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集合行为的动因浅析
许泽虹
摘 要 随着网络和新媒介技术的问世和普及，网络集合行为成为一种普通个人意见表达、实现舆论监督的形式。网络集合行为的巨大能量直接影响了现实社会的运作，同时也存在着较多的不良倾向和“野蛮”因素。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运用SCA模式对网络集合行为的形成动因进行探究，洞悉网络集合行为形成的阶级原因，从本质上把握网络集合行为。
关键词 网络集合行为；新媒介技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SCA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4-0024-02
1 背景
马克思主义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大众传媒在历史发展的最开始，便与统治阶级紧密联系。在“第一媒介”时代，媒介准入高，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把控着大众媒体。随着Web2.0技术的问世和普及，网络功能日渐强大，中国网民数量剧增。网络从信息传播媒介发展成了现实社会的全方位延伸。新媒介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传播模式。传统话语权的解构、内容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媒介的权力分化发生根本性变化。信息流动方向充满不确定性，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传播关系网络复杂多变，形成了不稳定的传播结构。网络集合行为便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网络集合行为，即发生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集合行为，包含两层含义：其一，网络集合行为是集合行为的一种，具有集合行为的多个个体、相对自发、无组织的特性；其二，这种集合行为发生的所依赖的媒介是网络[1]。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因其易得性和深度渗透性使其成为大众掌握话语权的主要途径，以虚拟网络为媒介的集合行为所体现出的力量震撼着现实社会，有关网络集合行為的研究也在不同理论的支撑下持续展开。
2 在马克思阶级分析范式下思考
马克思阶级分析不是强调社会冲突，而是主张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进而从根本上消除阶级现象，在本质上是社会和谐论[3]。
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尝试用阶级来解释社会冲突，并将社会冲突的底层语言归于阶级冲突。冲突往往体现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最终以某种对抗性的物质实践体现出来[4]。我们所处的时代里，价值观、媒介观是多元的、分散的。网络集合行为的参与者往往在精英阶层之外，反映在网络集合行为中的“反精英”倾向。掌握主流媒体和舆论的精英阶层，主要有三种：依靠制度而获得权力依据的制度精英、凭借财富和影响力的财富精英、凭借智力、学历或专业知识获得话语权的智力精英。网络中的人们更愿意接受与自身情况更为接近的人的想法，因此在网络集合行为中，与精英阶层相左的观点往往能获得高度关注和放大。从本质上看，网络集合行为的产生是源于社会底层和精英阶层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以网络为媒介表现出来，反应现实问题的存在。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社会底层能通过低门槛获得媒介准入并通过网络掌握住媒介话语权，通过不稳定的网络集合行为反映着与精英阶层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仅停留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也常常影响现实空间。媒介作为文化的一种承载形式，依附于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阶层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网络媒介以集合行为的形式加以表达，在本质上是一种阶级问题。
政府、主流媒体对网络集合行为持怀疑、否定态度。出于网络秩序稳定的考虑，盲目对其进行监测、调控。大众、媒体、政府都对网络集合行为带着担忧甚至恐惧，采取的措施往往抑制了人们在网络环境下的自由表达和创造。在马克思阶级分析范式下对网络集合行为进行思考，能洞悉网络集合行为的深层动因。正如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最终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阶级现象，促成社会和谐，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下的网络集合行为研究最终也是为了引导网络集合行为的良性发展。
3 网络集合行为的动因探析
罗丝玛丽·克朗普顿总结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SCA模式”，即经济结构决定了一个时代的阶级结构（structure），阶级结构激活并引发了特定形式的阶级意识（consciousness），阶级意识则直接催生阶级行动（action）[5]。本文尝试用SCA模式，进行网络集合行为的动因探析。
网络集合行为产生于网络和新媒介技术冲击下不稳定的传播格局中，而网络和新媒体只是承载的媒介，其产生根源在于时代的社会特征。经济方面，中国进入关键转型期，在取得经济繁荣发展同时也面临诸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加诸到个体形成生活压力，形成了网络排解的普遍现象。社会权力方面，当代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相对稳定，普通个人难以改变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在网络社会中，财富占有方式发生改变，权力分布出现消解，网络匿名性对声望产生冲击，个人通过进入网络社会改变甚至颠覆自己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网络集合行为的诉求方式，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个人的抗争性表达形式从以前的线下游行、示威变为线上的网络发声，甚至线下联动，影响现实社会运作。
网络集合行为的参与者多为社会底层个人，逐渐形成这一阶层日渐明晰的群体意识。首先，网络集合行为表现出了业余参与热情和“反精英”倾向。业余爱好者因渠道易得，能积极讨论某一议题并自发行动。在网络媒体中，通常不会为了支持某个主流或权威观点集结网民，更多的是为了反驳某个权威观点而集结网民力量发出声音。其次，近年来的网络事件激发网民舆论监督热情的同时，也激发了网民对抗权力中心、对抗权利话语的意识。一时间，一股民粹主义的暗流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涌动[6]。在一些网络集合行为中也反映出了对精英阶层的质疑，这主要源于网络和媒介的赋权，普通个人获取意见表达渠道，与精英阶层过去存在的知识鸿沟和媒介准入差距不再深刻，从而使普通个人反思并质疑精英阶层的存在必要性和主流权威性。最后，网民人口学构成日渐复杂化，参与到每一次网络集合行为中的网民组成不稳定、不明确，观点的产生也具有偶然性。志同道合的网民组成趣缘群体，这样的网络群体易化了将个人观点集合成群体观点的过程，再逐步放大到整个网络社会并影响现实
社会。
网络集合行为具有多个个体、相对自发、无组织的特点，在多次网络集合行为中，其运作机制呈现基本模型和发展规律。网民针对某一议题与精英阶层持不同或相反观点，通过网络群体得到集结，并在与官方话语体系的舆论冲突中不断增加影响力。网民碎片化、即时化的观点信息相较于精英阶层中结构完整、篇幅较长的内容更易于传播和被接受。主流话语方往往尝试通过维稳争取话语，但随着事件规模不断变大，在排山倒海的网络势态下，官方最终通过顺应网民观点，采取相关行动满足网民意向以平息事件。在网络社会中，由于意见影响力的放大，网民通常在意见表达过程中会表现得自信乃至狂妄。再加之网络可以在短时间内跨越空间集结到强大的力量支撑，虽然宣扬正义，但排山倒海的倒逼之势时常显得野蛮。但需要肯定，网络集合行为并非盲目，参与者的意见和行为目的大多是为了社会正义，其舆论监督的作用也在很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与其回避和压制，不如加以引导，使网络集合行为成为传播社会正义的重要
阵地。
4 结论
站在阶级分析的维度去思考网络集合行为时发现，网络集合行为源于社会底层与精英阶级的冲突，这种冲突来源于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背景，在技术的支撑下，集合行为走上网络渠道，带来前所未有的力量。
本文运用罗丝玛丽·克朗普顿的SCA模式尝试分析网络集合行为的动因。在思考网络集合行为时，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把握其本质，有助于从本质上洞悉网络集合行为的形成动因和倾向特征，摆正网络集合行为的不良倾向以及公众对其的负面印象，使大众文化在网络集合行为中繁荣。
參考文献
[1]史诗.媒介与权力视角下的网络集合行为[D].上海：复旦大学，2012.
[2]严静峰.马克思阶级分析范式的在场性与当代价值[J].天府新论，2015（1）：36-41.
[3]刘涛.风险、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批判：通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J].南京社会科学，2016（5）：91-99.
[4]罗丝玛丽·克朗普顿.阶级与分层[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58-59.
[5]陈龙.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J].国际新闻界，2009（8）：76-80.
[6]董天策.从网络集群行为到网络集体行动——网络群体性事件及相关研究的学理反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80-99，127-128.
摘 要 随着网络和新媒介技术的问世和普及，网络集合行为成为一种普通个人意见表达、实现舆论监督的形式。网络集合行为的巨大能量直接影响了现实社会的运作，同时也存在着较多的不良倾向和“野蛮”因素。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运用SCA模式对网络集合行为的形成动因进行探究，洞悉网络集合行为形成的阶级原因，从本质上把握网络集合行为。
关键词 网络集合行为；新媒介技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SCA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4-0024-02
1 背景
马克思主义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大众传媒在历史发展的最开始，便与统治阶级紧密联系。在“第一媒介”时代，媒介准入高，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把控着大众媒体。随着Web2.0技术的问世和普及，网络功能日渐强大，中国网民数量剧增。网络从信息传播媒介发展成了现实社会的全方位延伸。新媒介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传播模式。传统话语权的解构、内容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媒介的权力分化发生根本性变化。信息流动方向充满不确定性，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传播关系网络复杂多变，形成了不稳定的传播结构。网络集合行为便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网络集合行为，即发生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集合行为，包含两层含义：其一，网络集合行为是集合行为的一种，具有集合行为的多个个体、相对自发、无组织的特性；其二，这种集合行为发生的所依赖的媒介是网络[1]。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因其易得性和深度渗透性使其成为大众掌握话语权的主要途径，以虚拟网络为媒介的集合行为所体现出的力量震撼着现实社会，有关网络集合行為的研究也在不同理论的支撑下持续展开。
2 在马克思阶级分析范式下思考
马克思阶级分析不是强调社会冲突，而是主张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进而从根本上消除阶级现象，在本质上是社会和谐论[3]。
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尝试用阶级来解释社会冲突，并将社会冲突的底层语言归于阶级冲突。冲突往往体现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最终以某种对抗性的物质实践体现出来[4]。我们所处的时代里，价值观、媒介观是多元的、分散的。网络集合行为的参与者往往在精英阶层之外，反映在网络集合行为中的“反精英”倾向。掌握主流媒体和舆论的精英阶层，主要有三种：依靠制度而获得权力依据的制度精英、凭借财富和影响力的财富精英、凭借智力、学历或专业知识获得话语权的智力精英。网络中的人们更愿意接受与自身情况更为接近的人的想法，因此在网络集合行为中，与精英阶层相左的观点往往能获得高度关注和放大。从本质上看，网络集合行为的产生是源于社会底层和精英阶层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以网络为媒介表现出来，反应现实问题的存在。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社会底层能通过低门槛获得媒介准入并通过网络掌握住媒介话语权，通过不稳定的网络集合行为反映着与精英阶层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仅停留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也常常影响现实空间。媒介作为文化的一种承载形式，依附于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阶层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网络媒介以集合行为的形式加以表达，在本质上是一种阶级问题。
政府、主流媒体对网络集合行为持怀疑、否定态度。出于网络秩序稳定的考虑，盲目对其进行监测、调控。大众、媒体、政府都对网络集合行为带着担忧甚至恐惧，采取的措施往往抑制了人们在网络环境下的自由表达和创造。在马克思阶级分析范式下对网络集合行为进行思考，能洞悉网络集合行为的深层动因。正如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最终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阶级现象，促成社会和谐，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下的网络集合行为研究最终也是为了引导网络集合行为的良性发展。
3 网络集合行为的动因探析
罗丝玛丽·克朗普顿总结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SCA模式”，即经济结构决定了一个时代的阶级结构（structure），阶级结构激活并引发了特定形式的阶级意识（consciousness），阶级意识则直接催生阶级行动（action）[5]。本文尝试用SCA模式，进行网络集合行为的动因探析。
网络集合行为产生于网络和新媒介技术冲击下不稳定的传播格局中，而网络和新媒体只是承载的媒介，其产生根源在于时代的社会特征。经济方面，中国进入关键转型期，在取得经济繁荣发展同时也面临诸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加诸到个体形成生活压力，形成了网络排解的普遍现象。社会权力方面，当代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相对稳定，普通个人难以改变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在网络社会中，财富占有方式发生改变，权力分布出现消解，网络匿名性对声望产生冲击，个人通过进入网络社会改变甚至颠覆自己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网络集合行为的诉求方式，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个人的抗争性表达形式从以前的线下游行、示威变为线上的网络发声，甚至线下联动，影响现实社会运作。
网络集合行为的参与者多为社会底层个人，逐渐形成这一阶层日渐明晰的群体意识。首先，网络集合行为表现出了业余参与热情和“反精英”倾向。业余爱好者因渠道易得，能积极讨论某一议题并自发行动。在网络媒体中，通常不会为了支持某个主流或权威观点集结网民，更多的是为了反驳某个权威观点而集结网民力量发出声音。其次，近年来的网络事件激发网民舆论监督热情的同时，也激发了网民对抗权力中心、对抗权利话语的意识。一时间，一股民粹主义的暗流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涌动[6]。在一些网络集合行为中也反映出了对精英阶层的质疑，这主要源于网络和媒介的赋权，普通个人获取意见表达渠道，与精英阶层过去存在的知识鸿沟和媒介准入差距不再深刻，从而使普通个人反思并质疑精英阶层的存在必要性和主流权威性。最后，网民人口学构成日渐复杂化，参与到每一次网络集合行为中的网民组成不稳定、不明确，观点的产生也具有偶然性。志同道合的网民组成趣缘群体，这样的网络群体易化了将个人观点集合成群体观点的过程，再逐步放大到整个网络社会并影响现实
社会。
网络集合行为具有多个个体、相对自发、无组织的特点，在多次网络集合行为中，其运作机制呈现基本模型和发展规律。网民针对某一议题与精英阶层持不同或相反观点，通过网络群体得到集结，并在与官方话语体系的舆论冲突中不断增加影响力。网民碎片化、即时化的观点信息相较于精英阶层中结构完整、篇幅较长的内容更易于传播和被接受。主流话语方往往尝试通过维稳争取话语，但随着事件规模不断变大，在排山倒海的网络势态下，官方最终通过顺应网民观点，采取相关行动满足网民意向以平息事件。在网络社会中，由于意见影响力的放大，网民通常在意见表达过程中会表现得自信乃至狂妄。再加之网络可以在短时间内跨越空间集结到强大的力量支撑，虽然宣扬正义，但排山倒海的倒逼之势时常显得野蛮。但需要肯定，网络集合行为并非盲目，参与者的意见和行为目的大多是为了社会正义，其舆论监督的作用也在很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与其回避和压制，不如加以引导，使网络集合行为成为传播社会正义的重要
阵地。
4 结论
站在阶级分析的维度去思考网络集合行为时发现，网络集合行为源于社会底层与精英阶级的冲突，这种冲突来源于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背景，在技术的支撑下，集合行为走上网络渠道，带来前所未有的力量。
本文运用罗丝玛丽·克朗普顿的SCA模式尝试分析网络集合行为的动因。在思考网络集合行为时，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把握其本质，有助于从本质上洞悉网络集合行为的形成动因和倾向特征，摆正网络集合行为的不良倾向以及公众对其的负面印象，使大众文化在网络集合行为中繁荣。
參考文献
[1]史诗.媒介与权力视角下的网络集合行为[D].上海：复旦大学，2012.
[2]严静峰.马克思阶级分析范式的在场性与当代价值[J].天府新论，2015（1）：36-41.
[3]刘涛.风险、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批判：通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J].南京社会科学，2016（5）：91-99.
[4]罗丝玛丽·克朗普顿.阶级与分层[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58-59.
[5]陈龙.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J].国际新闻界，2009（8）：76-80.
[6]董天策.从网络集群行为到网络集体行动——网络群体性事件及相关研究的学理反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80-99，127-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