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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

范文

王炳成　李洪伟

摘要目前大部分关于绿色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的探讨都是定性的,对于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通过由20位制造企业的总经理与技术经理参加的焦点小组访谈,形成了绿色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的初步问卷。然后对220家制造企业进行了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209份。用SPSS13.0进行因子分析,得出了7个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因子,分别是企业、国家法规、消费者意识、政府资助、消费者收入、市场和知识产权。在此基础上,建立了7个因子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运用AMOS7.0检验了相关因子间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市场因子与国家法规因子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作用显著,消费者收入因子和知识产权因子则是通过市场因子间接地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产生作用,而政府资助因子与消费者意识因子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则不显著。关键词绿色产品绿色产品创新;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TH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5-0168-07

Dewitt指出,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造成环境七项重大损害:①空气污染;②水源的破坏与枯竭;③土壤品质衰退,沃土流失,连带影响农产品产量与质量;④生物物种的快速灭绝;⑤保护生态圈的臭氧层遭到破坏;⑥有毒化学品与废料泛滥已经到了毒化全球的地步;⑦人类灵性的衰残与文化的衰落[1]。这使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绿色产品创新随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我国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总结出了一些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的因素。例如,吴晓波与杨发明认为,影响绿色产品创新与扩散因素可分为技术特性、社会压力、企业素质和组织环境四个方面[2]。袁凌、申颖涛与姜太平认为,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绩效取决于社会教育、技术开发、投融资体制和政府四个系统的协调[3]。赵细康将企业创新的动力因素分为内部综合驱动力和外部综合驱动力两类[4]。向刚与段云龙也把影响绿色创新的动力分为内部动力要素和外部动力要素两类,前者包括企业家创新意识、企业家创新精神等,后者包括消费者对环境的观念、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及创新环境等[5]。张颖与段维平认为,影响绿色产品开发与扩散的因素主要包括绿色法规环境、绿色经济环境、绿色金融环境和绿色人文环境四类[6]。但从总体来看,大部分的研究是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对于哪些因素能够影响绿色产品创新、哪些因素起主要作用,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

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209家制造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得相关资料与数据,构建了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的理论假设与概念模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的方法,运用SPSS13.0和AMOS7.0软件对这些资料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验证理论假设和概念模型的正确性,分析不同的因素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路径和效果。

1 绿色产品创新影响因素与理论假设

1.1 绿色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的获取

由于大部分绿色产品创新最终将由企业完成,因此,研究的立足点也是企业。首先从青岛的制造企业中邀请了20位高层管理人员构成样本,由10位制造企业的产品研发经理和10位制造企业的CEO组成,用于生成问卷的条目。每个人要求完成一份仅包含一个开放式问题的问卷,即:影响你所在公司绿色产品创新的因素有哪些?

我们共收集了218条条目,平均每人给出10.9个。项目组分别独立地对这218个条目进行合并归类,然后参照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讨论,对条目进行增加与删除,最后共确定了22个题项,如表1所示。

1.2 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

在绿色产品创新中,中小企业会成为主力军。但是,中小企业却存在着诸多因素,制约着绿色产品的创新。技术人才是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核心,技术人才的缺乏,特别是高水平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中小企业中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6,7]。由于中小企业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社会地位、发展预期以及技术创新的层次与大企业无法相提并论,因而很难吸引和挽留更多的技术人才,人才流失和紧缺现象严重,尤其在一些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中,高水平人才更为稀缺。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技术人才的数量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葛晓梅、王京芳和薛斌认为,绿色生产与制造技术要兼顾生态、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后果,技术性强,复杂程度高,难度大[7]。我国多数中小企业的创新管理设备陈旧落后,有很多是从大企业淘汰下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仍处于较原始的手工操作阶段,而且多数中小企业采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技术,只有很少一部分采用90年代的先进技术。因此,中小企业现有的低技术水平很难与先进的绿色技术相匹配,这也是阻碍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一个重要因素。

H2:生产与制造技术水平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绿色产品创新是一种新型的技术创新,其技术投资和运行费用昂贵,所以企业进行绿色产品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自有资金非常有限,而且中小企业规模小、资产少、资信度低、缺乏担保和抵押,以及存在社会偏见等因素,银行一般不愿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对外融资困难。这使得中小企业投入到产品创新方面的资金很少,而投入到绿色产品创新方面的则更少了。据统计,企业基建资金中用于绿色产品创新的只有4.5%,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绿色产品创新的仅有1.3%[8]。

H3:研发资金的数量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刘益与杨铁定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企业产品创新资金不足,从而有效地减少产品创新因资金不足而引致的疲软[9],而财政补贴有同样的功效。因此:

H4: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H5:国家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在我国中小企业中,由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占相当大的数量,企业家及企业人员总体素质不高,环保意识比较薄弱,企业决策者对绿色产品创新的认识不够。他们往往只考虑企业的短期利益,没有认识到绿色产品创新会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是一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企业声誉的有效途径,更没有从战略高度来看待绿色产品创新及其推广,这也会影响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

H6:企业决策者的绿色意识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企业决策者对市场中替代品的认识,也是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替代品的出现,会产生熊彼特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即:新产品和新工艺能够破坏原有产品的可销售性,尽管这些原有产品本来还可以保持很大的价值。如果原有产品的所有者同创新者是不同的个体或群体,那么,后者在决定他们创新行为的重大意义时,就没有任何激励将前者在价值上的损失考虑进来[10]。因此,若市场上替代品的出现频繁,为了自己不被市场所抛弃,企业必须加快绿色产品创新的速度。

H7:替代品出现的频率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专利保护与专利转让制度会影响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专利保护,使绿色创新者能够获得创新准租,因此对创新者能起到激励的作用。如果绿色创新者的创新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则必然会使追随者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获得同创新者一样的收益。由于追随者未付出研发的代价,因而将会使整个社会的企业得到激励,采取寻租的行为或搭便车,使得创新动力被破坏。

H8:绿色技术专利制度的健全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人们通常认为,既然创新能为创新者带来收益,那么创新者是不愿将创新成果转让给其人或组织的。但Baumol分析指出,如果出售所有权带来的利润高于自身利用这项技术带来的利润,那么企业就可以从转让所有权中获益(更多)。另外,由于技术受让方消化吸收技术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种滞后期仍然会给技术创新者保有重要的时间优势——可以改善或创造更新的技术,因此,出售技术并没有创新者完全牺牲优先占有创新能够带来的全部优势[10

]。

H9:绿色技术转让制度的健全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通过有效的市场监管,可以保证绿色措施的顺利实施,充分利用舆论监督的作用,形成污染环境、浪废资源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11]。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那些不进行绿色经营的企业受到处罚,从而实现选择性激励[12]。

H10:有效的市场监管与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赵修卫认为,很多中小企业为获取眼前更大的经济利益,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往往等待观望,态度不积极。它们之所以开展绿色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对有关部门制定的强制性法规和标准的服从,否则,就可能遭受经济上的损失,甚至被勒令关闭。因此:

H11:政府强制性法规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有正向作用。

H12:绿色认证制度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有正向作用。

专业化分工的加剧,使得今天的企业只注重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部分,而将大部分非核心业务外包。很少有企业能够仅凭自身的力量完成从原材料生产到绿色产品创新的全过程,企业必须从市场上采购原材料与零部件,因而绿色产品创新的原材料的可得性会对绿色产品创新起影响作用。

H13:绿色原材料的可得性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由于绿色产品创新的成本高,加之制造技术与人才缺乏,因此,绿色产品的价格必然高于一般产品,这会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激发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积极性。但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此过高的绿色产品价格必将会阻碍那些具有绿色意识但收入水平不高的消费者的消费,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低,将直接导致企业开发的绿色产品滞销,从而影响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

H14:绿色产品价格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H15:消费者收入水平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但如果仅是单方面使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并不见得就能够促进绿色产品的创新。詹绍芬、章恒全、张武昌认为,今天的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当代人的“代际无知”,使社会伦理意识中缺乏代际公平观所造成的[11]。而绿色制造强调生存环境的代际公平,这种代际公平观为绿色制造的实施提供了伦理约束基础[13]。只有借助各种措施改变社会伦理价值观,使具有代际公平观的伦理意识成为制造哲理的意识基础,绿色制造模式才能在当代人选择制造模式时不因为未来人缺席而被拒绝,这其中绿色教育与绿色培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H16:绿色教育与培训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有正向作用。

H17:消费者的消费意识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H18:消费者文化水平高低与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当前我国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在日益增强。1999年和2001年组织过两次关于“绿色产品需求”的问卷调查显示,近两年来,积极的绿色消费者的比重由13.3%上升到30.66%,表现出明显购买意愿的消费者也占到了被访对象的63%以上。

H19:消费者的年龄与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在消费者具备了消费意识后,应当使消费者容易辨认出绿色产品。由于绿色产品在市场销售时缺乏统一管理,消费者经常想购买绿色产品而难以识别,这成为绿色产品的推广与销售一个障碍。

H20:营销策略是影响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重要因素。

H21:绿色产品标识的清晰度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由于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中,企业的目标是不同的,因此,相关人员认为这将是影响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外的一些研究也发现,不同的组织年龄,其环境管理的作为是有显著差异的。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2: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正相关。

2 绿色产品创新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2.1 样本与程序

最终问卷除过滤性问题外,共由22个题目组成,如表1,题目全部采用6点Likert量表测量,要求回答者判断每一个条目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程度,从1(几乎无影响或完全不赞成)到6(影响非常大或完全赞成)。为了避免问卷无效发放,我们先分别用电话联系了220家企业,在获得答复之后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放问卷,并在发放问卷一天后再次用电话取得联系,以确保问卷得到回答。问卷共收回215份,回收率为98%,剔除6份填写不全的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209份,有效问卷率为97.2%。

2.2 问卷的信度检验

本研究应用SPSS13.0对所得的209份问卷进行了总体信度检验,其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841,说明问卷整体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依据该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是可信的,基于问卷进行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也是比较可靠的。判断样本充足性的检验系数(Kaiser-Meyer-Olkin)为0.765,大于0.5的经验值;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1 243.823,自由度为231,显著性为0.000,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3 提取主因子

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共可提取7个主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601%。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每个影响因素的载荷系数(除企业生命周期题项)均在0.50以上,如表2所示。

2.4 因子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与命名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将问卷划分为7个分部分,经检验7个分部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均在0.50以上,符合Nunnally所提出的信度标准[14],即Cronb

ach's值至少要大于0.5,说明在各个构面信度良好。7个主因子中的每个题项的负荷量都在0.45以上。我们对7个主因子进行了命名,分别是企业因子、国家法规因子、消费者意识因子、政府资助因子、消费者收入因子、市场因子和知识产权因子。

3 模型构建与检验

3.1 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各个主因子之间的相关性,需建立各主因子间相互关系模型。因为企业是绿色产品创新的主体,因此,本研究设定企业因子为内生潜变量。而政府资助、国家法规因子作为外生潜变量,将直接对企业因子产生影响。而消费者意识因子、消费者收入因子、知识产权因子将作为外生潜变量直接对市场因子(内生潜变量)产生作用,通过市场因子间接作用于企业因子,如图1所示。

4 研究假设的验证

由表3可知,在消费者收入与市场的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544,临界比为2.793,显著性概率为0.005,表明路径系数在0.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消费者收入水平与市场呈正相关关系。

知识产权与市场的关系,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211,临界比为1.758,显著性概率为0.079<0.1,表明路径系数在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知识产权与市场呈正相关关系。消费者意识与市场的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163,临界比为1.283,显著性概率为0.200>0.1,表明路径系数即使在0.1显著性水平下也不显著,说明知识产权与市场无相关关系,在图2中用虚箭线表示。

在政府资助与企业的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007,临界比为0.109,显著性概率为0.913>0.1,表明路径系数即使在0.1显著性水平下也不显著,说明政府资助与企业无相关关系,在图2中用虚箭线表示。

在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324,临界比为2.480,显著性概率为0.013<0.05,表明路径系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市场与企业呈强相关关系。在企业与国家法规的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332,临界比为2.810,显著性概率为0.005,表明路径系数在0.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市场与企业呈正相关关系。

5 绿色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消费者收入对市场的路径得到验证,它通过市场而间接作用于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消费者收入因子中的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影响最大,表明消费者目前的收入普遍不高,在绿色产品消费上还存在着困难,这也恰好印证了绿色产品价格过高导致的消费不足,是仅次于消费者收入水平的第二个因素。而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处于第三位,因为企业研发资金与技术人才的充分性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一般而言,成熟期最为宽裕,而初创期与发展期比较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影响到绿色产品的价格,这与Egri & Herman的研究结果是相同的。

知识产权对市场的路径得到验证,证明我国的企业普遍对此比较重视,而且企业对专利的重视程度比技术转让更高。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会导致创新企业投入的巨大研发成本无法及时收回,这会使企业没有激励更进一步地创新。Olson所提出的选择性激励的方法[12],就是要使付出努力的企业得到相应的好处(激励),对于未付出努力的企业(搭便车者)进行处罚,而知识产权是实施选择性激励的一种重要方法。由于我国的绿色产品创新专利还未大量涌现,因此相对而言,技术转让还未形成规模,但随着专利数量的增多,这种趋势应该会越来越明显。

国家法规对企业的路径得到验证。政府通过教育与培训,使企业能够认识到绿色产品创新的重要性,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方法[15,16],能够使绿色产品创新成为企业的一种内驱力、一种自觉行为,将会使绿色进程大大提高。在内驱力不足的情况下,绿色认证、市场监管和国家强制性法规作为一种外驱力,也将会起到极大的作用,迫使企业不得不遵守相关规定,从而减少污染,增进绿色化的进程。

消费者意识到市场的路径没有得到验证,与我们的直观感觉不相符。通过街上拦截法对青岛部分消费者进行调查,也表明消费者的意识是会通过市场而影响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的。而此处未得到验证,可能在于样本的选取方面:本次调查的被访者都是企业的技术经理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的最低学历也在专科以上,绝大部分是本科学历,一部分为硕士及以上学历。环保观念对他们而言可能已经内化到自身的意识之中,而被访者又不可避免地根据自身的理解进行问卷的填写,这可能是造成此路径没有得到通过的原因。

政府资助对企业的路径也未得到验证,这一点与我们的直观感觉与理论分析皆不相符,可能的原因在于:①被调查者绝大多数是企业的高层技术管理人员,他们的目标是从企业资源中获得最大的支持进行产品创新,而不是直接与政府的相关部门接触,不直接申请国家的相关财政支持,因此,他们对政府资助的理解不够深入。②企业申请政府的相关资助手续比较繁琐,而且政府的资助一般要在企业具备了一定的绿色产品创新能力之后才能获得,而这也使人们对政府资助在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中的关键性作用的理解出现偏差。

为了探讨构成消费者收入、知识产权、国家法规、政府资助、市场等各影响因子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程度到底如何,我们采用权重分析法进行分析。权重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各自变量对同一因变量的影响程度的差异,其依据是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总效应。总效应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其大小用路径系数来衡量;间接效应是指因变量通过一个或多个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影响,它等于从所有自变量出发,通过一个或多个中介变量结束于因变量的“箭头链”上的路径系数的乘积之和[17]。由图2中所确定的路径系数,我们分别计算了各影响因素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如表4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生产与制造技术(0.715)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技术人才(0.609),排在第三位的是研发资金(0.535)和营销策略(0.535),二者作用程度基本相同,然后依次是原材料(0.422)、教育与培训(0.262)、绿色产品标识(0.222)。

6 结论

绿色产品创新是一个相关社会群体——绿色产品创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企业并不是绿色产品创新的唯一参与者,但企业是绿色产品创新的主体。我国的研究普遍将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的因子划分为企业、政府、市场和消费者四个,但本研究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划分为企业、国家法规、消费者意识、政府资助、消费者收入、市场和知识产权7个因子,但路径分析表明,消费者意识与政府资助两个因子的作用并不显著。通过模型构建及SEM路径分析,企业、国家法规、消费者收入、市场和知识产权5个因子并不全对绿色产品创新起直接作用,消费者收入、知识产权等是通过市场因子起间接作用。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努力规范国家法规,加强监管的力度,努力通过市场来调整相关企业的利益,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企业的角度看,生产与制造技术是制约绿色产品创新的关键因素,其次是技术人才、研发资金、营销策略、原材料等因素,因此,应当采取合适的措施予以加强。从市场角度看,教育与培训、绿色产品标识等是会以间接方式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产生重要的影响,应当予以重视。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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