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朝韩三边经济合作：可能空间与未来潜力 |
| 范文 | 董青岭 〔摘要〕作为处于三个不同发展梯次的国家，中、朝、韩三边经济合作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以发展中、朝、韩三边经济合作来推动半岛政治稳定和东北亚安全，是目前国际形势下半岛政治进程累积善意、扩大共识的可行方案。在未来，发展多元形式、多层面的三边经贸合作会为半岛政治进程注入新的利益驱动。但目前三边经贸合作需慎重考虑政治因素之影响：第一，朝韩双方对于推进政治和解的意愿以及双方会在多大程度上看重双边关系的利益驱动;第二，朝美关系、韩美关系以及中朝关系等外在体系结构约束，会为中、朝、韩三边经贸合作预留多大空间和提供多大动力;第三，三边经济合作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否会为三方所满意，相对获益考虑是否会迟滞体系合作进程。概言之，中、朝、韩三边经济合作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合作进程，这项进程在当前尚看不到合作的具体成效，但维持这样一项进程有助于各方维系合作意愿、累积共识、弱化敌意并不断扩大合作的领域和范围。 〔关键词〕中国;朝鲜;韩国;重返亚太战备;制度动力;地区安全;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2-0009-05 中、朝、韩三边经济合作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政策话题，看似难度很大，但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区稳定与繁荣倡议。〔1〕当前东北亚政经局势正出现一系列新的变数，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希望：首先，朝鲜领导层的意外更替及其内部权力角逐虽然并不会使国际社会坚信平壤马上会放弃“先军政治”，但至少外界已经看到了朝鲜自我改变的希望;〔2〕其次，韩国朴槿惠政府与盟友美国和邻国中国频繁接触，其半岛政策会如何演变，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朴槿惠政府“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和“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等政策的提出意味着其半岛政策变革的无限可能;〔3〕第三，中国新的领导集体虽然正在重新审视朝鲜的战略价值，但如果朝鲜国内政治没有大的政治变动中国不会出台新的对朝战略，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其半岛政策延续性较强、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会有更多新的倡议和呼吁;最后，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明显加剧了亚太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恶化了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各种纠纷，白宫执政班子与其幕僚团队如何看待亚洲以及东北亚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将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该地区最大的政治变数。虽然目前东北亚各国利益纷争和摩擦不断，但共同的长远利益却是显而易见的，即维持东北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竭力避免该地区出现大的政治动荡或经济萧条。在此背景下，加强中、朝、韩之间的三方经济合作，有着深远的政治影响、意义非凡，但其可行却须慎重探讨、谨慎推进。 一、结构性互补：三方经济合作的空间有多大？ 当前，不少国际观察和政策界人士认为，中、朝、韩三边经济合作存在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该构想首要的政策出发点是：中、朝、韩三国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梯次，在地区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不同的战略位置，因而有着高度差异化的利益需求和生产消费特征，这是三方可以商谈区域合作的经济结构基础。〔4〕在这一点上，主流观点认为，三方中韩国经济起步较早，在地区国际生产链条中占据着较有利的上游位置，出口也多以机电和高科技产品为主，但其劳动力价格和其他各项生产成本一路看涨，急需转移生产线和开拓新的消费市场;中国则处于改革开放的结构性盘整阶段，尽管近些年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但目前亟需升级其产业结构并改变其全球贸易布局尤其是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存积下来的大量中国资本亟需新的投资场所;〔5〕而朝鲜虽然目前的改革动力明显不足，但新生的金正恩政权面临改善民生、笼络民意进而巩固执政地位的内部经济压力，其开埠通商、引资循环的经济意图已然显现，朝鲜不断扩大的能源需求、改革后旺盛的市场增长潜力以及廉价的劳动力供应正是东北亚其他各国谋求合作的首要获益目标;〔6〕因而在不考虑政治因素影响的前提下，三方之间梯次发展的经济结构在理论上孕育着区域合作、互补共赢的可能。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无法排除政治因素影响的大环境下，结构性互补能够促使三方经济合作走多远？ 首先，一种观点认为，即使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结构性互补促进三方合作的动力也是明显不足的，因为中韩、中朝以及韩朝之间不同的贸易依赖状况使得区域合作的红利在国家间分配是极不均匀的。在目前的区域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状况下，三方合作使得韩国无论是对朝贸易还是对华贸易都始终处于贸易盈余状态，既可以解决生产成本和资本输出问题又可以解决市场拓展问题，是三方合作中的最大受益者;而朝鲜一旦参与这样一种地区合作机制，其不仅可以获得稳定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供应，更可吸纳大量的中韩资本并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其受益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无法揣测朝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其经济体系对中、韩两国的高度依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持续存在的贸易赤字;中国愿意参与东北亚地区开发合作的直接经济动因在于其意图振兴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7〕而其长期目标则在于试图以中朝贸易盈余弥补中韩贸易逆差、改善其地区国际收支状况，但相比于中日韩三边自贸区协议，这种地区合作能够多大程度上激发中国决策者更大的兴趣，却是在经济效率上高度值得怀疑的。〔8〕综上所述，即使不考虑政治干扰，三方合作也面临利益分配的相对获益考虑和贸易的再平衡问题，〔9〕这是决定三方合作能够走多远的实质问题。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朝、韩三边合作的政治收益远大于其经济收益，因而三边合作宜考虑政治驱动而不是经济驱动。不少国际观察者认为，在目前六方会谈陷于僵局、朝韩关系因“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而处于骤然冷却之时，发起一项三边合作倡议有助于缓和地区政治氛围、软化各方立场，进而累积共识、达成协议。持此论的支持者们普遍认为，加强贸易往来可以塑造经济相互依赖，进而使得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共荣共损，也从而使得各国关系由敌对、竞争进入到友好合作状态，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命运共同体”。理论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需要很强的经济纽带将各国利益交织在一起。但现实是，中朝、中韩之间的双边贸易往来比较频繁，朝韩之间的贸易往来时断时续，三者之间远未达到相互依赖状态，从而地区共同命运也就无从谈起。就此而言，东北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需要注入经济动力，但一开始合作不宜泛化，需要一个核心驱动机制。从目前态势来看，无论是中日韩三边合作还是中朝韩三边合作都有可操作空间，但哪一个合作机制更好、更有吸引力，却是明显的竞争关系。 二、朝韩合作：利益驱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弱化双方敌意？ 对于中、朝、韩三边合作倡议而言，中朝和中韩合作都不成问题且发展迅速。据中国商务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保持较高增长态势，仅2012年1月双边贸易额就超过了4亿美元，同比增加18%，其中朝鲜对中出口额同比增加7%、为1.39亿美元，进口额同比增加24%、达2.78亿美元; 中韩双边贸易额为166.2亿美元，其中韩国对华出口97.99亿美元、自华进口68.21亿美元，中韩双边贸易额占韩外贸总额的比重为19.6%，韩对华贸易收支为29.8亿美元顺差，同比增长0.6%;而同期韩朝贸易额仅为1.6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2010年发生“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后，韩国政府采取“5·24对朝制裁措施”，全面中断了韩朝经贸交流与合作，仅保留开城工业园区合作项目。可见，中朝韩之间的经济往来主要还是双边政治衡量为主，但要升级为三边合作，朝韩关系恐怕是个大麻烦，这就需要慎重衡量利益驱动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诱使双方弱化政治成见。 目前，朝鲜政权的整个国家政策重心仍是“先军政治”，其核心目标是首先要谋求现政权的生存与安全，其次考虑民生与发展，在可控的政策调控范围内适度开放、有限改革，搞活经济，以防深度对外经济合作引发民心思变并最终导致政权不稳，因而其参与三边合作的意愿是谨慎的、小步缓行的，甚至可以说是在目前安全无法得以确保的前提下，其开放意愿极其有限、动力明显不足，更关键的是若朝鲜领导层在不发生大的人事改变，其对韩国政府的经济合作态度和合作意愿恐怕仍会延续以前的怀疑姿态，利益驱动难以降低其安全忧虑。〔10〕而对于韩国无论是对于现政府还是即将产生的新政府而言，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东北亚的战略价值再度凸显，一度松动的美国对韩安全承诺重新得以加强，韩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稳定就业市场，民生议题是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因而推动区域合作、获取更大发展机遇的动力较强，但这并不表明韩国会在以后的经济合作中软化对朝鲜的政治立场，政治戒心始终存在于朝韩之间的经济合作过程之中，双边层次不能深入解决的问题很难想象会升级到三边架构中得以消除。对此，利益驱动型的三边合作倡议面临严肃的朝韩动力不足问题，中国的介入可能会发挥很好的调和促进作用，但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哪一方对华经济依赖过强，则双方合作的意愿就会相对降低，进而政治冲突和贸易摩擦就会成为经常性障碍。 三、外在结构约束：三边经济合作的国际支持力度有多强？ 整体而言，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的关注有增无减，半岛政治目前已成亚太国家最为担心的安全忧虑。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半岛政治所提出的和平建议几乎是南辕北辙、相互矛盾的，有两种声音最为引人瞩目：一部分当事国和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半岛政治进程缺乏利益交织，各国之间由于没有共荣共损的“共同命运观”易于轻启战端，因而需要注入经济利益驱动，方能累积共识、达成和解;而另外一部分当事国和旁观者则认为，支持一项通过经济制裁迫使平壤政权弃核的强制外交战略，乃至在战争之外所能采取的最为可行的半岛和平方案，但显而易见，任何旨在推进与朝鲜经济合作的倡议都会是对朝经济制裁的目标归于无效。因而，中、朝、韩三边合作本质上更多的是区域政治问题而不是区域经济问题，该问题始终无法摆脱中朝、中美、朝美乃至日朝、朝俄等外在体系结构的约束。 首先，考虑到美韩同盟关系和半岛统一问题，三边合作的倡议很可能会使韩国政府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要支持美国的对朝经济制裁动议、迫使平壤弃核，韩国将不能全力推进与朝鲜的经济接触与合作，更不能发起和融入一个抛弃美国在外的地区经济合作体系;但若要推进半岛统一进程、谋求半岛长久和平，则经济接触、经济合作乃至经济相互依赖是前提，利益驱动可能是半岛政治和解的最佳方案，在这方面法德和解已树立了很好的成功榜样，但考虑到中、俄日益扩大的地区影响，则美国很难全力支持这样一项无需美国军事介入、排斥美国亚洲军事存在的三边合作动议，韩国则陷入进退两难境地。〔11〕因此，韩国推进中朝韩三边合作的结构性约束力量是韩美关系，韩国必须谨慎设计一项既可以得到美国容许又可以打消朝鲜政治疑虑的合作倡议，同时考虑自身获得的政治和经济收益。这需要考验韩国政府的高度政治智慧。 其次，考虑到东亚地区的权力转移和邻国关系，中国对于推进三边合作倡议也不是全无顾虑的。〔12〕不少中国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于东亚乃至亚太地区而言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会给周边国家带来恐慌和无所适从，给现存国际体系带来难以回避的冲击和挑战，因而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睦邻、富邻、安邻”，而不是让自身的发展引起更多不必要的国际猜忌和打压。〔13〕鉴于目前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美国在台海问题、中国与邻国关系等问题上的强大影响力，很难想象中国会全力推进一项完全漠视美国利益、将美国排斥在外的地区合作政策。就此而言，中国的目标清晰且是有限的，即“维持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良好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同时发挥对地区政治的有限调和、平衡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否则，中、朝、韩三边合作对于中国是得之眼前、失于长远的。在中国决策者一端，中美关系是其推进三边合作的结构性考虑。 再次，朝鲜的现存政治状况和对外关系也限制了平壤的对外政策选择。目前，朝鲜对华经济的依存度高达80%以上，但这并没有导致朝鲜政府完全听从北京的指示。〔14〕在很大程度上，平壤的战略和对外行为是高度自立的，甚至一度胁迫并绑架了北京的政治立场，关键原因在于朝鲜承受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压力，主要在于朝美关系和朝日关系。在外交上，推进一项与中国和韩国更紧密的经济合作议程，会显而易见地瓦解美国的对朝政策，至少弱化美国的各项对朝政策影响，〔15〕这是平壤所乐见的，但却是为域外力量美国所不容的。如果一项三边合作政策可以诱使朝鲜走向改革开放并弱化其对韩政策态度，也许美国会考虑给予平壤一定的国际发展空间;但如果美国既定的政策目标是迫使平壤政权垮台，则美国不会漠视一项有助于朝鲜脱困的经济政策的执行。美国因素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存在，始终在于朝鲜决定其国际参与步伐的重要考量因素。在此背景下，双边合作比三边合作更能激发平壤的国际参与兴趣。 四、结论：维持进程是必要的，但需谨慎态度 显而易见，鉴于目前半岛地区的经济形势和政治状况，推进一项中、朝、韩三边合作议程对于地区繁荣与稳定而言是必要的，但这一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态度需要保守且谨慎。在未来，发展多元形式、多层面的三边经济合作会为半岛政治进程注入新的利益驱动，但目前三边合作究竟会有多大的空间，进而会在多大程度上弱化各方敌意、增进各方共识，目前尚不得而知。总体而言，中朝韩三边合作如果可行，也主要是受政治驱动而不是基于各国间经济上的结构性互补。因而，推进三方合作需慎重考虑以下问题：第一，朝韩双方对于推进政治和解的意愿有多强，以及双方会在多大程度上看重双边关系的利益驱动;第二，朝美关系、韩美关系以及中朝关系等外在体系结构约束，会为中、朝、韩三边经贸合作预留多大空间和提供多大动力;第三，三边经济合作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否会为三方所满意，相对获益考虑是否会迟滞体系合作进程。 概言之，中朝韩三边经济合作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合作进程，这项进程在当前尚看不到明晰的前景，但维持这样一项进程有助于各方维系合作意愿、累积共识、弱化敌意并不断扩大合作的领域和范围。因而，未来一段时期推进三边合作需考虑政策的务实性，分阶段推进政策目标是可行选择：第一阶段，维系政策倡议进程是主要任务，目的在于防止任何一方从合作进程中因政治影响或其他因素而轻易脱轨，并最终使得合作倡议胎死腹中;第二阶段，建立机制化合作平台，提供指导性建议和可供磋商讨论的场所，为三边合作注入机制化动力和建立制度约束，使得三方合作进程难以逆转;第三阶段，三边合作可朝向“开放的地区主义”，容纳更多的地区利益攸关方进入合作进程，从而促进更广阔的地区安全与繁荣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孙茹.试析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的可能性〔J〕.现代国际关系， 2014，（5）. 〔2〕Scott Snyder.Consolidating Ties with New DPRK Leadership，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12， No.3（2010）：pp.91-97. 〔3〕董向荣，韩献栋. 朝鲜半岛信任进程：背景、特征与展望〔J〕. 东北亚论坛， 2014， （3）. 〔4〕Carla Freeman.In Pursuit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Asia： China， the Tumen River Development Project， and Sino-Korean Relations， U.S.-Korea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pt.2008. 〔5〕王箫轲.中韩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比较分析〔J〕.亚太经济，2013，（5）. 〔6〕刘红，陈思瀚.朝鲜新一轮经济改革评析〔J〕. 东北亚学刊， 2014， （6）. 〔7〕郭文军.东北增长极：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57. 〔8〕杨云母.论长吉图开放先导区与拟建中日韩自贸区的交织与互补〔J〕.现代日本经济， 2011， （2）. 〔9〕冯玉宝.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及其走势〔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5）. 〔10〕John S. Park， North Korea， Inc.： Gaining Insights into North Korean Regime Stability from State Trading Company Activities， USIP Working Paper， April 22（ 2009）：pp.6-10. 〔11〕石源华，文恩熙. 试论中韩战略伙伴关系中的美国因素〔J〕. 国际观察， 2012， （5）. 〔12〕Scott Snyder. Chinas Rise and the Two Koreas： Politics， Economics， Securi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9. 〔13〕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90， No.2（2011）：pp.68-80. 〔14〕张智慧.朝鲜的经济变化与中国的作用〔J〕. 亚太经济， 2006， （4）. 〔15〕Carla P. Freeman and Drew Thompson， Flood Across the Border： Chinas Disaster Relief Operations and Potential Response to a North Korean Refugee Crisis， U.S.-Korea Institute， 2009. 【责任编辑：石本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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