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平发展问题
苏长和
编者按：201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从战略高度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正因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为中国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言，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世界格局已与20世纪80年代大为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正在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明显变化，在这一新的国际背景之下，我们该如何看待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如何在战略高度实现外交理念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同时又面临怎样的挑战？针对以上问题，我刊特约两位专家撰文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大义所向
世界大义，顺之者进，逆之者退。所谓世界大义，就是一个时代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同时集中反映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民心向背的问题。在国际关系舞台上，能够提前洞察、顺应甚至推动世界大义潮流的国家，也是在外交思想和实践上发挥引领作用的国家。新中国外交非常重视对世界大义的把握和研判，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从而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舞台上，巩固和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地位。
第一，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是战后世界的大义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独立解放与非殖民化运动是时代的潮流，也成为世界大义所向，新中国外交抓住了这一世界大义，采用不同方式在各种国内外场合声援和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独立建国的正义要求。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并不具备和平发展的外部条件，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是第一要务，也是世界上最大多数人民的心愿。在这个世界大义的影响下，一大批新兴新生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从而极大地改变了联合国的成员结构和政治版图。回过头来看，正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一大批亚非拉新生独立国家，成为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主力；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在政治和外交上对中国的支持，在新中国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孤立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本身就对许多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争取独立建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很大的启蒙和示范意义，而这个启蒙意义目前来说，在战后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中的地位是被低估或忽视了的。
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大义所向。时代不同，世界大义也与时俱变。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国际政治版图的基本定型，民族解放和独立不再是世界最主要的问题，实现发展、如何发展以及怎样为发展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一大批新兴新生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最主要问题，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大义所向。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行较大调整的重要国际背景，也是邓小平同志作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重要判断的依据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因为抓住并顺应了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大义，在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加快发展自身建设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从而使中国的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
应该说，在同一时期，一些国家对世界大义的判断是有偏差的，由此也产生了不同的外交后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世界大义的判断，受到冷战思维惯性的影响，过于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画线，出现偏差，将西式自由、民主、人权作为世界大义所向，竭力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和强加西方标准的自由、民主、人权，对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伤害很深，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西方的误导下，迷信并移植西方制度，导致国内分裂，错失甚至痛失了发展机遇，国力一落千丈。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潮流
当前国际关系处于急速而又深刻的变化之中，霸权国家衰落的失衡心理和失当行为成为世界上一些风险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一些新的地区性动荡具有连锁和联动效应，国际体系积聚的矛盾一时难以通过改革得以化解，世界仍然不安宁。同时，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外环境也在发生变化。那么，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潮流这个判断是不是已经过时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部环境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笔者认为，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大势以及国际关系运行规律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潮流，同时，改革、发展、稳定成为当代世界面临的三个突出问题。
第一，从中国与世界以及国际关系发展的经济基础看，中外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中人、财、物、智的流动规模已经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局面，国际不平等经济格局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人、财、物、智的流动规模初步形成了制约战争的综合力量。
从人流规模来看，仅2014年春节中国的交通运输体系，在40天时间里就将相当于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搬运了一次，[1] 在国与国之间，中国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极大的正能量。中俄、中美之间的人员来往近400万人次，每天太平洋上空约有1万人来往于中美之间，中韩之间人员来往规模达到800万人次，中国与东盟达到1500万人次。从财流来看，企业的跨国兼并、各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多国联合在第三国的投资等地区互联互通的深化，使得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从物流规模来看，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世界上128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价廉物美质优的中国产品行销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开放包容的市场经济体之一，未来五年中国仅进口外国商品规模或超10万亿美元。最后，人、财、物的跨国流动带来富有活力的智流。人、财、物的流动促使文化、制度、发展道路、思想的交流和互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活跃，中国人主动、自主认识世界的觉醒意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智流的结果是双面的，智流中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文化霸权主义现象，但另一方面，智流也催化了世界范围的文化自觉和政治自觉运动，同时附加带来世界各国之间命运共同体和团结意识在上升。如何将新一波的政治自觉力量引导、转化到和平发展道路上，是中国与世界共同面临的机会。在规模庞大的智流运动中，在独立基础上保持谦虚学习的国家则进，而封闭排外的国家则退，也即古人说的“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各国及其人民之间的相互学习成为潮流，“三人行，必有我师”则大，“三人行，我必为师”则小。
第二，矛盾论认为，世界是充满矛盾的，是在矛盾的对比和转化中运行和发展的；作为矛盾的混合体，世界在任何时候都既存在和平发展力量，也存在不和平发展的冲突和对抗力量，和平发展力量是在与不和平发展力量的竞争与比较、创造与转化中积累壮大的。因此，我们说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潮流，并不是说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根本特征，世界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和平发展的现象；也不是说和平与发展会自动成为推动国际关系进步的主要动力，和平与发展力量的壮大要靠团结和斗争争取；更不是说因为讲和平与发展，会导致在目前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中，一国就应忽视防御性的国防建设，或过低估计和平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和平与发展代表着世界的正义，和平发展道路对各国来说都是历史正道。当今世界，只要和平发展的力量与不和平发展的力量的对比没有发生决定性的改变，转危为安、化敌为友或者矛盾之间相互转化就有可能且有必要。这就需要更能动地调动世界上更多的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形成有力的和平发展伙伴关系网络，推动矛盾和事物发展向对自己以及更多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
第三，改革、发展、稳定成为当代世界面临的三个突出问题。尤其是改革议题。当前，“改革”既是许多国家面临的内政议题，也是当代国际关系面临的主题。“改革”这个词曾长期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今天，它同样也是摆在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的议程。金融危机以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诉求在上升，不管是西欧还是美国，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诉求。面临两党政治僵局，美国国内甚至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与此同时，改革更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主题，主要表现在国际体系层面，核心是如何推动国际体系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形成主权、民主、平等、法治的国际新秩序。战后国际制度的老化、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要求国际体系通过改革，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当前，围绕国际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各种方案层出不穷，几乎涉及到国际体系的方方面面，既有国际组织结构的改革（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以反映和提高新兴国家的代表权和发言权，也有围绕发展、环境、网络等新老议题的改革和建设。在既有国际制度行动不力的情况下，一些新兴国际制度（例如新近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机制）建设方案和实践引人注目。“改革”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关键词，同时也是中国赋予双边伙伴关系深化的新内涵。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访问欧洲期间，提出中欧要构造四大伙伴关系，也即“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伙伴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渐进改革的成功者，中国在改革进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也能够为许多国家发展以及国际体系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国是引领世界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型大国
正是因为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的正确认识和把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化了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的认识，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上升为中国的崛起之路，也即在国际上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被郑重地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中，与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起，共同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法章基石。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对守成大国也逐步产生示范效应，引领着守成大国开始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2014年8月4日，美国模仿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华盛顿首次举行美非首脑峰会，尽管在对非理念和实践上不能与北京峰会相比，且不乏冷战思维，但重要的是美国在重视非洲发展问题上向前迈进了一小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开局、布局、格局气势磅礴。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和平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国内外场合阐述新时期和平发展的内涵，中国外交在践行和平发展这一中国外交的价值观上也有新的拓展。
第一，坚持用两点论看问题，辩证统一地看待和平发展与坚决维护国家权益之间的关系，划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底线。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关于和平发展道路的集体学习中，习近平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辩证关系，强调指出中国与世界都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分享着成果，中国找不出任何理由不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第二，在新型义利观的指导下，将和平发展的大义与合作共赢的大利结合起来，强调和平发展成果能够公平地为各国人民所分享，各国人民要从和平发展中得到实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各国老百姓中扩大和平发展的社会民意基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和平发展外交的实践创新之一，是推进和深化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网络，重视通过双边发展战略的衔接和对接，转化和创造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新发展机遇。近两年来，中俄双边伙伴关系延伸到建立全面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中欧双边伙伴关系深化到“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四大伙伴关系，中韩双边伙伴关系扩大到“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四大领域。另外，中国更加重视将中国的发展与更多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衔接起来，通过制定一系列双边五年或十年外交发展规划，将中国的发展与对方的发展战略对接起来，倡导互联互通，筑牢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在世界上努力扩大和平发展的共同体。随着中国与更多国家在发展问题上的衔接和对接，围绕治国理政为主题的政党、行政、执法双边合作业务量将会激增，这需要我们必须要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大局下思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
第三，重视从舆论上将和平发展观念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观念和共同价值，提倡各国都应该顺应和平发展这一世界大义，走和平发展道路。世界上只有中国一家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不够的，只有更多的国家共同携手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走得稳，走得通，走得远。和平发展也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更不是对中国的单方面约束，它是新型国际关系观念上的公共产品，只有国际关系以及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及其人民在和平发展上形成自律、他律与互律，才能真正增加制约战争和冲突的因素。
【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1年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1&ZD074）的资助】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外交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作者注：2014年，中国春运人次近34亿人次。
