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记者职业伦理观的生成与演变
钱阳
【摘 要】新闻传媒的不断发展以及网络等新兴媒体的涌现促使我国目前的新闻传媒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道路上，但是在今天的媒体生态环境中，与这一繁荣局面不相匹配的是目前新闻记者职业伦理的缺位与不完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笔者希望通过对民国时期记者职业伦理观生成与演变的代表性梳理和研究，来挖掘出散落在历史中的报人风骨，纵向展示民国记者职业伦理观的发展路径，以期对当前新闻界有所启示。
【关键词】记者 职业伦理 章士钊 黄远生 邹韬奋
我国新闻史上对于记者职业伦理的要求和规范由来已久，新闻界对于记者职业伦理的要求始终未曾停止过，但是时至今日，记者有违职业伦理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除了利益驱使、市场竞争激烈、迎合受众需求等之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今的记者缺少了一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旧时报人情怀，而这样一种报人情怀或者说是报人观的缺失并非是单纯依靠制度和体系的完善即可解决。
本文期望通过对民国时期记者职业观生成和演变的代表性梳理与研究，以重新激发当代新闻记者所缺失的那种报人情怀。通过以章士钊、黄远生以及邹韬奋三位记者为研究对象，将职业伦理观的生成和演变分成三个阶段，梳理和串联起民国时期记者职业观生成和演变的动态图景，以期对当前记者的职业伦理观塑造有所启示。
一、职业伦理观生成之前报人的思想图景——以章士钊为代表
王韬的报章文体开启了中国文人将传统的清议与近代报刊结合的先河。而自王韬开争论之先河以来，一直到民国初年，活跃在报刊领域的政治活动者大量涌现。其中，又以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章士钊等人为翘楚。他们既开中国近代政治家办报之先河，也奠定中国报刊文人论政之传统。而在这群“清末政治家报人”之中，章士钊又是较为特殊的一个。如果说王韬是政论传统的拓荒者、梁启超是政治家办报的集大成者，那么章士钊则是政治家报人向职业化记者过渡的“转型者”。他的新闻活动跨越职业记者诞生前后的两个时期，即清末和民初，他的办报风格也经历了一个从激越到理性的过程，他的办报思想自然也呈现出了两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报人“务持独立二字不失”。“当时唯《民立报》有作诤友之资地，于右任复以言论独立，颂言于人，弟因缘入该社，与右任要约，务持言论独立二字不失，冀于同盟会炙手可热之时，以中道之论进，使有所折衷，不丧天下之望。此种设想，本不自量，至其心则无他也。”①这是章士钊对于自己留洋归来后出任《民立报》主笔的初衷的描述，章士钊答应于右任出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的一个前提“要约”就是“务持言论独立二字不失”，这是章士钊自始至终不变的办报要求，同时他也认为这是报人必须严格遵守的职业信条。
报人要有“自力之风骨”。章士钊对报人的要求不光在于对“持论”独立的强调，他还特别重视报人的“风骨”之气。章士钊对于当时缺乏独立性的国人的描述是“楚胜则奔楚，齐胜则投齐，迹等游僧，形同妾妇”，国人如此，报人亦是如此。尽管大环境如此，但章士钊却从未放弃过对自己的要求，“风骨”之气自始至终都贯穿在他的报刊实践中。从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要求“持论不失独立”到与《神州日报》论战进而辞去主笔之位，再到创办《独立周报》阐发独立之要义，最后再到脱离《独立周报》，章士钊的一系列抉择无不暗含着自己对于独立精神和“风骨”之气的追求。
报人应“合力组织新闻托辣斯”。对章士钊来说，仅要求报人独善其身是无益于使中国新闻界快速摆脱落后窘境的。在四年的留洋时间里，欧洲报刊的发展对章士钊的触动非常大，尤其是在和中国报刊的现状进行一番对比的情况下，“吾知欧洲之大，新闻有绝富之财力，有绝老之资格，几无发生‘新新闻之余地。”②章士钊曾用英国报纸率先评论中国新闻事件，中国报纸却一片沉寂的例子来警告国人报人联合的重要性。至于报人联合的方法，章士钊则认为必须要效仿欧洲组织“新闻托辣斯”，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则新闻之根基庶乎可稳，而新闻之价值，亦日以高；而非全国之食新闻之福者，乃日宏也。”③章士钊是我国近代较早提出“新闻托辣斯”这一较为职业的新闻概念的报人，这也说明了作为清末民初的报人代表，章士钊的报人认知也正在趋向职业化过渡。
二、新闻职业本位的记者职业伦理观——以黄远生为代表
民国新造，政局十分动荡，这使得民众对政治新闻的关注度大大提高，而一批以报道北京政界新闻为主的记者借此声名远扬，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职业化记者，其中包括黄远生、徐彬彬、刘少少这样的“民初三杰”，也有稍后成名的邵飘萍和林白水等人。这些人已经逐步摆脱清末政治家报人那种对报刊政治工具性的追求，而开始对新闻事业有了职业化认知，向新闻职业本体转向。黄远生是这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一个新闻职业化思想在近代中国萌芽时期的记者，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社会地位的职业新闻记者，他的记者职业伦理观可以折射出民国时期记者职业伦理观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路径。
“四能”思想所暗含的职业本位认知。黄远生认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必须具备“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四能”思想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是对记者职业化素质的要求和规范，更是在于黄远生是站在新闻职业自身特殊的角度对记者提出的要求，与王韬、梁启超等前人将自己对文人、政治家的要求直接嫁接到报人身上大不相同，新闻开始成为独立的职业，记者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职业伦理。
忏悔中的职业“自尊”精神。如果说“四能“是黄远生对于记者职业属性的要求，那么黄远生对于记者职业道德的自我忏悔则是属于他对记者伦理属性的要求。在《忏悔录》中，除了提出“四能”的思想之外，他还对记者的职业人格和道德进行过自我拷问。记者职业伦理的缺位在当时是个普遍现象，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黄远生将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新闻作为职业的不“独立”；二是新闻从业者的不“自尊”。因此，从自身的角度来看，他对记者的职业“自尊”精神非常看重，同时，这也是他认为自己的新闻生涯之所以“失败”的地方。而记者若要做到“自尊”，除了要为民请命、“指斥权贵”之外，还要保证能够与党派划清界限，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做到“超然不党、主持清议，予以忠告，无所偏倚。”④这也是和以前的报人观最为不同的地方。
三、新闻专业本位的记者职业伦理观——以邹韬奋为代表
到了民国中后期，国家政权纷争日益混乱，国共两党在政治格局上形成两极化趋势，在这种政治格局的张力中，国统区民营报业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发展空间，早期报团的雏形开始出现，都市小报也快速发展，新闻事业发展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记者也开始步入“新闻专业本位”时代，民国中后期的记者主要包括在这一时期成为《大公报》灵魂人物的张季孪、胡政之以及范长江、邹韬奋等人。邹韬奋是我国新闻事业进入“新闻专业本位时代”的一个代表，不过实际上，邹韬奋对记者的要求相比于黄远生并无太大的变化，他只是在黄远生等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深化，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细微的变化中窥探出邹韬奋的记者职业伦理观相比于前期有所新演变的痕迹。
由政局到平民——记者关注对象的细微转变。和黄远生、邵飘萍不同的是，邹韬奋的关注焦点不再是北京纷繁复杂的政局，而是将报刊的目光对准了最为普通的平民大众。“生活，谁的生活？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⑤这是邹韬奋对于《生活》周刊读者对象的思考。20世纪二三十年的中国国力式微，普通民众生活疾苦，同时他们又对社会的黑暗腐朽充满憎恨，对国家的意志沉沦感到痛惜，但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在了读者们的面前，并受到了读者们的广泛拥戴，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又莫过于《生活》周刊上的“小言论”。这种从庙堂走向民间的视野转向使得邹韬奋对记者的职业伦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要继续保持言论独立和高尚品性之外，还要求记者要有“敬业精神”和读者至上的服务精神。
“读者利益为中心”——受众本位意识的明确。“受众本位”，这是自记者职业化以来就一直就被广泛提倡的办报意识，但这一思想一直到邹韬奋这一时期才真正在实践中得以践行和明确下来。在接办《生活》周刊之初时，邹韬奋就曾提出要“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他将《生活》的宗旨确定为“以读者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服务精神”，尤其提倡文风的大众化，他曾提出写文章应“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⑥。而在他六刊一报的新闻生涯中他还不断提出“成为真正人民的报纸”、完全做“人民的喉舌”、“人民的耳目”、“社会大众”的立场等理念。与邵飘萍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相比，邹韬奋的办报理念显然更加具有专业化意味。
结语
从记者职业伦理生成之前报人的思想图景到新闻职业本位的职业伦理观，再到新闻专业本位的职业伦理观，本文将民国时期的记者职业伦理观的生成与演变大致分成了三个阶段，串联起来可成为一幅动态的演变图景。希望能够以此为标杆来对当今的新闻记者起到道德警醒的作用，也可谓是一种“以史为鉴”。
参考文献
①章士钊：《与杨怀中书》，《章士钊全集2卷》[M].文汇出版社，2000
②③章士钊：《论吾国当急组织新闻托辣斯》，《章士钊全集1卷》，2000
④黄远生，《不党之言》，《东方杂志》，1915-11-10
⑤邹韬奋，《本刊与民众》，《生活》周刊二卷21期，1927-3
⑥穆欣，《韬奋新闻工作文集》，1985-8
（作者：安徽大学研究生院2012级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摘 要】新闻传媒的不断发展以及网络等新兴媒体的涌现促使我国目前的新闻传媒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道路上，但是在今天的媒体生态环境中，与这一繁荣局面不相匹配的是目前新闻记者职业伦理的缺位与不完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笔者希望通过对民国时期记者职业伦理观生成与演变的代表性梳理和研究，来挖掘出散落在历史中的报人风骨，纵向展示民国记者职业伦理观的发展路径，以期对当前新闻界有所启示。
【关键词】记者 职业伦理 章士钊 黄远生 邹韬奋
我国新闻史上对于记者职业伦理的要求和规范由来已久，新闻界对于记者职业伦理的要求始终未曾停止过，但是时至今日，记者有违职业伦理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除了利益驱使、市场竞争激烈、迎合受众需求等之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今的记者缺少了一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旧时报人情怀，而这样一种报人情怀或者说是报人观的缺失并非是单纯依靠制度和体系的完善即可解决。
本文期望通过对民国时期记者职业观生成和演变的代表性梳理与研究，以重新激发当代新闻记者所缺失的那种报人情怀。通过以章士钊、黄远生以及邹韬奋三位记者为研究对象，将职业伦理观的生成和演变分成三个阶段，梳理和串联起民国时期记者职业观生成和演变的动态图景，以期对当前记者的职业伦理观塑造有所启示。
一、职业伦理观生成之前报人的思想图景——以章士钊为代表
王韬的报章文体开启了中国文人将传统的清议与近代报刊结合的先河。而自王韬开争论之先河以来，一直到民国初年，活跃在报刊领域的政治活动者大量涌现。其中，又以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章士钊等人为翘楚。他们既开中国近代政治家办报之先河，也奠定中国报刊文人论政之传统。而在这群“清末政治家报人”之中，章士钊又是较为特殊的一个。如果说王韬是政论传统的拓荒者、梁启超是政治家办报的集大成者，那么章士钊则是政治家报人向职业化记者过渡的“转型者”。他的新闻活动跨越职业记者诞生前后的两个时期，即清末和民初，他的办报风格也经历了一个从激越到理性的过程，他的办报思想自然也呈现出了两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报人“务持独立二字不失”。“当时唯《民立报》有作诤友之资地，于右任复以言论独立，颂言于人，弟因缘入该社，与右任要约，务持言论独立二字不失，冀于同盟会炙手可热之时，以中道之论进，使有所折衷，不丧天下之望。此种设想，本不自量，至其心则无他也。”①这是章士钊对于自己留洋归来后出任《民立报》主笔的初衷的描述，章士钊答应于右任出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的一个前提“要约”就是“务持言论独立二字不失”，这是章士钊自始至终不变的办报要求，同时他也认为这是报人必须严格遵守的职业信条。
报人要有“自力之风骨”。章士钊对报人的要求不光在于对“持论”独立的强调，他还特别重视报人的“风骨”之气。章士钊对于当时缺乏独立性的国人的描述是“楚胜则奔楚，齐胜则投齐，迹等游僧，形同妾妇”，国人如此，报人亦是如此。尽管大环境如此，但章士钊却从未放弃过对自己的要求，“风骨”之气自始至终都贯穿在他的报刊实践中。从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要求“持论不失独立”到与《神州日报》论战进而辞去主笔之位，再到创办《独立周报》阐发独立之要义，最后再到脱离《独立周报》，章士钊的一系列抉择无不暗含着自己对于独立精神和“风骨”之气的追求。
报人应“合力组织新闻托辣斯”。对章士钊来说，仅要求报人独善其身是无益于使中国新闻界快速摆脱落后窘境的。在四年的留洋时间里，欧洲报刊的发展对章士钊的触动非常大，尤其是在和中国报刊的现状进行一番对比的情况下，“吾知欧洲之大，新闻有绝富之财力，有绝老之资格，几无发生‘新新闻之余地。”②章士钊曾用英国报纸率先评论中国新闻事件，中国报纸却一片沉寂的例子来警告国人报人联合的重要性。至于报人联合的方法，章士钊则认为必须要效仿欧洲组织“新闻托辣斯”，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则新闻之根基庶乎可稳，而新闻之价值，亦日以高；而非全国之食新闻之福者，乃日宏也。”③章士钊是我国近代较早提出“新闻托辣斯”这一较为职业的新闻概念的报人，这也说明了作为清末民初的报人代表，章士钊的报人认知也正在趋向职业化过渡。
二、新闻职业本位的记者职业伦理观——以黄远生为代表
民国新造，政局十分动荡，这使得民众对政治新闻的关注度大大提高，而一批以报道北京政界新闻为主的记者借此声名远扬，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职业化记者，其中包括黄远生、徐彬彬、刘少少这样的“民初三杰”，也有稍后成名的邵飘萍和林白水等人。这些人已经逐步摆脱清末政治家报人那种对报刊政治工具性的追求，而开始对新闻事业有了职业化认知，向新闻职业本体转向。黄远生是这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一个新闻职业化思想在近代中国萌芽时期的记者，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社会地位的职业新闻记者，他的记者职业伦理观可以折射出民国时期记者职业伦理观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路径。
“四能”思想所暗含的职业本位认知。黄远生认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必须具备“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四能”思想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是对记者职业化素质的要求和规范，更是在于黄远生是站在新闻职业自身特殊的角度对记者提出的要求，与王韬、梁启超等前人将自己对文人、政治家的要求直接嫁接到报人身上大不相同，新闻开始成为独立的职业，记者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职业伦理。
忏悔中的职业“自尊”精神。如果说“四能“是黄远生对于记者职业属性的要求，那么黄远生对于记者职业道德的自我忏悔则是属于他对记者伦理属性的要求。在《忏悔录》中，除了提出“四能”的思想之外，他还对记者的职业人格和道德进行过自我拷问。记者职业伦理的缺位在当时是个普遍现象，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黄远生将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新闻作为职业的不“独立”；二是新闻从业者的不“自尊”。因此，从自身的角度来看，他对记者的职业“自尊”精神非常看重，同时，这也是他认为自己的新闻生涯之所以“失败”的地方。而记者若要做到“自尊”，除了要为民请命、“指斥权贵”之外，还要保证能够与党派划清界限，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做到“超然不党、主持清议，予以忠告，无所偏倚。”④这也是和以前的报人观最为不同的地方。
三、新闻专业本位的记者职业伦理观——以邹韬奋为代表
到了民国中后期，国家政权纷争日益混乱，国共两党在政治格局上形成两极化趋势，在这种政治格局的张力中，国统区民营报业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发展空间，早期报团的雏形开始出现，都市小报也快速发展，新闻事业发展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记者也开始步入“新闻专业本位”时代，民国中后期的记者主要包括在这一时期成为《大公报》灵魂人物的张季孪、胡政之以及范长江、邹韬奋等人。邹韬奋是我国新闻事业进入“新闻专业本位时代”的一个代表，不过实际上，邹韬奋对记者的要求相比于黄远生并无太大的变化，他只是在黄远生等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深化，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细微的变化中窥探出邹韬奋的记者职业伦理观相比于前期有所新演变的痕迹。
由政局到平民——记者关注对象的细微转变。和黄远生、邵飘萍不同的是，邹韬奋的关注焦点不再是北京纷繁复杂的政局，而是将报刊的目光对准了最为普通的平民大众。“生活，谁的生活？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⑤这是邹韬奋对于《生活》周刊读者对象的思考。20世纪二三十年的中国国力式微，普通民众生活疾苦，同时他们又对社会的黑暗腐朽充满憎恨，对国家的意志沉沦感到痛惜，但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在了读者们的面前，并受到了读者们的广泛拥戴，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又莫过于《生活》周刊上的“小言论”。这种从庙堂走向民间的视野转向使得邹韬奋对记者的职业伦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要继续保持言论独立和高尚品性之外，还要求记者要有“敬业精神”和读者至上的服务精神。
“读者利益为中心”——受众本位意识的明确。“受众本位”，这是自记者职业化以来就一直就被广泛提倡的办报意识，但这一思想一直到邹韬奋这一时期才真正在实践中得以践行和明确下来。在接办《生活》周刊之初时，邹韬奋就曾提出要“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他将《生活》的宗旨确定为“以读者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服务精神”，尤其提倡文风的大众化，他曾提出写文章应“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⑥。而在他六刊一报的新闻生涯中他还不断提出“成为真正人民的报纸”、完全做“人民的喉舌”、“人民的耳目”、“社会大众”的立场等理念。与邵飘萍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相比，邹韬奋的办报理念显然更加具有专业化意味。
结语
从记者职业伦理生成之前报人的思想图景到新闻职业本位的职业伦理观，再到新闻专业本位的职业伦理观，本文将民国时期的记者职业伦理观的生成与演变大致分成了三个阶段，串联起来可成为一幅动态的演变图景。希望能够以此为标杆来对当今的新闻记者起到道德警醒的作用，也可谓是一种“以史为鉴”。
参考文献
①章士钊：《与杨怀中书》，《章士钊全集2卷》[M].文汇出版社，2000
②③章士钊：《论吾国当急组织新闻托辣斯》，《章士钊全集1卷》，2000
④黄远生，《不党之言》，《东方杂志》，1915-11-10
⑤邹韬奋，《本刊与民众》，《生活》周刊二卷21期，1927-3
⑥穆欣，《韬奋新闻工作文集》，1985-8
（作者：安徽大学研究生院2012级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