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城乡交错区被征地农户的福利变迁研究 |
| 范文 | 周义 张莹 任宏 摘要 基于森（A.Sen）的可行能力福利思想和塞斯（S.Seth）的广义均值双参数构造理论，在以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状况和社会心理四个子维度作为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测度农户福利的新模型，该模型既具有全维度的分布敏感性，同时还具有维度交联敏感性。根据对武汉三里镇的实地调查，运用新模型对城乡交错区域农户失地前后的福利水平和分布进行了实测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①构造具有交联敏感性的多维福利测度模型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按照先进行维间集合后进行维内集合的次序构造，任何满足路径独立的多维福利测度模型均不具有交联敏感性；②失地冲击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具有多重性，福利分布的不均衡对农户福利测度影响显著；③失地变迁后农户整体的综合福利水平下降，从子维度的角度，失地后短期的经济收入福利和居住福利没有降低，下降主要是因社会保障、社会心理等保障长久生计生活的子维度福利降低所致；④失地冲击促进和强化了福利分布的马太效应，农户群体失地后的福利分布更加不均衡。 关键词 土地征收；福利；农户；变迁分化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6-003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6.005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然而，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断扩张的城镇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也产生了日益庞大的失地农民群体。目前，征地的补偿水平低、补偿分配不合理、安置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以及土地征用权被滥用，使得征地冲突矛盾层出不穷，部分被征地农民甚至陷入“种地无田、就业无着、入城无门”的境地。这既威胁社会和谐稳定，降低城镇化质量，还抑制社会整体消费，阻碍我国城乡的统筹发展。土地对农民的生活生计而言，除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外，往往还蕴含着就业机会、养老保障、生态价值、情感依托等众多难以用货币衡量的非经济价值，农地被征收的过程也是农民多重福利变化的过程。然而，传统对福利的定量研究仅考虑以收入为代表的经济福利，忽略由失地同时产生的众多非经济福利变化，这种基于功利主义福利思想的“效用”理论，以庇古提出的“福利等于国民收入”思想为逻辑起点的福利测度显然并不全面。近年来，已有众多研究突破了上述局限，他们以阿玛蒂亚·森（A.Sen）提出的“可行能力”福利理论为基础，以多角度综合方式探讨失地导致的农民多重福利剥夺，并构建了众多定量测度的指标模型，如：高进云模型、徐峰峰模型、尹奇模型[1-3]等。这些采用多维架构的模型提供了从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和衡量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的视角和方法。然而上述模型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是，在各组成维度上均只考虑了平均福利水平，福利分布不均衡以及福利维度间关联的内在影响却被忽略。这导致测度的结果“被平均化”和“交联不敏感”，同时也无法反映失地冲击导致农民福利分布的改变。因此，本文以武汉黄陂区三里镇为研究区域，在森（Sen）的可行能力福利思想框架下，首先建构能较全面反映被征地农民福利特点的多维福利指标体系；然后根据塞斯（S.Seth）的广义均值双参数构造理论，构造一种具有全维度分布敏感、且反映福利维度交联影响的福利测度新模型；最后，运用该模型对三里镇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和福利分布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对策。 1 失地农民的综合福利构成与测度模型 1.1 失地农民的福利维度和维度指标构成 根据森（Sen）的可行能力福利思想，福利的核心是个体拥有的自由和能力，这种自由和能力可以通过个体选择或实现值得珍视和追求的，有价值的生活状态来反映，生活状态则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4]。因此，结合失地农户群体的特点，本文选择以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状况以及社会性心理这四个维度作为体现农户当前生活水平和长久生计能力的功能性活动指标，这四个维度也构成评价失地农户群体社会福利水平的基础。 （1）家庭经济状况。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选择农户人均收入和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该维度福利的指示指标。个体收入尽管本质上只能反映个体在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下所获货币量的大小，其福利效应会因人的异质、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具有较大差异，因此以收入多少代表福利高低严格而言存在着若干缺陷。然而，对于普遍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中国农民而言，收入仍是影响其生活质量的最关键性因素。农地被征收后，农户家庭的资源禀赋发生变化，原有的持续性农业收益丧失，农民将重构收入来源渠道，其收入水平、结构都将发生变化，这是失地冲击影响农户福利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在城乡交错区域，有部分农户的非农业收入比重较大，农业收入下降对家庭总收入影响较小，但失地前，这些家庭在粮食，特别是在蔬菜等农副产品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做到自给自足，失地后，其在食品类的支出将增加，恩格尔系数正是从消费端的变化来衡量失地冲击对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影响。 （2）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所具有的安全性和救济性，可以使被保障者从可能的绝望、无助、危险中摆脱出来而获得自由。作为一种基础性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是保障农户基本生活、特别是长远生计的基础。由于覆盖我国农民的社会化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保障水平较低，土地长期成为农民安身立命之本，替代发挥着社会保障，特别是其中失业保障所具有的安全网和稳定器的功能。失地前，农民即使从事非农就业，也因有务农这条稳定保底的就业途径，因而几无失业风险。失地后，农民不但失业风险凸显，而且由失业还可能导致无法缴纳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诸多其他社会保险中个人应趸交部分，从而使失地农民面临更多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另外，农地被征收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的过程，既是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也应是与这些被征土地紧密相关的农民被城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失地农民是否能同步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是保障失地农民在经历被城镇化的社会变迁后，在城镇环境下能否获得与原城镇居民平等发展机会的重要体现。因此选择衡量该维度福利的具体指标为：农户的失业风险程度和农户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类别层次。 （3）居住状况。住作为人们生活的最基础内容，是生活福利的重要体现。好的居住质量除可以提供更好的遮风避雨、御寒防护等保护性功能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还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5]。除住房本身，居住福利还体现为与之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齐全性与便利性上。城乡交错区农户在农地城市流转时，往往会因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避免出现城中村问题等原因，同步征收其原住农居。这些农户从原来相对分散的农居到统一集中安置的城居，不仅在住房条件、居住模式上发生较大变化，也面临着从农村生活方式到城镇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采用相对综合、主观的住房满意度指标和居住配套便利性指标来衡量该维度的福利变化。 （4）社会性心理。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失地农户除了需要收入、住房、社会保障等来满足基本的生存与安全需求外，他们还有社交、被尊重以及与社会融合的需求。这些社会性心理需求源于人的社会属性，并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土地城市流转后，原来建立在村落邻里和土地基础上社会关系网络随着土地的失去、村落的消失而瓦解，失地农户将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居住变迁，适应新的城镇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重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由此必将深刻地影响这些农户的社会性心理需求，进而体现在他们外在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上，因此选择这两项指标来衡量该维度的福利变化。 Wz模型虽然具有许多优良特性，但其存在的主要缺陷是不具有“交联敏感性”，即该模型不能反映构成社会综合福利的各福利维度之间的内在相关程度对测度结果的影响。 命题一：若多维福利测度模型采用先进行跨个体的维内集合，后进行跨维度的维间集合构造次序，则该模型不具有交联敏感性。 证明：假设矩阵H和矩阵J是根据 A.Sen的可行能力福利理论，针对研究群体分别选择不同的福利维度构成的成就矩阵。由于这些维度均是体现研究对象生活状态或水准各侧面的反映，而个体的生活状态各侧面之间显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这些维度之间也具有了相关性。进一步，由于选择的福利维度具有差异性，使得组成矩阵H的福利维度之间的相关程度必然与组成矩阵J的不同。若组成矩阵H的维度相关程度高于组成矩阵J的，那么，这意味着矩阵J比矩阵H提供了更多的，关于被研究对象群体福利状态的有效信息，因此，如果所构造的多维福利测度模型W具有交联敏感性，那么应有W（H）≠W（J）。 另一方面，根据Bourguignon和Chakravarty提出的CIS转换理论，对于同一研究群体，总存在着成就矩阵H可以由另一成就矩阵J通过一系列CIS转换获得， CIS转换的特点是：在增加成就矩阵内两维度间相关性的同时，保持各维度的边际分布不变[9]。因此，在经过一系列CIS转换后，矩阵H与矩阵J相比较，其维间相关性增加但维内的分布不均衡保持不变。若W是一个按照先维内集合后维间集合次序构造的多维福利测度模型，那么，在进行第一步维内集合后，矩阵H与矩阵J必将产生相同的结果，继而再进行第二步维间集合时，就有W（H）=W（J）。 显然，上述两方面的推断相互矛盾，因此按照先维内集合后维间集合次序构造的多维福利测度模型W不具有交联敏感性。 命题二：任一具有“路径独立性”的多维福利测度模型均不具有交联敏感性。 证明：假设多维福利测度模型W具有路径独立性，这意味着集合的次序将不影响集合的结果，这样模型W既可以先进行维间集合，后进行维内集合；也可以先进行维内集合，后进行维间集合。然而，根据命题一的结论，这样必然导致该模型不能满足交联敏感性。 2 失地冲击下农户福利变化的实证研究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城乡生态交错区是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和农村生态经济系统的交接地带，该地带既是城乡矛盾、城乡土地利用竞争、土地投机行为表现最剧烈的区域，也是农地城市流转最频繁，拆迁征地问题冲突最突出，失地农户最集中的地带。因此，选择位于城乡生态交错区的武汉市黄陂三里镇作为典型研究区域，研究数据来源于对三里镇红联村、东河村、大石桥村失地农户两阶段的入户问卷调查。第一阶段在失地前，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样本农户，第二阶段在失地后，采用追踪调查的方法，即尽可能保持与前一阶段原样本农户一致。两阶段调查共涉及94个农户，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为86户，共324人。其中，红联村32户，东河村23户，大石桥村为31户。 2.2 指标赋值、范围及标准化 在调查问卷中，问卷指标根据特性分为连续型指标和类别型指标。由于各指标具有不同的内涵与量纲，因此首先需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各指标的属性、赋值和标准化数据范围等详见表1。 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2和表3给出了在土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在各维度福利、总福利上的福利水平和福利分布的变化结果。 2.3.1 家庭经济状况方面 由表2可知，在农地城市流转前后，以Wμ代表的福利指数从0.226 1变至0.234 6，表明当不考虑农户经济福利分布变化时，农户群体整体平均福利水平有所上升；然而，考虑分布不均衡因素影响后， Wz福利指数从0.207 5变至0.208 0，表明农民的经济福利实际水平在土地城市流转前后并无上升，而是基本持平。Wμ与Wz不同的福利测度结果方向，既说明福利分布的不均衡对福利测度结果影响显著，也说明在经历失地的变迁后，所研究区域农户群体在经济福利维度上呈现明显的分化，群体中的贫富差距有所拉大，这与Lx指标从失地前的8.22%上升至失地后的11.34%相吻合。 从两个子指标角度，在失地前后，代表农户人均收入福利分布的Lx指标从14.98%大幅上升至20.58%，而恩格尔系数的Lx指标仅微幅提升，从0.91%变至1.02%，表明造成农户群体在经济福利维度上明显分化的主要原因是失地后农户家庭收入获取能力发生了显著的分化。部分失地前较富裕，收入结构以外出务工所获工资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为主体的农户，土地城市流转后，其收入来源基本不受影响，并且还可能获得较高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另一部分农户失地前较贫困，不但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相对较低，更因其收入结构以农业收入为主体，因此在失地后，其收入来源受到了严重影响。 尽管农户人均收入在失地后出现分化，然而农户整体收入水平却有所上升，其Wz指数从0.101 1提升至0.111 4，这反映该区域大部分农户收入结构中农业收入占比较小，同时农业经营的效益相对也较低，因此平均后的征地补偿得以覆盖因失地丧失的农业收入，使整体收入水平获得提升。另一方面，恩格尔系数的Wz福利指数从0.426 1下降至0.388 5，表明农户在经历失地变迁进入城市生活后，其食品等生活类支出在总支出的占比明显上升，农户整体的家庭生活负担较失地前有所增加。 从子指标的角度，三项子指标的福利变化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指标组成，特点是失地后指标代表的福利水平均有所提升；另一类以失业风险指标构成，特点与前一类恰好相反，失地后指标代表的福利水平出现明显降低。正是由于后一类指标的福利下降幅度超过了前一类指标的福利增幅，从而导致农户在社会保障维度上的福利水平在失地后出现下降。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两指标的福利呈现一定的增长，根据实地调查，主要是因为两项保障的覆盖面均获得了提升，而福利增幅不大则是因为尽管失地农民进了城，但保障层次并没有同步得到转换和提升。失地农民仍基本仍停留在农村系列的养老、医疗保障层次上，这既与失地农民自身社会化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意识有关，更与目前农村系列养老、医疗保障与城镇系列养老、医疗保障之间缺乏衔接和转换机制相关。失业风险指标代表的福利水平大幅降低，意味着农民在土地流转后的失业风险大幅上升。农民在失地后，一方面无疑是丧失了一条兜底的，长久可依赖的生存路径选择，另一方面在非农就业的竞争中，由于普遍知识技能较低，因而整体处于弱势，往往从事相对低端、稳定性差的工作，同时目前我国劳动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更加剧了失地农民的失业风险。 2.3.3 居住状况方面 从表2可知，该维度的福利水平指标Wz从0.434 0上升至0.540 0，福利分布指标Lx从13.50%降至10.77%，说明无论是福利水平还是福利分布状况，失地农民整体在该维度上均有所改善。 从子指标的角度，在对住房满意程度方面，尽管农户的意见和感知更加分散，Lx从11.90%上升至13.08%，但从Wz由0.477 1升至0.518 1可知，农户整体上对安置的新居质量较为满意。相对于原农居，大部分农户认为新居更加成型成套，厨卫等功能分区更为合理；自来水、燃气等直接到户生活更加便利；房屋结构为钢混，更加坚固等等。少部分农户则认为新居面积小，采光差，出入上下不如原农居便利。在居住配套设施便利性方面，农户的意见和感知相对一致，普遍认为新居的配套设施较原农居完善、方便。这与该子指标的Wz由0.394 9升至0.562 9，同时Lx从15.09%降低至8.40%的结果相一致。 2.3.4 社会性心理方面 从表2可知，由于两个组成子指标，社会交往的福利水平Wz从0.497 4降至0.314 4，社会认同的福利水平Wz从0.531 4降至0.328 4，从而使得该维度整体的福利水平Wz由土地城市流转前的0.514 1大幅降低至流转后的0.321 3。这表明在经历失地变迁后，这些从农村被城市化进城的农民群体，整体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的满足感知出现明显下降，而这两方面外在的满足感知下降，反映了他们内在的，在适应新的城市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社区生活、重建新的人际关系网络方面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碍和不适应。 另外，两个子指标的分布指标Lx均呈现大幅上升，其中社会交往指标的Lx从7.80%升至19.28%，社会认同指标的Lx从7.26%上升至17.17%，这除了直接导致该维度整体的Lx从7.53%上升至18.23%，更表明农民群体在失地入城后，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两方面均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结合实地调查的数据，可知农户在年龄、工作、性别等因素上的差异显著影响了这种分化。例如，相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对农村生活的怀念，年轻的农民对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加适应，对城市更易建立归属感，在城市中能更快地建立社会交往对象。 2.3.5 总的综合福利方面 由于在四个福利维度中，社会保障和社会心理两个维度的福利水平出现下降，家庭经济状况维度的福利水平失地前后基本持平，仅有居住状况维度的福利水平有所提升，因此所研究区域的农户群体在失地入城后总的综合福利水平有所下降，其考虑分布不均衡和维度交联影响的总福利指标Wlm从0.384 6降至0.342 4。若从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分类的角度，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维度主要反映经济福利，而其他三项维度主要体现非经济类福利，因此导致所研究区域农户整体福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非经济类福利水平的下降。 同样，受到四个组成维度中的三项维度——家庭经济状况维度、社会保障维度和社会心理维度的福利分布的不均衡程度增加，仅居住状况这一项维度的福利分布不均衡程度降低的影响，使得农户群体在失地进城后的福利分布Lx从10.39%上升至14.19%。这说明农户群体在失地冲击影响下，进城后群体内部的福利水平出现明显分化，整体福利分布呈现更为不均衡状态。 3 结论与启示 （1）失地冲击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具有多重性。从三里镇失地农户福利变化的结果可以看到，在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状况以及社会心理四个福利维度上，失地均带来了显著的改变。因此，传统的、仅考虑以收入为代表的经济福利进行评价是片面的；其次，福利分布不均衡和维度交联对失地农户的综合福利测度影响显著。当采用传统的测度模型Wμ时，三里镇农户在失地前后的福利测度结果分别为0.429 2和0.399 0，而采用新测度模型Wlm后，测度的结果分别是0.384 6和0.342 4。两相比较，可知Wμ模型的结果均明显高于Wlm模型，其中失地前高估了11.6%，失地后则高估了16.5%。因此，采用忽略福利分布和维度交联影响的多维福利测度模型将只能获得“理想的”福利测度值，无法反映失地农民真实的福利状况。 （2）集合次序对多维福利测度模型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按照先进行维间集合，后进行维内集合次序构造的多维福利测度模型才可能具有“交联敏感性”。本文基于S.Seth的双参数理论构造框架并考虑集合次序，在以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状况以及社会心理四个子维度作为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构造了一种新的测度失地农户综合福利的多维测度模型Wlm，该模型既具有全维度的福利分布不均衡敏感性，同时还具有交联敏感性。 （3）三里镇农户在失地后的整体福利水平出现了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由失地后短期经济收入降低所致，而是失地后的农户面临陡升的失业风险和由失业导致的系列潜在社会保障福利的下降、以及这些“被城市化”入城的农户群体在城市新生活中缺乏归属感、社会认同降低、社会交往障碍等社会性心理福利下降所致。这也反映了城乡生态交错区域失地农户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即：该区域农户所获得的征地拆迁补偿能在一段时期内覆盖失地前原本就比重较低的农业性收入，使得失地后农户整体的当前短期生活水平并不降低，但社会保障、融入城市主流生活等这些更关乎他们未来生活方面的福利下降，将威胁他们长久生计生活的保障和进一步提高。因此，应进一步适当提高失地农户的征地补偿标准，将新增的补偿更多用于保障和提高他们长远生计方面，如：加强他们的知识技能培训，提高就业竞争力；完善失业保障，理顺城乡之间在医疗和养老保障之间的衔接；将部分现金补偿转换为可持续孳息和增值的财产类补偿以增加他们收入的多元性，提高抗风险的能力等；此外，还应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和精神关怀，促进他们与城市的融合。 （4）失地冲击除了带来农户整体福利水平的改变外，还促使群体内的福利分布发生变化。从三里镇失地农户福利分布的改变就可看到，失地冲击往往进一步强化了马太效应，使得农户群体内部的福利分布更加的不均衡。失地前那些非农收入占主体，家庭整体福利较好的农户在失地后整体福利常常进一步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失地前以农业收入为主体，家庭整体福利较差的农户在失地冲击后整体福利水平则往往进一步地降低。因此，应给予失地群体中更加弱势的部分特别的关注和更大的扶持，在补偿分配、后期扶助等方面，在公正的基础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倾斜。 （编辑：尹建中）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高进云，乔荣锋，张安录.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J].管理世界， 2007，（6）：45-55. [2]徐烽烽，李放，唐焱. 苏南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前后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J].中国农村经济， 2010，（8）：67-79. [3]尹奇，马璐璐，王庆日. 基于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的失地农民福利水平评价[J].中国土地科学， 2010，（7）：41-46. [4]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5]Bratt R. Housing and Family WellBeing[J]. Housing Studies， 2002，14（1）：13-26. [6]Hicks D. The Inequality Adjusted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 Constructive Proposal[J]. World Development， 1997，25（8）： 83-98. [7]Foster J， Shorrocks A. Subgroup Consistent Poverty Indices[J]. Econometrica， 1991，59（3）：687-709. [8]周义， 李梦玄. 考虑不平等因素的农村福利指数构造及实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 （6）：66-71. [9]Bourguignon F， Chakravarty S R. The Measure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J].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11，（1）25-49. [10]Suman Seth. Inequality， Interactions and Human Development[M]. New York：Mcgraw Hill， 2012：325-340. Abstract Based on Sens theory of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S.Seths generalizedmean twoparameter constructing theory， using economic status， social security，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and psychology of the farmers as four subdimensions of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 new model measuring the farmers welfare is constructed， and the model is demonstrated both having a fulldimension distribution sensitivity， and mee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association sensitivity.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 of Sanli Town in Wuhan， the new 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welfare level and welfare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around the land expropriation. The research shows：① Constructing an associationsensitive model should restrict the sequences of aggregation， which means the first stage aggregation is across dimensions and the second stage aggregation is across persons. So， any pathindependent model does not satisfy association sensitivity；② The welfare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farmers has its multiplicity，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welfare show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ultiple welfare measure of farmers welfare ；③ the overall welfare level of farmers groups living in urban and rural staggered area such as Sanli Town declined， and the reduction for the decline is not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shortterm income ， but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ocial psychology and other noneconomic welfares which are more about the longterm livelihood of farmers；④ The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promote and strengthen the Matthew Effect of welfare distribution， causing mor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farmers welfare after land expropriation. Key words land expropriation； welfare； farmer； change and differentiation （2）集合次序对多维福利测度模型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按照先进行维间集合，后进行维内集合次序构造的多维福利测度模型才可能具有“交联敏感性”。本文基于S.Seth的双参数理论构造框架并考虑集合次序，在以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状况以及社会心理四个子维度作为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构造了一种新的测度失地农户综合福利的多维测度模型Wlm，该模型既具有全维度的福利分布不均衡敏感性，同时还具有交联敏感性。 （3）三里镇农户在失地后的整体福利水平出现了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由失地后短期经济收入降低所致，而是失地后的农户面临陡升的失业风险和由失业导致的系列潜在社会保障福利的下降、以及这些“被城市化”入城的农户群体在城市新生活中缺乏归属感、社会认同降低、社会交往障碍等社会性心理福利下降所致。这也反映了城乡生态交错区域失地农户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即：该区域农户所获得的征地拆迁补偿能在一段时期内覆盖失地前原本就比重较低的农业性收入，使得失地后农户整体的当前短期生活水平并不降低，但社会保障、融入城市主流生活等这些更关乎他们未来生活方面的福利下降，将威胁他们长久生计生活的保障和进一步提高。因此，应进一步适当提高失地农户的征地补偿标准，将新增的补偿更多用于保障和提高他们长远生计方面，如：加强他们的知识技能培训，提高就业竞争力；完善失业保障，理顺城乡之间在医疗和养老保障之间的衔接；将部分现金补偿转换为可持续孳息和增值的财产类补偿以增加他们收入的多元性，提高抗风险的能力等；此外，还应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和精神关怀，促进他们与城市的融合。 （4）失地冲击除了带来农户整体福利水平的改变外，还促使群体内的福利分布发生变化。从三里镇失地农户福利分布的改变就可看到，失地冲击往往进一步强化了马太效应，使得农户群体内部的福利分布更加的不均衡。失地前那些非农收入占主体，家庭整体福利较好的农户在失地后整体福利常常进一步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失地前以农业收入为主体，家庭整体福利较差的农户在失地冲击后整体福利水平则往往进一步地降低。因此，应给予失地群体中更加弱势的部分特别的关注和更大的扶持，在补偿分配、后期扶助等方面，在公正的基础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倾斜。 （编辑：尹建中）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高进云，乔荣锋，张安录.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J].管理世界， 2007，（6）：45-55. [2]徐烽烽，李放，唐焱. 苏南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前后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J].中国农村经济， 2010，（8）：67-79. [3]尹奇，马璐璐，王庆日. 基于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的失地农民福利水平评价[J].中国土地科学， 2010，（7）：41-46. [4]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5]Bratt R. Housing and Family WellBeing[J]. Housing Studies， 2002，14（1）：13-26. [6]Hicks D. The Inequality Adjusted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 Constructive Proposal[J]. World Development， 1997，25（8）： 83-98. [7]Foster J， Shorrocks A. Subgroup Consistent Poverty Indices[J]. Econometrica， 1991，59（3）：687-709. [8]周义， 李梦玄. 考虑不平等因素的农村福利指数构造及实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 （6）：66-71. [9]Bourguignon F， Chakravarty S R. The Measure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J].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11，（1）25-49. [10]Suman Seth. Inequality， Interactions and Human Development[M]. New York：Mcgraw Hill， 2012：325-340. Abstract Based on Sens theory of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S.Seths generalizedmean twoparameter constructing theory， using economic status， social security，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and psychology of the farmers as four subdimensions of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 new model measuring the farmers welfare is constructed， and the model is demonstrated both having a fulldimension distribution sensitivity， and mee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association sensitivity.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 of Sanli Town in Wuhan， the new 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welfare level and welfare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around the land expropriation. The research shows：① Constructing an associationsensitive model should restrict the sequences of aggregation， which means the first stage aggregation is across dimensions and the second stage aggregation is across persons. So， any pathindependent model does not satisfy association sensitivity；② The welfare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farmers has its multiplicity，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welfare show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ultiple welfare measure of farmers welfare ；③ the overall welfare level of farmers groups living in urban and rural staggered area such as Sanli Town declined， and the reduction for the decline is not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shortterm income ， but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ocial psychology and other noneconomic welfares which are more about the longterm livelihood of farmers；④ The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promote and strengthen the Matthew Effect of welfare distribution， causing mor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farmers welfare after land expropriation. Key words land expropriation； welfare； farmer； change and differentiation （2）集合次序对多维福利测度模型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按照先进行维间集合，后进行维内集合次序构造的多维福利测度模型才可能具有“交联敏感性”。本文基于S.Seth的双参数理论构造框架并考虑集合次序，在以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状况以及社会心理四个子维度作为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构造了一种新的测度失地农户综合福利的多维测度模型Wlm，该模型既具有全维度的福利分布不均衡敏感性，同时还具有交联敏感性。 （3）三里镇农户在失地后的整体福利水平出现了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由失地后短期经济收入降低所致，而是失地后的农户面临陡升的失业风险和由失业导致的系列潜在社会保障福利的下降、以及这些“被城市化”入城的农户群体在城市新生活中缺乏归属感、社会认同降低、社会交往障碍等社会性心理福利下降所致。这也反映了城乡生态交错区域失地农户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即：该区域农户所获得的征地拆迁补偿能在一段时期内覆盖失地前原本就比重较低的农业性收入，使得失地后农户整体的当前短期生活水平并不降低，但社会保障、融入城市主流生活等这些更关乎他们未来生活方面的福利下降，将威胁他们长久生计生活的保障和进一步提高。因此，应进一步适当提高失地农户的征地补偿标准，将新增的补偿更多用于保障和提高他们长远生计方面，如：加强他们的知识技能培训，提高就业竞争力；完善失业保障，理顺城乡之间在医疗和养老保障之间的衔接；将部分现金补偿转换为可持续孳息和增值的财产类补偿以增加他们收入的多元性，提高抗风险的能力等；此外，还应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和精神关怀，促进他们与城市的融合。 （4）失地冲击除了带来农户整体福利水平的改变外，还促使群体内的福利分布发生变化。从三里镇失地农户福利分布的改变就可看到，失地冲击往往进一步强化了马太效应，使得农户群体内部的福利分布更加的不均衡。失地前那些非农收入占主体，家庭整体福利较好的农户在失地后整体福利常常进一步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失地前以农业收入为主体，家庭整体福利较差的农户在失地冲击后整体福利水平则往往进一步地降低。因此，应给予失地群体中更加弱势的部分特别的关注和更大的扶持，在补偿分配、后期扶助等方面，在公正的基础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倾斜。 （编辑：尹建中）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高进云，乔荣锋，张安录.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J].管理世界， 2007，（6）：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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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ens theory of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S.Seths generalizedmean twoparameter constructing theory， using economic status， social security，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and psychology of the farmers as four subdimensions of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 new model measuring the farmers welfare is constructed， and the model is demonstrated both having a fulldimension distribution sensitivity， and mee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association sensitivity.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 of Sanli Town in Wuhan， the new 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welfare level and welfare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around the land expropriation. The research shows：① Constructing an associationsensitive model should restrict the sequences of aggregation， which means the first stage aggregation is across dimensions and the second stage aggregation is across persons. So， any pathindependent model does not satisfy association sensitivity；② The welfare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farmers has its multiplicity，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welfare show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ultiple welfare measure of farmers welfare ；③ the overall welfare level of farmers groups living in urban and rural staggered area such as Sanli Town declined， and the reduction for the decline is not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shortterm income ， but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ocial psychology and other noneconomic welfares which are more about the longterm livelihood of farmers；④ The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promote and strengthen the Matthew Effect of welfare distribution， causing mor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farmers welfare after land expropriation. Key words land expropriation； welfare； farmer； change and differenti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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