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贾平凹作品文化内涵词的德译研究

    白莹 张世胜

    【摘 要】文章以关联翻译理论为基础,结合贾平凹作品德译本中有代表性的译例,探讨汉语独特文化内涵词的德译策略。研究表明,译者在进行原文释义时,应灵活运用直译、厚译、意译等翻译技巧,尽可能寻找文化意象间的对等性或关联性,当出现文化缺省时,应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寻找最佳关联,满足读者的认知和谐。

    【关 键 词】关联翻译理论;文化内涵词;贾平凹;最佳关联

    【作者单位】白莹,西安翻译学院;张世胜,西安外国语大学。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陕西文学在德语地区的译介困境及解决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4I38)。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如何译介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成为国内备受关注的课题。翻译是文学传播的基础,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优秀的翻译能够提升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消除文化偏见,使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

    中国当代文学不乏优秀的作品,陕西文学是其中实力强劲的一派。作为陕西作家的领军人物,贾平凹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然而,相较于在国内的备受推崇,其在国际社会所获得的关注和认可却非常有限,在德国更是鲜为人知,学界对其也甚少探究。在国内学界看来,如此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得不到广泛的传播非常可惜。译介不足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只有被广泛地认知才有可能被理解、被接受,进而产生共鸣。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贾平凹被翻译成德文的作品仅有10篇散文、24篇中短篇小说、1部长篇小说的节选和2篇自传性文章。其中20篇短篇小说被集成册,以《太白山记》命名,单独发行出版,其余作品均是刊录在德国文学杂志或者各种作家合集当中。

    賈平凹出生于陕西农村,他的作品里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家园意识,他自如地使用土语方言,地域文化在其作品中比比皆是。对国内读者和评论界来说,这是其与众不同的特点,然而在对外译介的过程中,这恰恰却是最难把握的,是翻译过程中的难点。这些年,很多学者以不同的翻译理论为基础对贾平凹作品的英译本进行了研究,如李莹的《从生态翻译学看贾平凹小说〈天狗〉的英译》、姜春兰的《会话含义视角下小说对话英译研究——以贾平凹 〈黑氏〉英译本为例》、王欣欣的《浅谈顺应论指导下的贾平凹作品英译——以〈浮躁〉英译本为例》等,推动了相关翻译实践的发展。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对其德译本学界却鲜有探讨。鉴于此,笔者以关联翻译理论为指导,对贾平凹作品文化内涵词做具体的文本分析,从语言之间的文法差别及文化背景与传达等方面来系统描述翻译过程,希望能对翻译陕西以及我国其他作家作品的译者有所启发。

    一、关联翻译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学者 Ernst August Gutt在其著作《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提出关联翻译理论,即运用语用学的关联理论,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实践。关联理论的核心是交际过程中的明示和推理。明示即说话人在交际过程中表明交际意图的过程,包括提供话语信息和交际意向,由此向听话人传达一系列语境假设;推理是指听话人在一系列语义信息帮助下,结合自己的认知语境,推断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关联理论运用到翻译中,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翻译作为一个静态的语言解码过程的观念,而把它看作一个动态的认知推理过程。译者的推理努力需要在双重文化体系中进行。在语篇释义阶段,译者要根据原文中的词汇表意、逻辑联系、文化背景等,正确认知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推导出明示信息内暗藏的隐义,根据自己的认知体验和主观能动性在头脑中完成假设,进而构建语境效果。在语篇产出阶段,译者需要通过翻译努力,创造出适合译文读者认知语境的最佳关联,使译文既能够准确地传达原语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向,又尽可能地符合译文读者的认知和谐和审美期待。

    二、贾平凹作品德译本中的文化内涵词译例

    文化内涵词是指承担了某一民族或地区文化中具有特定文化意象的词语,它往往是该文化背景中特有的、约定俗成的、抽象的或具体的概念。这些词语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该民族的文化样貌,体现了一定的风土人情、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由于“人类的交际受到文化情境的制约”,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两种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冲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差异必然会体现在语言上。这种由文化冲突造成的语义空缺成为翻译实践活动的难题。在语义的完全对等或许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地达到忠实原文,化解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冲突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贾平凹作品语言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厚、地域风格突出,彰显别具一格的文化表现力。对处于同样汉语文化体系的中国人或者有着更紧密文化共识的陕西人来说,贾平凹的作品通俗易懂,潜藏在文字中的乡土文化气息蕴含着哲理和禅思,发散出细致空灵的艺术感,但对德国读者来说,其作品中随处可见的乡土风俗、成语典故、民间俗语等一系列文化内涵词却是异常陌生和难以理解的。以下列举几例,分析说明译者应该如何弥补原语和译语中的文化缺失,找到适合译文读者的最佳关联,增加译文的可读性。

    例1: 四月初八太白山祭祖师爷,村中照理要往山上送“纸货”……到了山上,庵前庵后放满了别的村舍送的“纸货”,不乏亦有各种竹马、社虎在演动,进香和瞧热闹更是人多如蚁。(《太白山记·杀人犯》 )

    译文:Am achten Tag des vierten Monats wurde am Taibai- Berg den Ahnen geopfert. Es war üblich, von den D rfern aus auf den Gipfel hinauf zu steigen, um den Toten Opfer in Form vom Papiergeld und bildlichen Darstellungen darzubringen…Au erdem bekam man dort auch alle Arten von Pferde- und Tigermasken zu sehen, es wimmelte von Pilgern und Schaulustigen wie in einem Ameisenhaufen. (Riemenschinitter, Andrea 2009: 26-27)

    此处描述了乡村中热闹的祭祀场景,涉及关中地区的多种民间风俗,如送“纸货”“高跷”“芯子”“竹马”“社虎”。这些内容在德语文化中是不存在的,译文读者缺乏相关的认知语境,单纯的字面意义的直译不能使译文读者理解原文作者想要传达的交际意向。为了获得最佳关联,译者对不同的文化内容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对于祭祀中最重要的环节送“纸货”,即焚烧纸钱或纸扎,译者采取厚译的方法,即通过注释和评注的方式将文本置于丰富的目的语文化和语言语境中翻译。Ahnen生动地道出了“纸货”的外形本质,并通过解释Opfer in Form vom Papiergeld und bildlichen Darstellungen,说明“纸货”的祭祀用途,在译文中补充了语境的缺失,为译文读者创造了明确的认知语境。

    但对于民俗活动,译者并没有都采取厚译的方式。一方面,过多的翻译处理会影响原作的语言风格,破坏语言的流畅度;另一方面,对译文读者而言,这些文化内涵词主要用于渲染气氛,并不承担信息要素,繁复的译文选择会使读者在认知推理时产生心理上的压力,不符合“顺应”这一读者认知和谐原则,故而“高跷”“芯子”“竹马”“社虎”的翻译均采取了概略的译法。然而,遗憾的是,译者在进行原文释义时欠缺理解,造成了文化上的误译。“竹马”是用竹篾扎成的一种道具,用于民间舞蹈竹马灯。“社虎”亦称“社火”,是西北地区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指在祭祀或节日里举行的传统庆典狂欢活动,包括高台、高跷、旱船、竹马、舞龙舞狮、秧歌等民俗活动表演。文中,这两种民俗活动被合译为Pferde- und Tigermaske,即“马和虎的扮相”显然不符合原文。

    例2: “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办事就是看得起我啊!(《闲人》)

    译文:Es hei t: “Für Freunde legt man die Hand ins Feuer.” Wenn ich etwas für dich tun kann, hei t das, dass du mich respektierst. (Hoffmann, Hans Peter 2012: 109)

    在汉语言文化中,成语“两肋插刀”用来形容不怕死,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为了给译文读者创造关联性最佳的认知语境,译者改变了原文的语用表征,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即在译文语境中选择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意象,迁就译文的语言表达。相较于直译, die Hand ins Feuer legen 更符合译文读者的认知和谐,读者只需要付出很小的推导努力,就可以获得最佳关联,体会原文作者语义。在译文认知语境中选择相似的文化意象进行匹配,无论是关联层次还是关联效果都更符合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需求。

    例3:我们给你想办法,你去找丑丑,你给丑丑个生米做熟饭!(《火纸》)

    译文:Du gehst zu Chouchou, gibst ihr ungekochten Reis, damit sie ihn kocht!(Wegmann, Konrad 1988:137)

    “生米做成熟饭”本义是指事情已成定局,不可逆转。联系上下文可知,阿季因为爱上丑丑,却因丑丑的父亲麻子反对而痛苦万分,此处是伙伴们给他出主意时说的话,意指男女未结婚便发生性行为,以此确定交往关系。译者将其直译为Gibst ihr ungekochten Reis, damit sie ihn kocht!(给她生的米,让她煮熟)显然是错误的。依据关联翻译理论,翻译是一个推理的过程,译者对原文语境没有充分理解,构建的错误语境假设会使译文读者不明其意,进而导致认知困难,无法获得最佳关联,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也就无法实现。

    例4 :掌柜的,你这不是勒刻人吗?(《火纸》)

    译文:Chef, Ihr seid ein Ausbeuter- ein Ausbeuter seid Ihr!(Wegmann, Konrad 1988:134)

    “勒刻人”是典型的陕西方言,用以形容对他人盘剥、压迫。方言具有生动的表现力,赋予文章特殊的艺术效果,形象地翻译方言对于营造故事氛围、传递美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很难在译语文化中找到对应的文化意象,故翻译方言多采用释义的方法,这样既能保存原文信息,又能使译者获得较大的自由度。精确的释义补充了读者缺失的文化意象,构建了恰当的语境假设,使其更易获得最佳关联。此处,“勒刻人”的动词属性进行了转换,以名词Ausbeuter即“剥削者”替代是比较贴切的。为了获得相同的语义效果,译者调换语序,通过重复进行强调,较好地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

    通过以上几个实例可以发现,对文化内涵词的翻译译者必须秉持严谨的态度,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尽量避免误译和漏译,忠实地传达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向,再现其语言风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译者在进行原文释义,通过翻译努力设置语境假设时,应尽可能地寻找文化意象间的对等性或关联性,以尽可能低的加工成本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当不得不进行文化意象的转换时,译者要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寻找最佳关联,满足译文读者的认知和谐和认知需求。

    三、结语

    翻译不是语言的简单转换,它承载着文化的传播使命,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想要成功地“走出去”,被海外读者所接受,促进文学的外译和出版是重要的途径。只有运用合理的翻译策略,打破语言和文化的壁垒,注重译语读者的思维和阅读习惯,获得较高质量的译文,才能有利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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