓的抒情性；二是《焦氏易林》中的哲理诗并不是直陈式的训诫说教，而是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比喻或事物描述寓理其中，意味隽永，启人遐想；三是《焦氏易林》中某些林辞的词语简练准确传神，充分显示了其具有诗体文学的特征。[11]（174-178） 卞先生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阐述，在某一方面如词语的简练传神，进行了深化，但总体上对前人并没有实质性的超越。 刘松来在《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中，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论述了汉代经学对《焦氏易林》的影响，从形式上看，《焦氏易林》“既受到《易经》的影响，同时更与《诗经》密切相关”，内容上则表现为《焦氏易林》明显受到三家诗的影响，同时表现出西汉今文经学的众多思想。[12] 张启成在《诗经研究史论稿》中充分肯定了焦延寿所著《焦氏易林》的诗学观点，“首先在于他能从《诗经》原文着眼，比较实事求是地阐述诗义；因而他的一些见解，与现代研究者的观点，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能提出一些比较独特新颖的看法，对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诗经》的本义，颇有一些启发作用。”[13]（59-63）张氏还高度赞誉了《焦氏易林》论《诗》的三个优点：就诗论诗，附会之说较少；封建论理色彩较少，对情诗和恋歌有明锐的观察力；善用形象的语言阐述诗义，注重刻画诗歌作者的心理感受。[13]（66） 汪祚民在《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中，分别从《焦氏易林》对《诗经》篇目的评述，对《诗经》词语的化用以及对《诗经》篇章的重写三方面论述了前者对后者的的文学接受和阐释。[14] 张新科在其专著《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分别论述了《焦氏易林》的诗体特征及《焦氏易林》所体现的经术与文学融合的问题。张新科认为《焦氏易林》的诗体特征体现在外在的形式——四言句式和韵律，内在在精神——“言志”“抒情”的诗学传统以及大量运用比兴手法来抒发情感，将《周易》的哲理、思想形象化。张新科还认为《焦氏易林》是“经”与“术”的融合，又因为《焦氏易林》对《诗经》的解释，大量化用《诗经》的诗句，足以显示其独特的诗学特征，故而得出结论，《焦氏易林》“是《诗经》四言诗的继承和发展”，“是《诗经》与《易经》的融合，是经术与文学的结缘”。[15]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學界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探讨有蓬勃发展之势，陈良运开其先河，用力最深，成果也最为显著，这也得益于他长期对诗歌和诗学理论的研究以及学者加作家这一特殊的身份。可以这样说，在陈良运之后，《焦氏易林》纯文学领域的挖掘，留给当代学人的余地已经不大了。但当代学者还是进行了大胆的开拓，将《焦氏易林》的文学性研究放在两汉经学背景下，放在《诗经》研究史的长河里，放在文化的视野中，研究的视阈拓宽了，研究的进路发展了，不再局限于遣词用韵等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学位论文有刘银昌的《<焦氏易林>四言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3年）和在《<焦氏易林>四言诗研究》基础上撰成的博士论文《盖事虽<易>，其辞则诗——<焦氏易林>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该文重点探讨了《焦氏易林》的各种诗体，如游仙诗、咏物诗、寓言诗等，并指出了《焦氏易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李绍萍《论<焦氏易林>与先秦两汉文学的融会贯通》（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重点从《焦氏易林》的取象以及它与《诗》学的贯通上，来体现《焦氏易林》在经学与文学的融会中，所呈现出的文化特征。但文章对《焦氏易林》与易学、《春秋》学以及汉代诗歌等关系，论述不足，留有遗憾。 此外，还有单篇论文如程建功的《略论<诗经>对<焦氏易林>的影响》（《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 6期），从《焦氏易林》师承关系、写实手法、句式特点、语言风格及表达方式等方面探讨了《诗经》对其的影响；陈昌文的《卜筮之辞的艺术特征及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焦氏易林>新论》（《学术探索》，2003年第11期），从《焦氏易林》用“象”的类型和塑造方式两方面论述其作为卜筮之辞的艺术特征，并进而考查“《易》文学”对古代文学的影响；钱健的《<易林>古歌发微》（《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和羽离子的《<道藏>中的文学瑰宝——<易林>诗及其艺术》（《中国道教》， 2001年第4期），则主要论述了《焦氏易林》对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及呈现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融的特征。张玖青在《论<易林>的<诗>说——兼论<易林>的作者》一文中考察了《焦氏易林》与《诗经》的关系，认为《焦氏易林》是一部融汇贯通《诗经》和《易经》的文学巨著，且认为通过《焦氏易林》可以考察《诗经》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代诗学所产生的影响。（《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智宇晖在《<焦氏易林>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中，探讨了《焦氏易林》女性形象在情感世界和道德世界中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并述及《焦氏易林》母亲形象的象征意义（《齐鲁学刊》，2012年第4期）。田胜利在《沟通卜筮与文学的桥梁——<焦氏易林>中动物意象浅议》一文中重点论述了《焦氏易林》动物意象的分类和作者的情感指向，动物意象分布所呈现出的特征及原因以及动物意向所呈现出的多样化的艺术特色。（《学术交流》，2012年第7期） 上述论文往往就《诗经》或《易经》在文学方面对《焦氏易林》的影响展开论述，和上文论著有不同程度的重复立论之处，且对先前其他经典对《焦氏易林》的影响鲜有涉及，不无遗憾。智宇晖和田胜利的论文再次回归到《焦氏易林》文本当中，从某种意象切入，由文学研究迈向文化观照，算是有益的尝试。 二、《焦氏易林》有关研究的展望 《焦氏易林》的文学性、思想性、作者归属等问题，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焦氏易林》在某些方面的研究依然相当薄弱，还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一）《焦氏易林》与先秦典籍之间的关系研究 对于《焦氏易林》援引先秦典籍，学界偶有提及，如刘银昌的博士论文《盖事虽<易>，其辞则诗——<焦氏易林>文学研究》和杜志国的《<焦氏易林>研究》在部分章节涉及到《焦氏易林》对《诗经》的引用问题，惜未一一考证、深入展开。也有学者就先秦某部经典如《易经》、《诗经》等对《焦氏易林》的影响展开论述，但还未见综合考察、详加论述、一一考证先秦最重要的经典与《焦氏易林》之间关系的著作问世，这也不是单篇论文所能完成的任务，故在这一方面还有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焦延寿通晓先秦至西汉中叶典籍，而《焦氏易林》援引经书尤为显明，其中又以援引《周易》《诗经》和《左传》最为突出。潘雨廷也曾论述《易林》道：“盖凡所系之辞，莫不渊源于《易》，且以《诗》、《书》，《左传》及史迹等以实其象，可谓善于文矣。”[16]据笔者统计，《焦氏易林》林辞中有140余首援引《周易》，涉及《周易》经传70余处；有500余首林辞援引《诗经》，涉及《诗经》篇目70余首280多处；有140余首林辞援引《左传》，涉及《左传》原文80余处（由于林辞达四千余首，笔者虽一一寓目，但也难免有所误差）。迄今为止，还没有专文专书对《焦氏易林》援引先秦经学典籍进行综合考察，这是《焦氏易林》研究方面有待开发的新领域。 而通过对《焦氏易林》与《周易》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焦氏易林》对《周易》的继承和新变，进而发掘《焦氏易林》在《易》学上的价值、地位和影响；而考察《焦氏易林》与《诗经》的关系，可以看出《焦氏易林》对《诗经》的借鉴与创新，进而体认作为《齐诗》之《焦氏易林》的《诗》学价值、地位和影响；通过对《焦氏易林》与《左传》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焦氏易林》对《春秋》学精神的继承和超越。通过综合考察《焦氏易林》本身及对《周易》《诗经》《左传》的援引，还可以发现其性质在流传过程中的变迁。 总之，考察《焦氏易林》与《周易》《诗经》《左传》等经学典籍的关系，可以发掘《焦氏易林》的易学价值、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可以发掘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可以拓宽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式，将目光投向被主流文学所忽视的领域，并如傅璇琮所言，重视“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17] （二）《焦氏易林》自身文献价值研究 《焦氏易林》林辞达4096首之多，有众多林辞涉及到西汉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举凡西汉中前期的政治经济、战争外交、民间信仰、社会习俗，等等，无不包容于其中。通过对《焦氏易林》中这些林辞的考述，可以佐证西汉中前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汉高祖的“白登之围”，汉武帝的出击匈奴等；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如林辞中描述了大量的农作物产品以及农耕渔猎场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中前期农业的长足进步；林辞中大量的道家人物的描摹和仙道形象的出现，印证了西汉中前期人们对生命意识的敬畏和对长生不老的企盼；《焦氏易林》中还有不少林辞涉及当时的民风习俗、异域风情，真可谓反映西汉社会现实的一面明镜。总之，《焦氏易林》的林辞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是当代研究西汉历史、哲学、宗教、民俗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而对《焦氏易林》这些方面的研究，依然有较大的开拓余地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 焦延寿. 易林[M]. 北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4] 焦延寿. 易林[M]. 北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校定焦赣易林序. [5]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卷十二，四库全书本. [6] 杨慎. 升庵集[A]. 卷五三，. 四库全书本第1270册：468[C]. [7] 钟惺，谭元春. 古诗归[A].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7册：714-718[C]. [8] 王赣，牛力达. 大衍新解[M]. 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3. [9] 邓球柏. 白话焦氏易林[M]. 长沙：岳麓书社，1996：1. [10] 陈良运. 焦氏易林诗学阐释[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418. [11] 卞孝萱，王琳. 两汉文学[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2] 刘松来. 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516-518. [13] 张启成. 诗经研究史论稿[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14] 汪祚民. 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75-188. [15] 張新科. 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81-289. [16] 潘雨廷. 读易提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5. [17] 李山. 诗经的文化精神[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2. （责任编辑：马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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