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技术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马嘉
摘 要 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第一信源由专业记者的现场报道变成了目击者的直播和小视频呈现。专业记者对海量的信息资源真假难辨，数字化生产模式改变了传统以人力为中心的新闻生产流程，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职业地位和专业素养一再被公众质疑和挑战。文章旨在探讨技术发展带来的赋权是否给非专业主义带来契机、挤压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空间以及受众能否通过技术的发展超越专业组织推动自身形成专业主义素养。
关键词 新闻专业主义；技术赋权；自媒体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5-0122-02
移动新闻直播实现了受众和新闻场景的零距离接触，完成了受眾对新闻的从“想象”到“参与”[1]；新闻游戏以原生新闻报道为基础，通过程序修辞和可视化仿真场景向受众呈现新闻事件本身[2]；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技术的发展弱化了专业记者的角色和作用，却强化了受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赋权和新的生产模式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挑战。本文旨在分析技术背景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来探讨技术赋权是否给非专业主义带来契机挤压专业主义生存空间，以及受众能否通过技术的发展超越专业组织推动自身提升专业主义素养。
1 技术视野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直播、短视频打开了现场报道的“新端口”；自媒体对阅读量的追求远大于对内容质量的要求。新媒体技术对于赋权的深刻影响在于技术带给受众的便利性、普及性和深刻性。新媒体技术渗透中低层社会，介入“参与式”传播，从而能够改善普通受众和精英阶层之间的社会资源分配，进一步改善社会权利分布[3]，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挑战了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精英的自我诠释还是新闻行业最后的坚守一直被广泛讨论。新闻专业主义一直与专业记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和新闻行业的准入门槛相联系。其概念起源于西方新闻界，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被完整概述。以客观性理念为核心，强调媒体人自由与责任的观念、服务公众的意识和自律与他律的原则。新媒体技术发展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第一信源也由专业记者的现场报道变成了目击者的直播和小视频呈现。专业记者对海量的信息资源真假难辨，数字化生产模式改变了传统以人力为中心的新闻生产流程。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一再被公众质疑和挑战。
2 新闻专业主义发展困境
如果把新闻专业主义看作是专业记者的坚守和新闻行业的标杆，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显然是专业主义的一个障碍。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公民记者，有学者质疑新闻的客观、公正受到了“公众的干涉”而丧失了完整性，只能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4]。而受众想要通过技术的提升强化“参与式新闻”，打破新闻行业的准入门槛和行业规范，也是新闻专业主义面临的一大难题。
1）技术背景下的受众增权与认同困境。罗杰斯强调媒体“近用”概念，主张媒体内容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键性，倡导一种基于社会平等而非经济增长的传播模式，并把发展的内涵从技术的、物质的维度转向草根参与、社区自决以及内生和外生性相结合的方式。新媒体技术提供的便捷性、低门槛的传播方式为受众参与信息传播和自我表达提供了“一次生成”和心理上的认同。如“青岛大虾”“云南游客被打”都是跨过了专业媒体人，由当事人直接发声引起网络舆论热议。相反，大众媒介的专业组织运作方式不一定带来赋权。大众媒介只是公众意见表达的“二次翻译”，新闻的选择和表达方式的主导权掌握在媒介精英而非受众手中。媒介产品和新闻劳动的商品化和逐利化，也造成了专业媒介易忽视弱势群体，天然为精英阶层服务的特征[4]。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报道简单化、符号化，报道中受众的权利并没有得到体现，受众就很难对专业媒体的报道产生认同感。
2）专业主义被认为是精英阶层的自我诠释。新闻专业主义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如今更是被广泛解读为专业媒体人的自我保护与诠释。李普曼认为专业主义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限制人们认识的外部条件可以通过技术加以改善，但是人们的心理认知能力的缺陷却无法加以克服。早期，李普曼和杜威曾经在技术和理性的问题上发生过争执、李普曼强调政治理性传统，主张精英治国；杜威强调大众民主，主张技术保障政治理想生活[5]。杜威所强调技术推动的共同体生活观念也正是新闻专业主义与公众之间的认知门槛。新闻专业主义是保障信息流通质量的墙[6]，却不是受众兴趣点的催化剂。若专业媒体人无法正确把握受众的想法和权利，新闻专业主义也就无从实现。若专业媒体人只坚持“诠释共同体”表达和精英阶层的坚守，很难达到信息传递上的共鸣与认同。
3）职业记者的专业化危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新闻行业的准入门槛，“人人都是记者”，去中心性、去专业化的特征明显。公民记者现阶段还未能承担起专业媒体的责任，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都缺少把关，严重影响了信息质量。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一方面给专业记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来源和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大量的虚假信息和非理性情绪。公众参与也给新闻伦理带来一定挑战，如榆林产妇事件等反转新闻，事件的一再反转让公众质疑专业媒体人的专业性。
3 新闻专业主义发展出路
新媒体技术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的挑战主要集中为技术提升了受众的自主性，拓宽了非专业主义群体进入新闻行业的渠道。另外，也出现了新闻娱乐化，比如新闻游戏《911》，确实增加低政治关注度群体和年轻群体对政治议题的关注。专业媒体人应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利用好技术，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接纳受众，做好内容原创和深度分析工作。
1）利用新媒体技术关注弱势群体，回归新闻专业主义本质。过去大媒体集团以组织目标为中心，关注宏大的新闻议题，社交媒体形成的社群能够将不同的受众自动分类。专业媒体人要立足受众，挖掘自身优势，增加信息传递上的自我效能感。以“两微一端”为中心的民间舆论场更习惯自上而下的设置议题，一方面拓宽了公众参与新闻传递的空间；另一方面自身的碎片化极易被受众的情绪操控，进入后真相时代。如榆林产妇中报道倾向在家属和医院的回应中来回倒戈。需要专业媒体人谨记专业主义原则，在利用新媒体技术报道的同时规避为了抢时效、抓头条而产生的“后真相”。
2）明确技术赋权危机，对自身进行反思。单纯的技术在新闻传播上的应用主要是场景的集中和代入感，缺乏具体的内容和主题。专业媒体人可以以新媒体技术为传播手段，围绕新闻事件建立明确的主题，给与受众一个清晰的讨论点。一方面起到舆论引导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新闻碎片化、核心信息缺乏的问题。如对重大会议等媒介事件的报道，两会、十九大等，主流媒体除了评论解读、会议信息介绍以外，还对会议全程、代表委员出席到场进行了直播，关注会议花絮和有代表性的议员。报道的角度涉及到会议的方方面面。一方面邀请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来，通过游戏、弹幕、评论等形式提高自我效能；另一方面更好的把握受众心理，增进公民政治权利和改善政治生活的同时提高自身公信力。
3）把握尺度，增加自身透明度，做好舆论发声的阵地。公众在互联网背景下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发声，摆脱了专业媒体的“代理”，挤压了职业记者的生存空间，降低了新闻生产成本。专业媒体一边忙于应付技术上带来的时效性危机，一边适应职业地位和荣誉感下降的心理落差。但是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够完全带来信息流动的平衡和客观。算法的应用易产生“信息茧房”，把公众框定在某个信息范围丧失了对其他方面信息的认知；大数据的应用缺乏人情味，难以用于情感的表达和公共利益的维护，掩盖了专业媒体作为公众的“传声筒”和“排气阀”的作用；新闻游戏把新闻娱乐化推上端口，人们往往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游戏带来的快感。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专业新闻人把好关。
参考文献
[1]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J].新闻记者，2015（5）：20-27.
[2]潘亚楠.新闻游戏：概念、动因与特征[J].新闻记者，2016（9）：22-28.
[3]黄月琴.新媒介新技术视野下的传播与赋权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2016（6）：140-145.
[4]李沛.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的新聞专业主义[J].今传媒，2012（1）：133-135.
[5]王颖洁.在技术与理性之间：互联网时代对李普曼、杜威之争的再度审视[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5）：133-139.
[6]吴飞，龙强.新闻专业主义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9）：5-25.
[7]凌一，娄悦.政治传播生态中新媒体的优势[J].当代传播，2009（2）：38-40.
作者简介：马 嘉，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新闻业务。
摘 要 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第一信源由专业记者的现场报道变成了目击者的直播和小视频呈现。专业记者对海量的信息资源真假难辨，数字化生产模式改变了传统以人力为中心的新闻生产流程，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职业地位和专业素养一再被公众质疑和挑战。文章旨在探讨技术发展带来的赋权是否给非专业主义带来契机、挤压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空间以及受众能否通过技术的发展超越专业组织推动自身形成专业主义素养。
关键词 新闻专业主义；技术赋权；自媒体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5-0122-02
移动新闻直播实现了受众和新闻场景的零距离接触，完成了受眾对新闻的从“想象”到“参与”[1]；新闻游戏以原生新闻报道为基础，通过程序修辞和可视化仿真场景向受众呈现新闻事件本身[2]；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技术的发展弱化了专业记者的角色和作用，却强化了受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赋权和新的生产模式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挑战。本文旨在分析技术背景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来探讨技术赋权是否给非专业主义带来契机挤压专业主义生存空间，以及受众能否通过技术的发展超越专业组织推动自身提升专业主义素养。
1 技术视野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直播、短视频打开了现场报道的“新端口”；自媒体对阅读量的追求远大于对内容质量的要求。新媒体技术对于赋权的深刻影响在于技术带给受众的便利性、普及性和深刻性。新媒体技术渗透中低层社会，介入“参与式”传播，从而能够改善普通受众和精英阶层之间的社会资源分配，进一步改善社会权利分布[3]，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挑战了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精英的自我诠释还是新闻行业最后的坚守一直被广泛讨论。新闻专业主义一直与专业记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和新闻行业的准入门槛相联系。其概念起源于西方新闻界，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被完整概述。以客观性理念为核心，强调媒体人自由与责任的观念、服务公众的意识和自律与他律的原则。新媒体技术发展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第一信源也由专业记者的现场报道变成了目击者的直播和小视频呈现。专业记者对海量的信息资源真假难辨，数字化生产模式改变了传统以人力为中心的新闻生产流程。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一再被公众质疑和挑战。
2 新闻专业主义发展困境
如果把新闻专业主义看作是专业记者的坚守和新闻行业的标杆，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显然是专业主义的一个障碍。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公民记者，有学者质疑新闻的客观、公正受到了“公众的干涉”而丧失了完整性，只能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4]。而受众想要通过技术的提升强化“参与式新闻”，打破新闻行业的准入门槛和行业规范，也是新闻专业主义面临的一大难题。
1）技术背景下的受众增权与认同困境。罗杰斯强调媒体“近用”概念，主张媒体内容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键性，倡导一种基于社会平等而非经济增长的传播模式，并把发展的内涵从技术的、物质的维度转向草根参与、社区自决以及内生和外生性相结合的方式。新媒体技术提供的便捷性、低门槛的传播方式为受众参与信息传播和自我表达提供了“一次生成”和心理上的认同。如“青岛大虾”“云南游客被打”都是跨过了专业媒体人，由当事人直接发声引起网络舆论热议。相反，大众媒介的专业组织运作方式不一定带来赋权。大众媒介只是公众意见表达的“二次翻译”，新闻的选择和表达方式的主导权掌握在媒介精英而非受众手中。媒介产品和新闻劳动的商品化和逐利化，也造成了专业媒介易忽视弱势群体，天然为精英阶层服务的特征[4]。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报道简单化、符号化，报道中受众的权利并没有得到体现，受众就很难对专业媒体的报道产生认同感。
2）专业主义被认为是精英阶层的自我诠释。新闻专业主义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如今更是被广泛解读为专业媒体人的自我保护与诠释。李普曼认为专业主义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限制人们认识的外部条件可以通过技术加以改善，但是人们的心理认知能力的缺陷却无法加以克服。早期，李普曼和杜威曾经在技术和理性的问题上发生过争执、李普曼强调政治理性传统，主张精英治国；杜威强调大众民主，主张技术保障政治理想生活[5]。杜威所强调技术推动的共同体生活观念也正是新闻专业主义与公众之间的认知门槛。新闻专业主义是保障信息流通质量的墙[6]，却不是受众兴趣点的催化剂。若专业媒体人无法正确把握受众的想法和权利，新闻专业主义也就无从实现。若专业媒体人只坚持“诠释共同体”表达和精英阶层的坚守，很难达到信息传递上的共鸣与认同。
3）职业记者的专业化危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新闻行业的准入门槛，“人人都是记者”，去中心性、去专业化的特征明显。公民记者现阶段还未能承担起专业媒体的责任，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都缺少把关，严重影响了信息质量。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一方面给专业记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来源和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大量的虚假信息和非理性情绪。公众参与也给新闻伦理带来一定挑战，如榆林产妇事件等反转新闻，事件的一再反转让公众质疑专业媒体人的专业性。
3 新闻专业主义发展出路
新媒体技术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的挑战主要集中为技术提升了受众的自主性，拓宽了非专业主义群体进入新闻行业的渠道。另外，也出现了新闻娱乐化，比如新闻游戏《911》，确实增加低政治关注度群体和年轻群体对政治议题的关注。专业媒体人应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利用好技术，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接纳受众，做好内容原创和深度分析工作。
1）利用新媒体技术关注弱势群体，回归新闻专业主义本质。过去大媒体集团以组织目标为中心，关注宏大的新闻议题，社交媒体形成的社群能够将不同的受众自动分类。专业媒体人要立足受众，挖掘自身优势，增加信息传递上的自我效能感。以“两微一端”为中心的民间舆论场更习惯自上而下的设置议题，一方面拓宽了公众参与新闻传递的空间；另一方面自身的碎片化极易被受众的情绪操控，进入后真相时代。如榆林产妇中报道倾向在家属和医院的回应中来回倒戈。需要专业媒体人谨记专业主义原则，在利用新媒体技术报道的同时规避为了抢时效、抓头条而产生的“后真相”。
2）明确技术赋权危机，对自身进行反思。单纯的技术在新闻传播上的应用主要是场景的集中和代入感，缺乏具体的内容和主题。专业媒体人可以以新媒体技术为传播手段，围绕新闻事件建立明确的主题，给与受众一个清晰的讨论点。一方面起到舆论引导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新闻碎片化、核心信息缺乏的问题。如对重大会议等媒介事件的报道，两会、十九大等，主流媒体除了评论解读、会议信息介绍以外，还对会议全程、代表委员出席到场进行了直播，关注会议花絮和有代表性的议员。报道的角度涉及到会议的方方面面。一方面邀请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来，通过游戏、弹幕、评论等形式提高自我效能；另一方面更好的把握受众心理，增进公民政治权利和改善政治生活的同时提高自身公信力。
3）把握尺度，增加自身透明度，做好舆论发声的阵地。公众在互联网背景下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发声，摆脱了专业媒体的“代理”，挤压了职业记者的生存空间，降低了新闻生产成本。专业媒体一边忙于应付技术上带来的时效性危机，一边适应职业地位和荣誉感下降的心理落差。但是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够完全带来信息流动的平衡和客观。算法的应用易产生“信息茧房”，把公众框定在某个信息范围丧失了对其他方面信息的认知；大数据的应用缺乏人情味，难以用于情感的表达和公共利益的维护，掩盖了专业媒体作为公众的“传声筒”和“排气阀”的作用；新闻游戏把新闻娱乐化推上端口，人们往往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游戏带来的快感。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专业新闻人把好关。
参考文献
[1]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J].新闻记者，2015（5）：20-27.
[2]潘亚楠.新闻游戏：概念、动因与特征[J].新闻记者，2016（9）：22-28.
[3]黄月琴.新媒介新技术视野下的传播与赋权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2016（6）：140-145.
[4]李沛.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的新聞专业主义[J].今传媒，2012（1）：133-135.
[5]王颖洁.在技术与理性之间：互联网时代对李普曼、杜威之争的再度审视[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5）：133-139.
[6]吴飞，龙强.新闻专业主义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9）：5-25.
[7]凌一，娄悦.政治传播生态中新媒体的优势[J].当代传播，2009（2）：38-40.
作者简介：马 嘉，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新闻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