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让子弹飞》的美学意义

    冯一辰

    或许我们无法用准确的言语去形容姜文的每一部作品，也无法将这些作品做出明确的分类，因为姜文已经习惯用他“霸权式”的梦境思维去入侵观众的心扉。他既像在烈日下盘旋着的雄鹰，凶猛而桀骜，用行动践行着“霸气外露”和“鹰不群飞”的真谛，又像是在高原上盛开的格桑花，渺小却不卑微，太阳愈曝晒，它开得愈灿烂。是的，他执恋于阳光，他的梦境里充满了阳光，就像远古时期的夸父追逐着心中的太阳。这阳光时而灼人，使梦境显得癫狂，又时而柔和，使现实充满了呓语。我们就在这癫狂与呓语间，徜徉于梦境与现实。

    《阳光灿烂的日子》脱胎于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借助剧中少年马小军的视角，向观众展示了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以马小军等人為代表的首都军区大院孩子们的青春叛逆生活。姜文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巧妙的融入其中，将“京痞文化”表现的淋漓尽致。通过观看此片，我们不难发现，少年时期的马小军实际上是一个间接的叙事者，中年时期的马小军才是真正的叙事者：从开篇的独白，到结尾揭穿少年马小军的爱情臆想，之于观众，都是第一人称“我”在叙事。这形成一种独特的“回忆录式”的叙事手法，营造出一种浪漫的虚实结合的梦境式氛围，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束缚，具有极强的带入感，使剧中人物跃然于观众的身边。

    姜文在剧中特意设置了“傻子”这一角色，这个人物始终是“马小军们”这场青春之梦的见证者：少年时期的“马小军们”也曾因为他被欺负而对“六条”的孩子们痛下狠手（当然，也算作是少年马小军对青春的一种宣泄）;而当马小军从唐山老家奔丧回来，哭泣的“傻子”已经暗示了米兰和刘忆苦在一起了，这也从侧面衬托出马小军此时内心的沮丧;直至中年的马小军坐着豪华轿车，品着洋酒在宽阔的长安街再见到“傻子”时，“欧巴”已经变成了“傻逼”。这样的结尾使观众顿生凄凉之感，我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生活却显得颓废，过往的青春之梦，也因中年危机而破裂。而马小军和米兰的初次相识则由一个卖冰棍的大妈用近乎夸张的笑容来予以肯定，倒也算是对马小军青春的一个安慰。

    在这场青春之梦中，姜文通过影像对那个特殊的时代进行了讽刺与隐喻：片头出现的毛泽东雕像，配以雄壮的革命歌曲，暗示出那个年代的伟人崇拜和革命热情;而冯小刚饰演的胡老师在课堂上被学生捉弄以及学生在课堂上任意外出，则揭示出当时教育工作的停滞;原本应接受教育的马小军与他的哥们儿整日游荡，抽烟，打群架，追女生，过早地踏入了社会使他们显得早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片尾处豪华轿车上挂着毛主席的像章，而此刻，音乐是哀伤的，斯人已逝，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象征那个年代的青春也随之消逝。

    而在镜像语言方面，导演有意地使用了较多的逆光拍摄，同时将色调调和的十分饱满，试图带领观众重返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特别是在拍摄米兰和马小军在米兰家跳舞的那段，逆光摄影甚至将米兰的面部轮廓都淹没于炽热的阳光之中，呼应了此刻马小军内心的炽热与梦境的虚幻之感。在马小军于清晨载着米兰回郊区农场的路上，导演再次使用了逆光拍摄，有着朦胧的梦境之感。同时，导演的镜头运用十分娴熟与流畅，特别是在激昂的《国际歌》伴奏下，去“六条”胡同打群架，拍出了少年的激昂与叛逆。接着在“卢沟桥约架”事件后，双方来到“老莫”，将和事的“小坏蛋”抛起，竟与背景处阳光照耀下的毛泽东画像到了同等高度，暗示出“小坏蛋”此刻在这些“马小军们”眼中的地位。而在最后表现马小军被朋友孤立的处理上，镜头运用了近乎垂直的角度仰拍穿着米兰赠送的红色泳裤独自一人登上跳水台的马小军，造成一种压迫之感。

    作为姜文导演的处女作，顾长卫的摄影指导为该片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营造了颇具意识流气息的梦幻之感，这也成为区分同时期“文革”主题以批判为主的电影叙事手法。而这场青春之梦“无疑是童稚的英雄主义梦想，以及梦想遭遇挫败后的成长，这何尝不是一部家国成长史呢？”[2]（P14）

    “《让子弹飞》将故事时间退到北洋时期，花哨荒诞的情节之下埋伏了最多姜文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过程中的批判与恶讽，在经历了《鬼子来了》的被禁和《太阳照常升起》的冷遇之后，姜文学会了将那些尖锐的论调合适的收敛，只时不时的迸发出作者雄霸天下鞭策众生的逼人锋芒”[2]（p14）。

    这部影片改编自马识途老先生的《盗官记》，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北洋时期，也让观众见识到姜文借古喻今和针砭时弊的能力。在叙事手法上，姜文发挥了其固有的高超剪辑水准，结构严谨，多重线索同时开展，使全片文戏与武戏，笑料与悲壮错落有致，更有评论笑称，“全片无尿点”，使观众大呼过瘾。影片确实笑料不断，汤师爷的唯唯诺诺，对金钱的贪婪和颇有时代精神的“为官之道”，映射出当今中国社会的官场文化。黄四郎凭借雄厚的资本及对新式武器装备的垄断，从某种意义上隐喻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调。而一个被官府通缉的麻匪，却不是一个为了钱财而奋斗的普通麻匪，在他心中理想更为重要。于是他在充当县长后，积极的推行民主的改革，“站着把钱给挣了”，但却为此付出了兄弟及干儿子的性命。这无疑又是姜文为观众设置的一个违背常规的“癫狂人”形象。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姜文用“鹅城”百姓来隐喻国人嘴脸，“摇摆如鹅”的国人畏于强权，敢怒不敢言;颠倒是非，彼此诋毁;欺善怕恶，安于现状，对改革与革命也持观望的态度，需要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枪在手，跟谁走”。影片有一幕，描述鹅城百姓在家打麻将，一副“与世无争”的安逸场面，不管外面是哪朝哪代。张牧之发放白银，他们就多用些白银做赌注，张牧之发放枪支，就人手一支，继续打麻将。直至他们心中的霸权——黄四郎（即替身）被当众斩首后，村民才像瞬间清醒过来，打了鸡血似的疯狂涌入黄府，却也只是象征性地进行物资的抢夺，或许这就是他们眼中的“革命”。

    有别于其他姜文作品，这部作品的梦境意识稍稍被商业气息所掩盖，大量运动镜头的使用，使枪战的戏份酣畅淋漓，观众也目不暇接。但开篇的马拉火车，蒸汽火锅，中期的麻匪火并，计中计，后期的除暴安良，各奔东西，特别是片尾处张牧之独自一人沿着铁路骑行的背影，又分明使人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梦境氛围，梦幻却又真实。而结合史实的剧情，剧中人物锤煉的台词，悲壮的命运又使观众在无形中感受到一种家国兴亡的使命感。

    张麻匪在向师爷坦露自己便是当年跟随蔡锷先生发动革命的人时，一脸的平淡，没有兴奋与张扬。他的匪气在瞬间化为一种个人的“家国之梦”，他渴望的便是建立一个平等，民主，自由的国家和社会环境，而这个“梦”便是一把开启民智的钥匙，是姜文通过影像，通过自己编织的梦境来打造的。回归到现实，我们不能否认姜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始终能够有自己的思维独立，能够固守自己内心的东西，这也正是姜文电影的魅力所在”[3]（p269）。

    姜文用自己的所思所想为我们编织了风格迥异的梦境，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拍的电影“就是有意创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如果按照“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来看，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文本本身之中，而是依赖于对它的理解和解释，作品的意义往往随着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的理解而发生改变”[4]（p244）

    不可否认，姜文造就的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电影人的梦，更是一个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梦。他渴望着能将梦境照进现实，因为他知道，梦是唯一的现实。他也始终遵循着“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提供并维持这种基本的幻象，使其脱离周围的现实世界，并且明晰地表达出它的形式，直至使它准确无误地与情感和生命的形式相一致”[5]（p80）。

    参考文献

[1]?姜文.燃烧青春梦——《阳光灿烂的日子》导演手记[J].当代电影，1996，（01）.

[2]?郑欣.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探析姜文电影的“作者”轨迹[J].电影评 介， 2011（06）

    [3] 王二军，郝艳杰.姜文电影的题材把握与风格表现[J].文化商业，2010，（3）.

[4] 李有光.超现实视觉文本的接受张力和解释学空间——以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为例[J].中州学刊，2008（01）

[5]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