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保法案下日本南海政策的新动向

    吴兵+刘洪宇

    自2015年确立新安保法案以来，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愈发明显。日本不仅谋求将南海问题国际化，而且还积极拉拢相关南海沿岸国向中国施加压力，其行动对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起到极为消极的影响。对此，中国需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政策加以应对。

    2015年5月，在世界各国迎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却倒行逆施，强行改变原有的安保法制体系，强力推行被称为“战争法案”的日本新安保法案。新安保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新立法和十个修正法。其中，新立法是《国际和平支援法》，为日本自卫队支援多国军队提供依据的一项新法案。十个修正法则统一命名为《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该法案明确了自卫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发起武力攻击的条件等。以新安保法案为依托，日本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并为开展海外军事行动开辟了空间。

    新安保法案下

    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

    相对于其他域外国家，日本介入南海问题较早，且始终对南海保持着较高的政治与战略敏感度。随着新安保法案正式实施，安倍内阁梦寐以求的自卫队“正常化”梦想终于成为现实。[1]在此背景下，日本以国内新安保法案获得通过为依托，在国际上以双多边方式积极介入南海问题，试图利用南海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

    一、运用多边外交舞台，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

    将南海问题纳入多边外交框架解决是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首要立场。早在2015年的G7峰会上，日本就打算将南海问题纳入讨论范围，但最后的联合声明打消了日本的如意算盘，声明只提及了要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准维护海洋秩序，并没有特指“中国”之处。2016年4月10日在日本广岛召开的G7外长会上，日本“夹带私货”，执意将南海问题纳入讨论议程。从此次G7外长会选址和内容上看，日本利用东道国优势，凭借广岛曾经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一悲惨事实，给外界营造一种日本依然是战争受害者的姿态，给日本讨论南海问题以可乘之机。日本秉承往年传统，依然以保障海洋安全为由，将东海、南海问题纳入会议议程，并点名批评中国在这一地区建立一系列以军事为目的的据点设施，日本希望能寻求各国的支持。[2]2016年5月26日，G7峰会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志摩正式召开，会议内容涵盖了世界经济、难民、反恐、气候、能源以及核裁军等多个议题。在这些看似合理正常的议题下，日本依然夹带“政治私货”。在最后的首脑宣言中，提及了海洋安保问题，对南海、东海表示关切，强调应和平解决争端。[3]该宣言虽未提及安倍首相曾在2014年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提出的关于解决海洋安全的“法治三原则”，但其内涵已体现在该宣言中，即“国家应基于法律提出主张，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坚持和平解决纠纷。”[4]该原则看似合理公正，实则是日本搞“小动作”、打“小算盘”，矛头直指中国，限制中国在南海的正常活动。

    日本在多边外交场合扯上南海话题，无非是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抓手，通过南海问题炒作中国“威胁”，为国内修改宪法、推进新安保法和军事介入南海提供合法性。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G7外长会还是G7首脑峰会，日本一直谋求通过多边平台“夹带私货”，借南海问题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5]2016年4月30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华并同李克强总理、王毅外长举行会晤，这也是日本外相时隔四年多来首次访问中国。[6]此次岸田外相访华，中国给予了超规格接待，总理、国务委员、外长分别会见，这已经传递出中方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岸田也表示愿意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努力。但在结束访华行程之后，日本外相又相继开始了对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诸国的访问之旅，旨在继续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希望东盟国家在中国进出南海方面给予牵制。[7]首站访问泰国时岸田表示东盟各国有必要统一应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并希望泰国“发挥积极作用”。在之后到访缅甸与昂山素季的会谈中，岸田文雄表示，将为缅甸发展提供超过1000亿日元（约合61.3亿元人民币）的巨额低息贷款，并且再次谈及南海问题。与此同时，岸田之行还试图拉拢本届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通过签署一系列有关经济援助的协议，日本得到了老挝愿意努力解决问题的回应。[8]最后在越南的访问中，岸田强调目前中国正在单方面改变南海地区的现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担心，希望越南在东盟框架内发挥积极作用，在南海地区分担牵制中国的任务。[9]从目前来看，日本试图拉拢东盟国家组成遏制中国的“战略同盟”。

    所以日本在G7外长会、外相访问东盟国家以及G7首脑峰会时频繁提及东海、南海问题，其旨在利用多边外交场合积极渲染日本在南海地区的“存在感”，通过经济手段将东盟国家与日本的利益捆绑，使其牵制围堵中国并助推日本在南海争端的前沿掌握主动权。这足以说明日本改善对华关系是假，恶化中国周边环境是真。

    二、以美日同盟为基石，积极拉拢澳印两国，打造菱形联盟围堵中国

    日本2016年版《外交蓝皮书》就中国南海问题明确记载为“来自多国的担忧”。日方将南海问题作为重要的关注课题，为确保航行及飞行自由应与各国合作应对，并对“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表示关切，这比谋求维持海洋秩序的2015年版蓝皮书更进了一步。[10]在该书中日本还特别指出中国船只无端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严重挑衅日本领土主权。这说明日本意在南海，实则指向东海钓鱼岛，新安保法案提出的“灰色事态”假设就是为中日钓鱼岛争端作准备。一旦钓鱼岛争端对抗出现升级，日本单方面出兵钓鱼岛便有了法律依据。

    对美国来说，根据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日本新安保法案，美日双方的合作已从应对周边事态扩大到全球范围，并实现从平时到发生突发事件时的“无缝对接”。先撇去日本是否会单独巡航南海不谈，但在法理上看日本可完全协助美国在巡航南海程度上做出更大动作。同时，美日两国也欲打造出一种全新的安全合作模式，即美国在亚太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实施前沿威慑，日本进行侧面协同，其目的是要使东海钓鱼岛问题与南海问题产生联动，从两个方向对中国施压。同时，还要进一步炮制所谓的“中国海洋威胁论”，从舆论方面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11]除了日本自身的意愿、美国的协助以及部分东盟国家潜在的支持等因素外，澳印两国也是日本积极拉拢的对象。2016年2月26日，日、澳、印三国在东京召开副外长级别磋商会议，磋商的框架基础是安倍提出的所谓“安全保障钻石构想”。日本希望把日美间的线性合作，逐步升级为日美澳和日美印间的三角合作，最终演变为日美澳印间的菱形合作，最终在印度洋地区和南海地区打造围堵中国的“菱形战略联盟”。[12]同时，澳印两国也各自有自己的算盘，澳大利亚自认为是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而南海是连接这两大洋的“咽喉地带”，澳大利亚需要在这一地区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印度目前在积极推行“东向行动政策”，东亚在印度周边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印度想寻机进一步加强在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影响力。

    三、日本与相关南海沿岸国家积极开展多层次的军事合作

    如果说日本谋求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以美日同盟为基石打造美日澳印“菱形联盟”是“文把式”，那么与相关南海沿岸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就是名副其实的“武把式”。“新安保法案”实施的目的就是使日本自卫队能够“独立出海”开展军事活动，打破之前规定的依靠美国“借船出海”的惯例。

    美日菲澳四国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就是最近日本开展军事合作最明显的例子，该军演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前身是美菲两国为打击极端恐怖分子而开展的反恐演练。但随着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不断介入南海局势，其演练的规模和内容也不断升级和变化。2016年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从4月5日在克拉克空军基地、苏比克湾以及巴拉望等多个地方开始，包括向“中国展示肌肉”的南海争议地区，周期约11天，参加军演的包括约5000名美军、近4000名菲军以及80多名澳军。日本首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并派出了准航母级的大型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以及“亲潮”级核潜艇参加此次军演，并希望以后能定期参加。[13]这是日本通过并实施新安保法后，首度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军演。值得关注的是，在停靠苏比克湾后，日本舰艇编队继续前进，横跨南海，最后造访越南金兰湾，这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停靠金兰湾。[14]此外，在参加“肩并肩”演习之前，日本“伊势”号护卫舰还参加了由印度尼西亚海军主办的国际观舰式及多国联合演习。[15]

    除了参加军演外，日本还积极开展出口装备、人员交流等多层面的军事合作，计划实施两步走策略。第一步要让自卫队装备走出去。2014年安倍政府废除了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有条件的出口武器。例如，2016年3月日菲两国就日本向菲律宾租借五架用于海上训练使用的二手TC90教练机初步达成协议，该协议是日本首次和东盟成员国签订作为防卫装备转让前提的协定，帮助菲律宾海军在南海预警监视上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16]第二步要让自卫队人员走出去，加强与东盟各国在军事人才层面的互动交流，彻底实现装备与人员在海外的对接，使日本自卫队能够完全独立执行海外任务。此次日本自卫队参加多国演习可以说不仅坐实了刚实施不久的新安保法案，而且也是实施两步走战略的集中体现。

    中国需密切关注日本

    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动向

    虽然日本会通过新安保法加大介入南海的力度，但也要看到在南海问题上最有实力的博弈方无疑还是中美两国。日本涉足南海最核心的要点是将南海与东海钓鱼岛捆绑以实现“两海联动”，迫使中国因注重南海而分散了在东海地区的战略注意力与资源投放，从而减轻日本在钓鱼岛方面所受的压力。对此，中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方面，在南海问题上要瓦解日本的“两海联动”战略，将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分割开来，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南海问题上，继续深化和拓展与南海沿岸国家和整个东盟的全面合作，同时加强在海洋环境保护、减灾救灾、资源开发、打击海盗等方面的合作。在坚持主权立场的同时，还需要保持更大的耐心并拿出更灵活的政策推动南海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重视利益相关国的合理关切，努力减轻南海沿岸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顾虑和防范，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减少日本插手南海的机会和口实。[17]

    另一方面，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必须坚持“主权在我”的基本立场和红线，官民并举，集体发声，向国际社会重申中国对钓鱼岛的合理诉求。本着为中日关系和地区稳定、繁荣的长远考虑，继续坚持“搁置争议”的主张。“搁置争议”既为“求大同、存小异”，积累共识，增强互信迈出良好的开端，又体现了中方始终从双边关系发展和地区稳定、繁荣的大局出发，不激化矛盾、期待和平解决的善意和作为地区稳定的维护者及负责任大国的态度。[18]在协商对话的同时，中国依然要加强在东海地区的海防投入，提高向钓鱼岛派遣船只、军机巡逻的力度和频率，始终保持巡航常态化。

    （责任编辑：张凯）

    [1] 澎湃新闻网《展望新安保法时代：日本当真“不在南海使用集体自卫权”？》，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4734.

    [2] 朝日新闻《議長国日本、伊勢へ宿題テロ·難民、G7声明踏み込まず》，http：//www.asahi.com/articles/DA3S12305220.html.

    [3] 朝日新闻《議長国日本、伊勢へ宿題テロ·難民、G7声明踏み込まず》，http：//www.asahi.com/articles/DA3S12305220.html.

    [4] 凤凰网《日媒称G7宣言未提及“法治三原则”：相关精神已体现》，http：//news.ifeng.com/a/20160528/48866305_0.shtml

    [5] 环球网《张凤坡：日本欲夹带私货谈南海，G7难买账》，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6-04/8806401.html.

    [6] 朝日新闻《日中、対話継続で一致南シナ海問題なお溝岸田外相訪中》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DA3S12337175.html？rm=150.

    [7] 朝日新闻《対中牽制、批判と配慮 外相、東南アジア歴訪》，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DA3S12339859.html？rm=149.

    [8] 凤凰网《缅甸新政府上任后首次外访，打破首访中国惯例》，http：//news.ifeng.com/a/20160506/48707096_0.shtml.

    [9] 朝日新闻《岸田外相、ベトナム首相表敬 南シナ海問題「懸念共有」》，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J5603VDJ55UTFK009.html.

    [10] 环球网《日本2016版《外交蓝皮书》对南海问题表关切》，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4/8811108.html.

    [11] 环球网《日本潜艇访菲坐实新安保法从东海南海夹击中国》，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6-03/8761364.html.

    [12] 亚太日报《日本拉拢美印澳收效几何？》，http：//www.apdnews.com/world/daguoboyi/345512.html.

    [13] 环球网《美日菲接连挑动南海紧张美防长将首次观摩演习》，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4/8797197.html.

    [14] 中华网《日本两军舰将横穿南海停靠越南金兰湾系自卫队首次》，http：//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60317/22078020.html.

    [15] 新华网《日本欲派“航母型”护卫舰赴菲军演》，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4/06/c_128867899.htm.

    [16] 朝日新闻《中古の海自練習機、比へ輸出検討南シナ海で連携強化へ》，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CS4SQ3HCSUTFK00J.html.

    [17] 李聆群：《日本的南海政策及其发展演变》，载《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1期。

    [18] 蔡亮：《日本东海政策调整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兼论日本民主党政府对东海政策的“掌控”》，载《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