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抗英的教学讨论

    张羽丰　李玉

    关键词：部编教材，教学，保卫家园，保卫祖国，三元里抗英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7-0023-03

    部编初中教材又将“三元里抗英”加入《鸦片战争》一课，耐人寻味。之前，实验课标的主题“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抗争”没有三元里抗英，教材的多个版本因此不再叙述。2011年版初中课标也没有将三元里抗英列为必须了解的要点，但是部编教材在“相关史事”栏介绍了这件事;虽然没有定性，但描述民众主动出击，诱敌深入至牛栏岗，杀得侵略者连滚带爬逃命。那么，事实究竟如何？过去为什么删掉？现在回归教学应该如何处理？三元里抗英能否作为近代民众抗击外来侵略的典型？就此问题谈一下我们的看法，请方家指教。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三元里抗英被视为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敌的爱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相关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梳理这一事件，使我们能够较清晰地了解事情的原貌。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自1840年6月爆发以来，没有发生过民众自觉抵抗的事。三元里抗英发生在1841年5月，这年初虎门大战之后广州陷落。当年，三元里在广州城北大约2公里处，如今已在广州市区范围内。按照常理推测，英军远道而来，民众如若抵抗，只要不为英军提供食物和淡水，英军在海上很难维持，不战自退。为什么到广州城陷落之后才发起抵抗斗争呢？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有一节专述“三元里抗英的事实与传说”，目前还没有遭遇任何反驳。据此，我们从这件事的起因说起。

    三元里抗英的起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英军開棺暴骨。1841年5月29日，一部分英军官兵进入了广州城北的双山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们打开了一些暂存寺中的棺材，这对宗法观念浓厚的中国人来说是以难以接受的。二是英军劫掠财物。茅海建结合英方记述，认为基本属实。三是英军强奸、调戏妇女。中方有“轮奸老妇”的说法，英方承认印度士兵有此劣行，综合中英双方的记载，事实虽然难以考证，但英军确有对妇女犯罪的行为。①毫无疑问，英军的暴行侵犯了民众的切身利益，激起三元里民众的反抗。据载，“知逆夷（英军）于四月初七（5月27、28日）在省城北门外三元里等乡村抢掠、强奸，该乡举人何玉成等纠集万余人，斩获该逆、汉奸多名，并将兵头首级送辕门外领赏，义律大惧，即退出各炮台逃匿下船，并乞制府出示安民……”②这样描述起因大致不错，而后的叙述则有传说的成分。

    三元里抗英确实为民众首先集结。5月30日，三元里等数乡（事后有80余乡、90余乡和103乡之说）民众和水勇、团练集结列队于四方炮台之下，英军出击，民众且战且退，是时天降大雨，英军的燧发枪不能射击，英军撤退，一个连被包围，英军又派出两个连，携带不怕雨淋的雷击枪，救援成功。31日，获胜民众包围越秀山四方炮台，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劝解，民众方退。至于“平英团”及其宣誓语等，多半都是事后文人添油加醋的追记，而且调门越来越高，甚至说如果不是余保纯阻拦，民众将全歼英军，鸦片战争就此逆转。

    三元里抗英的战绩最初有毙敌10余人、100余人、数百人之说，后有200余人、300余人，乃至748人的说法。茅海建根据英方的记载认定，死亡5至7人，受伤23人至42人。①实在是无关宏旨，对战争进程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关于三元里抗英的领导者和参战主体，众说纷纭。当时的军事统帅奕山认为，三元里抗英的领袖是义勇头人职员邓彰贤、薛必高，参战的主体是曾获清军火药资助的“义勇”。这明显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而时任两广总督幕僚的梁廷枬则认为，抗英领袖为当地举人何玉成，参战的主体为乡绅领导的“社学”（明清时期珠三角特有的一种农村准军事组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省文史馆组织力量对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进行实地调查，认为该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妻子受到调戏的农民韦绍光，参加斗争的主体是当地农民和打石、丝织工人，部分爱国士绅也发动社学参加了斗争。该调查提出的以农、工为主体，以农民为领袖的新说，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而事件参与者林福祥则声称，抗英的领袖是他本人，参战的中坚力量是林家水勇，这里不无自我标榜之嫌。

    茅海建先生认为，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数千乃至数万的民众参加斗争，以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可以认定，此时广州北郊的乡村中必然存在着某种社会组织，否则不可能有此效率。邓彰贤的背后有官方色彩的“义勇”，何玉成的背后有乡绅色彩的“社学”，林福祥的背后有家族色彩的“水勇”，而当时参战的一些农民，后来成为天地会的重要领袖，广州附近农村的会党势力非常强，当地农民中的会党组织在此事件中应该也起到某种作用;而且义勇、社学、会党三种组织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一个农民可能同时兼有三种身份。在斗争中组织能力最强的当属士绅，各种长红（用长幅红纸书写的通告之类）、示谕、檄文都出自他们的手笔。魏雯德也认为，三元里抗英事件并非农民的自发行动，而是官府倡办的团练和绅士领导的结果。②

    现在的问题是，规模和战果都有限、对战争进程并无重大影响的三元里抗英事件，为什么一开始就被人们看重，并不断神话，以致现在新教材又增加了这一内容？

    从事件发生的大背景来看，按照儒家的“家天下”学说和“天朝”的既定国策，对于桀骜不驯的“逆夷”，“剿”是唯一正确之途。然而，清军在战场上却一败涂地，实在有损天朝上国的尊严。由此，清王朝将以何种力量去战胜这些“逆夷”，是主战派官员必须面对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三元里抗英促使他们将希望转系于民众的自发力量之上。三元里一战变成神话的始作俑者，就是当时谎报军情的奕山和一些清朝的官员。

    神话这一事件还有一层深意，就是这场战斗的可能发展趋势。围攻四方炮台的民众是被广州知府余保纯劝退的，而不是被英军打败的。这就让许多人产生幻觉：如果没有余保纯阻挠，民众本可以一鼓作气，歼灭占领广州的英军，甚至把整个英军驱赶出中国也未可知。这实际上与“如果林则徐不被撤职，鸦片战争就不会失败”的论调是一致的，只是时人自大心理的一种虚幻影像，而没有看清问题的根本所在。这种论调流传了百余年。

    今人看重这一事件，明显受到革命史观的影响。革命史观强调斗争、歌颂反抗，重视甚至夸大人民群眾的作用。三元里抗英正体现了这种大无畏的抗争精神。但正如张鸣先生所说的，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些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他把这种心态称之为“泼妇心态”。①像三元里这样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群众性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在以后的诸次列强侵华战争中鲜有再现。相反，一般民众在中外交战现场看热闹的记载却屡见不鲜。所以三元里抗英并不具备代表性。

    我们现在看重三元里抗英更主要在于，认为这一斗争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不确切的。家与国虽然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保卫家园，使家乡和亲人免受伤害是人的本能，不管这种伤害是来自本国统治者还是外来侵略者。而且保卫家园可以有多种方式，既可以武装抗暴，比如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也可以像鸦片战争后期一些官绅所做的那样，主动付给英军“赎城费”，乞求他们不要骚扰本境。从这个角度说，三元里人民抗英与官绅给侵略者“赎城费”本质是一样的：使家园免受破坏。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在甲午战后才产生，经由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大力鼓吹、宣传，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家所熟知的“五四”运动，事情起因于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旨趣与三元里抗英大为不同。游行学生喊出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表明，在民族大义面前，人们的爱国行为不是为了“小我”的算计，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抗争、奋斗，甚至流血牺牲。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

    总之，三元里抗英只是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出于民族大义保卫祖国的战争。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实在微不足道，只是在不断地神话中被赋予了不属于它本身的意义。故不能无限拔高，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而且从教材编写来看，鸦片战争的过程等更有意义的内容都没有叙述清楚，现又增加这一内容，殊为不当。

    傅斯年先生认为，中学历史教科书应“在规定之字数及时限内，将历史事件之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将每一历史事件之叙述，充分到最大限度”。“一件重要事件，叙述上应该不惜详尽，应该把‘故事、‘传记的艺术作用，酌量引到教科书的正文中”。②何兹全、齐世荣等老一辈史学家都有此看法，认为初中课应该以讲故事为主。任世江先生认为，鸦片战争从初、高中到大学缺乏层次性，都是背景、原因，过程简略，然后就是条约和影响，这样一路下来，学生学了鸦片战争但不知道战争过程，不知道中方战败的直接原因。这种模式扼制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妨碍了学生学科能力的培养。③初中课程应该以战争过程为主，虎门大战具有代表性，高中再讲条约和社会性质的转变。新教材虽然增加了战争过程的叙述，但仍嫌简略，看不出中方屡屡失败的原因。鸦片战争是落后的清军与西方近代化军队之间的第一次较量。从战争的过程中，让学生发现问题，他们才能真正感知当时中国落后以及战败的原因，而不是记忆抽象的结论。

    为此，我们斗胆建议，在课堂教学中，教材中“相关史事”可以简略介绍，略去也无妨，代之以鸦片战争中的一个典型战役。以“虎门大战”为典型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任世江先生以此在溧阳会议上制作的课件很生动，且节约时间。我们在使用时适当加以改造，运用多媒体的优势，再配上教师简单的讲解。这样既真观形象，学生亦喜闻乐见，效果会更好。

    【作者简介】张羽丰，江苏省溧阳中学历史教师。

    李玉，江苏省华罗庚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