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女”的双重解放

    范珊　赵黎明

    [摘 要]陈衡哲是五四时期第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创作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具有拓荒价值，其中最发人深思的是其“人”与“女”的双重解放说。这种思想为女性解放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但实际却加重了女性的负担。辩证的审视陈衡哲关于女性“为人”、“为女”的双重解放话语体系，对女性解放及女性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陈衡哲；“为人”；“为女”；双重解放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4-0076-05

    一、陈衡哲小说创作的人学主题：“人”与“女”的双重解放

    陈衡哲是一位不应该被历史遗忘的五四新文化初期女性作家。她对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女性充满了同情，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为了使妇女从以男权为中心的世界中得到真正的解放，陈衡哲以女性独特的视角，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温和而理性的道路——“为人”、“为女”的双重解放。“陈衡哲认为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女性现代人格的建立。这个现代人格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女性的性别人格，一是女性的个性人格，女性的这两种人格都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女性现代人格的塑造在于这两种人格均能得到充分发展。”[1]

    在陈衡哲的作品中，她首先强调了女性“为人”的思想价值，把女性看作是和男性同等的“人”，突出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人”的意义上进行自我发觉，并且强调这种觉醒所带来的快乐、幸福。陈衡哲对女性作为“人”之主体精神和自我意识大力赞美，鼓励女性冲破封建樊篱，大胆的去“造命”，追求自由美好的人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是处于悲惨境地的“世界第二重奴隶”，只能依附于男子而存在；是为男子生儿育女的工具。五四新文化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女性意识，为女性追求自由带来了希望，陈衡哲正适应了时代的诉求，通过文学表达出了女性“为人”，渴望自由，创造新生命的伟大理想。

    在《运河与扬子江》中，运河是一个安于现状，不懂进取的旧女性形象；扬子江是勇于奋斗、造命，不畏艰险的新女性形象。扬子江作为新女性形象的代表，她没有像运河那样安于现状，任人宰割，即使她的生命很脆弱，却依然不断的奋斗，去创造属于她的生命。就像她说的那样：“你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你的命，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我的命却是无人能毁的。”[2]同时，扬子江的奋斗也是快乐的，因为通过自己奋斗得来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正如扬子江所歌颂的：“泪是酸的，血是红的，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奋斗来的生命是美丽的。”[2]21小说《老柏与野蔷薇》中，当蔷薇枯萎后老柏慨叹的唱到：“虽然仅仅三日的光荣，终究完成了生命的意义；圆满，彻底，和尽量的陶醉，哪有福气到这个境地？”[2]24野蔷薇虽然只有三天的生命，但这三天却是光荣的、美丽的，令老柏羡慕她的生命的圆满、彻底。陈衡哲在作品中赋予她们“为人”、积极造命、追求生命意义的高贵品质，这些品质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奠基石。只有女性的“为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才能摆脱被奴役的悲惨境地，追求生命的绚丽多彩。

    陈衡哲不仅注意到了女性作为“人”所具备的独立，自主，有尊严等男女应有的品质，更重要的是关注女性“为女”的性别特征，以及这种特征所带来的社会和家庭责任。陈衡哲认为只要女性适合做一个贤妻良母，这也是女性价值的体现，并且贤妻良母是一份神圣而崇高的职业，有其重要的价值。“中国女子若能生育出文明、强壮的新国民，则中国兴；反之，则中国亡。”[3]显然，它已经明显注意到女性之于民族的重要价值。女子在以前主要是作为生育的工具，忙碌于家庭的琐事之间，并没有什么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价值存在。但是，陈衡哲却赋予了女性这种职能的另一层意义。她认为女子之于家庭，有着男子无法替代的作用。“一个女子是一个家庭的中心点，而家庭又是国家与民族的中心点，没有一个家庭的程度是能高出它的主妇的，也没有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程度是能高出于它的家庭的。”[4]在《一支扣针的故事》中，海伦是这样评价西克夫人的：“她觉得她对一切青年们，都负有一种母职；因此，不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凡是到她这里来的青年，都叫她做妈妈。”[2]57文中还写到曾经有一个粗鲁的少年，在她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后，竟变为一个很文雅的人。陈衡哲自己也不自觉的实践着她的这种母职观，将自己的子女都培养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陈衡哲在理论上为妇女解放开辟了新的道路，它不是强调“为人”、“为女”其中一个的发展，而是这两种人格均能得到充分发展。在女性争取自由、独立的“为人”人格基础上，发现女性特有的性别特征，赋予“贤妻良母”新的内涵，为女性做一个贤妻良母的社会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人”、“女”双重解放思想的形成原因

    中、西文化的共同影响成就了陈衡哲关于女性“为人”、“为女”双重人格的大解放。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大家庭中，中国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她并不满足于只接受中国传统思想，于是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得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在海外留学期间，西方的妇女解放思想不断影响着她，使她的思想中也融入了独特的西方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对陈衡哲的影响是深刻的。传统中国女性只是依附于男子的附属品，是生儿育女的工具，陈衡哲反对传统中国对女性价值的忽视，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女性解放做出一点贡献。她从小受到三舅“造命”思想的影响，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家庭妇女。为了追求自由，干一番事业，少年时期的她就抱有“独身主义”的态度。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并且自由恋爱，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与此同时，陈衡哲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大力支持的。陈衡哲的母亲是德才兼备的女子，典型的大家闺秀，拥有传统所提倡的女子为家庭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所有美德。在陈衡哲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是美好的。由此可以看出，她对传统女性身上的“典雅”、“高贵”一直是赞同的。她对事业奋斗的理想也无形中表现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她希望可以同古代男子一样，通过自己的奋斗光宗耀祖，获得像男性那样的荣耀。通过对陈衡哲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她追求的是一种两全其美的道路，既要追求事业的成功，也要努力塑造传统的淑女形象。三舅庄思缄和大姑妈陈德懿也给了她很大的帮助。三舅曾经这样对陈衡哲说：“世上的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有三种，一是‘安命，二是‘怨命，三是‘造命。他常常勉励我说我应该取第三种态度，因为他相信我是一个造命的材料。”[2]69大姑妈不仅照顾家庭头头是道，还是一位大书法家、画家，姑妈的厚爱也为陈衡哲的心里播下了“为人”、“为女”的种子。

    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衡哲的思想无形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美国留学期间，正是美国妇女轰轰烈烈争取政治自由，女权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这些都无形中影响着陈衡哲的妇女观。正是在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环境下造就了陈衡哲的双重解放思想，而且明显的带有西方女性主义的色彩。其中，陈衡哲主要受到泰勒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

    陈衡哲关于女性双重解放的理论可以在哈里雅特·泰勒这儿找到源头，她是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泰勒认为：“如果社会要达到性的平等，或者社会性别公正，那么它必须给妇女提供同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以及男人们乐于享有的、同样的受教育机会”。[5]首先，泰勒希望女人具有人格，成为丈夫的同伴而不是仆人，追求她们想要的一切，呼吁女性走出家庭，寻求事业。同时，泰勒相信，女人不得不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她又坚信妇女还有第三种选择，即在家庭的责任之外再加上事业或工作，这就是陈衡哲所谓的“家庭、事业的完美结合”。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陈衡哲为中国妇女在家庭和职业选择的矛盾中提供了一条中国式的解决方法，使家庭劳动具有了社会价值。

    此外，西方现代女性主义对她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是典型的代表。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西方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写到：“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6]69“一间屋子”是女性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获得创作自由乃至人身自由的物质基础。她的双性同体思想也是影响陈衡哲女性观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双性同体，“即统一身体上具备雌雄两性的特征，这种假说突破了两性对立的思想框架，体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理想——男女两性的和谐统一。”[7]151从陈衡哲“为人”、“为女”的女性观中我们可以看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她的影响。陈衡哲的女性观是温和、理性的，她不是将男女两性截然对立起来，希望女性既能获得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同时又不失女性端庄贤惠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有相似之处。

    陈衡哲“为人”、“为女”的双重解放思想不仅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作品明显带有西方女性主义的印记，而且能够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融会贯通。这种理论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的特色，同时也为其他学者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提供了参考价值。

    三、陈衡哲“为人”、“为女”双重解放思想的审视

    陈衡哲提出的“为人”、“为女”的主张，不仅强调了女性作为人的人格特征，更重要的是她注意到了女性“为女”的性别特征，重新赋予贤妻良母重要的社会价值。但是，陈衡哲的母职观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当出现家庭、事业冲突的时候，女性不得不以舍弃一方为代价，无法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或者即使兼顾了家庭和事业，女性的身体和心理负担也无形中加重了。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审视陈衡哲“为人”、“为女”的双重解放思想，以客观、理性的姿态去评价它。

    陈衡哲的双重解放思想在当时的女性学者中具有超前的意义。她充分肯定了妇女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女性不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也不再是无意义的，简单地将终生操劳的家庭妇女贬为“坐食之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思想和五四时期的大多数女性主义学者是不同的，她们只是从形式上试图使女性获得独立、自主的人格，比如反对包办婚姻、裹脚等，甚至有些女性坚持独身主义。然而，与这种极端的态度不同，陈衡哲的双重解放思想就显得冷静、理性了很多，而且比同时代的学者更具有超前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对很多有特长、敢于“造命”的女性来说，家庭和事业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一方面，传统的母职意识使女性对家庭有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那些有专长的女性又想走出家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在新时期以后，女性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女性走出家庭、发挥特长的愿望更加强烈，出现了很多事业心很强的女性。那么，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无疑给女性特别是事业型的女性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五四时期的陈衡哲以一种超前的意识洞察到了这个问题，并给予很大的关注。她认为女性应该将家庭和事业同时发展，做到二者的完美结合。她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从根本上去移顿女子的人文教育和职业教育。第二，改良女子的体育。第三，改良幼稚园教育及培植保姆人才。”[8]其实，在20世纪初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女性“为人”、“为女”二者的共同发展。1903年出版的金天翮的《女界钟》为女性设计的理想的教育方案是：女性的母职功能依然居于重要的地位，同时强调女性参与国家事务的需要。但是，由于他们的这种思想还不够成熟，也不够系统化，最主要的是没有给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所以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五四时期的冰心、庐隐是呼吁女性解放的大作家，对于女性的家庭价值和社会价值她们都有各自的理解。冰心突出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中心角色，否定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肯定家庭是女性发挥家庭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空间。冰心女性观的形成和家庭是分不开的。她是在一个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父母对她呵护有加得天独厚的家庭环境使她消除了反叛的苦恼，在这一点上，冰心和陈衡哲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冰心只注意到了女性“为女”的性别特征，强调女性的家庭价值，却忽视了女性和男性一样的“人格”特征，也有参与社会的权利。庐隐和冰心恰恰相反，她主张女性张扬个性、争强好胜，对传统女性的家庭角色极力反对。她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不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意识，最终却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都以失败告终，表现出苦闷、彷徨。这和庐隐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庐隐从小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家庭，从出生就受到家人的排挤，再加上婚姻的不幸，使她一直处于悲苦的环境中。因此，她的女性观打上了深厚的反叛意识的烙印也是不言而喻的。冰心和庐隐的女性观主要是在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下形成的，有浓厚的个人主观色彩。不同于她们的是，陈衡哲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思考女性的生存价值，即家庭、事业的完美结合。她的双重解放思想和意见给受到家庭和事业困惑的女性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在新时期以后，这种理论显得更加的珍贵，它为事业型的女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陈衡哲这种具有超前性的洞察力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的。

    虽然陈衡哲的女性观相比五四时期其她女性作家理性了很多，但遗憾的是陈衡哲“为人”、“为女”的双重人格观只是在理论上为女性解放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如果要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难，她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传统的中国封建思想对陈衡哲的影响根深蒂固，她在肯定妇女家庭劳动的价值的同时又提倡女性要具有牺牲精神，在家庭和事业出现矛盾冲突的时候，女性应该放弃事业照顾家庭。当女子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一样走出家庭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在家庭和事业出现矛盾的时候，陈衡哲提出的三点意见却很难付诸于实践。小说《洛绮思的问题》描述了一位外国女性为了事业放弃了爱情，当她事业有成的时候，她觉得生活中似乎少了点什么。在一场“家”的梦境中，她看到有丈夫、孩子的和谐景象，这时候她才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性，觉得为了事业牺牲爱情太不值了。《洛绮思的问题》反映的并不是洛绮思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女性共同的困惑。在某种意义上，陈衡哲还是极力崇拜母爱的，“为人”、“为女”二重人格的充分发展这一理想是很难实现的。洛绮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虽然在刚开始选择了事业，但最终她还是渴望家庭，后悔当初做出的选择。因此，陈衡哲的这种双重人格观只是在理论上显示了某种超前性，一旦在实际生活中遇到家庭、事业的困惑，她自己也会困惑、犹豫，不知所措。究其原因，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20世纪初，传统的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坚不可摧，“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精神枷锁仍然束缚着女性。女性只能囿于家中，没有人格尊严，更谈不上公开的社交和参政活动。由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女性走出家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只能作为附属品依附于男子而存在。因此，当出现家庭与事业的矛盾的时候，陈衡哲不得不痛苦的选择放弃事业，维护家庭。

    其次，陈衡哲“为人”、“为女”的女性观既要求女性追求和男子平等的人权，同时又要求女性发挥她们“为女”的女性特质。这种家庭和事业完美结合的道路，不仅使陈衡哲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到力不从心，而且也给广大女性造成了严重的身心负担。下面将探讨一下陈衡哲“为人”、“为女”妇女解放的话语背后隐藏的女性的“另一种负担”。

    陈衡哲关于女性的双重解放实际上并没有先将妇女解救出来，然后再对国家、家庭做出贡献，而只是一味的在强调妇女对于家庭与国家的责任。“为人”、“为女”的思想“在要求女性与男性一同分担家庭外的民族国家事务的同时却未曾要求男性与女性共同分担家庭中的劳作。因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性别分工这一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有所触动，但也更加重了女性的负担。”[9]陈衡哲自身就背负着家庭的重担，在《陈衡哲传》中写道：“开学后陈衡哲由于女儿太小，仍然不能去上课。她为此也颇感不安。”[10]100在给任心一的信中写道：“今秋日本之会，我十分想去，但家中太没有人了，小孩子不放心你，如肯先来，俾得我能得到一点自由那真是感激极了。”[10]1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陈衡哲在兼顾家庭和事业中承受的生活重担。既不想放弃自己的事业，又想做一个“贤妻良母”，这让陈衡哲很是懊恼。实际上，她还是为了家庭，部分地牺牲了她的事业，譬如她屡次因怀孕而放弃在大学的教书，还有在去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时她内心的不安，担心家里的孩子们。陈衡哲关于女性的双重自觉实际上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将女性解救出来，反而使女性不仅要照顾到家庭，同时还要顾全自己的事业，这就在无形中使女性又背负了更多的重担。

    陈衡哲成功的实现了家庭和事业完美结合的理想，但这是附加了一定条件的，那就是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雇佣佣人来帮她分担家中的琐事。西方女性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泰勒认识到：“没有哪位妇女在缺乏相当帮助的情况下能够既成为出色的妻子、母亲同时又是优秀的职工。”[5]22又要带孩子又要工作的妻子们，需要雇佣优秀的仆人帮助她们减轻生活负担，这才使她们有机会外出工作，实现社会价值。陈衡哲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的家庭、事业的双丰收正是得益于她有足够的资本雇佣佣人。然而，这只是针对中上层阶级足够富有的妇女而言的，贫穷家庭根本不可能雇佣仆人。20世纪初的中国富有的人毕竟只占很小一部分，很多人甚至连肚子都填不饱，更谈不上雇佣仆人了。因此，陈衡哲的双重解放思想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若想实现家庭、事业的完美结合，女性付出的努力是无法想象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对女性的真正解放，反而加重了女性的负担，使她们背负了更多的压力。

    陈衡哲的女性观表现出了温和、理性的态度，不仅以超前的意识洞察到女性“为人”的人格特征，而且特别强调了女性“为女”的性别特征。但是，“为人”、“为女”的女性观赋予女性的话语权力实际上仅仅是有利于国家的部分，女性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体并没有实现。表面上似乎女性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地位，但实质上它只是把女性当成了一种对民族国家有用的资源。理想和现实总是有一定差距的，陈衡哲双重人格观的设想是美好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将家庭、事业完美结合，达到“为人”、“为女”二者的充分发展。因此，当我们在赞许陈衡哲思想超前性的同时，还应该客观、理性的审视这种双重人格观中隐含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黄翠红.陈衡哲女性“现代人格”思想研究[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1，（4）.

    [2]陈衡哲著.朱维之编.陈衡哲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3]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7.

    [4]转引自眭浅予，罗宣.陈衡哲的母职观及其中西文化溯源[J].文史博览（理论），2009，（8）.

    [5][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等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6]转引自吴庆宏.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权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陈衡哲.衡哲散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115.

    [8]王宇.性别表述语现代人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0.

    [9]史建国.陈衡哲传[M？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丛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