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红 程序自然法为留置规则的自洽性论证提供了必要条件。甄别某项法律规则是否妥当时，主要考量四项要素，即明确性、非矛盾性、非要求为不可能之事以及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监察留置规则是否自洽，其关键就是要对上述四项要素进行匹配性检验。 作为一项反腐调查举措，留置在性质上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效果上替代了原来的“两指”措施和逮捕措施，其配置方式符合集中、高效反腐的改革目标设定。用留置取代“两规”所释明的是，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通过对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使用条件、审批程序、使用期限进行严格限制，从而切实有效地保障被采取强制措施对象的合法权利。因此，“用留置取代‘两规”不能仅作字面意义上的形式理解，而应当推而广之，视为对不符合法治要求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集中概括。 然而，《监察法》所设置的7项留置规则属于不完全的法治进阶，其不完全性表现为：由于未区分“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两种留置情形，引发规则适用的内部冲突；因选择性吸收《刑事诉讼法》的部分内容，造成法法衔接不畅；留置审批权与执行权集中后没有引入外部监督机制，不利于人权保障的实现。 法治的固有含义应以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为目的，《监察法》除了赋予监察机关运用留置措施的權力外，更应当注重对留置适用的限制，以程序自然法为指导精心设计留置的“两分”构造，生成内外部自洽的留置规则体系。要正确理解改革策略所蕴含的法治思维，剔除“两规”“两指”所残留的违宪性因素，塑造符合法治反腐需求的监察留置规则。 （摘自《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6-17页。）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21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