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桂发行的媒体功能初探
尹力?梁颖涛
【摘 要】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桂发行，不仅发挥了宣传中共抗战方针、鼓舞抗战士气的媒体功能，而且发挥了指导中共地方党部工作的组织功能，以及联系和影响新桂系共同抗日的统战功能，对指导和推动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关 键 词】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桂发行；媒体功能
【作者单位】尹力，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梁颖涛，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于1937年12月11日在汉口创刊，在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迁往重庆。鉴于新桂系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和桂林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为了使共产党的声音能及时传达到桂林，并由此辐射广西全境，更好地宣传中共中央抗战方针和指导抗战文化运动及其他工作，1938年12月初，《新华日报》在桂林设立分馆，并从12月7日起在桂林印刷出版。这就是影响巨大的《新华日报》桂林航空版。
《新华日报》在桂发行，发挥了中共所办大众媒体在抗战时期这一社会大变革中多方面的重要功能。学界对其具有的抗战文化宣传坚强阵地功能已多有论述，其实，《新华日报》对指导和加强广西地方党组织建设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有力地推动了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两个方面则尚未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
一、加强中共中央对广西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指导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务活动大多处于秘密状态，加上中国幅员辽阔通讯不便，在国统区的地方党组织常常联系不上中共中央，无法有效地接收和执行中央的最新意图和决定。为了使信息畅通，加强对国统区党组织的领导，中共需要一个公开的渠道传递其政策与工作方针。
1936年11月，广西成立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实现了对全省中共党组织工作的领导。1938年11月下旬，广西省工委机关迁往桂林，省工委归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即“桂林八办”领导。1939年2月，周恩来对广西地方党组织做了重要指示：广西地方组织要整顿，建立短小精悍的领导机关，组织不忙发展，工作宜向下层。7月，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巩固党的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从全国抗日战争大局出发，决定缩小党组织规模，撤销广西省工委，广西全省分别成立中共桂林、中共南宁、中共梧州三个支部。
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一方面接受“桂林八办”的直接指导，另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了解党的最新方针和政策。《新华日报》桂林分销处工作人员葛敏回忆：“音乐家、戏剧家舒模，当时是剧宣四队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曾對我说：‘我们队流动性大，事事和上级党组织、南方局联系实有困难，全靠《新华日报》来指导我们的一举一动。”[1]许翰如回忆：“在那些日子里，他们主要就是通过同我们的联系，通过学习《新华日报》来了解、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经过队务会议讨论布置，使之变成全队的实际行动。”[2]
根据1939年6月中共南方局《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的指示，至1940年6月的一年时间里，中共广西特委基本停止发展党员。这一阶段，中共广西特委还利用《新华日报》上党的先进理论去影响进步青年。中共地下党员陈贞娴回忆：“我们介绍《新华日报》和一些进步书刊给他们看，同他们个别谈心，让他们不仅知道国民党顽固派的主张和言论，也知道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3]广西各地党组织在学生军、战工团、三青团、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团体中组织了一批批的进步青年学习《新华日报》上党的方针政策，为党组织未来的发展储备人员。
二、推动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新华日报》通过宣传抗日精神指明战事时局，为新桂系的重要机构——广西建设研究会提供智力支持，鼓舞其他进步文化宣传力量，发挥了推动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统战功能。
宣传抗日精神是这一时期国内进步报纸的舆论场域，《新华日报》对广西战场的影响巨大。1940年10月28日，日军主动从南宁撤退，《新华日报》即发表电讯，并在10天内连发5篇社论，揭示日寇撤退的原因及阴谋。如《日寇放弃南宁及其新的阴谋》指出，日寇撤出南宁是为了南进南洋群岛，配合德意日三国同盟反对英美，并以撤兵为手段实施政治诱降中国的战略。《新华日报》还派记者访问黄炎培、郭沫若和参加云南起义的元老李根源等知名人士，通过发表他们的谈话指出日寇从南宁撤兵是和平攻势，提醒全国人民警惕，严防敌人诱降阴谋。
新桂系作为当时广西政局的实际掌控力量，是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一环。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根据新桂系与蒋系既有勾结又有矛盾，既反共又抗日的复杂特点，共产党采取了既斗争又团结的统战策略。一方面，周恩来组织撰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一文由《新华日报》赶印发出。文章用翔实的资料揭示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其中明确指出新四军的转移是受何应钦和新桂系领导白崇禧的指示所做的部署，对新桂系在皖南事变中起到的负面作用进行了揭露。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要求严惩皖南事变祸首时，只提及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未提李宗仁、白崇禧，对蒋、桂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新华日报》在涉及皖南事变的各篇文章中也均未提及新桂系。
1937年10月9日，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出任名誉会长。该会名义上是学术团体，实际上是新桂系反蒋抗日的政治组织，该组织通过对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进行研究和建设，起到积极推动抗战的作用。从《新华日报》在桂发行的相关情况来看，中共的统战政策得到了新桂系的积极回应。一方面，通过广西建设研究会这个平台，中共搭建了“文化供应社”，《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得以扩大发售范围；另一方面，广西建设研究会出版的《建设研究》《时论分析》《敌国舆情》对抗日时局进行评论时，大量引用中共所办的《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桂林版）、《群众》的言论和资料。
包括《新华日报》在内的各种报刊资料，极大地开拓了广西军民的抗战视野，深受好评。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编委在《建设研究》的会务报告中总结道：“《时论分析》非公开发行刊物，创办时仅印三百份，第二期五百份……第七期一千份……”除广西本地民众外，外地来函索取或购买的也不少，毛泽东也有订阅。据秦绍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这两种刊物，每出版一期，都要邮寄给毛泽东主席（当时是以参政员名义投递，地址在肤施）。” [4]
中共中央通过广西建设研究会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夏衍、胡愈之、范长江、杨东纯等一批中共党员和党外知名进步人士，如柳亚子、何香凝、千家驹、李达、李四光、金仲华、陈此生、莫乃群、欧阳予倩等人积极参加了该会的研究活动。白崇禧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也是该会政治经济研究员，白崇禧有关社会上的一切文化事务活动，都交与谢和赓联系安排，这就更有利于推动该会的文化活动[5] 。
借助“桂林文化城”特殊的抗战氛围，《新华日报》在一定程度上团结和影响了一大批反法西斯国际友人。如日本著名的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苏联电影艺术家、摄影师卡尔曼，朝鲜的金若山，越南的静絮勿，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萊，英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德国作家、记者王安娜，法国著名记者李蒙等。越南的范文同在谈到中越抗战文化的一致性时借助《新华日报》（1940年12月14日）指出：“我们越南革命党、越南文化界始终坚决主张联合中国，打倒共同敌人。越南的胡志明（当时叫阮爱国）被国民党软禁在桂林，他主要靠订阅《新华日报》和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借阅塔斯社新闻来了解国际和中国的动态。”
综上所述，《新华日报》在桂发行，不仅发挥了宣传中共抗战方针、鼓舞抗战士气的媒体功能，而且发挥了指导中共地方党部工作的组织功能，以及联系和影响新桂系共同抗日的统战功能。后两者对一般大众媒体而言，可称为非典型功能，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却被中共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对指导和推动广西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参考文献|
[1]魏华龄. 桂林文史资料[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133.
[2]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编. 周总理与抗敌演剧队[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24.
[3]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379.
[4]魏华龄，王玉梅. 桂林文史资料[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51.
[5]邓群. 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