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浅论亨廷顿的政治稳定思想 |
| 范文 | 摘 要 亨廷顿的政治稳定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各种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实现政治稳定的实现路径即政治制度化。亨廷顿的政治稳定思想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对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政治稳定 国家治理 政治秩序 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范瑞光，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272 现代化是通向现代性的必由之路，现代性中所蕴含的稳定也必然要经历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各种不稳定，“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却滋生动乱” 正是其写照。当前我国的社会现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阶层固化显现，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社会原子化和碎片化加剧，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国家治理的难度增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提出来。政治稳定既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基础，也是推进深化改革开放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亨廷顿的政治稳定思想是对多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其分析虽然多少仍然带有从西方视角看问题的不足，但其对政治稳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的分析对我国的现代化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亨廷顿对政治不稳定原因的分析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滋生动荡的过程，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不稳定正是由于其现代化的进程而引起的。在理论上现代性与稳定性是相伴生的，但“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涉及多层面的进程，其涉及到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多维度的现代化进程关乎人们心理、智能、教育等多层面的转变。现代化所带来的这些影响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政治的稳定。 （一）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经济根源 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各种变动对政治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是导致政治不稳定的经济根源。这里的经济发展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产品的增长” 。相对于封闭的、贫穷的、思想愚昧的传统社会国家，经济发展起步的过渡性社会或者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是充满动乱和政治不稳定的。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虽然给他们提供了通向现代化社会的经济支持，但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却使得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充满荆棘。亨廷顿认为简单的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政治不稳定是不严谨的，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经济发展是与政治稳定相辅相成的。亨廷顿认为的经济发展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其实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现代化进程刚起步的国家或地区。即在现代化初期，经济发展导致了政治不稳定，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经济发展和政治不稳定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水平成为现代化程度和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之一。 经济发展引起政治不稳定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影响来实现的。首先，经济发展对传统的社会体制和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瓦解了传统的社会集团，改变了原来的阶层划分，一些人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一些人因为暴发而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这些集团和阶层的瓦解或重构造成了原有政治制度的衰败和政治的不稳定。其次，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社会横向流動的加速，原来封建农业经济下较为固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崩溃，社会流动的加速一方面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社会流动加速了城市与农村分化，况且流动人口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不安定因素。再次，经济发展加速了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滋生了人们的愤懑情绪和对现存政治秩序的不满，而经济发展引起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识字率的增加都使得人们对自身情况的不满，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也会对那些对现存秩序不满的人起到鼓动作用，也就是亨廷顿所说的在知识分子具有潜在的革命作用。 （二）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政治因素 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引起的政治参与的扩张与政治制度化程度间的协调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否，成为重要政治因素之一。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与不同正在成为现代与传统整体之间的主要区别，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也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政体发达与否。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水平高而政治制度化低的时候就会造成政治的不稳定，亨廷顿称之为“普力夺政体”，而当一个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化水平与政治参与水平的比率较高时政治秩序就是相对稳定的，亨廷顿称之为“公民政体”。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造成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之间比率关系的不同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现代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流动性增强，人们的政治参与水平急剧提高，这一进程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必然出现的（除非有统治阶层采取强制措施去阻滞政治参与的扩大）。当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与传统社会秩序失效出现在同一时空时，人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和表达对政治秩序不满的政治参与必然是一种无组织、无秩序的政治参与，其必然结果就是政治的不稳定。其次，与现代化自然带来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不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必然是一个漫长的、阻碍重重的过程。因此“创制政策”和同化更多的社会势力成为政治制度适应现代化的途径之一。而在传统政治体制内，政治体制或制度现代化通常就是将各种权利集中到中央国家机构或某一人手中。这一过程必然涉及到传统贵族、宗教等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对，也正是基于此，传统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与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难以保持同步，而且一般还会表现为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之间比率低的景象。在这种状况下，传统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的不稳定。 （三）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社会根源 “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 ，这也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治不稳定的社会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和社会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造成社会分裂的重要因素。传统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市成为各种新型阶层活动的重要场所，传统社会中农村支配城市变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支配农村，传统社会以土地占有为主的贵族集团由城市新型社会集团取代。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变化过程中，涉及到了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城市新型集团优越感的提升和农村地主阶层的失落，最终导致的就是城市与农村的尖锐对立。但从整体的社会来看，处于现代化进程初期的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才刚刚起步，城市仍然是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孤岛，而在政治制度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过早的实现政治中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只能是城市成为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源泉。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政治越是变为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加不稳定” 。 二、亨廷顿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 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建立高水平的政治组织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那里，“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亨廷顿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就是实现政治的制度化。政治制度化的标准主要涉及到政治组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及其内聚力。而亨廷顿分析能够实现政治稳定方式和路径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强大的政府能力为政治稳定提供了可能。其认为不同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分野……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无论国家采取何种政府形式、民主与否，实现政治稳定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效力即政府是否具有强大的政府能力。在亨廷顿看来，强大的政府能力就是能够有效的实现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平衡的能力。具有强大政府能力的政府能够很好的整合各种势力、吸收各种新兴集团、有效控制政治参与使其在政治制度内运行，强大的政府还能够保持自己的政策创制能力和推行改革的能力，而强大政府的这些能力都是维持一个社会政治稳定所必须的。强大政府是与政治制度化相辅相成的，较高的政治制度化能够有力的提高政府的能力，而强大的政府能力也是推动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关键。亨廷顿认为，强大政府的建立依赖于有力的强大政党和完善的政党制度的确立。 其次，推行强有力的改革是维护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有效方式。对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来说，改革能导致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且其改革的阻力也非常大，但亨廷顿仍对改革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一次成功能有效维护政治稳定的改革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有效的政治策略。首先，亨廷顿对改革的战略战术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大部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改革的最有效方式是将费边主义战略与闪电战术配合起来使用” 。另外，亨廷顿根据阶层的不同及其分类来分析改革对不同阶层的影响，认为改革如果只迎合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就会增加其革命的倾向，而对农民来说，能够改变农村生活现状的改革则是保持政治稳定特别是农村保持稳定的重要方式。因此，“一个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的稳定，端赖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 。对于农民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国家改善农民物质条件的土地改革等改革措施能够有效地平复农民的革命倾向、保持国家政治的稳定。 最后，较为完善的政党制度是保证政治稳定的组织保障。现代化进程使人们的政治意识逐渐觉醒、公民的政治参与增加，而在这些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里，较低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使得急剧扩大的政治参与极易超过其自身的承受能力而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政治的稳定与否。而那些“建立了庞大现代化政治制度的国家，足以对付比现存状态下广泛得多的政治参与” 。强大的组织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一个能够对政治进行有效组织、对群众进行高效动员的政党组织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治稳定的组织保障，其有效迎合了现代化所引起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扩大对新制度的需求，而不管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一个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其政党等政治共同体应该能够在社会“横向”上对各个群体融合，在社会“纵向”上对各个基层进行同化，从而达到政治稳定之目的。 三、结语 当前我国正值全面深入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体系建构必然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国的国家治理与西方的国家治理有明显不同，那种基于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发达的市场和非正式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治理在我国明显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应只考虑政治参与的增加，也应该注重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协调，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秩序和提高国家治理的效率，以建构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 注释： [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 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8，31，127，66，68，7，1，18，345，367.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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