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试论伏尔泰《风俗论》中的情感书写 |
| 范文 | 朱晓静 【摘 要】 文章阐述了伏尔泰在其名作《风俗论》中开辟的描写精神与风俗的先例，探索其与现代情感史的渊源关系。认为《风俗论》的欧洲部分叙述的大都是中世纪的宗教迷信对人的精神造成的不良影响及其后果，并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这是阻碍欧洲进步的一大障碍。论证人的勤劳智慧远远胜过人的残暴和疯狂，人类社会总会走向理性时代，走向繁荣的。可使我们对伏尔泰的学术成就、历史贡献有更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 情感史；伏尔泰；《风俗论》；学术渊源；宗教 法国年鉴学派是20世纪世界史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派别之一，美国历史学家斯托雅诺维奇甚至这样评价它：“显然，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二十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1]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的很多方向有创新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为20世纪情感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41年，目睹了纳粹的得势和猖狂，吕西安·费弗尔指出，史学家应该对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加以重视。显然，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时对人们情感的有效掌控，使他看到了情感史研究的必要。以此为始，情感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现已发展成为国际史学的一个潮流。2015年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将“历史上的情感”（Historicizing Emotions）定为四大主题之一。所以，我国史学界也正在关注这一学科，有学者写文章介绍其发展历程、代表人物、理念主张、研究特点等，[2]但就笔者所见，还比较缺少对情感史在吕西安·费弗尔之前，或者说现代之前的学脉渊源传承的追寻，而要深入理解一种史学思想并应用之，辨析其学术渊源确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试以伏尔泰的《风俗论》为依托，在这个问题上做一点工作，既可丰富、加深对情感史的整体认识，又可使我们对伏尔泰的学术成就、历史贡献有更全面的认识。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教。 一、《风俗论》中的情感书写 如常理，情感史自不可能发端于《风俗论》之一源，“古代哲人如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东方的孔子、孟子，都曾注意到情感之于人类的重要”，[3]但以较大篇幅关注之的似以伏尔泰为始。其实，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并未从学理的高度分析人类的情感发展，更未做出总结，他只是高瞻远瞩地突破中世纪欧洲历史只记述帝王将相的治政和军功的局限，将重点放在“尽可能地了解各民族的风俗和研究人类的精神”，[4]这种学术主张使关注人的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成为可能。具体到中世纪的欧洲，因为基督教在人的精神领域占有统治地位，《风俗论》重点阐述宗教思想或宗教心态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使人的情感呈现出怎样的与时代相符合的风貌，进而怎样影响了历史进程。 因为《风俗论》是鸿篇巨制，这里只能试举几个例子： 1、玛蒂尔达女伯爵将领地送人 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历史上野心最大的教皇之一）长期担任玛蒂尔达女伯爵的指导神父，经常给她写殷勤备至的信，有时两人还待在一起。“他对玛蒂尔达女伯爵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她真的把自己的城邦赠送给教廷，自己只保留在世时享有用益权。”“据说玛蒂尔达曾经两次把她的全部财产赠与教廷。”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位贵妇拥有托斯卡纳、曼图亚等12处领地，而当时德皇亨利四世正在与教皇抗争，努力使德意志统一，而不是分裂。玛蒂尔达的做法在她身后留下了战争和长期纠纷，也导致了她第二段婚姻的破裂。这么多麻烦都是为了什么呢？看来只是为了教会的利益，而罔顾国家和百姓。作为家族继承人，玛蒂尔达难道没有维护祖业的意识吗？唯一的解释是她昏了头，宗教给予她的狂热的虔信使她忘记了肩负的责任——既然人生就是为了得救，捐产就可以得救，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伏尔泰对她行为的评价是“多么的轻率”；至于教皇，“宗教是用来掩饰他的一切欲望的假面具。”[5] 2、路易七世与妻子离婚之严重后果 法王路易七世本是家中次子，从小在修道院受教育，以备担任圣职，不料长兄去世，只得承袭王位。他虔诚到认为性行为是不洁的，只是为传宗接代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夫妻感情长期冷淡。其妻为阿基坦的埃莱奥诺，名下领地面积广大，心高气傲，无法忍受。据她说，“她从来都把这个国王当作修道士，所以她要把国王给她造成的寂寞无聊弥补起来。”1152年，国王因此与她离婚，失去了那一大片领地，而埃莱奥诺旋即嫁给征服者威廉的后裔安茹小伯爵，使其实力大增，终于成功继承英国王位（亨利二世），埃莱奥诺的大片土地也随之从法王的口袋换到了英王的腰包。此后的法王一直致力于将英国势力赶出法国，可直到1453年才成功。在这件事里，宗教对人思想的禁锢是起因，人的自然情感反应扮演了主要角色。路易七世允许情感压倒了政治考量，结果造成了领土的外流；亨利二世则相反，“他没有青年路易那么苛求，他认为可以娶一个风流女人而不以为耻，因为她给他带来了吉埃纳和普瓦图。”[6] 3、坎特伯雷大主教被打死在祭坛下 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天主教会在英国的最高代表，在当时王权和教权交错并行的情况下，堪称国王之下的第二号人物。1170年左右，时任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与亨利二世之间发生了一场大争吵，原因不外是教权与王权的又一次冲突。在某个时刻，亨利二世怒不可遏，喊道：“难道我的臣仆中竟会没有一个人替我惩罚这个混账教士！”“这话过于轻率，”明显只是情绪冲动的产物，因为当时亨利二世一直在谋求和解。但是，国王的冲动引起了下属的冲动，并造成了一连串后果：亨利的4个亲兵骑士错误理解国王的话，擅自赶回英国，用大棒把大主教杀死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这简直像一场笑话，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就这样死在大棒之下，仅仅因为四个人的心血来潮。随后，教皇对亨利做出如下惩罚：亨利必须提供200个骑士去保卫耶路撒冷，并新建3所修道院。更重要的是，亨利不得不废除了《克拉伦敦约章》，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教皇可不经国王同意在英格兰行令，对教士犯罪的审讯权和判决权都归宗教法庭，等等。这种放弃权力的做法遭到英国人的谴责，也加深了国王父子的隔阂。丧失的权力直到宗教改革时才得以收回。[7]总之，这件事可说是中世纪最具戏剧性的变革之一了。 4、圣路易贸然东征 1244年，路易九世得急病，据说他在睡梦中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去攻打异教徒。痊愈后，他执意去攻打穆斯林埃及，尽管身边所有人都向他指出贸然出战的危害。结果路易兄弟被俘，损兵折将，付给埃及人80万金币的赎金。“如果十字军的狂热和对誓言的虔诚没有使路易丧失倾听理智的声音的美德，那么他不仅会看到他对国家所造成的灾难，而且会看到，这种在他看来是正当的备战实际上是极其不义的行为。”伏尔泰明确指出，宗教狂热使人失去基本的判断能力，害人害己。[8] 伏尔泰随后总结历次十字军东征给欧洲造成的损失：葬身东方的欧洲人共达200余万人；“好几个国家因此人口锐减，民穷财尽。”[9] 5、圣女贞德的奇迹 百年战争中，法王查理七世连连溃败，江山眼看不保，只得求助于“奇迹”——他们找了一个名为贞德的农家女，宣称她是“受神启者”，要她去鼓舞人心。这本来是法王一方顺应“时代精神”，即人们的“迷信和无知”的伎俩，但令人吃惊的是，真的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最终帮助法王转败为胜。按照伏尔泰的说法，关键在于贞德振奋了法军士兵的精神：“她代天主向士兵们讲话，使他们受到启示，像一切相信神明为他们助战的人一样，鼓起勇气，产生热情。”[10] 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总的来讲，笔者以为，伏尔泰并没有精准地提出“情感”的概念，他注重的是“各民族的风俗和人类的精神”，虽然其中很自然地牵涉到情感，但大多述而不论。或者我们可以说，在伏尔泰这里，“精神”是比较恒定的概念，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如欧洲中世纪的时代精神就是宗教心态；而“情感”是比较短暂的、爆发式的，往往由“精神”激发而出，有时会影响事件乃至历史的进程。从全书来看，伏尔泰的重点显然在前者。但无论如何，这位启蒙运动的大师算是为情感的入史开了一扇窗，在提醒人们将目光从政治、军事、法律等“高端”领域下移至风俗、精神的同时，也许是无意识地牵出了情感，从而为后人的工作至少起到了提示的作用。 二、《风俗论》的时代性 众所周知，在欧洲，“第十八世纪常称理性时代……盖当时之人亦深信理性而不偏重感情也。”[11]作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将，伏尔泰推崇理性，倡导科学文化，批判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深信社会是进步发展的，人类一定会在理性的指引下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开创美好的未来，并促成了理性主义史学学派或谓之启蒙史家群体的出现，强调运用理性的分析批判方法，来探明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这样一位理性的崇尚者，为什么会关注到精神、情感这些东西呢？ 启蒙运动的目的是反对欧洲的封建专制、宗教迷信，解放思想，因此当时的“理性”概念与现代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从字面上看，现代的“理性”与“感性”相对，处于“情感”的对立面；而启蒙时期的“理性”，按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说法，指的是“人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的一系列真理的能力”，[12]针对的是宗教迷信及宗教狂热等不当的非理性领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非理性领域，《风俗论》的欧洲部分叙述的大都是中世纪的宗教迷信对人的精神造成的不良影响及其后果，并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这是阻碍欧洲进步的一大障碍。书中攻击宗教迷信、宗教狂热的言辞比比皆是，而攻击的目的，则是论证人的勤劳智慧远远胜过人的残暴和疯狂，人类社会总会走向理性时代，走向繁荣的。因此《风俗论》完全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 总之，通过试析《风俗论》中的情感书写，笔者认为，我们不能说伏尔泰是情感史的开创者，但称其为现代情感史的学术渊源之一还是可以的，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作为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先驱”所具有的开创性价值和深远影响。对伏尔泰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情感史的前世今生，也必将惠及其他历史学科。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一座宝藏，可供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注 释】 [1] 张广智.历史学家的时代使命与学术职责——吕西安·费弗尔和他的“河山之恋”[J].安徽史学，2011（3）6. [2][3] 王晴佳.当代史学的“情感转向”：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情感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15（4）127-130.127-128. [4][5][6][7] 伏尔泰，梁守锵译.风俗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578-583.606-608.610-613. [8][9][10] 伏尔泰，梁守锵、吴模信等译.风俗论（中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7-48.54.228-231. [11] 林恩·桑戴克，冯雄译.世界文化史（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520. [12] 杨芳.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6（4）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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