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院士李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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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成，中国工程院院士，1935年出生于陕西乾县，195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水利系，后到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留学，曾任西北农业大学副校长，现在是长安大学水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他从小生长在干旱缺水的黄土旱塬，第一次走进西农便与水结缘。此后几十年，他读水，找水，治水，辩水，可以说为水奋斗一生。
他的心中，装着很多关于水的问题，这些问题像一条河流奔腾不息，带着他一路走到今天，成为闻名西北的水资源与环境保护科学家。他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部鲜活的水的进化史。
采访从下午三点推迟到四点。
秘书说，李院士到办公室要先处理一些事务，下午四点可以接受采访。
和半年前第一次采访相比，这次见面，李佩成院士的精神显然差了一些，走路也迟缓了。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刚出院，“前阵子害病了，得了个啥病毒感冒”。
但李院士的思维仍旧活跃，谈吐不凡。他至今仍在带博士生，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谈笑风生，像亲切的长辈。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这让他保持着年轻的心态和思想的活跃度。
李院士和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个性中显然有一些水的特质：平衡、务实、谦和、低调而又不乏激情。他一生为水奋斗，而这一切都是从9岁第一次踏进西农、与水结缘开始的。
与水结缘—9岁的刺激—一生的志向
李佩成是陕西乾县人，他的家乡地处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地带，是一个世代缺水的地方。
“有人把乾县读作‘干县，干就是没有水呀。”儿时的李佩成对干旱的体会太深刻了，“喝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回来。有小河，也有水井，但不是所有水都能喝。有的水又苦又咸，只能洗脸喂牛。”
整个黄土旱塬吃水都困难，更不要说浇地了。在李佩成的记忆中，洗脸从小就是个问题，一家人半盆水，洗成黑的了，还不能倒掉，要给牛拌草。到了学校，洗脸水也是分水员给分的，一个宿舍六七个人，三个人一盆水，分水员拿个马勺，看你顺眼全倒给你，看你不顺眼，就少给点。上高中时，学校里有七眼井，七八百学生仍不够用。有时候到河边洗澡，要走一段路，还要翻一个大深沟，洗完回到学校又是一身泥。
“干旱缺水是一种生存现状，但同时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你就生在这个地方长在这个地方，无能为力。”李佩成回忆道。
1943年夏天，9岁的李佩成跟大表兄到杨陵“逛世事”，俩人骑一辆破自行车，走走停停，清晨从乾县出发，傍晚才到。大表兄在西农当工友，就把李佩成带到这所西北地区惟一的农业高等学府—西北农学院。
那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年龄，也是小小年纪受到的第一次人生教育。李佩成在校园里第一次看到高楼大厦，看到奇花异草。而最让他惊奇的，是自来水龙头喷水的美妙景象。这个旱塬长大的男孩心中受到强烈的震撼：“原来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没有水！”
“这水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大人们提到了李仪祉，说这都是水利大师李仪祉先生的功劳。在去试验农场的路上，他还看到哗哗流水的渭惠渠，看到渭河。“原来世上还有另一重境界，生机盎然的。”
李仪祉是西农水利系的创始人，校园里流传着关于他的鲜活事迹，这加深了李佩成心中的刺激：原来这水是人力能得到的，人可以设计它、勘探它！
此前李佩成心中仰慕的英雄人物是诸葛孔明、岳飞，这次小小的旅行之后，一个新的偶像在他心中树立起来：“咱长大能不能当个像李仪祉一样造福百姓的水利大师？把滔滔河水引到家乡，改变赤野千里的黄土旱塬？”
人生第一次难忘的西农之旅，竟促成了李佩成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读水—初心师承—专业以外的成长
“水是从哪儿来的？”从9岁提出第一个关于水的问题之后，李佩成一生都在提问。这些问题带着他一路前行，不断走向未知的领域。
回首青年时代的求学之路，李佩成告诉记者，对水的激情源自引领他入门的西农恩师，以及很多水利学界的前辈。他们身上那种豪迈之精神激励着他几十年孜孜不倦，未敢懈怠。
1952年，李佩成如愿以偿考上西北农学院水利系。少年立志，所以走进西农水利系的那一刻起，他就找到了一生的学业归宿。
水利系教授沙玉清是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也是李仪祉的学生。他时常对李佩成说，“学水利是很豪迈的事儿”，“要为水奋斗终身”。
沙玉清是南方人，却有北方人的个性。到北方大草原大沙漠里找水，每找到一口泉眼，便高兴得不得了，草地上一躺，那种自然与人融为一体的感受让李佩成神往不已。在后来的岁月中，李佩成无数次奔走在西部，才体会到老师当时那种豪迈之情。
在这种理想主义激情的耳濡目染下，李佩成在大学树立了奋斗的目标。“我是1956年3月17号在校宣誓入党的，我的奋斗目标就包含着为水奋斗，为消除干旱奋斗。”
1956年，李佩成以全优成绩从西农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随院系调整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在西安交大，他受水利专家田鸿宾教授熏陶，开始学习地下水。
田鸿宾在西北考察时，发现西北地区缺乏地面水，但是地下水和冰川雪水资源非常丰富，而国内研究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于是，他积极筹办地下水及冰川雪水利用专业。“后来这个专业真的诞生了！”李佩成回忆说。
专业成立后，李佩成被抽调作为新专业的教师培养。1958年，他通过了留苏研究生的选拔考试，但到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出国时间一拖再拖。直到1963年，两国重新签订互派留学生的“协议”，中央立即优选出一批留学生赴苏。这年9月，李佩成和13位同学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留学经历。李佩成在苏联不仅学到理论上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还获得了专业以外的迅速成长。
导师克里门托夫培养研究生的方法让他深受启发。克里门托夫在中国当过专家，搞过建设，培养过一批人，对中国非常热爱。他跟李佩成说：“你不要学习我的长处，我的长处已经让中国人学走了，你要学我的短处，学你们国家最需要的东西。你不必担心指导问题，我有好多专业的朋友，可以请他们帮助指导你。”李佩成听了十分感动。
就这样，负责教授李佩成的导师一共有四位，除了主攻地下水动力学课题外，他还适应祖国西北的需要，研究农田水利和防旱抗旱方面的问题。
后来李佩成自己带学生时，也为学生聘请第二导师，培养出不少跨学科人才。他的学生里边有学法律的、有学艺术的、有学管理的。西北政法大学政法研究所所长李永宁就是李佩成的学生，关于生态补偿、抗旱等方面的法律问题，他提的最早最全面。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了新兴学科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尽管在苏联留学期间，与基层群众相处融洽，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生活还是面临很多困难。“人家把你当特务间谍看，更要求你的行为端正，工作要做但是要讲究方法，经过很多锻炼。”每天，他都要回答苏联人提出的疑问，解释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中方，还要应对不怀好意的挑衅和人身安全遭受的威胁……李佩成说，“在那种环境当中，学究式的书呆子待不下去。”
1964年11月，周恩来总理访苏时接见了留学生。那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周总理的“立场坚定、业务精通、体格健全、作风正派”的教诲，至今仍是李佩成的座右铭。“总理到大厅接见我们，大家以为见面合影就结束了，结果总理说不行，我得给你们前线的学生（当时叫反修战士），汇报汇报我这次访苏的情况。他这一说，给他端凳子都没人去了，没有人愿意离开。所以总理站在那个地方给我们讲了两个钟头。”
当时留学生思想也不统一，有的学生想激烈斗争光荣回国。周总理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你们吵呀闹呀，我们需要你们做苏联人民的友好工作，了解苏联人民的心态，以及对我们中国人的期望，把我们中国人的善意友好传达给苏联人民。我们需要你们把这个岗位占住，而不是造成驱赶你们的理由。你们要坚守阵地，时间越长越好。总理的话语重心长，真真切切，李佩成牢记在心，这也是他在苏联待时间长的原因之一。
“想要在苏联留下，学习各方面都得好，他没法开除你。你学得很好，周围群众也很尊重你，有人对你来施加不恰当手段的话，群众会有舆论保护你。”李佩成在苏联如饥似渴地学习，把当时水文地质方面最先进的四本著作都买下来，划满了圈圈点点，珍藏至今。当时国内还找不到这些专业资料。
形势的变化比最初预料的更为严酷。不到半年，住在莫斯科大学生城的中国留学生毕业的毕业，回国的回国。有一段时间，只剩下李佩成一个中国学生。他以更为刻苦的学习、满腔赤诚待人赢得导师克里门托夫教授、普鲁特尼科夫教授等专家的关爱，受到了苏方师生和各国同学的普遍赞誉；他的对外友好工作还受到大使馆表扬。他在苏联提前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系统地提出了渗流计算的“割离井法理论”，推演出相应的计算公式，用成千上万个求得的数据，编绘出辅助解算图表……这些成果，1990年被科学出版社作为专著出版。
找水—为水奋斗—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特殊时期的留学生活，使李佩成在业务上、政治上和生活上都得到磨炼。这段经历塑造出一个年轻科学家静观、不盲从的学术个性，让他度过了回国后的“文革”浩劫。那十年，他不仅没有埋没才华，反而在干旱焦渴的西北大地开拓出一个轰轰烈烈的战场。
李佩成告诉记者，当时苏联留学生回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革”。“北京闹‘文革，在中国留学的俄罗斯学生又是参与又是照相的，咱把俄罗斯学生赶回去了，人家就‘执行对等原则，把中国留学生也请回国了。”
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战斗队、斗争会，李佩成和刚回国的同学们甚为不解，便求教接见他们的陈毅副总理。陈副总理回答：“我也不明白，大家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各人凭良心去办吧。”一贯正直敢言的陈毅元帅的含蓄讲话，使李佩成意识到这场政治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他下定决心，绝不盲从，绝不因利忘义。
李佩成拒绝了一切造反组织企图利用“反修战士”旗号拉自己当头头的诱惑，抽空看书学习，利用不得不参加“批斗会”的时间思考抗旱找水，利用游行的时间锻炼身体。他的行动被造反派怀疑是别有用心—“是个难对付的危险人物”，第一批被推出校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而这正是李佩成所期盼的。此后十年，他的足迹踏遍了关中平原和渭北旱源的沟沟坎坎、丘陵沟壑。他走进农村井场、水库和农田基建工地，在井架上爬上爬下，成了有名的打井专家。他在废弃仓库里安营扎寨，举办找水、打井和修建地下水库的训练班。他还带领他们教改小分队常驻石桥镇，完成了泾惠渠总干渠改线的勘测和工程设计任务，并于当年开工修成。
在家乡乾县，他和伙伴们一起研发了黄土辐射井，利用黄土的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特性打出了出水量比其他井型大十倍以上的“黄土辐射井”，打破了“黄土层不能形成有效含水层”的固有认识。
辐射井打成了，抽出的水像小河一样流向田间。一眼井浇地过百亩，旱塬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美的水。乡城里外，男女老少，参观者络绎不绝，人们沉浸在欢乐和惊叹之中。
离开家乡井场转战武功县的那天，乡亲们送他上车。汽车开动后，他把一个纸包从车上扔了下去，这是他们驻扎期间乡亲们拒收的全部粮票和伙食费。乡亲们接到包裹在后面追赶呼喊，那个画面深深刻进了他的心里。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黄土辐射井技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李佩成在国内外奔波二十多年，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但是，农村形势很快又变了，地分了，包产到户了。李佩成开始琢磨，“如何能研制一种廉价的技术，花个千八百元便可打成浇地二三十亩的‘轻型井，以便适应新形势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需要？”
1985年，他和他的团队吃住在农民家中，有时睡在田间的窝棚，酷暑寒冬，风吹雨打，经过一年多的现场研试，一种井径小、出水量大、施工快、造价低廉的轻型井试验成功了！
李佩成认为，搞科研的人，理性和激情都需要。没有激情，细胞激发不起来，有了激情，还要通过理性的思考去解决问题。“轻型井就是这样发明的。”
1989年，轻型井荣获国家发明四等奖。
治水—三水统观统管—理论背后的学问
在不断深入基层找水、打井的实践探索中，李佩成还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水理论—“三水统观统管”理论。
“治水不能只看一个水，地面水、地下水、天上水，三水是自然循环的，只盯住一个水就把它治坏了。所以要三水统观统管，统一看待统一管理统一开发。”李佩成的治水思想，从上世纪60年代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就初见端倪，几十年后发展成熟，慢慢才被学界认可。
治学如治人。李佩成身上平衡务实的学术个性和他的理论如出一辙。他告诉记者，三水他都学过。从苏联学成归国，他便把地下水的专业知识和此前所学地面水相结合。后来回到西农，他又补学气象，“等于把天上水也学了”，这让他对水理论有了一种更为全面的认知。加上青年时代的哲学教育的根基，实践的积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水理论。
上世纪90年代，西安曾爆发大规模水荒。李佩成认为，水荒的根源就在于违背了水的循环规律，没有做到“三水统观通管，时空治水，综合调节”。过量开采地下水，让西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地沉地裂，钟楼下沉，雁塔倾斜。很多家属区都不得不停水，消防车在定点小区发放水，老百姓拿着水桶排队。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当时到西安视察，甚至发出了“抢救西安”的呼声。
李佩成心急如焚！“秦岭是一座绿色水库，每年从诸峪中流出的水总计有21到24亿立方米，照理西安不应闹水荒，现在竟然搞到这步田地！”1993年国庆，在西安地质学院任教的李佩成向省市领导提交了《群峪协井两水并用关于完满解决西安供水水荒问题的建议》。
“走出供水短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对原有供水方式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地面水、地下水两水并用，三水统观统管。具体办法是：把过去的以开采地下水为惟一水源的供水系统，迅速而明确地改造成地面水与地下水联合调用的供水系统—像水电、火电并网一样，让地面的长流水承担需水量的基本负荷，而由地下水承担峰荷，并成为抗旱的储备水源；同时通过人工补给和强化山区植被的保护措施，涵养大气降水，丰富地下水和地表水源。”
李佩成在建议中说：“秦岭诸峪不仅峪峪有水，水质良好，更重要的是有利的地形可以使这些峪水‘长藤接瓜通过自流引入西安市区，水量也有保证。”
1995年8月7日，时任西安市市长冯煦初在李佩成的建议上批示：“思路很好，请张富春同志阅。”8月28日，主管水务的张富春副市长批示：“李教授的意见很好。‘井渠结合，两水并用将是解决我市供水和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请市公用局、市黑河办并市自来水公司认真研究，制定具体措施。”自此，破解西安水荒进入实质阶段，缓解水荒，当年见效。1996年李佩成被评选为西安市劳动模范。
其实早在1963年，李佩成在发表的论文中就提出了“排灌结合、井渠结合、灌溉与农村供水相结合”的见解，孕育着“三水统观统管”的理论雏形。上世纪70年代初，在“人工引渗，修建地下水库”以及紧随其后发表的《关于水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商榷》论文中，李佩成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水资源问题发生的原因，计算了我国的水资源家底；指出了在当时被不少人认为是杞人忧天的出现水荒的可能性；提出了运用水循环规律“统观统管三水、综合调节、时空治水、科学治水”的治水方略。
此后，李佩成多次发表论文强调水质保护的重要性。上世纪80年代初，在“认识规律，科学治水”的演讲和论文中，他论述了水的社会经济规律，指出水的社会属性和水资源的历史属性，并明确强调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属于水资源的水体主要包括“人们有能力利用的大气降水、河川径流、湖泊库塘水体以及经探明可供开采的地下水（包括土壤水）等所构成的淡水部分”，在他的治水方略中充实了“经济治水”和“生态治水”，使治水理论的发展不断趋于完善。
1982年，李佩成吸纳国外学者的一些观点，提出在中国更应“建立节水型社会”，并为其下了定义，把对水的研究推向水与经济、水与社会、水与生态的综合研究。
解决西安水荒的治水理论其实很简单，但是治水背后的很多问题又引起了他的深思。“治水是大政治。如何把握好各方面利益的平衡是技术，也是一种学问。”
他开始思索生态环境背后人的问题，最终提出三态平衡的重要观点。
辩水—三态平衡—水的哲学思考
1988年9月到1989年3月，李佩成被选派赴前苏联考察访问，开展合作研究。在哈萨克斯坦，他看到上亿亩荒漠变成灌溉地，棉花堆积如山，水渠哗哗流水，也看到咸海的萎缩。这次考察让他意识到水文生态的重要性，敏感地提出“必须开展人类活动与水文生态相互影响研究”的见解。
回国后，李佩成鼓励自己的博士生冯国章对此展开研究。2000年，冯国章的相关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重视，其本人也先后去美、英、法等国作学术报告，深得国际同行赞扬。遗憾的是，2002年，冯国章在去青海考察的归途中遇车祸身亡。李佩成痛心不已，“就像把一个臂膀砍掉了一样”。
1997年，李佩成到陕北考察小煤矿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人的心态和社会世态出了问题，于是提出“三态平衡”观点，分析心态、世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这一理论刚发表时，好多人也觉得不以为然，特别是他提到的“世态”—好多人接受不了，觉得这是“等于给政府提意见呢”。
但李佩成认为，“世态包括社会舆论、社会导向、法律政策。不是光舆论导向，社会公德，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是很重要的。”在他看来，“众多人大规模较长期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现象，一般都是某种社会力量也就是某种世态在驱动。因此，要使生态、心态得到平衡，就必须平衡世态。”
按照李佩成的观点，“人的心态与其世界观有关；众人的心态必然作用于世态，而世态又影响和决定着人的心态。例如社会认可甚至鼓励个人随意采矿大发横财的心态便驱使一些人乱挖金子乱炼焦，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掠夺和破坏。”
他认为，“在涉及生态环境问题决策之前一定要三思而行，要对人的行动可能引发的生态环境变化做出认真的客观评价，同时设计出相应的对策，并在法律上加以维护。”
在苏联留学时期，李佩成就开始关注干旱半干旱地区问题的研究。1980年前后，担任西北农业大学科研处处长期间，李佩成在万建中校长的支持下，发起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干旱半干旱研究中心。1985年，经农业部批准，李佩成担任该中心首任主任。同年，为兴办第一个具有直接为农业服务特色的水资源专业和农业水土保持等专业，他又是多方奔走，最终水利部跨部拨付200万元开办经费，翻开了农业部、水利部合作办学的新篇章。
离开西农后，李佩成在西安地质学院又申办成立了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中德合作），后来又申请了国家“111”引智项目—干旱半干旱地区水文生态与水安全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建设。这个项目现在还在执行。
1999年，年逾六旬的李佩成主持了涉及全国六分之一国土面积的重大项目—“再造西北地区山川秀美科技行动计划”，在西北不同地域设立了7个试验示范基地，撰写编审了20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和书稿。2003年1月，该项研究通过了科技部验收，又申报了续研项目，他至今仍参与其中。项目组提出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围栏放牧等措施，以及“开发与治理相结合，以开发促治理，以治理保开发”等口号后来被广泛使用。
2002年，李佩成被授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2003年，他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4年，长安大学为他成立了“水与发展研究院”。
不知不觉，李佩成为“水”奋斗了几十年。如今，这位81岁的老人仍在为“水事业”奔忙，而且心里装的问题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从一条河流到一个流域，从一个流域到一个领域，但所有的问题始终围绕着“水”这个核心。
“水来之不易。”李佩成感叹道。在他位于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四楼水与发展研究院的办公室里，除了整面墙的书架颇引人注目，墙上挂的一幅凹凸感十足的《中国地形图》更吸引人的目光。在这幅地形图上，整个西北地区是焦渴的黄土颜色，十分醒目—这种焦渴是李佩成儿时十分熟悉的，这种焦渴引领他一直走到今天。
李佩成在中亚考察的另一个收获，是在塔什干郊外散步的一次顿悟。1988年秋，他写下了一篇短文《蜜蜂的哲学》“人是比蜜蜂大万倍的高级动物，为什么人的社会还不如蜜蜂的社会，食用有序，井井有条？”他说，“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在期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若能领悟蜜蜂的哲理，奋发图强，增产节约，忍辱负重，忧劳兴国，以艰苦的劳动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改革必成，国家必强，人民必富，诸多矛盾，自然而解！”当年，李佩成毫不隐晦地记录了自己的情绪，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见解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除了水，李佩成觉得还有好多问题值得研究，比如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粮食问题。70岁时，他还为自己制定了代号“113553”的十年规划，即：头脑再清醒十年，向国家提出10条重大建议（每年1条），再完成3个较大的科研项目，再编著5本书，再培养50名研究生，再发表30篇论文。
80岁时，李佩成仍花费数月时间搜集资料，跟美国战略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先生发起世界性辩论。
布朗在其发表的《中国的水资源短缺将动摇世界的粮食安全》提出推论：中国缺水→缺水就会缺粮→缺粮就会向国外购买→向国外购买就会动摇世界的粮食安全。对于这种以双重标准“把动摇世界粮食安全的罪责强加在中国头上”的错误观点，李佩成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布朗先生对中国未来需水量的计算，其差值达到2694亿立方米，按布文的基数，误差25%；在这种错误的基础上得出的推论，当然是难以置信的。”
2016年4月，记者走进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老校区（原西北农学院），校园里老式教学楼依旧伫立，满园春色，学子如云。回想李佩成讲述的西农往事，仿佛历历在目。不知年轻的西农学子心中，是否也珍藏着同样一颗理想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