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新贡献

    王政达

    内容提要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创新、引领全球治理，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理念，注入了新动力，提供了新的公共产品，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愿景，为全球治理作出了新贡献。

    关键词 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产品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2.01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顺应国际关系实践的客观要求，在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中国外交进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和创新全球治理，为全球治理做出了新贡献。

    新时代为全球治理

    提供了新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创新，关键在于创新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1]和合、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精髓。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加深，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愈来愈凸显出其时代价值，同当今全球化时代具有越来越多的契合点与共鸣点，为中国在新时代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使得中国所主张的全球治理理念具有深厚的中国“和合”文化的底蕴。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中国所主张的全球治理具有密切相关的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是全球性的。世界上每个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大家庭的平等成员，都应该享有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负有参与全球治理的义务。全球治理的权利不应该由少数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垄断，全球治理的红利也不应由少数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独享，只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全球治理的成功才会具有坚实的基础。

    二是全球治理的对象是全球性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也越来越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悬殊问题依然突出，资源短缺、粮食安全、生态恶化压力增大，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太空安全、网络安全、环境污染、能源安全与核扩散等挑战日益严峻，全球治理的不可预测性因素急剧增加。所以，对于任何带有全球性质的问题，哪怕只是起源于某一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国也都要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共同应对。如果各国都从自己的狭隘利益出发参与全球治理，就难免会发生“公地悲剧”。[2]

    三是全球治理的视野是全球性的。全球性问题不但事关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切身利益，而且它们之间相互交织、互相影响，造成的负面后果具有全球性影响。因此，全球治理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从各国、各地区的整体利益而非某一国家和地区的狭隘利益出发进行整体谋划、统筹施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发展。

    新时代为全球治理

    注入了新动力

    当前，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给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全球化面临倒退和动力不足及陷入国际公共产品短缺，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危险。在全球治理存在赤字、以西方为主的全球治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且西方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不足的背景下，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和积极践行者，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动力。

    传统的全球治理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但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存在诸多弊端，其治理规则、运行机制存在诸多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在自身经济增长乏力、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逐步暴露不足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有所下降，逆全球化有所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在议题框定、议程设置、规则塑造、舆论宣传、统筹协调等方面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动力，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

    首先，高度重视、积极宣传全球治理的理念与主张。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国际场合先后100多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2015年10月12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把全球治理格局和治理体制作为学习的主题。2016年9月27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为学习的主题。[3]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把全球治理作为中央政治局学习的主题，足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高度重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决心和作为大国对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担当。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在多边国际舞台积极阐发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理念和主张。从2013年4月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到2017年11月11日在亚太经和组织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主席在各种多边国际舞台就全球治理理念、加强国际合作等发表演讲46次，积极阐发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其次，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机会。中国从推动全球治理的大局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真诚愿望出发，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创造机会。为化解G20代表性不足的困境，中国充分发挥主场外交的优势，在G20杭州峰会上邀请G20峰会历史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会，并在会前主动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的意见与建议。中国的这一空前举措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动力，而且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机制的变革。

    最后，积极搭建全球治理新平台。传统的全球治理平台存在着代表性不足、忽视发展中国家利益、运行机制不畅等诸多弊端，已经落后于世界格局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和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时代潮流。为此，中国在搭建全球治理新平台方面进行了新探索。2017年5月14—15日，由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圆桌峰会，来自30个国家的领导人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出席圆桌峰会。与会各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的主题，在对接发展战略、推动互联互通、促進人文交流等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在峰会上，中国还承诺在2019年举办第二届高峰论坛。

    新时代为全球治理提供了

    新的公共产品

    新时代呼唤新的全球治理思路与举措以适应当今世界国际力量消长对比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的现实，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地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当前，世界各国日益增长的全球治理需求同全球治理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热切期望全球治理的新引领和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新供给。为此，中国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公共产品。

    首先，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主张全球治理应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秉承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治理规则。在国际关系中，中国首倡正确义利观，本着“亲、诚、惠、容”的原则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本着“真、实、亲、诚”的原则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全面阐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治理注入了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人文关怀。

    其次，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了丝路基金，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助力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更新。为更好地发挥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调整和治理机制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关于全球与地区安全治理问题，中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提出标本兼治、外交解决、维护国际防扩散机制、提高各国防扩散能力的四点原则，[4]不断完善核安全法规，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严格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国际核安全治理中的核心作用。[5]在解决伊朗核问题方面，中国积极进行居中调解，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6]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主张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提出“双暂停”方案和“双轨并行”思路，坚持和平解决的大方向。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和国际军事合作。中国军队积极参加国际灾难救援、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维和行动，持续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常态化护航任务，维护航行自由，保卫海上通道安全。中国积极推动并参与海洋、极地、外空、网络、反腐败、气候变化等领域治理规则的制定，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新时代为全球治理指明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愿景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程度的不断加深、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逐步深入。

    关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前景，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特色的深邃思考，世界大同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国际地位持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参与全球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自提出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随着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不断推进，内涵不断丰富，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已经四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产生的，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目的，全球治理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径与手段。当今世界，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主义国家，各类国家在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等方面分歧明显、诉求不一，如何实现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和谐发展，人类社会往何处演进，演进的路径是什么，就成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而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全球治理理念则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清晰的回答。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无限性同世界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世界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竞争、冲突与合作，即是它们之间围绕资源分配的博弈。伴随着国际关系的演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虽然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存在，但国际社会运转的有序性、规则性在不断增强，支撑国际体系有序运转的全球治理平台和治理规则不断增加，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已可预期。全球化已经使世界各国在各方面联系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而全球治理则从治理原则、治理规则、治理平台、体制保障、运行机制等方面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中国元素，包含着中国智慧，承载着时代课题，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演进的重要一环，是走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过渡阶段，科学解释了各种社会制度能够长期共存的原因，界定了当今世界的历史定位和时代属性，克服了以前各种关于世界现状和前景理论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不可预期性，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愿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光明网，http：//theory.gmw.cn/2015-10/14/content_17342101.htm.

    [2] 1968年英国加勒特·哈丁教授（Garrett Hardin）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剧”理论模型。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

    [3]《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十八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库，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9/c352109-19621672.html？zh=gue3e.html.

    [4]王毅：《加强国际防扩散努力 增进世界和平与安全——在安理会防扩散问题部长级会议上的发言》，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96233.shtml.

    [5]《外交部军控司司长王群撰文谈中国核安全领域成就》，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351233.shtml

    [6]趙通：《中国与国际核秩序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43-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